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無疆界,記阿古智子及其反修例新書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2020年於日本出版的一本有關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書,今年六月於台灣出版中文版,書名為《香港__何去何從》,由芝竹、陳愛理和Esther共同翻譯。除了主要講香港,此書也有不少篇幅談及她親身體驗的台灣和日本,此外也提到一些她接觸過的中國人權律師和家屬。此書對香港反修例運動持同情態度,九七前後曾在港大留學的她,就像香港的一個朋友,「困惑」地看著一個曾經熟悉的地方開始變得糢糊、陌生。此後香港變化之大,相信在她這書面世的兩年前,很多人都難以想像。

一向慷慨好客的智子,於中文版出來後傳訊息說會寄給灰記一本。灰記收到書之後向她道謝:「Big thanks Tomoko, will read it soon」,她隨後回話:「Maybe my understanding is not that deep. 請你指教!」灰記隨即說:「這兩三年香港變得太快太多,要有深刻的認識,對任何人都困難。你能成書,多一個『外部』的觀眾已十分難得。」

不知道灰記為何說她是「外部」的觀眾,她其實是緊密接觸和關注香港的人才是。這並不是一本典型的學術書,阿古智子百忙中記下她在反修例運動前後於港台兩地的足跡及所接觸的人和事,作為學者,她要盡量「客觀」地邊叙邊議,作為一個人,她的感情投入和內心剖白令此書更「動人」。

對智子的朋友如灰記來說,這書很有親切感,除了書如其人般體現智子坦率的性格和她的人文關懷,也因為她所提及的不同場景,不同的朋友也曾親歷其境。對一般讀者來說,一個「不安」於冷氣辦公室內抽離遠觀外界的非典型學者,一個一直努力透過民間互動和對話,期望日本與中港台有更良性互動的行動型學者,無奈於大政治的劇變,更多的「敵對」者被製造,更深的藩籬被築起之同時,仍堅持盡可能參與任何可助了解現狀的活動,不錯過任何可助溝通的機會,在現今充斥犬儒、絕望的世道,是難得,也是經過現實洗禮的正能量。

「一切源於中國」,先從智子的「中國心」說起。她在1971年出生,小學時有不少老師有改革意識,即所謂左傾,對她有很深的影響。她生長的大阪有不少朝鮮/韓國人和部落民(類同印度種姓制度的「賤民」),都是受到歧視的族群,老師則教導她們不要歧視不同於自己的人,要懂得欣賞不同族群的習俗和傳統。智子說自己從小就對不同族群很好奇,對日本以外的世界很感興趣。她曾受訪說:「日本是很小的地方,我不想永遠待在日本,我想出去別的地方看看。後來做學術研究,便想到研究中國。」

成為學者之前,智子曾參與不少中國扶貧項目,持久關懷中國民間社會。成為學者之後,她也與一般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有別,最不同的就是她的「赤子之心」:由於關心基層中國人民,於是認識不少維權者,也因此認識不少協助維權者的人權律師,於是認識一個有別於中國官方對外宣傳的中國。

她對中國的認識很多來自民間的現場,曾經在辦公室向採訪者說,日本幾乎沒有像她那樣專門在中國做田野調查的學者。而她因為要實地接觸中國的底下層,完全不介意住在衞生環境惡劣的農民家,與他們做朋友。而這些農家連與她一起去採訪的中國記者也不願意住下,堅持回縣城的酒店住。而很多主流日本中國研究者不做田野調查,只用文字資料做研究,為了可以不斷到中國講學做研究,這些學者會自我審查,盡量避免批評中國。這其實和日本政府的取態相當類近,日本政府一向很少評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直至2019年,智子每年都會到中國探望維權朋友,人權律師及家屬。她在書中「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一節提到她最後一次到中國是2019年3月,曾陪同許艷到江蘇徐州的一個看守所,許的丈夫余文生律師被拘押在該看守所。 余文生因為發表公開信要求修改憲法等政治改革而被拘押。「(許艷)在二0二0 年六月十七日突然接到江蘇省徐州市檢察院的電話,得知丈夫的審判已於去年五月秘密進行,市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智子寫這章節是回應中國於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她特別提到全國人大於5月通過此法時,「……讓我們這些研究者感到相當意外,對於香港人而言更是晴天霹靂。」她認為這是隨意擴大解釋《基本法》第十八條,十八條訂明:除國防外交之外,任何國家法律均不適用於香港,以及第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由香港特區自行立法, 亦認為「這做法也違反了國際公約《中英聯合聲明》(一九八四年簽訂)中,明確記載維持香港民主制度和『高度自治』。但中國卻不顧一切強行施行。」

