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只是以個人名義宣布6月4日晚在維園出現,便於6月4日早上被捕,其後她在警署宣布以禁食方式紀念六四,下午警察將維園硬地足球場、籃球場,中央草地和緩跑徑圍封。此前政權以「消息人士」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出恫嚇,6月4日晚穿黑衣手持蠟燭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這個恫嚇真讓人既憤怒又納悶,現在香港已淪落至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要被管的法西斯社會嗎?蠟燭又是什麼非法工具?那個前民主派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高聲附和黑衣蠟燭「違法」說,殊不知被人將其以往在維園穿黑衣手持蠟燭的照片放到網上,真的自取其辱。另一前民主派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以往亦是六四維園常客,被問到如何看今年政權禁止維園悼念活動,只能辯稱自己參與的是合法活動,盡現窩囊蒼白。

事實上,很多權力中人,包括前特首、前立法會主席、官員,他/她們於六四時都曾展現良知,譴責北京政權屠殺 ,他/她們發出這些聲明時,都以「愛國者」自居,但後來有的很快,有的較慢,都相繼打倒昨日的我。不過,有心人豈會放過,每逢六四就會將他/她們當年的良心話於網上再次提起,今年更多了一些積極迎合北京,重判抗爭者和民主派的法官們於六四時的「良心展現」。這些人是否還有良心爭扎,還是以「國家至上」來安慰自己?那些當年沒有展現良心的現當權者是否十分慶幸?原來當年的良知是瘡疤。這些權力中人當年是如何看待中國民運、八九六四?是因為他/她們當年是殖民地官員,即使心有所感依然不敢表達個人情感,還是悄悄站在遊行隊伍當中,或坐在馬場一角,聆聽「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譴責屠城的悲憤聲音?學生時代曾率團到訪北京的特首林鄭月娥,八九六四時還是殖民地政務官的她,未知有否被「中國心」所觸動,還是一心一意在官場往上爬,期望順利過渡,懶理國人的命運?

無論如何,對政權來說,不論中港,六四是瘡疤,是中共政權不斷統一口徑為六四定性,依然不讓民間提起的禁忌,生怕有朝一日人民利用這精神資源,再提出政治訴求,逼令中共政權面對自己的殘暴歷史。現在,這種禁忌終於延伸至香港。以「國家」的名義,以「國安法」的重槌,利用七千警力欲「粉碎」這個近年被某些本土派批評為「大中華膠」,對中國「痴心妄想」,與香港無關的行禮如儀場合。但如何批評也好,如何用公權力輾壓也好,悼念/記憶六四已經成了幾個世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灰記從不介意是否有傳承,每一代人盡了自己的本份就是了)。套用時下當權者不斷重複的「愛國愛港」口號,八九六四令港人將「愛國愛港」的情懷發揮得最「極致」。

灰記是這種「愛國愛港」情懷的眾多見證者之一。由胡耀邦逝世當日,十數市民自發在中環天星碼頭,以標語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種種看法,對大陸社會的關懷,到5月4日晚二千市民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以紀念五四的形式聲援北京學生,當中很多是穿西裝的中環上班族,大家還高唱 《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與資本/殖民主義中心地帶,高聳的財團大廈顯得格格不入。當時的灰記還不明白,混雜、矛盾、衝突本來就是這塊歷史偶然下的殖民地的「根本性質」。

整個5月,香港人沉浸於北京學運/中國民運的任何訊息中,平時只談賺錢、賣買樓宇、吃喝玩樂的場合,多了很多對學運領袖的討論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平時看不起「內地同胞」的香港人,對學生絕食寄以無限同情,對北京市民持續有序的聲援由衷的感動。香港人,無論在本地旁觀,或親身在中國感受過跌跌盪盪的80年代「改革開放」,此刻多少都幻想中共改革派和學生能良性互動,讓中國逐步朝向「現代文明」發展,讓人民真的可以「當家作主」。很多人都說過,此時香港人的「愛國心」前所未有的澎湃,5月下旬成立的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無論「左中右」都認同和全力聲援這個愛國民主運動。同時,一個講求民主、文明的中國才能保障香港真正自治,以及即使中國大陸如何動盪,也祈盼香港能「平安無事」,卻又是很多香港人真實的想法,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簽署,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很快主權歸中國,香港人不再有英國人「保護」。所謂「愛國愛港」,其實也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不用現在某些本土派及其理論導師去加持。

「很快就不再有英國人『保護』」這句話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灰記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北京聽到一席話時的「震動」,灰記在北京戒嚴前後短暫逗留協助採訪,於天安門廣場附近就聽到一名不知身份的男士,以帶北京腔的普通話對著包括灰記的幾個正在錄影拍照的香港人說,「現在你們有英國人『保護』,九七後英國人走了,你們再沒有那麼XX」。XX那兩個字因年代久遠,實在記不起,但印象中,好像是類似「神氣」,或「特殊」的意思。這位男士是否看不慣那時香港人在中國所受的「特殊待遇」,不得而知,但他的說話卻點出香港人身份的「脆弱性」,的確,沒有英國人的「保護」,香港人什麼也不是(李卓人於「六四」後在北京被捕,然後迅速獲釋是一例),這是如灰記這類反殖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儘管英國偶而會「保護」香港人,但絕不會把香港人視作「自己人」,那名北京男士也視我們這群香港人為異類,沒有英國人「保護」便什麼也不是的異類。

或許是這樣的認知,香港人對八九民運投以極大的熱情,出錢出力搖旗吶喊,親身到北京打氣,固然為了表達「同胞」之情,以擺脫香港人什麼也不是的「詛咒」,更「深層」的想法是希望中國朝著文明、講人權、講道理的方向發展,才是香港較有效的「保護罩」,才是民主自治的根本保障。

正因如此,當強硬派李鵬於5月20日殺氣騰騰地宣布北京戒嚴,被視為改革派代表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作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向學生話別一刻,香港人深受打擊,此後多次百萬人遊行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大規模集會,都是極盡人事,希望中國的局勢不要朝最壞方向發展,甚至仍有人幻想有轉機。因此,當港人獲知6月3晚軍隊終於入城鎮壓,6月4日凌晨竟夜天安門廣場附近長安街槍聲不絕,死傷枕藉時,悲憤、絕望、恐懼……不一而足。 這些心情絕對可以理解,想不到「改革開放」了近十年,中共的殘暴性質不改,用軍隊屠殺人民。這其實不需要「同胞」之情,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表達義憤,這是為何日後每年支聯會於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在眾多的香港華人中夾雜不少外籍人士的原因,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至少曾經是)。而不少香港人堅持每年到維園,也是自覺最低限度的付出:定期向那些當年在前面擋子彈的「同胞」、勇者表達哀傷和敬意。

因組織及參與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曾在受訪時說過,很多與他同一代的人都認為,我們在這個狹小的空間,因為歷史的偶然,因緣際會下享有自由,可以獲取很多知識和資訊,能明辯是非,並且仍然有多少能量去做一些事,甚至有段時期保護了很多大陸來的知識份子,保護了(兩蔣時代)很多台灣來的異見人士。六四,全中國(暫時不計台灣)只有這地方可以講良心話,向權力說不,在這情況下,對這個苦難的民族,我們是否要盡一些責任呢?灰記不是「大中華膠」,沒有如仁哥的民族情懷,但倒十分認同仁哥的講法,香港人與大陸人共同面對一個專制政體,他們在一制的前沿,香港也正邁向一制,單是基於這個認識,堅持六四記憶、悼念死難者,以至關注/聲援大陸抗爭/異議者,便是應有之義,不需再附加什麼本土意義,更何況大陸有不少抗爭/異議者明知會受逼害,依然義無反顧的表態支持香港的自由,例如不少在網上發照片支持雨傘運動者被拘押以至被判刑,最重判四年! 

而香港曾經作為不單只中國,可能是亞洲最自由的地方,除了資本財團的自由掠奪,也有不同非政府組織設立總部和辦事處,關注國際上諸如人權、勞權、女權以至環保等議題。另一同樣因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他有份創立的職工盟,當中的屬會包括外籍家務助理組織,為在港工作的外傭發聲,這些組織亦與國際的外傭組織有聯繫,相互支持、交流。而年前在港的印尼傭工組織更與一些團體發起遊行,抗議以色列空襲加沙,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事實上熱愛中國的李卓人,也是工運活躍份子,關注本地,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國際工運;何俊仁也曾聯同日本的律師和學者,為中國與韓國仍在世的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這本來就是香港人應有的開放視野,由凝視中國內地到放眼國際,為公義發聲。 現在大家憂心衷衷快將失去的,難道不就是這個開放包容,由「大中華膠」、香港本土主義者,以至國際主義者都能「和而不同」的自由香港嗎?

但願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不管明天要面對怎樣的局勢,由六四燭光所折射出的那個自由香港,至少活在「一小撮人」的心中。

(update)6月4日晚,政權的恫嚇並未能完全奏效,大批穿黑衣市民到維園外、銅鑼灣一帶,以至其他地區舉蠟燭、舉亮著小電筒的手機,甚至舉起標語,警察雖然拘捕了個別人士,但整體而言,他們只能看著市民以自己方式紀念六四。此刻六四不只活在市民心中,更活在可見的公共空間。

由四月十五日談起

全國人大於二零一五年訂四月十五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林鄭政權挾「港版國安法」的「威力」,首次在香港大搞活動,高調宣傳「國家安全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彷彿像西遊記的緊箍咒般沒法逃避。然而何謂「國家安全」?又為何選擇四月十五日?經歷/見證過以軍隊屠殺平民收場的一九八九年中國民運,都知道四月十五日是催生八九民運的一個關鍵日子,那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大批市民和學生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醞釀出悲壯的八九民運。

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較具改革思想的領導者,也比較能容納異見。「改革開放」的一九八零年代,中國民間思想活躍,要求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聲音時有出現,亦有大學生罷課、遊行。但在以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為首的一群政治老人心中,這些「鬧事」的人都是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荼毒,所以久不久老人們的政治代理(例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就要祭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政治上鄧小平與那些老人如陳雲、薄一波等看法接近,就是共產黨一定要牢牢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治安全」,但另一方面鄧小平決心要「走資」,所以必須要借助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有改革思想的人來搞活經濟,所以當時有一個講法,就是逢單嚴厲、逢雙寬鬆,意即單數的年份如八一、八三……政治上會收緊、會打壓異議活動,雙數的年份如八二、八四……政治上會較放鬆,較容忍異議活動,反映鄧小平的「平衡術」。

一九八六年一些開明學者(包括合肥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熱議政治體制改革,同年十二月更發生了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為了抗議中共違法干涉市人大代表選舉(中共雖云開放市或以下級別的人民代表大會可由直接選舉產生,但往往因阻撓/禁止獨立候選人參選,只容讓中共屬意的黨員參選而被詬病。灰記想起現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令北京和港府有權篩選候選人的「苦心」),千多名學生遊行抗議,學生的訴求是「民主自由」和「反貪」。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得到其他城市高等學校的響應,學潮遂蔓延全國。方勵之因為沒有制止學生「鬧事」,後來被鄧小平點名「驅逐」出黨,他更於「六四」後流亡美國。

