709的宗教與政治

在上海街碧波押的放映會, 一位中年人說看《709彼岸》有點像看「恩雨之聲」的節目,為何特別要拍攝其中一位受訪者(郭飛雄太太張青)唸聖經,又要剪輯牧師為該受訪者禱告(輯自艾曉明的《神的孩子》),問灰記是否信教,是否也想利用影片宣傳一下基督教。灰記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搞得有點愕然,因為從來沒有想到這齣影片會給人「恩雨之聲」的感覺,幸而觀眾中很多人都表示沒有這個感覺,令灰記放下心頭大石,並隨即回應說,灰記沒有宗教信仰,但支持信仰和言論自由,既然有受訪者特別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她們如何重要,不會因為自己不信教而故意删走這些說話。灰記沒有回應唸聖經的片段,不覺得唸聖經便等於傳教。

一位年青觀眾也回應了那位中年人,指面對如此嚴酷的環境,尋求宗教的慰藉很理所當然,很難想象沒有這些心靈慰藉她們何以過日子。的確,回想起來,曾經採訪的維權律師和家屬,信仰基督教的真不少,但本地的主流教會和宗教團體,有多少會關注他們的命運,以至關注在中國受逼害的宗教人士?中共視宗教為「洪水猛獸」,會顛覆他們的統治,基督教、天主教便是「外國勢力」的代理,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則與「分裂勢力」劃上等號,前者是藏獨「分裂勢力」「迷惑人心」的武器,後者是新疆「極端/恐怖主義勢力」的溫床。

這個只信仰一己權力的政權,把自己也不相信的馬列主義定為一尊,不容任何信仰力量挑戰。其對宗教信徒的逼害,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新疆不時傳來消息,共產黨強逼當地人背棄伊斯蘭傳統,甚至要接受集中營式的「再教育」,虔誠的教徒被視為潛在的「恐怖主義」分子;同樣,西藏受人民愛戴的佛教僧侶是共產黨的眼中釘,中共推出活佛認證,由統戰部宗教局頒活佛證書給那些聽黨的話的僧侶,要求僧侶接受「愛國教育」,就是為了削弱達賴喇嘛和那些依然視他為全藏精神領袖的活佛/僧侶的影響力。然後,又勒令禁止新疆和西藏未成年青少年接觸他們的傳統宗教,美其名是「保護青少年」,實際上是要灌輸「愛國思想」以清洗他們民族的根源,所以也要逐步試圖取諦藏語和突厥語。被中國強行統治的西藏人和新疆人,以至較少人提及的蒙古人,要面臨「種族清洗」的厄運。 

這種強逼別人不信教,強迫別人做中國人的中式一尊與大一統桎梏,說穿了就是「擁護共產黨千秋萬代」的妄想,必然會受到挑戰。既然「共產黨千秋萬代」是一種妄想,必然帶有精神病性質,所謂妄想被逼害症由此而生。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病人是受害者,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政權必然是加害者。從政權動輒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維權律師/人士、抗爭者治罪,就是一種病態。維權律師是行使法律賦予他們替委託人辯護這個基本權利,因為委託人是不受政權歡迎的法輪功信徒、基督徒、西藏人、新疆人、上訪者……,當局就可以恣意剝奪律師和委託人的權利,律師如不聽話就要受逼害,由吊銷律師資格,到拘押酷刑,到控以莫須有罪名;一些發表政見的異議人士在行使言論自由時,亦被控以莫須有罪名,這一切稍為留意中國人權訊息的人都會知道,最近再被重判的秦永敏,人生一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度過,只因為他要實踐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這些就是極權/病態統治的「萬象」。

而中共這種病態統治,已開始影響香港的當權者,以病態的心理去解釋言論自由,說什麼言論也有限制,不能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那個原本並不活躍的「一、二人政黨」,香港民族黨,因為中共要進一步打壓香港的言論結社自由,香港警方便以「社團條例」把它拿出來祭旗,說民族黨危害「國家安全」。最可惡的是警方把言論表達自由故意與行動混為一談,警方這種言論等於行動的說法,就是和應中共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霸王病態。其實,為什麼言論出版自由要和結社自由綑綁在一起,因為言論與行動是分不開,也是法律所容許,只要不牽涉暴力,這是為了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組織團體、發表政見以至參政是人民實踐其政治信念的不容侵犯權利,道理顯而易見。

至於是否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在一些民主開放程度較高的社會,都會讓人民自行判斷,判斷的方式一是透過選舉 ,二是透過公投,看鼓吹「分裂國土」的鼓吹者/候選人是否獲得選民支持。灰記在此博客已講過多次,加拿大𣁽北克、英國蘇格蘭、日本沖繩,以至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派的議會候選人不會被取消資格,鼓吹獨立的政黨可成為地區的執政黨,例如蘇格蘭執政的民族黨,曾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於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反對獨立者較多;又例如加拿大的𣁽北克人黨取得𣁽北克省的執政權後,亦曾單方面舉行加拿大政府不承認的獨立公投,加拿大政府並沒有阻撓。至於今年西班牙中央政府禁制加泰隆尼亞舉行獨立公投,要取締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這種地方與中央的獨統之爭的發生,正正因為西班牙政府並沒有,或礙於民主憲法,不能透過限制加泰隆尼亞人的言論結社等政治權利,把加泰隆尼亞的獨派「消滅於萌牙狀態」。

因此,一些香港的共產黨附庸,特區政府、民建聯、工聯會為首的保皇黨說什麼「港獨有違天理」、說什麼全世界也不容許「分裂活動」,只是欺騙那些受大一統思想洗腦的無知市民。至於說民族黨鼓吹「民族仇恨」和暴力,灰記也明言反對「港獨本土派」的「狹隘的排外民族觀」,也不贊成他們的「勇武」說(其實民族黨只是在「吹水」),但這些言論距離引起即時公眾安全威脅還有十萬八千里,依然是法律容許的言論自由範圍,必須受保障,不同意陳浩天的言論可以如灰記般反駁,但官方不能因此而禁制民族黨。試想想,你香港警方在陳浩天家裡連一件武器都搜查不到,也舉不出民族黨有何具體的暴力行動計劃,怎能「屈」人危害公安和「國家安全」!

想深一層,中國的病態統治,在特區政府和保皇黨刻意逢迎下逐步滲透香港,一些人因「絕望」而萌生「去意」,個人層面是移民,政治層面是港獨去中國,這些心態便不難理解。至於香港的權貴們為何樂於犠牲可能對中港都有利的「香港獨特性」,拼命迎合中共的「融合政策」,那些中港「上層人士」的利益糾纒和交葛,為何要趕緊把香港剝奪殆盡,灰記無從,也懶得去理解。如果說「絕望」是現在一些香港人的普遍情緒,709事件會否對他們有所啟發?

《709彼岸》其中一個受訪者劉巍律師說,在國內時不斷思考中共這種暴政何時可結束,想到很絕望。709大抓捕之所以發生,正正因為人們在做事情,觸動了中共敏感的神經,因而遭受殘酷的打壓。但709發生後,沒有任何人退縮,大家仍舊敢於發聲,這就是希望。

觀看709的觀眾也不只一次談到,佩服他們在「絕境」中的勇毅,但也想不到他們可如何撼動這個頑劣的政權,也不知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作為709的拍攝者,灰記只是一個messenger,憑著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以及中港(民間)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會繼續當一個忠實的messenger。其他人同樣會依據他們不同的關注和認識,做力所能及的事。

也在場觀看《709彼岸》的甘浩望神父,早已遊走於中港之間,做著他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結合,與貧苦大眾同行的宗教與政治實踐。因此,對該中年人「恩雨之聲」的疑問毫不在意。反而因政權仍依杖中國傳統的株連暴行,維權律師/抗爭者為了了無牽掛的繼續維權抗爭,往往要付出妻兒遠走他方,長期分離的代價,令他特別有感觸,覺得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反問是否要抱獨身主義才能當維權律師/抗爭者,還特別提到他們的處境令他想起電影《沉默》,中世紀日本禁制外來宗教,面對酷刑折虐,以至殺之禍的傳教士,要被逼背棄自己的宗教的兩難。

神父以面對宗教試煉/試探來類比中國抗爭者的處境,令人想起「殉道」的艱難問題,的確教人沉重。此刻,灰記不管自己是否無神論者,唯有與神父一起默默的禱告,祝福那些在「絕境」中反抗的人們。

當709遇上「本土派」

在一次《709彼岸》映後談,某位青年提出一連串問題︰拍這影片的動機、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如何立足/保衛香港、行動的優先次序等。有朋友事後告訴灰記,這個「本土派」是來「踩場」。灰記當時也估計他是「本土派」,也想起一些「本土派」的典型思考方式︰「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諸如此類。

 

這位「本土派」朋友以提問方式表達,是想挑戰一下灰記這個「左膠」,還是他本人對這種典型思考方法也起了疑問?無論如何,這位「本土派」青年願意來聆聽中國維權律師/人士說話,即使來「踩場」也沒有以往一些「本土派」的氣焰,是不錯的事。

 

其實影片開首已開宗明義講了灰記拍攝的動機,709大抓捕發生了三年,王全璋律師生死未卜(最近已從他妻子李文足發送的消息,得知有律師見過他,有被喂藥和受酷刑的跡象),一些替709受害者辯護的律師如余文生、李昱函相繼被羅織罪名拘押。但中國肅殺的氣氛,並沒有令所有人噤聲,不少受過打壓的人繼續為人權和公義發聲。而選擇避難的人,也有他們的故事和要說的話。影片要說的其實就是這些,或者準確一些,影片是讓他們說話的平台。

 

至於說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同場的影片採訪者江瓊珠答得瀟灑,也懶得理會什麼立足本土、優先次序,除了沒有刻意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因為中共的殘暴要知道的人都會知道,也提供了一個與中國維權/抗爭者的連結方法,「只要你當維權律師/人士是朋友,你就會關心他們,就會想到有何事情可做」。只是,對一些「本土派」人士來說,要超越「民族仇恨」,關懷水深火熱的中國抗爭者,是「左膠」大愛的不切實際。

 

灰記就拿著青年問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這句話,打蛇隨棍上,說既然「本土派」如此仇恨殘暴的中共,怎麼能對那些在中國第一線對抗中共暴政的維權律師/人士,不聞不問。維權/抗爭人士,現在動輒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即是他們的存在對共產黨來說,是威脅它的統治,這不是很符合「本土派」的要共產政權倒台的想象嗎?