她隨即於7月7日,參加了一個中國人權問題的線上研討會,並在該章節轉述會議發言人之一﹐香港大律師張耀良的悲嘆,「在香港建立起來的普通法體系,被活生生地破壞了。」她也提到會議的一個目的是回顧於2015年在中國內地發生的「七0九大抓捕」,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的何俊仁在會上表達了憂慮,「或許有一天,在香港也會發生『七0九大抓捕』!」

讀到這章節的感受就是,想不到這些憂慮那麼快便成真。說這話的何俊仁不但被控參與/組織不同的未經批准集結,共判監十四個月(以往這些罪行刑罰輕微,判社會服務令或監禁數星期,且多會緩刑),還因為是支聯會(2021年9月解散)前副主席,與前主席李卓人和另一前副主席鄒幸彤一起,被控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参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他們三人均不獲保釋,由去年開始一直還押。

而去年初發生的民主派初選案,更被形容為港版「七0九大抓捕」。47名有份組織及參與2020年立法會選舉(後延至2021年底舉行)初選的民主派人士,以《港區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檢控。當中大部分人自去年初開始還押至現在,小部分獲保釋。一般預計此案可能最快後年才審結,一些被告可能在案件審結時已關押了至少三年。換言之,智子在文中所憂慮在中國內地的任意拘押,以另一種形式在香港出現。所不同者,如許艷般幾年見不到丈夫余文生(余於今年三月獲釋),連丈夫受審時也不能到法庭聽審,甚至事後才獲通知,此等政治犯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待遇還未延至這裡吧了。

在另一節「一家人來寄宿」,提到她在日本的一個中國聯繫。智子在東京的家有一個書房,是客房也是「避難所」,曾經接待來自中國的不同訪客,有朋友戲稱她的家為「東京小屋」。文章提到2019年底發生的廈門聚會案,許志永等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在廈門聚會討論時政,後來參與者相繼被捕。

她寫道:「二0 一四年,許志永曾因擾亂公共秩序,遭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並已服完刑期。出獄後,他一直沒有參與活動,這次也只是少數朋友的聚會;我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要將所有社會運動還在萌芽期便完全消滅,然而我們家接待的,正是參與廈門聚會的一位人權律師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律師本人則因為擔憂被捕,躲藏在中國境內的某個地方。」

這三母子希望能到美國,當時暫住在秋田縣。「冬天在東北秋田沒有暖氣的小房間生活,實在太悽苦了。看到孩子們長期不能上學的樣子也讓我(這個老師)十分擔心。由於我們家曾接待過來日本留學的中國貧困家庭和維權律師的孩子們寄宿,雖然想到這家母子三人都來擠在同個屋簷下的決定太過侷促,但我在和家人商量後,還是決定接待他們來家裡來寄宿。」

事事上心的智子,為這家庭在日本合法逗留,為孩子逗留期間的學習和活動疲於奔命,好在有朋友和學生願意幫忙。後來爆發COVID-19,上課及課外活動停止,「兩戶人家六口人擠在一座小房子裡的生活,也漸漸到了極限。」最終透過美國一個基督教組織的協助,三母子獲得美國簽證。「三月十六日,幾乎就在日本關閉出入境國門前夕,他們平安抵達了美國。那個時間恰好到宛如奇蹟。」

智子感嘆曾親眼目睹中國許多律師和非政府組織成員被拘留和逮捕,學者和記者被剝奪出版和發言機會,不當解僱,甚至被控「尋釁滋事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同時亦