如果說三十二年前的六月四日是「希望的幻滅」,那麼當年的四月十五日就是「希望的開始」,不管這個希望是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當然,這些「衝擊」當權/鎮壓者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歷史(為何兩個名義上是最高領導的中共總書記,會被幾個身份是普通黨員的政治老人逼退;為何一個普通黨員可以當軍委會主席,可以指定誰當總書記,還指定「隔代接班人」),不會見諸如今「國安」主導的學校教材,也不會見諸官方「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宣傳內容。然而,正是政權要選擇這個日子來「教育」民眾,以胡耀邦作為象徵,中國曾經有過追求較符合人民意願、較自由開放政治願景的努力,也必在這個日子再次被記起。

說起天真與「不切實際」,一些被稱為「左膠」或「大中華膠」的組織如社民連和支聯會卻是十年如一日地紀念八九民運,聲援中國內地的維權活動。今年四月十五日早上,社民連新生代黃浩銘、陳皓桓聯同支聯會新生代鄒幸彤等,遊行到宣傳「國家安全」的會場抗議(下午有學生組織賢學思政擺街站抗議「國安日」),高舉「沒有民主人權,沒有國家安全」、「廢除國安法」等標語,不管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今時今日如此的抗議行動有一定風險,少一點勇氣也不易付諸實行。

這些「左膠」、「大中華膠」雖屬「和理非」一族,但過去兩年香港發生的巨變,令他們老一輩以至新生代都面臨官非(有些已身陷囹圄),有的更面對「國安」控罪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岑子杰,民主黨的胡志偉、尹兆堅等,他們都不獲保釋候查,要在監獄等待審判,有的則多項控罪在身,坐牢是遲早問題,如陳皓桓等。而較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已不活躍於政壇的老泛民如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吳靄儀等,亦因為去年八月十八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遊行被檢控,罪名成立,「國安日」第二日,四月十六日判刑。

早前灰記因拍攝紀錄片關係,見到面臨監禁的支聯會前主席何俊仁,有機會聆聽他的心聲。而較早時不少傳媒都訪問了何俊仁,灰記在這裡只講一、兩點。他特別提到,即使要坐牢,他的遭遇比起中國的維權律師,他在內地的同道仍然「幸運」得多,至少沒有遭受各種令人身心受創的刑求。他也提起九十年代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日本侵略受害人,包括慰安婦、強逼勞動者等狀告日本政府。當他提到除了他之外,日本律師也是義務為受害人尋求公義,灰記馬上想到現在林鄭政權大力推銷的「國家安全」。那些日本律師代表外國人狀告自己國家的政府,如果換上中國/香港律師,這樣做會否抵觸「國安法」?這些律師的行為是否「叛國」?

當然,政權的辯護者一定會跳出來說,這是企圖抹黑中國政府的假設性問題,因為中國沒有侵略過別國,所以不存在中國律師代表外國人向中國政府討回公道的問題。好,不談慰安婦,不談強制勞動,談談中國的「少數民族」,例如新疆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和西藏人。有報道指中國政府在西藏和新疆推行強逼漢化,強制勞動等「種族清洗」以至「種族滅絕」的政策,受害人也在安全的情況接受了採訪(一些香港市民、職工盟擺街站聲援新疆「少數民族」,呼籲杯葛涉嫌強制勞動的「新疆棉」,亦是難得的英勇行為,因為難保有天會被「國安」人員光顧)。而西藏和新疆都並非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

這裡先不談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中國,質疑「少數民族」政策隨時有可能被視為「顛覆」和「分裂」分子,有不少人因此獲罪),轉而談談日本的沖繩縣,沖繩亦非自古以來日本領土,而是獨立的琉球王國,後來於幕府時代被薩摩藩侵佔,但仍維持其王國制度,琉球國王亦同時接受清國的冊封。到十九世紀末清國積弱,日本政府為擴張領土,實行琉球處分,廢藩置縣,琉球王國成為日本的沖繩縣。日本二戰敗於美國(沖繩戰役相當慘烈,死者二十萬),沖繩由美國佔領了廿七年後,於一九七二年移交日本。那個時候,大部分沖繩人都支持「返還」(回歸),但也有少數沖繩人認為應該獨立建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於「返還」前專誠到沖繩聆聽這些少數聲音,並將之寫成《沖繩札記》,此書也許有興趣的日本人不多,但卻沒有成為「鼓吹沖獨」的禁書。

近年因為美軍基地問題,沖繩人的獨立意識愈來愈高漲,無論縣市議會,以至日本眾議會選舉,都出現了以「反軍事基地」,以至「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候選人,他們沒有被取消參選資格,更沒有被控「叛國」或「分裂祖國」,日本國會也沒有因此要「完善」沖繩的選舉制度,很多「反基地」候選人都當選市長和議員,繼續反對日本政府的沖繩政策。

沖繩的故事在此博客出現過不少次,灰記之所以此刻重提沖繩故事,以至提起何俊仁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戰爭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就是要突顯「港版國安法」的「法力無邊」,如何讓人極度不安。至於為何「港版國安法」如此「法力無邊」,則毋須灰記再多言。

在不安中前行,也儼然成了香港人的「宿命」。

從關尚義被捕想到「侵粉」現象

1月6日政權對民主派初選參選者和協調人進行大抓捕,引起國際高度關注,被捕者當中有來自美國的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於保釋後接受多個傳媒/網媒訪問,講述他從美國來香港後以不同角色,與港人一起爭取社會改革的事蹟,以及對香港的感情等,相當感人。

有一定年紀,對香港社運圈有所認識的人,大概都會知道關尚義,1968年他被美國的天主教修會派來香港當神父,為基層街坊作事工,對當時貪污橫行、社會不公有深刻的體會,其後參加過不少社會運動,包括1977年金禧中學罷課事作、油麻地艇戶爭取上樓等,也關注亞洲其他地區的人權。1985年他因要結婚(其太太屠凌珠亦是當年社運圈活躍人士)而不再擔任神職,後來成為專負責人權案件的律師。他與1974年從義大利來港的甘浩望神父有共通的地方,例如都受到上世紀60年代歐美自由主義/左翼思想運動、民權運動的影響﹐希望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與當地人一起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實踐他們心目中人類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理想。

現在香港某些「本土派」或機會主義KOL,除了散播只有特朗普能「拯救」香港人,美國大選被中共操控及大規模舞弊下令特朗普落敗,讓「親中」的拜登上台等的神話和謊言外,亦一併清算60年代盛行於西方的自由/左翼思潮,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白人至上/極右意識型態「漂白」,把當年西方「進步」青年描寫成一個模樣,都是毛澤東「共產主義」的信徒/同情者而加以抨擊與揶揄,還誇張地指民主黨拜登上台會引領美國「激進左翼勢力」走上不歸路。相信至今對基層弱勢關懷「執迷不悔」的關尚義和甘浩望都會是他們抨擊和揶揄的對象。但灰記所見,關尚義和甘浩望有很多不同之處,顯示追求社會進步的政治光譜相當廣闊,若一律把他們視為毛澤東的盲目崇拜者,中國共產黨的盲目同情者,實在是誤導得離譜。

其實稍為涉獵一下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書籍,也知道即使同樣是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即所謂托派,就對蘇聯獨裁者史太林和中國獨裁者毛澤東多所批評。中國本身也有托派,歷史上最著名的中國托派便是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陳獨秀,他不單是與胡適齊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推手,更是中國共產黨始創者之一兼中共首任總書記,後來因與由蘇聯派來掌控中共的共產國際代表意見相左而失勢,與同樣在蘇聯失勢的紅軍始創人托洛茨基「惺惺相惜」,互通魚雁,並成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中國托派以中共黨內反對派自居而同受國共兩黨逼害,陳獨秀曾被國民黨監禁,1942年亡故。至於與陳獨秀有類同命運的托洛茨基,因史太林逼害而流亡,最後1941年於墨西哥被史太林所派槍手所殺。

最近《蘋果日報》記者發出一則「八卦」消息,香港的社運老兵「長毛」梁國雄和陳寶瑩結為夫婦,其實他們就是香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長毛」對中共極權的嚴厲批判眾所周知,他和陳寶瑩與其他社民連成員到中聯辦抗議中共侵犯人權、虐待政治犯等亦是香港的政治日常。換言之,即使信奉「共產主義」的人,都不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甚至是他們的批判者。前不久日本共產黨不也發了聲明譴責中共在香港的鎮壓嗎?當然,亦有外國「毛左」共產黨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定性為「右翼反動」,為中共/港府鎮壓辯護,例如加拿大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證明國際上的不同共產黨有不同價值取向。當然,現存幾個掌權的共產黨,都是專制極權、賤視人權、禁制自由的統治集團,其餘在歐美資本主義社會「苟存」的絕大部分都不成氣候。

既然國際上非執政的共產黨都有不同的「覺悟」與「偏執」,更何況是「左翼」這個大umbrella下的不同政見者。雖然曾同屬「進步神父」,甘浩望與關尚義不同之處其實很多,熟悉「甘仔」的人都知道他是「無可救藥」的「毛派」,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仍抱有浪漫想像,說「文革」原意是好的,只是實踐出錯,令到很多他的朋友都為之氣結。然而,「甘仔」的「毛左」,或曰對中國的「迷戀」,並不阻礙他對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追求,他不會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視而不見,更不會認為香港的反抗運動是「反動」,他每星期主持的黃雨傘街頭彌撒便是一例。

關尚義其實是一位自由派,他當年受爭取黑人平權的馬丁路德金啟發,反對越戰,但不代表他是毛澤東的「信徒」,他在訪問時強調自己受馬丁路德金非暴力抗爭理念的影響,是與激進左翼以至一些共產黨人「崇尚」暴力抗爭截然不同的取態。若灰記沒記錯,他是美國民主黨員,曾任美國民主黨香港支部主席。灰記估計,以他對基層弱勢的關懷,應會比較傾向Bernie Sanders的相對較靠近勞工和基層政策,有點類近北歐的「福利主義」。但在民主黨保守/建制勢力拉扯下,Bernie Sanders的主張很多都被妥協掉,拜登出選就是極大的妥協。說Bernie Sanders是左翼,在一向反共偏右的美國社會的語境還說得過去,說拜登會引領美國「激進左翼」走上不歸路則純然笑話一則(雖然灰記樂於看到美國的「激進左翼」進入主流政治)。