 

爭取香港獨立/建國與關注中國人權並沒有內在矛盾,正如不少認同台灣主權、主張台獨的台灣人,都有聲援中國的維權律師/抗爭者,這是基於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共同價值的追求,超越了「民族」認同的界限,大家變了道上的朋友,道理顯而易見。只要懷著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共同價值追求之心,便不會有「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的心態。而對中國的抗爭和人權狀況不聞不問最符合中共利益,所以香港的保皇建制人士都對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視而不見。至於「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只是舵鳥政策,「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中港政權正在「溶化」香港,講切割,比民主派要繼續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更虛無漂渺。

 

因此,灰記繼續回應說,面對中共的同一暴政,中國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香港人站在二、三線。大家有的是「前後方」的關係,有的是聯繫的必要。第一線/前方的抗爭形勢較好,二、三線/後方的情況也會較好,又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一些「本土派」硬要看不過,聽不到,是以虛幻的「民族仇恨」,代替了「理性」的現實思考。

 

最近劉霞離開中國往德國治病,在天津看守所失去音訊一千多日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其妻子終於獲得他仍生存的消息,她們有機會向外界表達心意時,都不忘感謝香港對她們的關注。李文足更特別提到,以往對香港無甚概念,這兩三年香港市民對被逼害709律師的關心與聲援,令她對香港很感恩。這兩位女士所表達的謝意,除了體現江瓊珠的朋友說外,或許正好解釋第一線與第二、三線的關係,香港雖然面臨「中國近了」的龐大威脅,但畢竟還有相對的自由與空間,去做處在第一線的抗爭者不能做的事,向全世界傳遞訊息、向中聯辦抗議、拍攝影片/出版書籍、在網絡發聲、參與聯署等,若不是受「國族仇恨」所「蒙閉」,香港人在為自己發聲之餘,必定會想到「唇齒相依」的中國抗爭者,想到為他們發聲,替他們打氣,因為大家都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當中國真的所有反對/反抗聲音也消失時,香港人離第一線也不會遠。

 

7月13日晚劉曉波逝世一周年追思會,中國抗爭者胡佳錄影講話指出,香港仍存在的空間,香港人對大陸人權的關懷,對中國內地的抗爭者非常重要,他們亦心存感激。而中國的民主對香港而言亦十分重要,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胡佳在今時今日重提很多人忘掉,「自決派」和「本土派」都拒絕承認的「政治現實」,別具意義,也別有一番滋味。

 

因此,灰記也再「苦口婆心」盡一下言職,假如「本土派」因為不安、仇恨而自我孤立,以為自己在草木皆兵中「孤軍奮戰」,看不到比他們勇武和命運悲慘十倍的大陸抗爭者,看不到行禮如儀的七一遊行為「港獨龍獅旗作「掩護」,看不到「泛民」和理非遊行集會也是「本土派」籌款、宣傳的場合,看不到「左膠」/民主派同樣十分珍惜言論結社自由,同樣受打壓,看不到同道與朋友,永遠以最大/唯一政治受害者自居,繼續甘受某些坐在書桌前的「港獨/本土」理論導師迷惑,這樣下去,「朋友」只會愈來愈少,道路只會愈走愈窄。

 

 

堅持到底,甘浩望的在地與本土

今天瀰漫歌頌青春的莫名情緒,老朋友江瓊珠卻選擇訴說一個「老外」的故事, 她導演的《甘浩望巡禮之年》6月28日、7月4日和13日於藝術中心率先放映。灰記是影片其中一個minor攝影師,參與這齣紀錄片製作和宣傳的朋友也有一大堆,無他,甘仔這個「老外」行走香港(90年代後較多留在中國)幾十年,做了很多事情,在傳統社運圈子獨當一面。因著神父的身份(在片中他解釋神父並非一份職業),因著左翼(甚至是毛左)的信念,因著與基層、邊緣社群為伍的實踐,他被不少人認識,甚至尊敬。

江瓊珠被問到為何要拍甘仔,她十分肯定地說,甘仔由上世紀70年代初由意大利米蘭來香港,參與過很多社會事件,例如營救劉山青、協助油麻艇戶爭取上樓、與露宿者親近、積極投入居權運動、到現在仍每逢星期日在金鐘為參與雨傘運動的教友主持彌撒,然後又為難民/酷刑聲請者奔走……,拍攝甘仔就猶如重溫香港的社運歷史,或是探視過去幾十年的某種社會面向。不單如此,甘仔的「中國心」現在雖然被認為不合時宜,卻也值得很多香港人細味。

從甘仔所投入的運動/事件看,絕大部分都並非主流社運/民運的著力點:當年屬「托派」的劉山青因為探訪廣州民運人士,在80年代被囚於中國黑獄十年,主流民主派拒絕關注,甘仔本著宗教和人道精神,與宗教人士、劉山青的同志如長毛等,以及極少數市民(當中包括歌星黃耀明)作出「營救」,十年如一日,雖未能令劉縮短刑期,不過,劉山青於90年代初獲釋回港,主流民主派也要沾光,司徒華和張文光走到紅磡火車站獻花;

油麻地艇戶是社會邊緣人士,當中很多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水上新娘,當年港英政府散布艇戶爭上樓是「打尖」的言論,漠視避風塘環境惡劣及危險,與今日港人內地配偶子女來港是與港人爭資源的論述有點相像,都是分化市民的技倆,但甘仔不會理會社會輿論,堅持到底,終於為他爭取上樓。而他與拍檔神父宋仔為了與艇戶同行,住在艇上,最終自己也獲分配公屋,成了後來他中港兩地走的落腳點;

他參與居權運動更是與「全港市民為敵」,不少民主派政客議員都不敢觸碰這個「燙手山芋」,但甘仔一於少理,到今日仍與居權家長每年紀念129終審庭的勇敢判決,和626的人大釋法;協助難民/酷刑聲請者也是與「主流民意」相違背的活動。只有雨傘運動算是甘仔「回歸」主流民主運動的一次。

但作為身體力行的左翼神父,甘仔走的路其實相當正路,正如他在片中面對身為神父與信仰無神論共產主義的矛盾的詰問時,辯稱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福音有很多類同之處,最重要是與基層弱小同行,這一點他顯然由青年到現在開始步入晚年都信守著,於他而言,沒有半點矛盾。

甘仔的言行當然不是「石頭爆出來」,作為「七十後」(他今年七十歲),思想啟蒙除了來自傳統的天主教教義,也必然受以1968年作為標誌的歐洲左翼思潮/運動的影響。而歐洲左翼思潮/運動,或多或少被「神秘」的毛澤東「革命理論和實踐」所俘擄。所謂毛的「革命理論和實踐」,就是現在大部分香港人反感,大部分中國人唾棄,以至很多歐洲左翼批判的「文化大革命」。說甘仔始終如一也好,冥頑不靈也好,他從不懷疑毛澤東搞「文革」的「初心」==是要建立一個 「共產主義新社會」,一個他嚮往,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只是實踐有所偏差。

到現在他仍然期望中國會有朝一日建立這個「新社會」,因此他與主流民主派和本土派不同,他歡迎一國一制,但他在片中再三強調,這個一國一制是在「新社會」基礎下建立的,與現在的一國和現在的香港一制都不同,更與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同。至於這是否於香港人有吸引力,相信他也不會在意,倘若有人揶揄他「咁鍾意一國一制,移民去中國啦」,他會說「我早就移民中國啦」。事實上,當年他原本打算經香港踏足他嚮往的中國,只是中國不歡迎他這個外國人,於是只能「滯留」這塊殖民地。

當甘仔說一國一制說得興奮,說到死也要死在中國時,江瓊珠突襲,問他「你好唔鍾意香港咩,點解唔可以留喺香港」,面對江瓊珠突如其來的「質問」,他輕聲否認自己不喜歡香港,並道出了他眼中香港的「特質」,「香港是一個基地,一個橋樑」。於他而言,香港是一個來來往往、川流不息、開放包容的地方。事實上,他幾十年來在香港的實踐,也引證了他對香港這個看法,或者確切一點,對香港的期許。無論關心難民、邊緣弱小,還是善待新移民,都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要做的事。當然,甘仔的看法在很多香港人,無論本土派還是建制派眼中都不討好。