感嘆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的不足:「日本在接受別國難民方面等的條件,明顯不如其他先進國家。我不曾營運人權組織,因此對這些人的幫助是有限的。然而,我作為一個人,必須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做我必須做的事,做我能做的事。

然而,因為我幫助那些在中國可能被視為罪犯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中國政府或許已將我列入『海外敵對勢力』之中吧。」

現在該談到「香港人__何去何從」的「主人翁」,中式行事方式漸趨普遍的香港以及住在這裡的人。智子也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從1996至2000於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修讀博士學位,其間經歷了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她在「前言」講述了不少體驗:

例如初到香港獲一名單親媽媽接待,主人家將她們在窄小公屋單位的床讓給正在發高燒的她,第二天復原後與該單親媽媽和她的朋友,在略為骯髒的細小食館享受了一頓令她感動到「連舌頭都幾乎要一起吞下去了」的美食,「天啊,世上居然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例如香港人只講效率與速度的文化令她嘆為觀止,小巴的瘋狂速度和在「狹窄的山道急速上下穿行」的雙層巴士,令她「震驚到嘴巴快無法闔上」。「我自認是個相對溫和的『大阪人』,但當我開始住在東京生活,我對路上行人的緩步徐行,或一上了電扶梯就停下腳步的人都會覺得有些不耐煩。連這樣的我,也會對香港生活節奏的快速感到可怕。」

「香港人那種連大阪人也感到吃驚的『商人』氣質,可算是香港經濟政策培育的結果吧。……英國

殖民時期的香港,追求效率重於公平,減少了社會福利支出成本。回歸二十多年來,立法會得以經常地討論社會福利政策,香港住民要求更積極介入經濟政策,呼籲增加社會福利預算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然而,財富分配不均並未得到緩解,貧富差距的懸殊也達到了驚人的水準。」

香港回歸中國的這個不尋常的國際大事,也觸動了這個日本人。「七月一日那天,臨時在『NHK香港支局』兼差打工。感受到自己見證了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的那一刻,記得我在高樓大廈林立的中環的電話亭裡,給在大阪的爸爸打了通電話,『爸爸,香港交還給中國了,剛剛回歸典禮才結束呢!』二十三年前的那時,還是街頭巷尾都有公共電話的年代。」

「已成遙遠記憶的香港」,2019年6月以後忽然又在她眼前出現,每日都想起香港,連發夢也總是見到香港。與從前賺錢和效率至上不協調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影像,也終日盤踞她的腦海。「當我人在日本 只看報紙、電視和網路上的資訊,總有些東西感覺不到或看不到。我每天都會在社群媒體上收到有關香港的影片、照片和文字資訊,但那些訊息所傳遞的事物現象實在太複雜,讓我感到困惑。」

2019年12月5日智子乘夜機,6日凌晨5時抵港,大約十日前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取得壓倒性勝利,那時香港的重大衝突都發生了,局勢較為平靜。智子就在這幾天,見了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包括她幾個以前大學的同學、在香港認識的幾個運動參與者,一個曾在日本讀碩士,另一個兼職警署翻譯,還有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日本高中生和日本留學生……,也包括12月8日舉行合法的「國際人權日」遊行。透過這些人的說話和感情流露以及她的現場觀察,了解反修例運動種種面向。

或許對曾不同程度參與過反修例運動的香港人來說,她在香港之行所見所聞, 都是大家經歷過,甚至有更廣泛、更深刻難忘的體驗也不定。但不要忘記,這並非一本單純寫給香港人看的書,而是面向日本、台灣,甚至希望有中國大陸的人可以看到。對這些香港以外,對此地不熟悉的讀者而言,智子的「田野調查」和對香港一些公眾和政治人物的介紹,對反修例運動發生前的一些背景舖陳,以至運動發生後一些事件描寫,對了解香港的變化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她的一些困惑與反思,包括民主自由的價值如何在家庭、學校、社區和友儕間實踐,也值得現在的很多香港人「細味」。