老實講,左翼對勞工、基層弱勢的關懷,左翼人文主義,追求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理想又有什麼不對?有人說人人有差異、男女有差異、種族有差異……,所以不可能完全平等,否則就會造成「逆向歧視」。這種講法,無疑是對過去不同社會爭取人權、爭取社會平等、進步的努力的反撲。灰記雖云左翼,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人沒有差異,更不是追求人人倒模一個。過去很多施之於不同人的暴力,就是不容「差異」所造成,一些被認為智力/精神有問題的人,如何被關進瘋人院摧殘;原住民被後來者視為文化落後而被驅趕,甚至屠殺;黑人被認為是低等人而被殖民主如物件般販賣和勞役;女性被認為應受支配而成為男性的附屬物;不同性傾向者不是被認為有病就是邪惡而受制裁……。假若沒有女權運動,西方社會今天恐怕女性仍未能投票,絕大部分仍被「禁錮」於家庭之中,身體無法自主,亞洲婦女就更加不用說了;假若沒有黑人民權運動,恐怕美國很多地方仍然實施種族隔離,最好的職業只留給白人、最舒適的社區只有白人才能享用,3K黨可隨意殺害黑人而不受制裁(事實上,現在結構性的種族歧視仍未消除,黑人仍是制度的受害人,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仍十分普遍);假若沒有同志/LGBTQ運動,恐怕同性戀仍是罪行(事實上,香港雖然同性戀非刑事化,但比起其他已發展地區,對不同性傾向者的歧視依然嚴重)。

其實所謂平等,是平等權利,公平待遇,並非特權,之所以某段時期要實施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要彌補過去對例如黑人、婦女等的歧視與剝奪,所以要透過「優待」的方法盡快縮窄差距。香港平權政策相當落後,但在少數族裔和同情者爭取下,政府終於同意不要求他們的中文能力與華裔學生一樣,可參加為少數族裔而設,程度淺易得多的中文試,及格的話再加上英文及其他主要科目達標便可以考取本地大學資格, 這亦算是一種變相的affirmative action,以稍稍彌補政府少數裔族中文教學的失敗對他們所造成的不公,令較多少數族裔能考上大學(不過,因為少數族裔中文教學失敗,令絕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未能掌握中文書寫和閱讀,亦令他們難以找到好一點的工作)。這當然與美國有一定大學學位,以至政府職位留配額給某些族群的做法不能相比,不過,後來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給特定族群配額違憲,大部分州的做法是機構在招募和升遷過程,較多考慮有潛質的少數族裔和婦女,有9個州則明文禁止平權政策。

因為多了一些糾正做法,西方社會近年的確多了有色人種和女性擔任政府和私企的要職,文化體育圈,以至銀幕和螢幕都多了不少非洲裔、阿拉伯裔、南亞裔、東亞裔的身影,這難道這不是好事嗎?不過,男性白人主導的社會型態仍然牢固。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財富再向富裕階層傾斜,各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增大,歐美以白人為主的社會上層,其實影響力有增無減。貧富差距增大令基層白人的生活壓力愈來愈大,甚至覺得沒有了尊嚴是事實,但不去正視「壓迫」的源頭,訴諸種族主義,「窮人鬥窮人」卻是走回頭路,被特朗普忽悠也就難以避免了。

說到「侵粉」現象,臉書上不少本地朋友辯稱並非要擁抱特朗普的極右主張,只是策略性支持他連任,因為他對中國夠強硬。這說法其實亦值得商榷,不少論者已指出,中國在新疆興建「再教育營」強行改造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並非去年才發生,但特朗普之前一直都沒有批評過中國,還說過興建「再教育營」是好事的話(他到卸任前才稱這是種族滅絕政策);2019年「反送中」運動,港警殘酷鎮壓,特朗普的心思全放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並沒有聲援香港人,最多說句相信習主席會處理好之類的說話。那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並非由他提出,而是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努力的成果。他是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失控,影響他的民望才與習近平「反臉」。後來才有制裁與新疆種族滅絕政策有關的中共官員,及鎮壓香港抗爭的中港官員的一連串行動。

灰記不會否定特朗普政權後期對華強硬,但傾向理解這是民主共和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兩黨現在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以至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其實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都是基於這些認識)。拜登如何「軟弱」都好,都不會走以往「妥靖」路線,實際上他所提名的國務卿布南肯都表示認同特朗普對華強硬的路線,其他國防部長、貿易部長等被提名者都作出對華強硬的發言。至於美國繼續對華強硬,是否會為香港帶來轉機,以至對新疆、西藏的人權改善有幫助,亦未許樂觀,中共嚴厲控制新疆、西藏和「改造」香港的決心不易動搖。至於往後西方社會是否基於不希望專制極權成為主導世界的「新價值」,而在人權、民主問題上與中國、俄羅斯等徹底「較真」?又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被中共納入全面管治框框內的香港,是否只會成為中西價值衝突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武漢肺炎全球肆虐之後,世界似乎變得不一樣,面對難測的變局,香港人如何自處,實在是十分沉重的課題。不過,有一點肯定,美國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拜登已就任總統,若仍然如強迫症般,被一些pro-Trump KOL的陰謀論牽著鼻子走,對香港人的奮鬥並無任何裨益。

此刻,面對「全面管治」的衝擊,仍然堅持奮鬥的香港人依然不少,有些仍不忘聲援中國大陸反逼害者,如社民連和個別民主派諸君,其實why not。十二子「送中」案,中國大陸律師勇於為他們辯護遭除牌而終不悔,如盧思位、任全牛。而明知會被打壓,亦仍有大陸人權律師聲援盧、任兩人,香港亦有人作出聲援。可預期,香港愈接近一個中國城市,這種兩地相互聲援的舉動更顯珍貴。而在這種艱難時刻,關尚義他們所追求的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理想尤為重要,因為政權要的就是大家放棄這些追求,成了只求自保的自私自利順民。

完結前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多年前灰記曾在北京親耳聽到一位律師協會副會長(相信是中共黨員),毫不避忌地說自己認同白澳政策(澳洲上個世紀直至70年代所實行歧視亞洲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惡劣政策),指有色人種落後愚昧(似乎很合陶傑之流的口味),只有白人才能治理好澳洲。依他的邏輯,應該會認同南非臭名遠播的種族隔離主義,以至美國60年代以前南部州份的種族隔離政策。當時灰記想,他這些想法在中共黨內有多普遍。去年偶然從網上聽到一位「紅二代」的牛津博士高談闊論,指中美對抗,中國打不過美國,應與美國「合併」,中國軍隊替美國執行「世界警察」任務。灰記在意的並非他這種「天方夜譚」,而是他與那位北京律師如出一轍的白人優越論,指中國要歐美白人主導的國家結盟,其他亞、非、拉社會不行,不能指望(真的有點像日本當年「脫亞入歐」的「氣派」)。相隔十多年,兩個中國的精英有同一番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言論,而且竟與歐美的白人優越主義如此合拍,這亦可以解釋為何中國那麼多高官富人趕著將錢和家人送往美加、澳紐和英國等國。無獨有偶,香港一些pro-Trump KOL亦經常流露種族/族群偏見,對有色人種,以至中國內地人多有貶意。灰記希望這只是巧合,而非「右翼排外」的「終極」大合唱。

是的,灰記是一個「無可藥救」的「左膠」。

元旦日遇上「中華民國台灣產」

何時何地,何種狀態,生活總需要一些調劑,元旦日朋友建議到旺角花墟買花,不懂欣賞花的灰記奉陪。走著走著,在人群中赫然發現一個又一個被丟棄,標誌著「中華民國台灣產」的紙皮箱,登時有種難以名狀的感觸。雖說「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每每出現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出生於親國民黨家庭的灰記,卻早已過了面對此旗會肅然起敬的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每逢雙十節,青天白日旗便在港九、新界很多地區飄揚的情境,離灰記已很遠很遠。也許是前路無明,被「中華民國」這四字牽引也是情理之中,中港台曾經有過錯綜複雜的「糾結」 ,中國已「全面管治」香港,依然「自欺欺人」地以破了產的「一國兩制」向台灣招降,這一招就連墮落窩囊的國民黨也不可能接受。「反送中」運動曾出現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但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民主化已經超過二十年,台灣前途不再是國共兩黨「私相授受」的玩意,台灣人有香港的「前車可鑑」,絕不會重復香港的舊路。

在內戰被毛澤東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於中國大陸沒有容身之所,一九四九年退到台灣,而因為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人認定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二二八事件,聽命於中共的台共也曾參與反抗國民黨的鎮壓,不少台共黨人因其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變節,而被國民黨殺害)。不過,從中國大陸避走香港的國民黨人、反共人士,卻在這個共產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國殖民地,繼續奉中華民國為「正朔」,與在香港的共產黨人、親共人士形成兩個陣營,延續「國共內戰」的敵對和競爭氣氛,由政治、文化、教育、體育到民生都有左右之分,你左派有共產黨控制的長城、新聯、鳯凰等電影公司,我右派有國民黨授意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統率香港其他非共影業公司;你右派有香港時報、工商日晚報、星島日晚報,我左派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你左派有香島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我右派有德明中學、大同中學;你左派有國貨公司,我右派有台灣民生物產公司。

至於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足球,「國共」更經常在球場上較量,左派球會愉園、東昇大戰右派球會東方、南華、光華經常成為焦點。莫說體育不涉政治,報道和評論都是「政治掛帥」,灰記還記得清楚,當年的《香港時報》體育版足球專欄,就把愉園稱作「愉快完」,把東昇稱作「日落」,對這兩隊球員的演出都是先入為主的苛刻批評,而非「以波論波」(灰記當年也不會冷靜看這些評論,亦是先入為主的討厭左派球隊和球員),至於左報怎樣招呼右派球會和球員,灰記沒有看左報就不得而知。台灣的國民黨在「足球戰線」佔優在於大陸的共產黨不能容忍與中華民國同場 ,相繼退出世界以至亞洲各大體育組織,於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代表中國出席奧運、亞運(楊傳廣和紀政的故事,相信很多灰記那個年代的人都聽說過),以及其他單項的國際賽事。由於台灣曾受日本統治,只流行棒球不流行足球,香港則因受英國統治,足球十分盛行,直至1966年,都是由香港踢得最出色的球員代表中華民國,例如有球王之稱的姚卓然、「牛尿」黃志強,香港第一位效力英格蘭頂級聯賽球會的「阿香」張子岱,與左派影星白茵結婚的「神童」黃文偉,還有後來評論足球相當有名,也客串電影的「阿叔」林尚義。中華民國並曾於1954和58年亞運會,連奪兩屆足球金牌,都是香港球員的功勞(近年一些當年曾効力中華民國的香港球員如黃文偉、何容興,以曾貢獻台灣為由,成功爭取台灣政府授予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護照)。

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依然是這小島的「政治主流」,無論親國民黨還是親共產黨都以中國人自居,逃避共產黨統治的灰記父親,就曾對還是兒童的灰記說:「我是中國人,當然恨英國人。」然後提醒灰記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之所以希望灰記入讀當時一所還是親國民黨的中文教會中學,就是為了灰記能好好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不要「數典忘祖」)。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就是兩種中國人旗海的交量。記憶中,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遠比五星紅旗多,不要說國民黨人聚居的調景嶺,一些徙置區(公共屋邨的前身)亦掛滿青天白日旗,蔚為奇觀。灰記的家不但會在窗外懸掛青天白日旗,灰記亦會拿著紙國旗,走到街上炫耀一下「愛國心」,並以能參加國慶晚會聚餐為榮,還記得聽過「寶島歌王」青山唱「愛國歌曲」。直至七十年代中中學畢業,灰記都是以「反共愛國者」自居,幻想蔣總統「光復大陸,解救難胞」。