也許甘仔開放、包容的香港想象已不合事宜,他也不會是時興「本土主義」追隨者所接受的人物,但弄至今日香港如此侷促不安,負面情緒蔓延,除了共產黨、本地權力精英和保皇/建制派等的「民族」壓逼外,香港人集體失卻自信,失卻思考/感受切身以外人與事的能力,變得「目光如豆」,動輒訴諸悲情,忘卻香港原本「基地」、「橋樑」的「特質」,原來川流不息的熱鬧,因而也助長香港的「死水化」。

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觀看《甘浩望巡禮之年》,細味甘仔的人生事蹟,別有一番啟發,至少對灰記這類依然抱有「左翼關懷」的人而言。甘仔由殖民時期的香港到中共操控下的香港,始終如一,堅持到底是他的座右銘。你質疑他的「毛左」思想,你不喜歡他「尊崇」一個獨裁者,但他的宗教實踐和人道關懷卻是實實在在的。於他而言,共產主義理論上的窮人大翻身很合口味,只是共產黨墮落腐敗,騎在人民頭上,正如很多教會和教會上層忘記了耶蘇基督的實踐與教誨,即所謂宗教的初心,變成與權貴為伍的壓逼者一樣,背棄信仰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共產黨和宗教權貴。比較他與香港某些「愛國」宗教人士的言行,便知一二。

甘仔,一個比絕大部分香港人更愛中國的「老外」,他愛中國與很多忽然愛國的機會主義者,以及很多「黨性高於一切」的傳統「老左」不同,他愛中國並不是因為「大國崛起」,中國充滿機遇,反而因為中國有比香港多很多的窮人、邊緣人,因而與他們一起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機會更大。他的「中國心」其實源於一種很多人認為過時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精神,而非香港人/中國人所糾纒的國族主義,無論是「香港心」還是「中國心」,這亦是灰記不介意他「毛左」,樂於與他為伍的根本原因。

江瓊珠在片中問一位追隨甘仔的中國殘疾人士,她現在為殘疾人士奔走是否一種「甘仔精神」,她雖受甘仔啟發,卻不拘泥於「甘仔精神」,說這是「助人自助精神」。她說得理所當然,充滿自信,她令我想起中國很多抗爭/維權者,不管客觀環境如何,助人自助,還有甘仔的口頭禪堅持到底,這可能就是現今「惶惶不可終日」的香港人需要重拾的精神和鬥志。

今日人人都要談本土,有人更喜歡切割,由米蘭到香港到中國大江南北,甘仔都是深入社會底層,沒有人比他更在地,更本土。至於他的在地與本土是否不合時宜,他不會在意,他會堅持到底。

(請注意:這並非冗長沉悶的社運片,片中甘仔與人接觸的很多細節都十分有興味)

即使一國近了,專制正在成形

自從習近平提出「全面管治權」之後,北京明目張膽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以「港獨」這稻草人,逼迫港府(當中自然有人會主動配合)無理取消參選人資格,又以宣誓是否合規格大做文章,以釋法誘導法庭取消議員資格。中共要大力打擊香港民主/反對力量,壓制港人的自由和權利,昭然若揭。

 

最近兩個京官再喊話,那個喬曉陽說什麼「港獨」不是言論自由,全世界都不容「分裂國家」,又說不能挑戰國家憲法,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云云,而那個王光亞則威嚇說不能喊「結束一黨專政」,因為違反憲法,不能參選議會,林鄭則指不保證喊「結束一黨專政」不會有後果,緊跟北京主子的步調,完全忘卻了她要 做的是向香港人問責。那個早前擔當傳話人的譚耀宗應該感到很「威風」(當然還有那群同路人如鄭耀棠、王國健、吳秋北…),習慣了被「圈養」的人,早已失去了對自由的認知,只會仇視追求自由的人。

 

這些有權及接近權力的人,操弄一統「愛國」主義,把政權壟斷國家無限神聖化,欺騙/嚇唬一些不甚了了和那些迷信中國「帝國夢」的人。其實,一些民主國家處理獨立與分離的態度已經很文明,不會隨便「喊打喊殺」,更不會剝奪人說話的權利。不知喬曉陽是真無知,還是故意誤導,早於1980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已舉行過第一次獨立公投,那時親北京的加拿大工人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支持魁北克人有自決權,只是主張魁北克繼續留在加拿大,魁省工人尋求與加拿大全國工人聯合起來推翻資產級統治, 加拿大政府亦沒有「拉人封艇」,只是不承認公投結果而已。九十年代,魁北克也舉行過類似的公投。幾年前,蘇格蘭更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進行了獨立公投,公投結果是多數蘇格蘭人贊成繼續留在英國。

 

至於最近西班牙政府暴力鎮壓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做法備受爭議。但西班牙政府不同於中港政權,沒有禁止「分離主義」言論,也沒有取消鼓吹加泰隆尼亞獨立的議會參選人資格,否則加泰隆尼亞的地方議會就不會有過半數支持獨立的議員可以推動獨立。日本也是喬曉陽口中的單一制國家罷,鼓吹沖繩獨立的人並沒有被說成違反日本憲法,也可以參與地方首長和議會選舉。無他,以上都是民主國家,憲法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即使涉及主權與政治,也不會為言論設限,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的人依然可以暢所欲言。

 

因此,無論中共和香港權貴怎樣裝得義正辭嚴也好,都掩蓋不了一個現實,一個殘酷而醜惡的現實,中國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獨裁專制國家,香港的當權者和迎合權力者正在摧毀「一國兩制」和香港自治,令香港與中國趨同。而面對獨裁專制,選擇反抗的人,任何難聽、荒謬的指控都會降臨她/他身上,失去自由、遭受酷刑以至喪失生命等的命運亦隨時降臨她/他身上。而所謂獨裁專制,說穿了就是權力得不到制衡,掌權者唯我獨專,恣意踐踏人權,就是這麼一回事。

 

被中共判囚前後11年,現仍在獄中的抗爭者楊茂東(郭飛雄),其妻子張青去年接受訪問時說,中國最主要的問題是政權專制,人民得不到自由和權利,這些道理很多老百姓都明白,但因為政權太殘暴,也太強大,人民只能保持沉默。但中國的改變始終會有人去追求,她丈夫自覺要擔當這個使命,並為此作出犧牲,她作為至親的人,便只能理解他,支持他,何況她認為丈夫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在獨裁專制的中國,選擇抗爭的代價十分沉重,大部分人都不敢輕言嘗試,因此,抗爭者正如中共所言,總是一小撮人。但即使在習近平個人獨裁的高壓和肅殺下,也不能讓所有封口,這一小撮人依然頑強。

 

這一小撮爭取自由的人,有不同領域維權人士,有人權律師,有政治異議者,各有不同訴求,但在中共政權眼中,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賣國賊」,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的野心家」。正如一介家庭主婦汪艷芳,她到美國替在獄中的丈夫唐荊陵律師領取人權獎,就被當局指「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一個手無寸鐵的家庭主婦,如何有能力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她覺得很荒謬。

 

專權者要維持其專制統治,總是拋出極其荒謬的罪名指控反抗的人,因為維持國家權力和資源的壟斷是專權者的最高目標,在他們心目中,任何爭取權益和自由的舉動都是衝著權力和資源的壟斷而來,是奪權而來的。所以中共總愛說「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牙狀態」,說穿了就是不願分享權力,不能接受權力制衡。在毛澤東時代,有一面「共產主義革命」旗幟可用,把一切異議者打成「反革命」,鄧後「走資」,不能以「先進」的革命者自居,便只能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這些最容易迷惑人心的口號來打壓反抗者,特別是高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幾年,「漢奸」、「賣國賊」如雪片飛,說不中聽說話的人便輕易成為「漢奸」、「賣國賊」。

 

這種泛濫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真是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在中國,婦權分子眾籌在地鐵賣反性騷擾公益廣告,換來「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引入西方資產階級女權意識,意在搗亂」的指控,主催者半年內被四度迫遷。在大學校園舉牌反性騷擾,也是「漢奸」行為,甚至被說成令大學蒙羞,是「不忠不孝」的行為。一切「老左」曾嚴厲批判的中國封建男權傳統,在「愛國主義」的需要下瘋癲回朝。

 

不過,在瘋癲肅殺下的中國,並非一切絕望。說出這些反性騷擾事件的中國內地婦權分子,曾經被中國當局刑事拘留,可以順利到香港的大學演講室分享她和同行者的經驗。她們受打壓是一回事,「反性騷擾運動」有寸進也是另一回事,至少已有9000人實名網上簽名,要求所屬大學建立反性騷擾機制(除了一些男生意識上的性騷擾,一些導師利用職權欺壓(包括性侵犯)學生相當普遍),個別大學也不得不在群眾壓力下,表示會認真考慮設立機制。

 

這位年輕的婦權分子明言中國現在的氣氛壓得人透不過氣,但她對抗爭仍抱有希望,她說那些行動主義者,只要有些微空隙都會爭取行動,網上只要有機會傳遞訊息,那怕訊息只能存活一分鐘、兩分鐘,一樣會抓緊機會。

 