例如她在「2. 暴力與非暴力」這一章「自由還是賣國」的一節,提到她一個「藍絲」朋友對示威者暴力的譴責,不斷辱罵示威為暴徒、曱甴,對警察則無保留支持。「香港正在衰落。我們老一輩人建立的一切都被破壞、道德也被敗壞了。……怎麼能說殖民地時代有民主呢?香港回歸中國後,逐漸有了選舉。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想在英、美國面前搖尾乞憐,那不就等於賣國賊了嗎?」

這些香港年青人一概視為「廢老」的「廢話」,智子這樣回應:「現代的社會分化激烈,不同立場的人之間越來越難交流。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這個矛盾。我研究過中國的人權運動和公民社會,在某程度上我能理解香港年輕人對香港前途的擔憂。最近,連在旅日的中國人,甚至是日本學者,都發生了在中國被扣留的事情。我無意詆毀中國的一切,但我不得不批評中國當局限制言論和學術自由。透過在中國的大量實地考察,我親眼看到也聽到了中國的嚴峻現況。我覺得香港已經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了。」

在壁壘越趨分明,敵對撕裂越趨嚴重下,智子在保持自己看法的同時,依然渴望對話和溝通,她這種態度亦貫穿全書。雖然她同情理解香港的年輕人,但也深感「暴力行為加劇、公共設施遭破壞、交通受阻等現象」會令人不安,她感嘆:「上述提到一個示威者放火焚燒身穿綠衣男子的影片,也讓人震驚不已。起初我以為是假新聞,但當幾個訊息管道都證實是事實時,我非常失望。為什為要做出如此激烈的暴力行為,我從心底感到悲涼。」

她12月8日國際人權日處身示威現場,第一次被一群全身黑衣的示威者團團圍住時,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緊張感。「當下我才意識到自己在日本所聽所見、自以為瞭解香港示威的形象,是多麼缺乏真實性」。智子是透過「現場觀察體驗」以及接觸親歷者來驅除「不實」的印象。她和一位港大同學於 WhatsApp上作了詳談(「WhatsApp上的告白」一節),對一些暴力場面和「過激」行為多了一份了解。

「做那樣的事的只有少數人」「我為大多數反抗者感到自豪。他們非常勇敢」,她的同學為「勇武」示威辯護的同時,也懷疑部分破壞者的身份:「……可能是黑社會,也有可能是便衣警察,甚至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僱用的人。……」,這大柢也是當時很多「和理非」的心情。智子寫道:「她用『裝修』(decorate)來形容『破壞行為』。被視為親中派的集團企業、商店或飯店出入口相繼遭到破壞,鐵門和招牌不斷被塗鴉。……另一位朋友說:「雖然破壞了商店,但沒有發生任何盗竊行為。」「示威者投擲的『火魔法』(汽油彈)只是想設下路障,更多是為了不讓警察攻進來。」……換句話說,示威者的行動有一定的規則,這是對示威者有一定程度理解的態度,所以產生了『打理』和『翻修』這類不具負面意涵的詞彙。」

越多聆聽,對敵視中國內地和暴力的成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6.被撕裂的社會」一章,智子從自身以及不少居港日本人的經驗開始,嘗試探討為何香港近年急劇變化。「……各式各樣的語言都被使用,多元的民族、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一起生活,我在香港的時候,幾乎沒有感覺被當作是『格格不入』的人。相對日本,香港可以沒有壓抑感,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因這樣的感覺前來香港的人,在我身邊也有不少。」

然而,賺錢和效率至上並不能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和貧困化,窮人越來越多,居住環境越來擠迫惡劣,還有更重要的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人競爭資源所引起的不滿和恐懼,香港年輕人即使大專畢業也「不能奢望可以獲得與上一代一樣的薪資漲幅與向上流動的機會」。中國影響,無論來自政治還是經濟都越來越顯眼。

「我在二0一九年到訪香港大學校園的時候,雖然到處都貼滿企業招聘會的簡介,但我發現不少都是使用簡體字。香港慣用繁體字,以簡體字書寫的招聘簡介,不是顯然打算優待中國學生嗎?我也經常會聽到,在歐美大學畢業的中國人,於香港工作時可以賺到很高的收入。」總之,香港市民與大陸新移民之間於「就業與商業經營、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有互相爭奪資源的情形。」