當然,當年這塊相對比台灣、大陸自由的土地,除了國共兩黨在各方面的交量,也有企圖獨立於兩黨的文化及教育建設,新亞書院是其中一個重要搖籃,這些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流落香港,但相比在大陸全部要噤聲的「同儕」(很多連噤聲的自由也沒有,要毛主席和共產黨交心,最終難逃受殘酷逼害),他們幸運地多了說話的自由。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雖有胡適作「招徠」,但若敢諷刺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批評國民黨獨裁,一樣當殃,最早期是雷震被判刑和殷海光被逼害鬱鬱而終,後來還有柏陽、李敖等受牢獄之災(他們都是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外省人)。香港曾長期容納不見容於大陸與台灣的獨立思潮和異見者,除了中國的自由主義,七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不同左翼思潮(有別於中國官方思想)的本土青年,對推動香港的改革亦有一定貢獻,「混雜、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遺產。

回到「中華民國在香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美國總統尼克遜七二年訪華改善中美關係,以共同對付蘇聯,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開始衰退。灰記還記得很清楚,當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時,一些之前親國民黨的同學「跟紅頂白」,隨即批評台灣這麼小怎能代表中國,國民黨統治腐敗,蔣介石獨裁等,好像完全忘記他們也曾批評過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殘暴統治。及後在香港出生成長的第二代亦多關注本土事情,少理國共之爭。

而當香港不同取向的中國人還在爭論那個中國政權是正統時,老謀深算的英國人早就接受現實,在一九五四年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設代辦(顯示日後若要談判香港地位,對方一定是共產黨政府,而不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代替楊慕琦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回應楊慕琦計劃(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令香港人可多些參與城市的治理),說香港問題最重要就是與中國(指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楊慕琦計劃最終不了了之。而根據2014年解密的英國官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曾於1958年強烈反對英方「將香港的殖民地體制變更為新加坡式的自治嶺」,反映中國亦極力反對推行任何可令香港走向自治的改革,符合中共專權的特性。

到了七二年,中英更互派大使,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當七九年美國「捨棄」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建交,繼承父業的蔣經國亦不再延續蔣介石的「反共復國」政策,香港對台灣的重要性隨即下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身影」愈見萎縮。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進入後過渡期。踏入九十年代,繼承逝世蔣經國的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專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有國民黨背景的公司/機構相繼關閉,如香港時報,台灣民生物產公司等。而電影、文化、體育以至商界,一些原本親台的機構/人士,後來都接受現實,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甚至接受共產黨的統戰,如星島報系、珠海書院等。

中華民國不但在香港的「身影」逐漸萎縮,其國際空間亦然,不但邦交國逐一被中華人民共國奪走,很多國際組織的會藉亦被中共取代,或不能再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例如體育就只能用上中華台北(大陸更以中國台北相稱,以顯示「台灣屬於中國」)。 當台灣與香港的關係逐漸疏遠,香港人無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時,共產黨卻計劃以香港作示範,謀求以「一國兩制」方式「統一」台灣。中國七十年代末告別毛澤東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成為中國最有實權的人後,頻頻向蔣經國示好,希望兩岸和平談判統一中國。蔣經國則繼續其「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 後來鄧小平透過李光耀邀請蔣經國會面,蔣沒有應承,因為經過在大陸與共產黨鬥爭的經驗,「共產黨不能信任」。據報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也說過與中共談判是自殺的話。蔣的說話,香港老一輩的人如今應該感觸良多。

不知道現在台灣人如何評價蔣經國,他掌權後沒有放棄蔣介石的鐵腕統治手段,動員戡亂令(類同緊急狀能/戒嚴令)仍然継續生效,白色恐怖依然瀰漫,與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在此多寫兩筆台灣的「戒嚴令」,動員戡亂全稱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是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所頒布的緊急命令,以「平息共產黨的叛亂」,但內戰的結果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敗走台灣,並將此令一併帶來台灣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台灣人。現在的「港版國安法」有點像動員戡亂令,都是政權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港人的「法律武器」。

很多人將蔣經國、鄧小平兩人的晚年相比,兩個好聽一點叫政治強人,難聽一點叫獨裁者,晚年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蔣選擇開放,於死前一年(八七年)取消動員戡亂令,其接任人李登輝亦加快開放步伐。台灣人經過幾十年前赴後繼的抗爭,付出無數的生命與血淚,逐步實現開放和民主,由一九九六年起,台灣總統不再是永續連任和私相授受,而是由台灣人一人一票選出。當然,和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令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少數手中,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的問題,但台灣現在是華人社會最自由民主,人權最受尊重的地區,則沒有人能反駁。

至於那邊廂的鄧小平,推動「走資」的同時,將政權牢牢掌握於自己和共產黨手裹,至死不悟。八九年血腥鎮壓學生和民眾政治改革的訴求,就是明言拒絕開放政治。缺乏政治改革的資本主義道路,即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比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產生更大問題,除了更巨大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藉公權力尋租的貪腐一發不可收拾。國家(其實是共產黨)「有需要」隨時可以打壓任何民營企業,甚至以不同藉口/形式沒收資產。習近平上台後,其個人以及共產黨的權力更集中,他本人更全面仿效毛澤東,要走上「永續連任」、「唯我獨尊」的回頭路,民間以往因為經濟市場化曾有過的一點空間全面被堵塞,異議/抗爭者受到更大規模更殘酷的打壓。

而在一個趨向更獨裁專權的主權國下,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示範單位註定距離民主化後的台灣愈來愈遠。不過在此之前,共產黨利用經濟利益,引誘台灣的商家巨賈和國民黨政權「靠攏」中國大陸。零八年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謝長廷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曾出現一段「蜜月期」,各方面的交流變得頻繁,客運和貨運可以直通兩岸,不需經過中轉站(通常是香港)。最高潮是一五年,馬英九沒有「遵從」蔣經國的「三不」「教誨」,亦忘記了歷史教訓,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歷史性會面,國共兩黨企圖開展第三次合作。不過,此前的一年,因為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標誌年輕人對共產黨的強烈不信任,反對兩岸經貿進一步整合。一六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六百八十萬票擊敗國民黨的朱立倫和親民黨的宋楚瑜(經常走訪中國大陸),朱宋兩人加起來的的票數還比蔡少百五萬,顯示台灣人並不信任與中共走得太近的政黨。

而蔡英文於接近任期完結時,因為台灣經濟持續低迷(與中共經濟杯葛有關),民望甚低,而由中共「加持」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一度選情看漲。不過,一九年因為特首林鄭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並受到血腥鎮壓,持續超過半年的反抗運動,「喚醒」了台灣人,在「經濟利益」和來之不易的自由自主之間,台灣人選擇了後者,蔡英文在二零年的總統選舉,以八百一十萬票,二百多萬票之差擊敗國民黨韓國瑜,成功連任。二零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共不斷「文攻武嚇」,軍機犯境,連台灣官員到駐香港的機構履新也被港府(奉中共命)阻撓。而曾經積極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現在也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加強其「圍堵」中國的態勢。

二零年對香港人來說更是透不過氣的一年,中共彷彿把台灣選舉的「敗局」和與美國的「破臉」,歸咎香港人一九年的抗爭,抑或是出於極度不安的虛弱心理?無論如何,港人最遭殃。「港版國安法」的頒布,標誌中共失去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信,禁絕一切形式民主自治的聲音,摧毀「一國兩制」。而心領神會的林鄭政權及社會建制,無不竭力配合中共「全面管治」的「君臨」,一起又一起的侵犯人權事件,一個又一個迎合政治需要的檢控、判案和社會「改造」,過往港人所享有的言論和表達自由迅速萎縮, 快到了差不多可與現在的中國大陸和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相比的地步。

曾幾何時,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中華民國之名,對港人以「同胞」相稱,以優惠政策吸引港人往當地升學、定居,因為當時的港人大多是逃避中共政權的大陸「難胞」及其子女,不知當年受壓的本省人對此會有何感想?今日,台灣由本省人政黨民進黨執政,仍稱自己為中華民國總統,被中共咒罵為「台獨分子」的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人的抗爭,並高調探訪移居台灣,曾被中共無理拘押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但沒有如當年國民黨般,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名義接濟被中共逼害的人,香港人不再是「同胞」,要移居台灣避難,和移居任何國家一樣,並沒有任何優惠。

此刻,那些被捨棄的「中華民國台灣產」紙皮箱,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墓誌銘」,教人聯想香港與台灣透過中華民國曾有過的「手足之情」。九七後,特別近這幾年,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在香港已成禁忌,以往曾經「理所當然」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中華民國國慶」大牌扁已沒法公開展示,慶祝雙十也要只能十分低調。 那些「幸免於難」的紙皮箱上的「中華民國」,還能保留多久?「國安法」實施後,不知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會否觸犯法例,也不知武漢肺炎疫情完全受控後,港人是否能繼續示威遊行。而那些仍然堅持遊行時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人、那些曾參與「反送中」抗爭者,以至香港那些成功爭取中華民國護照的前「國腳」,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又會如何體會?

囚的反思

近日香港電台播出鏗鏘集《囚》,是有關來港尋求庇護者遭遇的紀錄片。囚這個字也可以用以形容這一年香港的境況,不但示威者和社運人士,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傳媒老闆、社工⋯⋯,總之與政權有不同意見,看不過眼政權和警察的霸道而提出批評,都至少受過被警察拘捕的對待,被檢控亦很閒常,被判監或長期羈押也發生了。另外,政府以疫情為由,全面打壓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上街表達意見不是被發告票,說你違反限聚令,就是說你「非法集結」,隨時有機會被抓到警署。至於一般市民,就算普通的娛樂和康體活動都大受限制,總是叫你留在家中,即使不與這個囚字連上關係,也大有坐困愁城的感慨。

而此刻最能與鏗鏘集的《囚》有共鳴的,相信是去年和今年被逼相繼「流亡」,在海外尋求庇護或尋找新生活的香港人。他們自覺繼續留在香港生活會有風險,主要是不想被重判、被逼害,或覺得繼續生活在香港沒有前景,因為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已出現巨變。這其實與過去二十年大約三萬來港尋求庇護的外國人(主要來自南亞、非洲和阿拉伯地區)處境差不多,他們當中有人真正逃避政治逼害、酷刑、戰亂,也有人在本國生活不下向外尋找出路,通常這些國家政治和經濟混亂,政權獨裁高壓,貪污橫行等,情況比現在的香港還差得多。這些來港尋求庇護的人,過去受關注不多,偶有比較同情當事人的報道(灰記多年前也曾做過專題報道),主要批評審批極嚴苛,幾乎不可能成功,只有少於0.5%獲批難民資格,另外就是審批時間過長,有些滯留在香港十多年亦等不到結果,其間不能工作,當義工也不可能,只靠極微薄的資助生活,無了期地等候一個希望渺茫的結果,相信任何人都想像得到,對一個人的要求是何等的苛刻。