她所說的情況不單存在於女權運動,也存在於其他抗爭領域。暫時在美國避難的人權律師劉巍對709大抓捕後(2015年7月9日起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問話、拘押和判刑)狀況極度憂心,她說有時看到暴政沒有盡頭會感到絕望,但709 案很多曾被捕的人和他們的家屬沒有退縮,依然勇敢的站出來為人權奮鬥,這就是希望。

 

709 案最為香港人熟悉的應當是現在「被失蹤」一千多日的王全璋律師妻子李文足,以及那幾位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709家屬,判緩刑的李和平律師妻子王峭嶺、被判刑的翟岩民妻子劉二敏、獲保釋的謝燕益律師妻子原珊珊。四月四日王律師被失蹤一千日,她們決定由北京徒步往天津尋找王全璋下落,在國保公案嚴密監控下,仍然接受了外媒(當然不會有中國傳媒敢採訪她們),包括多間香港傳媒的採訪。雖然李文足她們後來被公安國保強行帶回河北,李文足一度被軟禁,但最終恢復自由。上星期她在幾位患難姊妹陪同下乘火車到天津二院要求會見主理王全璋案的法官,但法官繼續避而不見。這次同行者有獲釋的謝陽律師(他的妻子陳桂秋和女兒去了美國避難)。

 

(繼去年放映的《709人們》,今年七月開始放映的《709彼岸》,採訪了在美國的709受難者、家屬、人權律師和抗爭者,請留意中國維權律師關組的網頁。)

 

儘管中共繼續蠻不講理,繼續需要時無法無天,需要時玩弄法律,但正如在美國的法律維權人士陳光誠所言,在網絡時代,中共要讓所有人噤聲根本不可能。而無論女權分子,還是709家屬的抗爭,香港都可以扮演角色,香港的形勢雖然愈來愈嚴峻,香港愈來愈與獨裁專權的中國大陸看齊,但香港仍擁有的學術自由,可以讓女權分子以至其他異議人士到香港分享經驗,宣揚訊息;香港傳媒內的有心人,不與香港的黨報、投誠傳媒一般見識,本著記者的職責,本著新聞自由的理念,仍然關注和報道大陸的人權新聞。

 

灰記在此博客說過不知多少次,香港特殊歷史時空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必須好好利用。對中共來說,香港依然是一個窗口,它不能完全沒有香港,對中國的異議抗爭者來說,香港是個透氣口/訊息口,以及聲援基地 ,香港人和她/他們的關係互相依存,她/他們處在暴風口,直接面對中共的暴政,任何抗爭的成果對香港而言都是值得鼓舞的消息,至少不是壞事,而香港人所提供的支持和關注,於她/他們而言都彌足珍貴。

 

而唯有香港人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堅決維持面向世界,關注大陸的取態,香港的「特殊性」才不會被侵蝕貽盡。現在只求一己利益而一味討好中共的建制/保皇人士,一味叫囂「愛國愛黨」,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會被追究,要求批評共產黨也要「必恭必敬」,是把香港「一國化」而自絕於國際;那些極端本土派故意看不到大陸抗爭對香港的重要意義,不把矛頭指向專制政權,而只管自說自話,甚至主動挑起新舊移民,以至中港人民矛盾,只會把香港推向死角。

 

具體可以怎樣做,各人有各人的具體情況,但不要放棄自己的任何權利,由生活工作,以至參選投票和意見表達…,即使一國近了,專制正在成形,都還有很多事情可做。即使社會變得愈來愈荒誕、政府愈來愈專橫、立法會愈來愈不知所謂、政黨和政治人物愈來愈令人厭惡,不要輕言厭棄社會紛爭、討厭政治黑暗而選擇冷漠,讓當權者為所欲為。

 

其實,看著中國大陸那「一小撮」被政權殘酷打壓,被污名化,仍不願放棄的人,又有何藉口選擇冷漠,選擇放棄!

 

《709人們》日本放映記

在打工一族理應狂歡的周五晚,路過寂寥的日本外務省門外,人數也沒有十個的示威者依然繼續努力,其中一位女士用「大聲公」傳遞訊息,示威的旗幟寫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灰記看得懂的漢字。眼前的情景輕易令灰記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東京街頭的反核簽名運動。反新自由主義、反核等這類左翼關懷不分地域,總存在著,不管規模如何細小。而灰記從留學加拿大形成的國際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因為長居香港而消退,任何排外思想,包括近年在香港興起,以仇恨中國內地人做賣點的港獨情緒,總刺激灰記的神經;任何開放的對外交流,例如這次的日本交流,都是灰記珍惜的事物。

同行的是一些關注人權的律師和教授,大家剛觀看完灰記製作的《709人們》,一齣有關15年7月9日開始,中國當局大規模抓捕人權律師和維權者的紀錄片。 放映座談結束前,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東澤靖作總結發言,提到兩重點,第一,影片受訪者,特別被捕維權律師家屬據理力爭的抗爭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第二,這種權力機構濫權的情況離日本其實並不太遠,幾十年前為人權奔走的律師也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位東澤教授很關注亞洲人權以及法律同行的福祉,他是亞太律師協會The Law Associ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日本代表,709大抓捕兩周年,亞太律師協會於7月26日再度發表聲明,極度關注事件,譴責中國當局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聲明特別重申亞太律協是該地區律師協會以至律師的代表機構,致力保護會員免受逼害、侵權和不恰當的限制。

這份聲明連同世界其他律師組織的聲明,是709大抓捕兩周年,國際法律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努力。不過,負責這次日本放映活動的東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阿古智子補充,日本弁護士協會與受中共控制的中國律師協會關係良好,一般日本律師賺錢至上,關注中國律師人權被侵犯的是極少數。其中一位是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兼理事伊藤和子,她的機構有份主辦這場供日本律師觀看的《709人們》放映會。她本身是律師,針對日本國內國外的侵犯人權事件,表達關注和向政府施壓,因而惹怒日本政府,成為被政府暗中監控調查的對象。大家不要天真以為民主國家的政權就不會弄權,不會針對政權不喜歡的人,不會鎮壓反對力量,只是他們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吧了。同理,人民愈醒覺愈抗爭,傳媒愈開放自由,政府愈投鼠忌器,這是金科玉律。

阿古智子對只有十多名律師觀看影片感到有點失望,她原來希望影片能對日本法律界帶來較大的衝擊。灰記鼓勵她,影片可繼續在日本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和大學放映,讓她的努力不會白費。說起她的努力,最具體和最重要的就是特別為這齣90分鐘的紀綠片把普通話翻譯成日文字幕,然後找她的朋友平野愛,一位紀錄片製作人做後期製作,附上日文字幕。這些無償勞動相信是出於對中國的一份關愛。阿古智子關心中國的基層與她的經歷有關,她在大阪出生成長,居住的社區有很多在日韓國人以及部落的後代(部落是江戶時代日本最底層的人,一般日本人不把他們當人),都是受社會歧視的人,她受一位中學老師的左翼思想影響,從此養成對基層弱勢的同情。左翼對中國的關懷也是順理成章,於是她大學讀中文,為的就是可以前往中國的農村做研究和扶貧。平野愛在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和丈夫製作很多和中國相關的紀錄片,當中很多都是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合作。

對阿古而言,影片充滿「親切感」,道理十分簡單,因為很多人權律師如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都是她的好朋友,所以無論影片拍得怎樣,她都會為看到好友的遭遇與告白而有所觸動。也許因為如此(當然還有正義感),阿古對這次日本放映活動非常關心和努力,除了在東京大學公開放映前盡力宣傳外,還特別邀請灰記和替影片做訪問的江琼珠到日本。我們除參加放映活動,還在阿古的安排下接受了NHK、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以及獨立記者野島剛的訪問。看到東京大學有約一百人觀看,她感到特別開心,因為當中有四分三是她不認識的,證明日本也有人對這齣有關中國的紀錄片感興趣。

日本人的認真亦令灰記嘆為觀止,影片開始前20分鐘,大部分人已就坐,不似香港,遲到是常事。影片放映完,幾乎所有人都留下來參加座談。負責翻譯的阿古還說,1小時的座談其實很不足夠,江琼珠覺得很不可思議。日本觀眾,無論觀眾還是記者,對709被逼害者的遭遇感到難以置信,對家屬的抗爭精神也特別印象深刻。其中一位記者特別提到被中國政府監禁的劉曉波最近逝世,問劉曉波與709能否扯上關係?江琼珠斬釘截鐵說有關係,影片其中一個受訪者江天勇中學時剛遇上「八九六四」,那場被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是對他的啟蒙,而劉則是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之後劉作為六四倖存者繼續為中國民主奮鬥,而江則在李和平鼓勵下,修讀法律為底層維權。江琼珠特別強調,每一代的民主或社會運動都不是從石頭爆出來,八九民運也是繼承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的探索精神!

然後,中國現在以習近平集大權的強國,以至霸權態勢出現,日本的朋友大多抱有以下疑問:習近平政權下對中國怎樣看?抗爭和外國的關注有用嗎?香港如何自處?