當然,站在政府立場,審批嚴苛就是不希望鼓勵更多人來㝷求庇護(其實香港沒有收容難民的義務,只負責審批,再由駐港的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負責往後安置事宜),但審批過程緩慢,就衍生所謂「假難民」作奸犯科,或做「黑工」的故事,東方報系就最樂於針對他們繪形繪聲地作出報道,令人誤以為「假難民」滿街都是,威脅市民安全。當然,正如協助他們的志願人士和律師所言,「假難民」一定有,有人犯法做「黑工」也是事實,但一開始政府就把他們看成「罪犯」,他們在這樣的標籖下,在入境處人員的有色眼光下在香港無了期的等候,這亦是赤裸裸的踐踏人權。《囚》則進一步揭露,原已在制度上受到不人道待遇的尋求庇護者,還受到非法羈留,以至酷刑對待,紀錄片因而引起入境處四個職工會群起抗議。這亦不足為奇,鎮壓反送中運動打開政權、警察啫血的潘多拉盒子,不是說政權及其國家機器不啫血,被關在潘多拉盒子裹,也只表示以往暗地裹操作而已,特別對「非我族類」的不人道對待,沒有多少人會關注。今番「黑警」之所以被萬民所指,就是以往也是主流的香港人竟被政權打成「非我族類」,被肆意施暴,濫捕濫控吧了。

再回到《囚》,或囚,香港不能只在經濟上號稱國際城市,在國際關懷上卻自我封閉。但這種有便宜就面向國際,沒便宜就「本土主義」,亦是主流心態。不說其他,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這裡說的少數族裔並非通常養尊處優的歐美人士,而主要是南亞裔人士,是香港為數最多的非華人族群)都備受歧視,落難來港尋求庇護的外國人,處境就更不堪。

去年的返送中運動,參與和支持運動的少數族裔終於可以被主流港人接受,更多華裔香港人願意接觸少數族裔,這種來自主流社會的平等、包容心態其實少數族裔已經靜候多時,有參與去年重慶大廈導賞團,就會見到印裔港人安德里,他也是支援尋求庇護者的社工。如果說香港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就是香港的國際化和多樣性,來自其他國家的香港人能夠在本地有平等就業機會,生活得有歸屬感是最根本,最能反映香港的國際化和多樣性。「重新認識」少數族裔香港人只是起步。

在去年從不同崗位投入反送中運動的人,作出了無數無私的舉動,以至犧牲,大家多多少少要擺脫香港人只作為自己顧自己的經濟動物定性,捍衛也好,追求也好,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普世價值,不就是平等待人,不管來自哪裹的人。我們現在很多人開始關注中國大陸的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漢人抗爭/異見者,希望目的不單單是為了向外界揭露中共統治的黑暗,而是真心的人道關懷,希望他們的處境有所改善,即使我們能做的不多。同樣,現在愈來愈多香港人被逼也好,選擇也好到外國尋求庇護或尋找新生活,是否能令大家多點理解外國尋求庇護者的辛酸,不管我們還是否寄望這個政府能做點實事去改善他們的處境。

曾經聽過有人說,「我地自己都顧唔掂,仲理其他人」,當時主要是針對所謂「大中華膠」或「大愛左膠」對中國異見者的聲援。經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以至今年中國人權律師冒險為「被偷渡」十二子當辯護人之後,「我地自己都顧唔掂,仲理其他人」這兩句話是否還是「理所當然」?

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大變,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社會各個層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國安法」的震懾力亦非同小可,但此刻願意謹守崗位,繼續努力的仍大有人在,受打壓的香港電台記者,仍然願意不惜得罪保安局,得罪入境處,製作《囚》這樣難能可貴的紀錄片,為世界上其中最弱勢的人發聲,香港人應為此感到驕傲(當然很難令這個政府有所反思)。

《囚》或囚這個字很有意思,在被困的處境,更體現人的價值。這個人,不一定要是「自己人」。

所謂「顛覆」與「分裂」

「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日常

中共以「港版國安法」的「天羅地網」圖震懾港人,不容「分裂」國土、「顛覆」國家政權,講吓都有罪。與此同時,俄羅斯駐華使館發文慶祝其遠東地區行政中心和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引起一些中國網民強烈不滿,指俄國侮辱、挑釁,在中國人的心上灑鹽,有人高喊「毋忘國恥」,有人要求微博刪文。而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這位對西方「敵視」中國口誅筆伐,對香港「反共反華勢力」經常「亮劍」的戰狼,面對俄羅斯「侵佔中國領土」,並向中國人民「炫耀」一事,一改戰狼本色,只苦勸網民接受海參崴是俄羅斯領土的事實,不要被「反俄勢力」煽動利用,影響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一向聲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決心維護領土完整的中共政權, 在俄羅斯「贈慶」下,亦只有尷尬地沉默。

符拉迪沃斯托是俄文譯名,中文名字為海參崴,原為清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國於1860年與沙俄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將海參崴割讓給俄國。為什麼此事令中國政府尷尬呢?因為中共自從決定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不再提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代之而起就是鼓吹民族/愛國主義(歸根究柢都是鼓吹愛黨),近年對付異見者,也是多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例如2015年709案眾多律師都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分裂國家」(例如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等罪名,代替以往的「反革命罪」。

中共以國家/政權至高無上、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代替毛時期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意識型態,要求人民以愛黨愛國代替革命,對「顛覆」、「分裂」等行為零容忍(其實犯案者很多時只是批評中共不合理政策的學者和民間人士,或者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訂法律程序,認真履行辯護責任的人權律師),對人民近年要求「收回」俄羅斯佔領土地的呼聲,卻未能顯示其跟收回香港主權一樣的「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更有甚者,這些俄國佔領了百多年,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近年在中共與俄羅斯協議下,再次確認為俄羅斯領土。曾經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收監的本地時事評論員程翔,於十多年前「揭發」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與俄國簽訂「秘密協議」,放棄追索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程認為即使中國要索回「領土」幾近不可能,也須向國人清楚交待,據聞程翔被大陸當局收監亦與此有關。灰記也很納悶,江澤民大可如當年鄧小平對待釣魚台主權爭議 ,與俄羅斯政府暫時擱下爭論,為可要主動簽約放棄追索,是否抵不住俄羅斯政府主動要求?實在耐人尋味。現在急於「亮劍」,急於顯示「中國強大」的習近平,心中滋味又會如何 ?無論如何,以上事例清楚說明,有能力「分裂國土」,或曰「賣國」者,往往都是執政者/執政集團而不需被追究(至少是執政者/執政集團仍在台上時),但這些罪名卻往往成為令平民百姓噤聲的咒語。

至於這百多萬平方公里,原屬女真/滿州人的土地,如何轉到俄國手上,又成為「中國人的痛」,便要重溫一下遠東近代史。我們學習的中史,固然是中國漢人中心的「大一統」歷史,崇尚統一的王朝,而以朝代劃分的歷史,亦充滿問題。例如元朝,明明是蒙古人消滅中國漢人政權,殖民統治中國,中史書卻硬要把蒙古統治者說成中國皇帝,把元作為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時成吉思汗建立的橫跨歐亞帝國已呈分裂),說成中國一個王朝,以製造中國不曾被殖民統治的神話,清朝亦然(當然這不是說歷史上漢人王朝從沒有侵略其他民族,總之,漢人王朝與其他民族時和時戰,所謂的中國領土也非自古如是,經常有所變化,自不待言)。十七世紀女真/滿州人打敗明朝漢人政權 ,入主中國漢地後,實行殖民統治,不在漢地,與中國漢人不同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受到不同的對待,地位都比漢人高得多。篤信藏傳大乘佛教的清國皇帝和皇親國戚,都對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十分尊崇,把他尊為國師,清國皇帝所派的駐藏大臣實際是達賴喇嘛與清國皇帝的聯繫人,對西藏沒有實際管治權(到了晚清,皇帝不再尊崇佛教,更覬覦西藏珍貴資源而萌佔領之心,因而發生趙爾豐強行「改土歸流」,屠殺大量藏人的事件)。

清國直接統治的漢人(中國人的主體),清初時曾激烈反抗,被殺者無數,臣服者必須剃頭留長辮,棄漢服而改穿旗服,成為二等,以至三等臣民。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並沒有因為入主中國二、三百年而真的「漢化」,他們仍堅持自己滿人的身份認同,視滿州為故土。

再回說那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人之痛」,清國康熙皇帝於1689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清國與俄國在遠東邊界。到了十九世紀,清國國力衰落,不但遭西方列強「欺凌」,俄國亦乘機威逼清國簽訂不平等的《暖暉條約》、《北京條約》,將其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為己有。雖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曾經說過要放棄那些佔領得來的領土,那時清國已亡,民國則步入「軍閥割據」,孫中山念念不忘要「武力統一中國」的年代(並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不會自然不會向蘇俄提出收回領土要求,並容許國共雙重黨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大批黨員, 直至1927年蔣介石「清共」),中國人內鬥自顧不暇,也顧不得那些遙不可及的「領土」。而因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蘇俄遠東唯一大港,對俄國人而言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怎會輕言放棄。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漢人推翻清國,建立中華民國,原本鬧革命時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等人,基於可「繼承」清朝比明朝大兩倍領土的「政治現實」,宣布實行「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庭」,但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滿洲人的意願並未得到諮詢,更遑論取得他們的同意。事實上,在「紛亂」和充滿「外憂內患」的民國,並沒有事實的「五族共和」,西藏基本是獨立國家,1930年代共產黨逃避國民黨追剿時,藏人曾提供援助,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外債,共產黨當時聲稱,基於共產主義原則,支持西藏人民族自決;蒙古人追求獨立建國,亦在蘇聯和中共(中共鬧革命時全靠蘇聯支援,要聽蘇聯話)支持下,1946年外蒙古(蒙古人稱北蒙古),以公投方式,在97%蒙古人贊成下獨立建國,先後得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清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亡國後在日本人扶植和監督下,於滿人的故土(現中國東三省)建立滿州國(中國人稱偽滿),直至日本戰敗投降,滿人故土再歸中國,溥儀在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下,被改造成中國人。

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 內蒙古(蒙古人稱南蒙古)、新疆、西藏等以「自治區」形式劃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過,都是有名無實。內蒙古雖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蒙古人鳥蘭夫主政,但受諸多制肘,在大量漢人移民開墾土地下,他希望保留蒙古傳統畜牧業都受到很大阻力(大量開墾草原造成今日內/南蒙古沙漠化),他在共產黨體制下希望爭取蒙古人較大自治空間十分徒勞,他雖貴為副總理、內蒙自治政府主席,文革時仍逃不了被批鬥,「罪名」是「反社會主義」、「破壞國家統一、策劃民族分裂」等,其時更發生清理內蒙古人民黨事件(內人黨在民國時十分活躍,曾爭取南蒙古獨立並與北蒙古合併,在烏蘭夫誘導下解散,很多人隨烏蘭夫加入中共),三十多萬被指內人黨的幹部、群眾受逼害,萬多人被殺害。

至於西藏,這博客都多次提到,1951年,中國軍隊攻入藏東昌都,西藏噶廈政府在「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但因中共急於 「改造」西藏社會而引起藏人激烈反抗,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出走印度,西藏的「真正」自治告終。至於新疆,在中共軍頭王震實行的漢人軍屯政策下,自治談何容易。 

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到近年更出現強迫漢化的眾多悲慘/荒謬事件,如由中國官方確認西藏「轉世靈童」、西藏活佛要由中共宗教局認證、藏人推動藏語教育被打成「分裂分子」、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被集體改造、女子被迫與漢人通婚,至於母語及傳統文化的消失則更不在話下。換言之,對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還有被「同化」,表面上看不出差異的滿洲人)而言,無論「五族共和」,還是「民族自治」都是中國政府說了算,而為何共產黨原來支持的民族自決會變成「民族自治」?其實都是沒經過「少數民族」的同意,只是統治者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強勢下,「少數民族」被逼就範而已。而「民族自治」因為是統治者有效地執行的政策,其實比「五族共和」是更深廣的民族壓迫,以至被中共統治了數十年的自治區,接受官方洗腦「民族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反而主動追尋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求自由。2009年開始,陸續有藏人,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自焚抗議(估計至2019年,有155名藏人自焚),很多都是因為失去宗教自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回西藏而感絕望。而一些維吾爾年輕人則訴諸「恐怖主義」,以表達不滿。

當然,在中共「愛黨愛國主義」的灌輸下,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少數民族」/邊陲地區的「動盪」與「分離」,必定是外部勢力的指使、唆擺,正如近年以至去年港人廣泛參與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都被中港的當權派描述成外國敵對勢力背後策劃的「反華陰謀」,一切與執政者的錯誤政策無關。執政者與被「洗腦」者都不脫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從不會設身處地去理解「他者」的想法,展開對話,尋求共識,不但如此,即使有人願意放棄獨立,追求民族自治,例如多年來十四世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即西藏在中國主權下實行真正自治,都被中共看成陰謀詭計,無他,正如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所言,專制主義者不會容許真正自治,因為你真正自治了,他們又如何專制呢!在專制,以至極權主義者眼內,容不下別人分享半點權力,要牢牢死抓所有權力不放,這種統治邏輯,自然把一切看成你死我活,將一切推向極端,最終只能是暴力氾濫的玉石俱焚。

而只要放棄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放眼一些民主國家的實踐,就知道所謂「顛覆」與「分裂」一樣可以透過文明方法處理,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成熟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免於被「顛覆」的權利,每四年或五年,執政黨都要面對被選民轟落台的「合法顛覆」風險,但下野並非世界末日,只要繼續努力爭取選民認同,幾年後又有機會重新上台。胡錫進口中的中國伙伴俄羅斯,其總統普京雖然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個永續參選/連任的機制,但不管俄羅斯是否實行公平選舉,至少表面上普京都要面對全國選民,由他們公投決定永續參選制度,每幾年也要選民投票讓他連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永續連任國家主席,取消十年兩任的限制,卻只由共產黨/習近平控制的一百六十多名(?)「全國人民代表」作決定,人家余文生律師批評一下「終身制」,就被秘密審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近日另一位批評習近平的北京學者許潤章又被公安帶走,這是自信的表現嗎?

至於說到「分裂國土」,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視和平鼓吹脫離中央/聯邦獨立為非法行為,美國不時有人鼓吹德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獨立,甚至焚燒美國旗,但這些都是憲法容許的言論自由;日本沖繩近年因反對美軍基地而興起獨立運動,以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國會/地方議會、市長候選人沒有被取消資格,一些人更當選議員,至於鼓吹/討論沖繩獨立,反對美軍基地更是當地報紙雜誌的日常,不會觸犯日本國安條例;即使西班牙憲法法庭裁定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推動獨立公投違法,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加泰地方政府首長,但這些官員,以至地方議會的獨派議員,參選時並沒有被取消資格,加泰人公開鼓吹獨立,只要是和平行動,一樣不會觸犯西班牙的國安法;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人黨,由1980年代開始,曾幾次於執政時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聯邦舉行公投,雖然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結果,也不會「喊打喊殺」、「拉人封艇」;至於最經典是近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達成協議,會承認公投結果,最終多數蘇格蘭人投票決定留在聯合王國。在民主制度下,鼓吹獨立並非什麼洪水猛獸,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區,其人民都會理性思考去留的利弊,不一定都「民族主義」上身,支持獨立/分離。

以上的種種事例證明,人權、民主、自由當今已成普世價值,在重視和實踐這些價值的地方,並非國家政權至上,政權要獲人民授權和監督,不同民族可以提出獨立要求,人民的這些民主權利也不會令國家大亂,這是那些抱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的人永遠不會明白,或永遠假裝不明白的,因此,只要有人批評政權兩句,他們便如臨大敵,更莫說提出獨立訴求了。而「港版國安法」的出現就是這種世界觀的極至表現,有人批評這是中共不顧一切的「攬炒」,即玉石俱焚,把香港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看齊,把原本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變成有名無實的「自治區」,為近年經常擔憂「亡黨亡國」的中共埋下多一枚政治「炸彈」。

現在中共「紅二代」的「有識之士」不也提出警告,習近平主催的政治冒險主義,與美歐為敵,中美劍拔弩張,果真發展成戰爭,中國一旦戰敗,從清國「繼承」而來的「民族地區」必然四分五裂。也有「紅二代」規勸中共為自己為中國也好,不要再實行洗腦/愚民統治,由容許講真話開始,朝野合力逐步推行溫和改革,步向民主,避免又一輪「打江山、坐江山」,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這些對統治者溫和的忠告是否來得太遲、太無力?

也許香港「玩完」,大家仍能圍觀

六月十二日林鄭政權下令血腥鎮壓反「送中」示威,導致數十名示威者、市民受傷,更有示威者和傳媒機構的司機被布袋彈和橡膠子彈射擊,嚴重受傷。數以萬計示威者的包圍,再加上先前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只換來立法會暫停開會二讀《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並不能阻止林鄭政權忤逆民意,繼續強推此條「送中」惡法,把香港推向深淵。

六月十三日中年午香港電台電視直播著一個畫面,大批記者及市民朝添馬公園向海邊方向狂奔,然後在一個平台下看到十多個警察圍著一個穿白恤衫黑西褲,時尚斯文的青年,要搜查他的背囊。在場數十名市民再加記者紛紛舉手機、攝錄機拍攝。有市民責罵警察濫權,有市民分別用中英文說警察侵犯人權、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有女社工看見被搜查的青年好像有點驚慌,要求陪同青年受搜查不獲接納。最終警察擾攘了約二十分鐘讓青年離開,當然亦搜查不出什麼。

然後電視直播連續幾個畫面都是警察專挑年青人搜查,引起公憤。市民圍觀指摘外,亦有議員質問警員為何沒有配帶委員證,這種警察濫權威嚇年輕人,市民/議員圍觀拍攝以作聲援的現象(當然記者在場拍攝亦十分重要),相信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令灰記想起數年前或更早以前在中國大陸還比較多出現的圍觀行動,就是有抗爭者在法院被審判時,民眾在法院外圍觀,影相或拍錄像;或是有什麼突發維權/抗爭運動,民眾圍觀拍攝,有時人數頗多。圍觀的目的除了聲援當事人外,也有互相取暖的意思,人數愈多,暖意愈高。但自習近平上台,大陸公民社會原本已相當狹窄的表達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參與圍觀的代價愈來愈大,加上資訊受愈來愈嚴密的限制,圍觀拍攝作為聲援行動,知道和願意參與的人愈來愈少,很多時只有抗爭者的幾個朋友,而不是一些收到消息前來圍觀的民眾,例如709家屬的抗爭,給人十分孤獨的感覺。

回到香港,目前看,林鄭執意繼續強推惡法,保皇議員在中聯辦勒令支持下仍未有人脫隊,通過修訂引渡條例的機會依然十分高。而即使通過這條通往「一國一制」之路的惡法,至少在可見的將來,香港人的圍觀空間仍然存在,因為相信香港人的知情權和表達自由不會一下子被完全沒收,但人心散渙,更濃厚的末世氣氛幾可預期。「香港玩完」說已流行了一段時間,社會是否迅速「崩解」、「死亡」,端視仍然留港者的心態。

這次反送中抗爭,不同政見不同陣營的人都各有各做,也有時互相配合,少了雨傘運動時參與者互相指摘的戾氣。全民動員的氣氛雖未必能與當年八九六四聲援中國民運相提並論,但也是政權移交以來最牽動人心的一次政治/社會運動。有一點必須一提,站在抗爭最前線的是九十後的年輕世代,付出最大代價的也是他們。林鄭月娥和警務處長盧偉聰邪惡地將六月十二日的示威定性為暴動,誓要把很多第一次參與示威青年學生「置諸死地」︰預期會有很多拘捕行動,觀乎雨傘後政府對抗爭者例必檢控的手段,將會很多青年學生以「暴動」相關罪名被告上法庭,一旦獲罪,刑期以年計,前途亦盡毀。林鄭政權以如此惡毒手段對付年輕世代,還假惺惺以「母親」自居,實在卑鄙無恥之極。

但願各方努力,阻止警方濫捕濫控,將傷害減到最低。有公營醫生組織先是發聲明譴責警方使用過份武力,及後再發聲明要求警方執法要循正常途徑,並警告便衣人警員不要擅自闖入醫療範圍,假使醫護不與警方合作(他們有權如此做),也許可以保護更多公立醫院求診的受傷示威者。相信泛民律師會一如概往協助被捕者。成立基金支援被捕者是成年人力所能及的事。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要求校監、校長處分罷課老師,在學校製造白色恐怖,只能靠有是非觀及硬淨的校監、校長扺制,做得幾多得幾多。家長亦可組織起來,向學校施壓,盡量減少楊潤雄講話的破壞力。

六月十六日的大遊行的人數不能少過六月九日,一切端視大家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看來,未來一至兩星期是「關鍵」時刻,抗爭者視乎自己能承受的風險,一人多走一步就是了。

而縱然大家的努力未能阻止修訂引渡條例,那些說「香港玩完」的人很高瞻遠矚也罷,參與過這場抗爭的人,很多都仍然會留在香港,在這個「玩完」的香港繼續生活,特別那些年輕人。無論大家是憤怒、哀傷、絕望,還是怎樣,只要不甘心,總有機會再站起來面對強權,更何況現在大家仍有比中國大陸更大的圍觀空間。

再看看極權下的大陸抗爭者,即使如何被監控,仍然願意用自己的方式抗爭,例如六四敏感時期被旅遊的胡佳,在國保監控下,依然千方百計拍攝自己穿著「平反六四 越走越近」T恤,禁食明志。也許這些零星的抗議行為毫無作用,很孤寂,但對灰記而言,則充滿「我抗爭,故我在」的哲理,即使環境如何困難、絕望,也能做點事,能做點事的話,抗爭的希望,即使如何渺茫,也總會存在。而他們要實踐這樣的抗爭哲學,代價依然比我們大很多。

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抗爭者的孤寂行動,並非完全和香港無關。他們的孤寂行動,儘管如何無力,也旨在撼動中國大陸的極權枷鎖,撼動那個香港人不欲加諸身上的枷鎖。

香港也許步向「玩完」,但依然可從中國大陸抗爭者的孤寂行動得到啟發,繼續「圍觀」這個此一刻依然美麗的城市!