回答這些問題很簡單,現在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王峭嶺陪同下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最高法院為音訊全無的王全璋尋公道,儘管她們不得要領,還有時受粗暴對待,居住的地方持續受國保監控,但她們沒有半點退縮。而她們所發的每一個聲明都有其他家屬如陳桂秋(謝陽太太)、原珊珊(謝燕益太太)、金變玲(江天勇太太)、樊麗麗(勾洪國太太)、劉二敏(翟岩民太太)等聯署支持。家屬們在習近平要搞獨裁,要全面壓制公民社會下,依然不屈不撓,不管有沒有用,就是希望所在了。

而家屬之所以依然無畏無懼,國際社會對她們的聲援和關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接受NHK專訪時,灰記刻意提到習近平想學習毛澤東,想全國只有他一種聲音,但「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一句「反革命」便可以人間蒸發無人敢過問的「文革」時代已經過去。當然抗議發聲依然要冒風險,依然要付出代價,但動不動殺頭的時代已過去,更何況中國還是有不怕殺頭的人。因此,習近平絕對沒能力做一個讓全民噤聲,讓全民歌功頌德的大獨裁者。

然後,當灰記對日本的朋友說,中國是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變好變壞對鄰近國家都會有很大影響,因此,即使在功利層面,聲援以至實質幫助能令中國向好的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很多都點頭稱是。所以,香港如何自處?就一定不是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把頭埋在沙堆裡,幻想香港「建國」/「立國」,道理就是如此的顯而易見。

 

 

「回歸」20年、國歌法、一個民主派的最後底線

令人鬱結的七月一日快將來臨,那個習近平要來香港「威」兩三日,香港的暴力國家機器便如臨大敵,甚麼反恐級別的保安,要派成千上萬警員圍曉習氏夫婦團團轉,警方高層更揚言要想方設法阻止習某人看到任何敏感的抗議字句或圖畫,以免剌激他弱小的心靈。可以想像香港某些地方會變成戒嚴般。以戒嚴方式慶祝「回歸20周年」,只有與民為敵的政權才有此心態,反恐級別保安其實是對香港人極大的侮辱,反對中共極權不是恐怖主義,中共極權才是恐怖主義。當然,那些為中共搖旗納喊的建制嘍囉如鄭耀棠之流不會覺得戒嚴與慶「回歸」有甚麼矛盾,因為他們的共產黨奴才心態就是要千方百計討好領導,人民的權利可以隨意剝奪。

在這個帶來香港人諸多不便的「中國皇帝」未出現前,那些共產黨前任和現任官員,以至那些自動獻媚的香港人,如張曉明、周南、陳佐洱、董建華、梁愛詩、何柱國、梁美芬…,趁著主權移交20年集體暴露,暴露出令人憎惡的嘴臉,甚麼「中央五次釋法為香港好」、「你不準備做賊,為何怕23條立法」、「中央希望剛回家的孩子健康成長,小孩耍小脾氣可以容忍,但不能六親不認、自立門戶、獨立建國」、「香港人被殖民洗腦百多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公開,是因為透明度高了」,討厭得無以復加。

與此同時,北京正審議國歌法,不久將來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或者故意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損害國歌莊嚴形象,都是觸犯國歌法,違者可被公安行政拘留不超過15日。 共產黨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指現時香港玷污國歌不犯法,反映法律不健全,不排除會如國旗國徽法般引入香港。保皇派議員一如所料紛紛做應聲蟲,贊成引入國歌法,如引清兵入關般,進一步踐踏香港人的自由。

中共要立國歌法,然後引入香港,相信與近兩年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賽事,包括近日香港對北韓,球迷大噓國歌有關。在剛過去的亞洲盃最後一圈外圍分組賽,香港於主場以1比1賽和實力較強的北韓,令入場8000名觀眾喜出望外,亦為這個抑鬱的城市短暫沖喜。香港人捧香港隊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偏偏國際賽賽前儀式要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引起大批對中共政權,甚至中國沒有好感,以至反感的球迷不快,噓聲亦是不少港人情感的自然流露。相信那些作客的外隊球員和他們的球迷都搞不清,為何主場的球迷要噓自己的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外國球員和球迷當然不會明白。舉同樣是足球為例,英國 並非由一支統一的英國隊出賽,而是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各派代表隊出賽,各有隊旗和隊歌。英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隊歌是《天祐女皇》,即英國國歌;蘇格蘭的隊歌是Flower of Scotland《蘇格蘭之花》;威爾斯的隊歌是Land of My Fathers《父輩的土地》。蘇格蘭和威爾斯都有自己的歌曲作代表,隊員和球迷都對這些歌曲表達了團結和親切的情感,蘇格蘭幾年前才公投是否獨立,即使公投結果是留在英國,但絕不表示蘇格蘭人放棄他們的民族認同,至於和英格蘭比較接近的威爾斯,也要有自己的民族和區域認同。而當奏出《天祐女皇》時,不少北愛隊員都顯得很不自在,雖然現場一般都沒有噓聲,但偶有口哨聲,一幅絕不和諧的畫面。無他,北愛分成親英和親愛爾蘭兩派,當地的愛爾蘭共和軍同英軍暴力衝突了幾十年,近年才協議停火,而北愛的新芬黨是主張北愛脫離英國獨立的政黨,不少北愛爾蘭人都認為北愛應該有自己的隊歌,這樣才能團結所有北愛爾蘭人。其實北愛在其他一些體育賽事如板球,的確有自己的隊歌,叫Londonderry Air《倫敦德里小調》。

香港由港英殖民時代開始已獨立參賽,而記憶所及,起碼在後過渡期香港隊出賽已沒有奏《天祐女皇》,就好像某時期電視於每日完播時取消播《天祐女皇》一樣, 只有官方場合才聽到《天祐女皇》。香港人亦有廣東話改歌詞惡搞版,拿《天祐女皇》來開玩笑,英國也沒有要立「國歌法」來懲治不尊重國歌的人。一來英國是民主國家,二來英國人有自知之明,了解到他們是殖民統治香港,沒法強逼香港人認同英國,反而知道要把香港交給中國後,更害怕香港人認同英國而要大舉移民英倫,老早已修改國籍法防止香港人湧入。

中國雖然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中共始終是習慣了專制的獨裁政權,因為他們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已經破產,連大陸人也欺騙不了,所以只能以充滿法西斯氣味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麻醉大陸以至香港人,以強逼香港人認同中國大一統,並以中央絕對權力來貶低香港的自治。正是自治受壓,兩制岌岌可危,對中共強權,甚至對中國的反感,很多人訴諸情緒,既然香港隊沒有港人認同的隊歌,只有《義勇軍進行曲》,便只能向這首歌發洩對黨國的不滿,於是出現了熱烈擁護香港隊,卻要向港隊的隊歌柴台的「荒謬」場面。無論中國或香港政府,藉國歌宣揚「愛國主義」的算盤打不響,更惹來反效果。

只是,權力沖昏了頭腦的中共,不去理解為何有人對國旗國歌反感,不去理解「愛國」不能勉強,一貫霸道家長式作風,就是以刑罰來脅逼別人去「尊重」國旗國歌,去「愛國」愛政權,將人的自然情感強行壓抑,這樣只會惹起更大的叛逆和離心。而無論共產黨還是它在香港的代理,包括香港政府,對這些逆反心態衍生的港獨情緒,就只有惡言相向,伺機打壓。例如那位7月1日便就任特首的林鄭,之前才說港獨未形成思潮,跟著便說對任何港獨行為都要嚴格執法,與沒有法治觀念的中國官員語氣如出一轍,完全妄顧香港仍是普通法地區,公民有言論和表達自由,舉辦一個和平集會宣揚港獨這種港獨行為有何不可!而那些嫌國旗國歌法還不夠,急不及待要求為23條立法的人,如梁愛詩、何柱國之流,都是缺乏人權觀念的國家主義/極權吶喊者。

面對國家主義的全面當道,還自稱愛好民主的香港人便只能更高喊喊了幾十年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口號,並以此為最後的底線。不但口說堅持言論、表達、結社自由,而且要身體力行擁護這些權利,不管行使者是否意念相同的人,不管言論和作為如何「政治不正確」,如何冒犯。早前幾位非建制議員陳志全、朱凱迪和羅冠聰以及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到台灣訪問,出席台灣國會關注香港連線成立的記者會,被建制派議員聯署聲明指勾結台灣勢力要讉責之。建制派狙擊港人與台獨人士交流意料中事,想不到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也寫文章加入合唱,指此次訪台之舉觸動中央神經幫倒忙,民主要由自己爭取云云。

好一句「觸動中央神經」,言下之意要為言論和行為設限,以免觸怒北京。他在文章還寫道,陳志全和羅冠聰不講回歸,只講主權移交,證明他們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要港獨,說自決只是掩人耳目(大意)。李華明當然有他的言論自由,但作為自稱民主派,即使立場如何溫和也好,捍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底線。現在不認中國人犯法嗎?主張港獨犯法嗎?到台灣與台獨人士交流犯法嗎?身為民主人士,看到來勢汹汹的國旗法、23條可能立法,不去反駁這些法例很多都與世界先進潮流脫節,對人權自由造成極大傷害,卻去抽秤幾個非建制人士行使自由意志。

兩岸關係到了𣲙點,李華明歸咎台獨政黨上台,並認為民進黨因此而暗助港人對抗中央,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被利用。首先,李華明對民進黨語氣的不屑,其實是對台灣人民的極大侮辱,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經過不懈的抗爭和鮮血的代價,最終爭取到民主,是華人社會最成熟的民主政體。此次民進黨上台,是台灣人一人一票的選擇,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又如何?再說,共產黨和國民黨各為自己的政治目盤算,英治時期也曾在香港爭取左右派支持者,鬥過不亦樂乎,現在台灣人、民進黨支持香港人爭民主,和其他國際聲援一樣,都沒有甚麼大不了。只是李華明這類被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一統觀念洗腦的人才會大驚小怪。