 

主權歸於住民

1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公民黨議員楊岳橋質問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到新疆考察及與內地進行「反恐」交流時,有沒有發現中國公安在執行「反恐」時,作出違反人權的行為。這位樣貎有點九品芝麻官的官員當然否認。但中共在新疆的民族壓迫,對維吾爾人所作的種種暴行,驚動聯合國,李家超稱看不到違反人權的行為不代表什麼。

事實上,「中國人權不彰」,即使一般香港「順民」都不會否認,他們只是受「官貴民輕」的思維影響,政府侵犯人權乃難以避免的無可奈何之事吧了。倒是工聯會的議員黃國健一聽到有人批評中國人權,就好像自己父親的惡行被人揭發般焦急,腦羞成怒,或曰「左毒」上腦,楊岳橋只是表達一下對維吾爾人遭受暴行的關注,他便上綱上線,說什麼有人輕信外國「反華」宣傳,說什麼勾結外國勢力,什麼疆獨、藏獨、蒙獨、港獨、台獨,五獨聯手,還要求李家超對付這些「反華」勢力。

黃國健這類把黨國當成「父親」的共產黨同路人,人性被磨滅得七七八八,只要催眠自己一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共所作的任何反人道罪行都可以視而不見,仿佛只要中國強大,死多少人無所謂,只要中共政權安全,多少人無辜受害也值得。黃國健這類「老左」的冷血,令灰記想起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過的一些令人不寒而慄的話,爆發核子戰爭沒有什麼可怕,地球死一半人,但可以迎來社會主義(大意)。

現代人權意識的確立,就是人類經過幾千年的教訓,深深體會以集體之名,無論是宗教、皇權、國家、民族以至一些理想主義對個體任意傷害的荒誕與虛無。一些民主較成熟的社會,人權有較充份的保障,國家並非至高無上,人民有不愛國的自由。不單如此,對統一與分離也發展出較文明的處理方法,首先就是有鼓吹獨立、分離的自由,只要不涉暴力。黃國健一提藏獨、疆獨…便青筋暴現,中共則連這些「少數民族」爭取保留母語、宗教和文化,都不遺餘力的打壓,在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又要推行懲罰性的國旗及國歌法,強逼人表態愛國,而表態爭取自決就被剥奪參選權利,提一下港獨就被剝奪結社自由。

相反,人家加拿大、英國、日本以至西班牙,高喊魁北克獨立、蘇格蘭獨立、沖繩獨立、加泰隆尼亞獨立的人,都可以堂堂正正以之為政綱參選,有些獨派政黨還能組成地方政府,如80年代的魁北克,和近年的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當然,英國也有與北愛共和軍戰鬥幾十年,西班牙佛朗哥時代也有鎮壓巴斯克獨立,日本二戰時也有強迫沖繩人為天皇而死等的血腥歷史,畢竟人類的發展並非線性向前,也不排除未來某些時期文明會倒退。其實現在歐美右翼極端主義再興起,也是一個警號。

當然,一提到西方較成熟的民主政體,黃國健們就會說什麼國情不合,西方那套不合中國人胃口,在他們心中,只有共產黨獨裁專制「永垂不朽」,仿佛中國人從來都不配有民主。但只要一看中國近現代史,為民主而犧牲的人前仆後繼,就以黃國健們膜拜的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時,最愛攻擊國民黨蔣介石獨裁,最愛高喊要求西方式民主。而當年不知多少年輕人在「反獨裁、反饑餓」的號召下,跟著共產黨走,甚至付上寶貴的生命。

社民連照片

國民黨蔣介石的確是獨裁者,與共產黨內戰敗走台灣後為保政權而實行白色恐怖,台灣人經歷了幾代人的抗爭,多少人被監禁處死,最終建立起民主制度,實現政黨輪替,確立人權自由,開創華人社會的先河。黃國健們不去欣賞台灣人的民主奮鬥成果,只懂跟著共產黨的最新獨裁者習近平張牙舞爪,什麼武力對付「一小撮」台獨份子,忘記中共鬧革命時也支持台獨,他們的代理在228事件也與台灣人一起反抗國民黨。中共口口聲聲「台灣同胞」,卻絕口不提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獨裁所付出的血淚,還企圖再次聯手國民黨,以「一國兩制」哄騙台灣人放棄來之不易的民主與自主,在台灣人心中,這那裡是「同胞之情」,這簡直就是再殖民。

民主化後的台灣,也和其他較成熟的民主政體一樣,言論自由受法律保障,不論鼓吹獨立還是鼓吹統一都沒問題,堅持台獨綱領的民進黨固然可以執政,親中人士可以隨便展示五星紅旗,不會受打壓,「熱愛中國」的韓國瑜可以當選高雄市長,充份反映民主政體的多元與包容。相反,獨裁專制的中共現在要拉攏國民黨,但會容讓人民展示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高喊我愛中華民國嗎?

打著馬列主義的革命口號,共產黨在統治中國前三十年,毛澤東的專制獨裁比蔣介石厲害得多,由土改到文革,人道和經濟災難一個接一個,弄至經濟瀕臨崩潰,人民不滿累積,毛死後終於爆發四五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倒台後,中共不得不進行「開放改革」以自救,久違的民主追求在民間重新燃亮,但共產黨專制之風不改,最終導致六四屠殺。即使如此,民間追求改革的聲音從未間斷,即使習近平上台獨斷「朝政」,全方位壓制異議聲音,製造肅殺氣氛,都不能讓所有人噤聲,甚至有北大教授公開批評中共統治是災難,建議共產黨應自動體面退出政壇。

而中共未奪取政權前,亦曾經本著馬列主義民族自決原則,口頭上支持疆獨、藏獨和蒙獨,一旦取得政權,態度便180度轉變,這些本不是中國人的民族,被迫加入中華民族,不能再談民族自決。起初中共還誘之以「民族自治」,但都是有名無實,近年則變本加厲的實行漢化政策,西藏活佛要宗教局認證、寺廟受監控、學校教漢語多於藏語、經濟由中共/漢人操控;而新疆的維吾爾人不能自由信奉傳統伊斯蘭教,甚至要被送入名為職業/教育培訓中心的禁閉營,強制接受思想改造。這種強逼漢化的殖民暴政,必然會惹來反彈,在中國的「種族清洗」成功前,西藏人和新疆人不會不反抗,然後中共又會以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安」之名,繼續其民族壓迫的暴政。至於對台港的強制統一與溶合,台灣人和香港人也不會默不作聲。

共產黨最愛講「一小撮」,武力對付「一小撮」什麼什麼,鎮壓「一小撮」什麼什麼,但實際上是打擊一大遍,屢試不爽。「反恐」名為對付一撮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實際是對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的全方位清洗、改造;對西藏人的民族壓迫,就是以清除「達賴集團」的「餘毒」之名而行。如果說新疆人、西藏人在中共全方位監控下,無法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台灣人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透過公投方式表達他們的政治共識。倘若台灣人透過公投拒絕中共「一國兩制」,不與中國統一,又是否「一小撮」台灣人「分裂祖國」的「圖謀」,習近平要武力對付之?

其實,所謂一小撮,少數非主流的聲音是也,在有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保障少數發言權是社會共識,政府亦不能因此而藉機打壓。就以鼓吹獨立聲音而言,魁北克相比加拿大全國、蘇格蘭相比全英國、沖繩相比全日本、加泰隆尼亞相比全西班牙,顯然都是「一小撮」,但民主憲政就不能以「分裂」、「叛國」等罪名去打壓這些聲音。事實上,加拿大讓「魁獨勢力」鼓吹獨立四十多年,聽說如今魁北克人對獨立的興緻減弱,鼓吹獨立的魁北克人黨不再執掌地方政權;英國兩三年前准許蘇格蘭人就是否獨立公投,結果蘇格蘭人否決獨立;沖繩獨立目前在當地仍是少數的聲音;以公投方式推動獨立的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則受到西班牙政府的打壓,但歐盟並不認同西班牙政府的做法。

看看外國民主較成熟國家的情況,中共什麼14億中國人不會答應的恫嚇只反映中國政府的獨裁專制性質。黃國健們如臨大敵的所謂五獨聯手,即使實有其事,其實也是「主權歸於住民」的一種表達而已。

說到「主權歸於住民」,民主化後台灣原住民的聲音特別清澈響亮︰

「在我們母親土地上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台灣,我們並不滿意,因為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才剛剛開始被這個國家重視,台灣島上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歷史觀才剛剛開始受到這個國家肯定。但,這也是我們與所有認同台灣土地的其他族群努力形塑的國家,是不同族群正在理解彼此痛苦經歷的國家,是我們可以大聲用自己語言說自己故事的國家。我們在母親土地上自己決定想要什麼樣的國家,並積極改造它,這是尊嚴。無論人口數是300多人的卡那卡那富族,還是21萬多人的阿美族,我們每一個原住民族都有平等的自決權,這是尊嚴。

社民連照片

習近平先生代表中國政府所推銷的單一文化價值、統一、強權,並不偉大也不令人嚮往。對土地謙卑、尊重其他生命、與各族群共存共好,才是我們的信念。」(原轉會各民族代表:台灣原住民族致中國習近平主席)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108/1496835/?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twad_article_share&utm_content=share_link&fbclid=IwAR0JnFE3UpUR8BS1z_LyKIQsNTp7CUSuVPTU2pVFvMyyPfZQMkJBJ7HAtHo)

 

中野的阿古智子,左翼的人文關懷

「很高興中野區議會通過保留舊監獄的大門建造物,讓學生和民眾有機會學習日本歷史的陰暗面。」

日本人與香港人不同,不會隨便聘請外籍家務助理幫忙家務和照顧子女,東京大學學者阿古智子身兼母職(她工作忙的時候,丈夫也會照顧獨生兒子),兒子就讀的小學因學生人數太多,會於舊監獄遺址重建較大的新校舍,爭取保留唯一仍存在的監獄大門成了阿古和一些建築師近一、兩年來的社會活動。

這座監獄建於1915年,曾經監禁過不少政治犯,包括著作《蟹工船》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阿古而言,一個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它的幽暗過去不能在小學生的喧鬧和寂靜中,就此消聲匿跡。特別這監獄曾經禁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好戰與瘋狂的人道理性聲音,以及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對聲音,當中充滿值得當代日本人認知和反思的歷史。

也正正因為如此,當地的右翼政客竭力反對保留監獄大門,表面理由是大門太古舊,敵不過地震,會對學生構成危險。當阿古她們努力爭取支持時,執政自民黨某國會議員的秘書經常在學校家長會散播謠言,說學校家長一致同意拆除大門(其實家長從來沒討論過)。當阿古向校長建議舉行會議討論大門事件,怕事的校長不同意,卻因怕得罪國會議員,不阻止該名秘書不斷發表拆大門的言論。後來阿古獲得包括大學教授等六十名區內人士簽名支持,成功遊說新任區長同意,並獲該區議會通過保留大門,這位議員秘書又在家長會大發雷霆,還誣蔑阿古她們,說保留大門只是少數懷有政治目的的人的搞作。據在場的阿古戰友的轉述,該名秘書,自持來自執政黨,態度傲慢無理,水平低劣。阿古向灰記轉述此事時仍顯得激動。