不知道民主黨內有多少個如李華明這類的「弱雞」民主派。剛於去年缷任的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未加入民主黨前就曾甘冒惹中方不悅,說過尊重台灣人民自決的話,相信卿姐加入民主黨後也不會變得如李華明一般見識,為自由、人權設限,言論甘為當權者所用。現在未立23條,那個新特首被逼也好自願也好已經說對港獨行為要嚴格執法,將來23條立了法,港獨可能講吓都有罪,更不要說去台灣與民進黨或時代力量議員見面。自稱民主派的人,是否希望香港變成這樣?這樣的香港還有何自治可言?李華明可能會反駁,你不觸動中央神經便不會這樣。Sorry囉,澳門是一個活生生的反面例子,正正因為澳門社會如此聽話,中共才能順利在當地立23條。正正因為澳門社會如此聽話,中共才能永遠擱置澳門的民主進程。

而事實上,全世界民主成熟的社會都不會把和平手段推動分離主義視為罪行,更不會DQ宣揚獨立的議員或參選人,也不會一個地區首長和官員對中央首長和官員如香港般卑躬屈膝。這個博客都講個N次,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魁獨政黨搞過幾次公投,雖然加拿大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效力,但絕沒有如中共般喊打喊殺,要拉要鎖。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由主張獨立的政黨勝出選舉,組成地方政府,並推動加泰隆尼亞獨立。雖然西班牙最高法院宣布地方政府違法,西班牙政府也表明不會坐視不理。但看來仍是西班牙政府和加泰隆尼亞政府之間的政治角力,相信是香港政府官員想也不敢想的政治角力。

然後上文都有提過,英國卡梅倫政府幾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果多數蘇格蘭人決定留在大英帝國。然後就是我們的近鄰,沖繩反美軍基地與琉球獨立運動。以反美軍基地作競選政綱的翁長雄志當選沖繩縣知事(是普選,不是小圈子選舉),為了反對美軍建立邊野古基地,為了沖繩人民的授權,不會因為自己是地方首長而不敢觸碰首相安倍晉三,還逼使安倍與他見面談基地問題,雖然仍是各自表述,日本中央政府繼續邊野古工程,但抗議活動不絕,翁長雄志還參加了反美軍基地的集會。我們很難想像林鄭月娥會與香港人一起集會爭取雙普選,或為堅持香港自治逼使習近平與她見面,表明不容北京干預香港事務。而沖繩有不少主張琉球獨主的人參加選舉,也沒有DQ事件出現。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無論如何不足,都比中國的共產黨獨裁進化得多,不管中共說多少遍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只要不是利益沖昏頭腦或被共產黨的「中國大一統」意識洗腦,有點民主觀念的人都看得出無論自決或分離主張,都是基本人權,提出這些主張沒有甚麼大不了,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年青時也曾提倡過湖南獨立。灰記之所以對一些港獨派反感,並非他們提倡港獨,而是他們提倡仇恨中國內地人的香港民族主義。即使如此,灰記絕對捍衛他們的人權,不會因為他們的主張不是灰記的一杯茶就覺得剝奪他們的表達權、參選權以至當議員的權利無所謂。

而只要清醒一點,就知道中共是先打港獨/自決,再打其他民主派或左右開弓。中共的一些發言人說過,雨傘運動是向中央爭奪管治權,換言之,爭取普世標準的普選,爭取真正自治就是與中共爭奪管治權。那些溫和民主派應該清楚明白,如果你們仍在意真正意義的民主與自治,你便不能不觸動共產黨的神經,已經沒有多少和稀泥,或曰「休養生息」的空間,也沒有多少自欺欺人的空間。

 

「顛覆」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灰記幾乎每年都有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對支聯會的綱領或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除了覺得「平反」有點「封建」意味,以及「民運人士」可能要修改為「維權人士」外,其他都很積極,只是疑問何時才可以實現,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活到這一天。灰記必須再次強調,即使我對綱領/口號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都不會要求支聯會改綱領/口號才願參加六四悼念。灰記想像不了做人為何要那麼自大,更何況那些綱領/口號相當積極。

灰記覺得這些綱領積極,不因灰記是什麼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相反,灰記是執迷不悔的國際主義者。無論六四發生在北京還是在布拉格還是在拉各斯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屠城的政權不應被追究責任嗎?專政的體制不應結束嗎?民主不應被建設嗎?只因為六四發生在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便變得刺耳?難道民主中國比專制中國對世界更危險?

除了這些獨派/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念念不忘要清算的綱領/口號,灰記反而更珍惜六四晚會讓人有靜思的機會,聽聽依然活在獨裁高壓下的內地抗爭者難得的聲音,如天安門母親,如堅持紀念六四的民運/維權人士等的聲音。看維園的上空,回望眼前這塊依然還有自由的土地,灰記真的不會只想著這塊香港人視為家的地方,而是牽掛著北方那些未死的人心,即使未必有勇氣與她/他們同行,也決不對她/他們的處境不聞不問。

當大會司儀提到2012年6月6日「被自殺」的李旺陽如何在監獄被折磨致殘廢時,灰記看到鄰近不少人用紙巾抹眼淚抹鼻涕,灰記也禁不住眼眶發紅。而當林耀強講述當年如何目睹工人被軍隊開槍射殺,北京學生和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他,千叮萬噣他將中國發生的血腥屠殺公諸於世,他亦了解到這是他一生的責任時,很多人都感到十分觸動。這些情感的表現很能說明一切,不管是基於「同胞之愛」、「愛國之心」、「人道精神」、「國際主義」(現場也有不少外國人),到維園集會的人,很多很多都自覺不能與北面所發生的一切切割,特別六四在大陸從未停止過,切割等同背棄自己的責任。

因此,練乙錚所謂「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氣短集: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絕對代替不了這種「深刻」的情感。「我不是要前瞻香港的未來,至少在這晚,即使我要前瞻香港,也要把中港人民的命運結連,至少在這晚;我的心不但要與六四死難者,也要與現在中國的抗爭者在一起,至少在這晚。」

其實練先生要以「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代替支聯會的口號,相當不倫不類。首先,六四集會就是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無必要再特別喊此口號,悼念是莊嚴肅穆的,是沉靜的,很難想像幾萬人高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的畫面,好畸型囉!至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比「追究屠城責任」消極,為何要退卻?而且灰記懷疑這口號放在928雨傘紀念日會好些,因為當晚盛傳警察會開槍,解放軍會入城,很有「昨日北京,今日香港」的感覺。

練乙錚的文章要把港人的六四情感簡化為「恐共/仇共」,大玩「民主」與「集中」的文字遊戲,故意忽略反貪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任何一個訴求的實現都是衝擊中共一元化政體的缺口,然後執著於它是否一場民主運動,以顯示中國人「民智未開」,對香港並沒有啟蒙作用,港人的政治和感情寄託並沒有紮實的基礎,這種分析完全是迎合港人「醒目仔女」充滿自私自利計算的性格,目的也是迎合一些港獨/本土派(也是某種港式「醒目仔女」的典型)的「仇中」情緒,把港人僅有關注內地抗爭的紐帶切斷,把港人僅有超越只計算自己得失的珍貴情操消滅。但正如他的六四口號也不得不用「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流露港人與大陸人最終面對中共政權這一殘酷現實,只是大陸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嘗盡中共的苦頭,舉牌聲援香港雨傘運動也要坐牢幾年。如此顯而易見的「唇寒齒亡」情勢,練乙錚和他的信眾卻偏要選擇視而不見,「我地顧掂香港就得,大陸唔關我地事」。

諷剌的是,「河水不犯并水」是中共長期麻醉香港人的口號,並多次警告香港不能被用作「顛基」基地,皆因中共眼見當年港人出錢出力支援北京民運,而香港因為資訊和行動自由,很容易將「反動」訊息傳給內地,鼓動內地人的抗爭,威脅中共的統治,長期以來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光榮傳統,練乙錚和一眾港獨/本土派卻看成包袱,竟和中共心意相通,必除之而後快。只是,時移勢易,今日中共快要「兵臨城下」,把「一國兩制」極盡扭曲之際,港獨/本土派去高喊「切割、切割」、「中國唔關我事,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不是很思覺失調嗎?

其實要切割也罷,停止悼念六四也罷,香港現在還算是自由多元,練乙錚不是說過香港「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嗎?港獨/本土派要與內地人切割,要與六四say good bye,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灰記也奉勸那些老餅不要介懷。但問題是他們的導師練乙錚硬要「革」支聯會的「命」,以迎合一些港獨/本土分子仇視中國人的狹隘本土情緒,甚至在一有關六四的論壇,要把這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的蔣經國政權相比,要支聯會學習蔣經國閞放黨禁的精神,容讓異見聲音,大家說奇怪不奇怪?蔣經國是台灣的獨裁者,當年對台灣人民掌生殺大權,支聯會根本不能與他相提並論。支聯會當然有很多不足之處,說他們不夠開放也可以,但二十多年來,很多人即使知道他們的不足(包括灰記),都支持他們每年搞六四集會,平日關注/支援中國內地的民運/維權人士,近年則加上六四紀念館。市民捐款給支聯會也是知道要搞作這些東西,只有一些無知的港獨/本土派學生才會高叫支聯會收了錢不知在做什麼。當然,支聯會可以做得更好,永遠都可以。但有哪一個團體不是?

那麼,練乙錚先生,你要支聯會開放給不同政治光譜包括港獨/本土團體,你要搞作什麼?要支聯會得閒搞個六四港獨論壇?其實近年冒起的一些自決派如香港眾志、朱凱迪、劉小麗等,連同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都是在與支聯會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在維園集會「各取所需」,他們於晚會後遊行到中聯辦抗議就顯示與支聯會取態不同,但不是與大陸切割,而是聲討屠夫政權(當然都是香港暫時可以自由搞作的表態動作)。換言之,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當然不包括建制保皇黨)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也一樣可以合作,也不見得他們很熱衷要加入支聯會,改變支聯會。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還是那一句,香港暫時還是多元自由的社會,沒有人可以壟斷任何政治公共財,狂妄如梁振英也不可以,支聯會更加不可以。嘴巴是你的,手腳是你的,沒有人可以強逼你做或不做任何事。練先生如果還沒有忘記初衷,你為港獨/本土派的「勇武」抗爭推波助瀾,現在很多人面臨暴動罪的檢控,有些甚至已身陷囹圄,不少人感到迷失,充滿負面、恐懼情緒。灰記還要提醒一下閣下,去為這些「魚蛋革命」被檢控者奔走的還不是那些泛民律師,包括在六四集會發言的林耀強。那些港獨/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包括閣下,有否關顧一下那些觸犯暴動罪的nobody呢?你有否想過繼續若無其事的當港獨/本土派的中間人,將皮球抛給支聯會,是很不負責任的懦夫行為嗎?

最後,灰記沒有興趣回應「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練乙錚自稱嶄新,可以拉近泛民與本土距離的六四論述。歸根究柢,無論練的論述如何獨到也好,關鍵是不能助長港獨/本土派只說不做,批評別人做不好的懶散作風。正如練乙錚所言,六四是政治公共財,他或他的信徒高舉他們的旗幟,號召他們的群眾就是了,支聯會如何封閉,如何迀腐,干卿底事!

然後,灰記也想講講對以下句子的一些看法。「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灰記實在沒有興趣爭論香港人是否愛國,但香港「顛覆」基地的歷史卻有趣得多。 滿清與民國時代,灰記就不相信香港人不關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長期以來,不少「仁人志士」,不容於中國政權的異議者避難於香港,孫中山有之,共產黨人有之,民運/維權人士有之。灰記反而為「顛覆」基地,這種香港特質的褪色感到惋惜,而紀念六四至少可以提醒港人珍惜一下這種特質。

其實練先生是否搞亂了?「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反共與擁共不正正反映那些香港人的中國心嗎?家父是反共右派,不知幾愛國,在世時不時批評灰記忘祖忘宗,只不過他愛國民黨的中國。練先生是「老左」,也知擁共者全是愛國,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共產黨的中國。反而反殖者未必愛國。1960年代馬文輝很早提出反殖獨立,香港民主化等,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一群青年也高舉反殖旗幟,他們受1960年代末西方學生及嬉皮運運的影響,不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講世界革命,講在地關懷而不談國族主義。

幾十年以後,灰記偶然也會在六四晚在這充滿殖民地情懷的維多利亞公園,看到個別70年代雙周刊成員默默的身影,也看到高舉青天白日旗的親國民黨人士,不知有否良心未泯的「老左」在人群中?⋯⋯

「顛顛」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六四如何本土,也清算不了那樸素的「同胞之愛」

灰記不小心把一個不知名的訊息刪掉,內容是一條問題:今年會否寫六四?苦思了好幾天,這個博客寫六四還寫不夠嗎?別人也寫了很多,支聯會未能與時並進,泛民回應不了本土派的詰問⋯⋯,才疏學淺的灰記還有什麼可以寫?

看了一個名為何正男的港獨/本土派的文章《六四何去何從》,反而覺得有點興味重申自己的一點想法,在思考的過程中釐清了一些思緒。最主要是「去除」了事必本土與否的「緊箍咒」。

為了回應本土派搶奪/否定六四話語權,一些朋友吃力地寫文章,企圖透過闡釋六四如何如何本土以爭取那些本土派青年的「諒解」, 尋找出八九民運與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灰記看著朋友看似徒勞的努力,心中忽然有一㮔強烈的感覺,六四雖然很本土,但它的意義不在本土。

那些說六四很本土的朋友說得沒錯,28年前的5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的學運/民運,香港人每日不再只想著賺錢、炒股、買樓,而是牽掛著北京所發生的一切,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三日一小活動、五日一大活動,如此左中右全民忘情投入的運動,怎能不說是本土!及至六四屠城,百萬計港人不只一次公開悼念北京的死難者,全城悲憤(當然更有恐懼),怎能不說是本土!只是當時的香港人不願意/不懂得明言,因為八九六四令很多香港人重拾中國人的身份,我們對北京民運的寄託與失落,都交織著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的相互重叠。

無論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1989年6月4日凌晨以至往後的日子,很多很多香港人是懷著「同胞之愛」而傷心落淚。而這種「同胞之愛」是出於非常非常樸素的情感。灰記敢斷言,若非基於「同胞之愛」這樸素的情感,那萬計hardcore市民,不會年復年的到維園舉起燭光,黯然垂淚。至於那些本土派學生領袖所批評的中國情懷,那些本土派作者如練乙錚、何正男,所要求淡化的中國色彩以迎合本土派,市民「不自覺」地表現出對「同胞之愛」是否也是要被清算的「中國情懷」/ 「中國色彩」?如是,恐怕本土派「革」了支聯會和泛民的「命」,也滅不掉這種「中國情懷」/「中國色彩」。

因此,態度開放如何正男,說本土派要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說「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說「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都沒有認識到這種模素感情的堅韌,更何況,對於眾多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若非nonsense就是假問題。於他們而言,「1989年的5月和6月,我們不正正經歷了本土、香港人、中國人的大融合嗎?」「因為八九六四,香港人對中國的民主化當然有責任,有責任不是說要去領導中國民主運動,而是在可行的範圍下盡力支援。」

當然,香港暫時還是自由多元的社會,本土派要去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或高呼六四關我乜事,悉隨尊便。站在反對一切民族主義/種族優越主義立場,灰記也應該有所警惕,這種樸素的「同胞之愛」也有可能被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利用。但不知怎的,灰記從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樸素的「同胞之愛」,反而看到一種跨越族群隔閡的可能性。何解?其實1980年代香港人憑經濟的優勢,對「落後」的大陸人諸多不順眼,那時不叫本土主義而叫大香港主義。是八九民運拉近了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距離,消減了香港人的優越感。

當然,時移勢易,大陸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與隔閡與日俱增,但香港人仍然從天安門母親,以至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等的不懈抗爭,看到中國的希望。而支聯會的紀念館和維園燭光晚會,至少讓那些未忘「同胞之愛」的香港人,和那些尋求真相,尋求悼念空間的大陸人再次走在一起,重拾/認識當年的初心。說到底,八九六四無論如何本土,也不獨是香港人的事,甚至不獨是中國人的事,是十多億人的民主進程被槍砲坦克腰斬的世界大事。

於灰記而言,所謂「同胞之愛」,就是對人的樸素感情。當年香港人放下優越感,擁抱大陸同胞,香港人,無論記者還是聲援者,在北京受到空前的歡迎,屠城當日,北京市民冒生命危險也要保護好香港記者和聲援者,希望香港人(當然也有外國記者)將屠城消息傳播出去,那是何等樸素真摯的感情!因此,紀念六四沒有了中國人的身影,不去掉念逝去的抗爭者,不去聲援當前的抗爭者,就成不了紀念六四。其實,任何去中國的六四討論都是悖論,因為六四發生的現場就在中國。

其實本土派如果真的是開明又在意六四的話,效法眾多外籍人士(他們有部分可能是香港人),到維園向中國的抗爭者致敬就是了。你們不願意這樣做,恐怕不是因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外籍人士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紀念),也不是因為「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外籍人士也沒有想到中國民主化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在意「六四晚會已淪為政黨(而不是本土派)的鑽取能量的舞台」。因此才會攻擊支聯會和泛民(特別民主黨)領導與中共政權「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有人企圖把維園晚會描寫成中國透過泛民「河蟹」香港人的工具,歸根究柢,是那種樸素「同胞之愛」的感情不輕易向「本土價值」就範吧了!

灰記不想過度美化這種「同胞之愛」,因此加入如下註腳:紀念六四,不因你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反對中國民族主義,不因你是香港民族主義者。人權高於主權,也先於身份認同,「同胞之愛」也好,香港人身份也好,最好除去排他性,讓人的價值得以彰顯。

我們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南洋的政治與浪漫,《我們在此相遇》等放映記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王振民,除了服侍專制政權,你還懂什麼嗎?