灰記有點羡慕阿古她們,校長怕事也好,執政黨黨員水平低劣也好,日本始終有個民主制度,議會也有一定的權力,中野區議會通過的議案,執政自民黨如何不高興,也要實行。「日本社會其實很保守,一般人的心態是維穩,不喜歡爭論」,阿古是少數對日本充滿批判的左翼,關懷少數被打壓的聲音,關注中國人權。

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劣跡斑斑,甚至犯下反人類罪行,而香港傳統左派從無獨立思想和人道關懷,只懂緊跟共產黨的步伐,用愛國作藉口,合理化一切「國家行為」,近年最惡名昭昭的是前特首梁振英的血腥發言,「國家殺人是不會被法律追究」(大意),充份顯示這些中式「左派」視黨國如上帝,視人命如草芥。有這樣的反面教材,加上香港從來都是崇尚資本主義的反共社會,無怪乎香港人對左翼充滿誤解和偏見。

同被稱為左派,阿古和工聯會、民建聯那群黨國嘍囉情懷未免相距太遠。面對國家的錯誤政策、政權對人民的打壓,阿古和她的左派朋友不會噤聲,甚至因而被右翼抨擊不愛國。相反這群黨國嘍囉如譚耀宗、鄭耀棠、黃國健…何曾為受打壓的中國人出過半句聲。最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佳士勞工爭取權益被打壓,一些聲援工友的「毛左」學生被政府拘留、監控,國際上一群左派學者包括喬姆斯基和齊澤克等,聯署杯葛在中國舉行的馬克思大會,之前,社民聯、職工盟等亦曾到中聯辦抗議,聲援工友和學生,聲稱代表勞工權益的工聯會未敢哼半聲。然後,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持有加拿大護照的中國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工聯會的陸頌雄等急不及待走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積極為一個中國大公司的「太子女」,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富二代發聲,卻完全把在中國內地受欺壓的勞工抛諸腦後。在這些共產黨嘍囉心中,國家主義或曰黨國主義代替了階級矛盾,黨國權貴就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當日共產主義者高喊的「工人無祖國」和「國際主義」,對著這群共產黨嘍囉,簡直如對牛彈琴(對不起,灰記又得罪了牛牛,牠們可能甚懂音樂)!

是的,縱使今天「工人無祖國」已成絕唱,但人權無疆界的國際主義仍然是不少自命左翼人士的座右銘。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正好體現日本左翼超越國族主義的人文關懷。對她來說,日本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前者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以及對中國能朝自由民主方向發展的希冀;後者是利用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作宣傳,宣揚和鼓吹敵視中國的日本國家主義。

這些來自日本右翼的惡意中國人權關注,令灰記想起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宣傳和教育,「中國人貧窮愚昧落後,需要先進日本統治和教化」。想不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表面富裕強大,中國人總體愚昧落後的印象依然揮之不去。但善意關注中國人權的阿古,不管中國人總體給人什麼印象,從在日本駐華使館擔任農村扶貧項目,到成為東京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把中國農民/上訪人士/異議者/維權律師當成朋友,真心地關懷他們的命運,盡力施以援手。她在東京的小屋,就經常接待/收容來日的中國友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是實實在在的國際主義精神,在現今排外右翼思潮當道的世界,彌足珍貴。

談到排外右翼思潮,灰記禁不住要講一段小插曲,阿古曾經收容和協助過的一位維權律師的兒子,可能因為父親受中國政府打壓,坐共產黨的牢,留學日本幾年,竟然產生了類近日本右翼的思想,支持日本右翼的國家主義,事事日本人優先。他的這些思想讓阿古十分困惑。灰記除了覺得他未免想得太天真外(日本一旦極右當道,首當其衝可能就是他這些留日中國人),也聯想到某些港獨本土派的心理。這一切中國共產黨要負最大的責任,黨國/狹隘民族主義造就敵對的右翼民族主義,令仇恨升級。

而在右翼聲討中共的大合唱,以及中國人總體形象相當負面的現實中,阿古卻能從那些在專制獨裁下不屈不撓的中國友人身上學習。「若果我沒有接觸中國異議者/維權律師/家屬,以及從他們的經歷感染到他們的力量,我未必會參與爭取保留中野舊監獄大門的運動。」觀察阿古,每次提到受中國政府打壓的朋友,都會感觸/感動至雙眼變紅,甚至眼泛淚光,如此感情真摰的人,灰記實不多見。

而作為參與過709大抓捕拍攝的灰記,完全明白阿古的感觸與感動,那些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家屬在極度高壓逆境下的承擔與所受的折磨,實非生活在較自由的日本,和仍然有自由空間的香港的人所能想像,灰記在她/他們身上學習到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縱使時局如何低迷、灰暗,總能有所堅持。

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也感動了她的父親。她說每次回大阪探父親,都會談到她的中國友人,去年《709人們》在大阪放映,她父親還到社區中心觀看。這次灰記到大阪拍攝阿古的「中國心」,也順帶拍攝了她父女的對話。原來這位長者記憶力很好,雖然記不起維權律師的名字,卻知道片中有些律師已獲釋,如李和平,還特別問到一位被長期關押的律師近況,那位律師就是王全璋。問阿古父親是否支持她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她說支持但同時擔心她到中國是否安全,特別看了《709人們》之後。

這位長者對中國最大的心願,就是盡快改善人權,為了中國人民,也為了他的女兒!

當中國特色「君臨」香港

獨立媒體照片

香港特區政府強行取締香港民族黨,實行黨禁,列出一大堆所謂理據,這些似曾相識的「理據」不期然,也很自然令人想到中國當局如何對待異見者/維權人士,想起中國特色的種種。

去年被監禁至死的劉曉波,是在2009年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其中一個「罪證」,就是在網上發表「攻擊政府的煽動性」文章。於是中國憲法上公民享有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的條文,形同虛設。中國公民實際上並沒有言論自由,因為公開發表意見的後果是會受到政權的報復,會被判重刑。

個人言論尚且如此,你要組織起來發揮更大的影響,所受的打擊報復更嚴重。當年徐文立等要籌組中國民主黨,政黨未正式成立已遭受當局全方位打壓,數百人被捕、被拘押、被判刑,最高刑期是15年。

因此,當中國聲稱自己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聲稱自己的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時,大家都知道中國政府在開玩笑,都知道任何價值標準,在中國特色之下會變得面目全非。

近兩三年,因為709大抓捕而較多人關注的中國維權律師困境,更能說明中國特色的捩橫折曲。這些由中國大學培訓的律師,希望在中國的法律制度下履行律師的職責,替客戶當辯護人,便遭遇厄運。而只有中國特色(當然還有其他專制獨裁政權)的「法治」)才會令律師要冒人身安全風險去執行職責,只因為他們為政權不喜歡的人/社群辯護︰因為西藏人、維吾爾人,當局眼中的分離主義者/恐怖分子辯護,為法輪功、基督徒等,當局眼中的與境外勢力勾結的顛覆分子辯論,為堅決維護自已權益的訪民,當局眼中的尋釁滋事者辯護…。

律師們,你們可以自由執業,替客戶服務,但你要撇除分離主義者/恐怖分子、與境外勢力勾結的顛覆分子、尋釁滋事者…,否則後果自負。而後果是被喝茶、被監控、被失蹤、被拘押、被酷刑以至被判刑;百姓們,你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但批評要有建設性,不能惡意詆譭政府、不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不能這樣不能那樣…,你們有結社自由,但必須在共產黨授意和領導下才能結社,否則後果自負。而後果就是被喝茶、 被監控、被失蹤、被拘押、被判刑。這些中國特色的自由,七除八扣後還剩多少?甚至如「文革」時被逼死的「大右派」儲安平所言,「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在特區政府自動迎合下,中國特色步步進逼,香港的自由現在己進入了「多」「少」的階段,何時再進入「有」「無」的階段?相信不少港人感到焦慮。那個貎似九品芝麻官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典型殖民地培養的官僚,特色是只懂聽上級命令,如今煞有介事的學習新宗主國中共官員的強詞奪理,把一般民主社會公民行使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平常舉動,說成如黑幫、罪犯的犯罪活動,只能貽笑國際。

雖然灰記有點看不起陳浩天,覺得一個連非法集會也不敢的人如何推動港獨,也不認為只有獨立香港才有民主,但在人權、自由、法治的原則下,鼓吹港獨者有宣揚她/他的政治主張,以及組織政黨實現她/他政治理想的權利,只要不涉暴力,政府不能隨意剝奪她/他行使公民權。無論在網上或獲邀發表言論、組織遊行示威、接受傳媒訪問、參與立法會選舉,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也是法治社會下的正常活動。西方社會都有分離主義者及要推翻資本主義的共產分子,以至鼓吹種族仇恨的極右分子進行政治動,以至參與選舉,甚少聽聞他們會受到禁制。這個博客也不只一次講到蘇格蘭、魁北克、沖繩、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這些國家都沒有因為有人/組織提倡分離主義就宣布違法要取締。因為這些民主國家會比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更懂得「群眾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相信人民有權利和智慧對不同的言論和主張作出判斷,不用政府為他們操心,什麼言論有建設性,什麼言論影響,什麼可以聽,什麼不能聽。

當然,到了分離主義差不多要成熟時,英國政府和西班牙政府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前者與主張獨立的地方政權達成協議,容許蘇格蘭人就是否脫離英國進行公投,後者則禁止主張獨立的地方議會進行獨立公投。無論如何,兩國政府都沒有如中國般把「分裂勢力」「消滅於萌牙狀態」,沒有剝奪主張分離者的基本權利,否則加泰隆尼亞地方議會就不會主張獨立者佔多數。

所謂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最重要就是公民權的確立,公民所享有的各種權利不會被輕易剝奪,也相信公民會合理行使權利。當然,在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的資本主義社會,愈來愈多人批評分配不公、經濟權力和成果集中在一小撮富人/資本家手中,大部分人的公民權其實未充分體現。但中國社會既沒有克服資本社會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顯示不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相反,財富更集中黨的手裡,貧富差距更大),更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假惺惺」的民主自由,中國特色只是中共拒絕現代文明的捩橫折曲。

灰記不是戀殖者,不覺得香港人在英治時期享有多少政治權利。但你說老牌帝國也好,老牌民主國家也好,英國人的確沒有共產黨和中國人那種事事都要管的專制家長式心態。但在英國人後過渡期懷柔政策的「麻醉」下,香港人建立不起堅實的抗爭傳統,在中國特色「君臨」下,絕望、退縮、逃避…,不一而足。

因為認為上一代不濟,年輕世代很多選擇切割,與舊的爭取民主道路切割,以至與中國的一切切割。年輕人的燥動、焦慮可以理解,但有點灰記必須提醒,最懂與中國特色周旋,與中共鬥爭者,非被中共殘酷打壓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莫屬,除非堅決採取駝鳥政策,中國的一切都看不見,都唔關我事,中國「君臨」香港都唔關我事,否則,至少也留意一下人家的抗爭經驗,從中學習, 汲取教訓,如果你的抗爭是認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