每次聽共幹的粗暴發言,都令人無名火起三千丈,說的就是那個中聯辦所謂法律專家王振民。少一點歷史、政治知識,可能很容易被這個中共「護法」嚇倒。據不同傳媒報道,他在一個「一國兩制」研討會表示「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形容是將中央逼到牆角。這就是典型的思想入罪,是習慣了言論自由的香港人難以想像的,其實王振民這樣說,香港人感到心寒才是,「乜料呀?講吓都唔得呀!諗吓都有罪呀!」

這些充滿中式大家長思維的黨國極權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人民,但從來都把手無寸鐵的人民不當人,頂多是「子民」。所以無論大陸人還是香港人,能「好好活著」就是他們共產黨大家長的恩賜,所以香港這一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共產黨的寬大和好意,你們香港人要知恩圖報,要識做,不要諸多要求什麼民主普選,所以不斷粗暴釋法,所以抛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國家主權及全面管治權」。

現在香港人愈來愈清楚,鄧小平當年願意與英國人簽訂聯合聲明,實行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當時中國在共產黨各方面的折騰下(先不去說大饑荒和「文革」等所造成的大規模死亡和人道災難),整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百廢待舉,極需要香港和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毛式空想「共產主義」實驗失敗,鄧小平在保住毛澤東這塊共產黨神主牌之餘,決定經濟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結果在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下,最終發展成今日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貴/國家資本主義。不過,當年共產黨內外,多少有一些反省毛澤東/共產黨極權統治禍害的人,有些敢於揭露共產極權真面目,要求民主的,如魏京生,被判十多年牢獄重刑(已比毛澤東時代要殺頭有所進步),有些戰戰兢兢的要求體制內改革,共產黨有限度放權。1989年北京學運是改革力量與保守力量矛盾的總爆發,結果政治上極保守的鄧小平利用軍隊浴血北京,以屠殺方式把這場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並在黨內進行大清洗,把任何政治上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員幹部清洗掉,但仍逼迫接替趙紫陽做當家的江澤民走資(1992年南巡講話)。

對那些享受著權力和經濟利益(先不說貪腐)的共幹,現在是最好還是最壞的時候?香港主權回歸這二十年,中國一方面經濟取得空前成就,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國際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另一方面,貧富/官民差距日大,社會矛盾更深,被剝奪土地、生計的人民抗爭不絕,表面繁榮富強下共產黨最高層經常提醒黨員再沒有危機感,會「亡黨亡國」,對異議者和維權者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也許共產黨的危機感是真實的,不願與人民分享權力,接受人民監督,黨內已沒有任何改革力量,只能利用恐怖手段加利誘令人民就範,延續其統治,一旦再沒法利誘(經濟出現問題),恐怖手段失效,如洪水般的民憤只會衝崩中共政權。

所以,當王振民說全世界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香港,他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香港此刻仍然有言論自由,批評中國的不合理現像,特別是共產黨的專橫是應有之義。在任何民主社會,人民都享有辱罵政權/制度的權利,如果大陸人同樣享有言論自由,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一定回歸大陸,因為他們才是直接體驗共產黨統治的人。而且王振民沒搞清楚,「辱罵中國制度」表示香港人還關心中國的發展,還希望中國的制度有所改進,所以不存在「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人民沒有義務尊重和敬畏政權/制度。

王振民著香港人不要批評中國制度。首先,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制度並不是「人民確立」,王振民所講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次重大的政權輪替」,第一次相信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清室遜位,中國建立亞洲所謂第一個共和國,此後的民國政權並不穩固,形成南北對峙局面,1927年國民黨的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北伐途中清黨,屠殺大批共產黨人,此後國共成了死敵。在蔣介石國民黨追剿中共至西北延安之際,共產黨藉日本侵華及西安事變站穩陣腳,並藉「聯合抗日」休養生息並擴軍,在內戰中戰勝厭戰的國民黨軍隊,一舉推翻國民黨政權,即王所說的第二次政權輪替。

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期間,中共不斷宣傳中國要民主,要美國式民主,不斷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貪腐,人民受苦沒自由。如果說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是當年共產黨的政綱,它顯然沒有兌現承諾,在民主社會,沒有兌現承諾的政權會被人民用選票趕下台。王振民要人民(無論香港人還是大陸人)尊重敬畏政權/制度,是因為他是獨裁專制政權的馬前卒吧了。真正比較讓華人感到驕傲的政權輪替發生在台灣,因為它是用和平方式,由人民一人一票決定的政權輪替,是台灣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與人民扯不上關係的帝王式,或曰流蔻式政權輪替。

再回到「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再加上「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這兩句話,再聯繫王振民的老頂,不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你一句我一句「亡黨亡國」來看,共產黨杯弓蛇影的缺乏自信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這也是所有獨裁專制者的通病 ,而一心想學做毛澤東的習近平,只會將這種妄想症推至極致。

不要說鼓吹港獨只是口水,即使付諸實行,只要不涉武力,也不會出現威脅國家存在的情況。(難道中共自知如十九世紀末的清室般,所謂百萬大軍和航空母艦下海都如當年的北洋艦隊般不堪一擊,所以怕得要死?)而在任何民主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所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無日無之,地方首長也不一定要賣中央首長的帳,屢見不鮮,王振民只是嚇唬嚇唬那些沒有歷史、政治知識的人而已。在這個博客講過多次的沖繩反美軍基地/琉球獨立抗爭,當沖繩與本土日本出現矛盾時,沖繩人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小小的縣民而對日本中央心存敬畏,沖繩首長也不會因為自己官小而要對首相唯唯是諾。由沖繩人民直選出來的縣知事翁長雄志,不需要對首相安倍晉三必恭必敬,還逼得安倍要跟他見面,談邊野古美軍基地問題,雖然各自表述,安倍堅持邊野古基地要繼續興建,翁長堅持要停工,要美國撤軍。而最終日本中央以大壓小,工程繼續,翁長沒有退縮,甚至參加了沖繩人民的示威集會。而伴隨反美軍基地而生的琉球獨立運動也是方興未艾,沖繩人可以獨立作為政綱參選,不怕被DQ,沖繩人要求獨立,沒有日本官員說「令國家感到心寒」,關鍵還不是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嗎?

至於有中國黨國主義者公開說(相信王振民還不敢公開說),因為沖繩原本是琉球王國,被日本藉廢藩置縣而吞併,沖繩人有權要求獨立。灰記勸這些人還是少開口為妙,否則就會進一步暴露天朝黨國主義的醜陋,因為同一邏輯完全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彊,特別是前者,本來就是一個神權國家,直至1951年,他們的統治者在中共軍隊「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實行所謂「一國兩制」,但西藏人民在中共強迫「改革」中抗爭不絕,1959年一次起義,導致其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選擇流亡。現在西藏人不要說要求獨立,就連宗教自由也被剝奪,母語和文化正被消失。那些天朝黨國主義者同情過西藏人嗎?為什麼不同情?難道中國搶奪回來的就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國土,他國搶奪回來的就是殖民帝國侵略得來的土地?

再舉英國數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以至加拿大魁北克省曾先後兩次舉行獨立公投的例子,「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或「若這個安排令國家感到麻煩,成為一國的障礙,甚至威脅國家的存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都不是必然的。香港面對的困境是主權要回到一個獨裁專制國家,所以當年英國「拋棄」香港人時,「道義」上也要與中國談出一個讓他們認為香港人可以放心的方案,好讓他們體面下台。而中國當年也多少有自知之明,如果宣布九七直接統治香港,港人必爭相移民逃難(特別發生六四屠殺之後),對剛想重投世界資本主義,準備「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中國是一大打擊,因此有了「一國兩制」這堵防備專制中國的「防火牆」 ,但這堵「防火牆」在專制中國主權下防火性能註定十分有限(因為專制是有慣性的,很難自制,再加上香港實在有太多向專制者獻媚的人),現在是香港人「火燒牆腳」多於「將中央逼到牆角」王振民根本是本末倒置。

而回到「港獨」,現在無論王振民及其他共幹,或獻媚幫閒如何疾言厲聲,也「挽回」不了香港年青人對專制獨裁中國不信任以至厭惡所產生的「離心」 。中共及其香港代理或許只能透過洗腦教育期望灌輸現在還是小孩的香港人一顆「天朝黨國心」,但相信也會遇到家長們的抵制。而事實上,他們現在表面上是針對「港獨」,實際針對的是所有認真要求自治,爭取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政治權利的人--共幹和幫閒不只一次指港人爭取普選是要顛覆國家,是外國勢力的圖謀等。香港人,尤其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代,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本已充滿疑惑,眼見現在中共變本加厲的踐踏香港一制,如同他們奪取大陸政權後已輕易違背承諾一樣,怎會有心情「面向祖國」。

況且,港人無論如何忍讓,識做,也滿足不了專制獨裁者的胃口,他們今天針對的是「港獨」,明天「民主自決」,後天「民主自治」⋯⋯最後是權利被侵害的反抗者(現在中共在港代理不是一方面說要「大和解」 麻痺傳統泛民,一方面藉DQ和檢控打壓自決、自治和進步民主派嗎?)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教訓仍然歷歷在目。相信不少香港人對處境感絕望而求退,所以有所謂第二、三次移民潮(其實大陸人不也一樣,有點錢和能力的都想著移民或安排家人移民)。至於留低者是否「坐以待斃」?灰記只能重申,大陸如此高壓下,依然有維權人士、維權律師、709 家屬,在殘酷政權面前堅強地,有尊嚴地活著,香港人需要那麼絕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