智子留學港大時曾經租住過西環狹小的房間,對香港居住空間的壓力有第一身體驗。在「住宅不足下的新移民」一節,智子透過聆聽一位經營日語學校的香港人,再進一步介紹香港租金的壓力和中港矛盾。例如在日本大阪三萬日元就可以租到一間一人住房,在香港則平均要二十萬日元。「這樣的狀況連香港人也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如果去到新界的話,就有很多新移民居住。中小學都有大量中國人的子女入讀,但我們也無可奈何。對社會不滿的情緒就快爆發了。香港每日都在接收一百五十個新移民,在輪流等候公共房屋時,也會有讓他們優先的情況出現。」

「香港年輕人根本無法與這些人競爭。他們為了繳付房租已經夠辛苦,每個月還要拿出約三、四萬日幣(約台幣七千至九千元)給父母當家用。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在為生活所苦的同時還會捐款、會去關心西藏的問題,盡全力貫徹自己的信念。我常在想,他們到底是抱著什麼心情呢?」

在「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一節,智子透過日本最具權威的香港研究專家倉田徹,闡釋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殖民地管治是一個比現在更強力的獨裁體制。……即使沒有民主但也沒有什麼政治干預的環境下,香港社會還是可以保持自律性與主體性。……回歸後,經濟上推動『中港融合』,為避免香港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政府日漸介入香港社會。對此,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彈,產生了『中港矛盾』。」

「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利益不斷循環,貧者越貧的結構若不打破的話,香港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現在可以見到的變化是來自中國投資、房地產交易增加,以及人口湧入。因此,香港的分裂會更進一步極端化,而這次,失去自由的恐懼正在既得利益者之間開始擴散。」「聲音量小的人們,以及因為被欺凌、壓迫、無法理性控制情緒的社會弱勢,他們所累積的負能量也將不可避免地爆發,容易使運動激進化。」不知道反修例運動的勇武激進派是否同意這種分析。

反修例運動發生於中文大學的示威者堵路、設置路障守護校園。「有些人批評他們阻斷交通、破壞路磚的行為,雙方對峙,現場極為混亂。」智子訪問了一個在校園留到最後一刻的日本留學生,轉述了他對學生/示威者「過激」行為的反思。留學生認為不能用自己一直以來所想像的「道德上的正確性」來判斷所有事情。

「……只要是朝著示威目的前進,有些矛盾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行為本身讓我們自己受損或者遠離目標的話,那就不能接受。示威者必須經常思考:『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命?』『暴力行為能否有效達成自己的目標?』因為不仔細思考的話將會讓自己有所損失。」

寫到這裡,智子也分享自己對「運動底線」的思考:「『勇武派』與『和理非』,其實並無法真正分得清楚。當然,犯罪行為在法律上應該要受到懲處,但若將其視為社會改革的運動過程,應該就無法以『這種是黑』『這種是白』等標籤化進行審判。每個人無時不在煩惱,時而前進,時而後退。但當權者卻毫不留情把示威者貼上『暴徒』的標籤,無視長期被壓抑的人們心聲,也不設法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亦沒有全面深入調查意外及事件。當權者的所作所為,都只是在全力擁護警察等與自己同陣營的人而已。」

實際上,當權者對警察的「全力擁護」,不但令示威者,也令很多市民承受來自警察的暴力對待。與智子WhatsApp的同學也有著不少港人同樣的經歷。她因為住近太子站的旺角警署,不時吸入警方頻密發放的催淚彈煙霧,以至生理期來之前的分泌物一直是灰色(灰記聽說不少女性前線示威者以至記者的經血是黑色的)。「也許是有什麼毒素跑進體內了,身體用特別的方式在排毒吧,政府沒有公布催淚彈的成分,誰都不知道其中有什麼化學物質。這是對人權保障的侵害。」

她有次習舞完畢往地鐵站途中遇到警察的水砲車向四方八面發射,有人被水砲打中,她亦無法呼吸,眼睛不停留淚,要不斷倉皇躲避,因而悲從中來。「這是香港嗎?我當下覺得非常悲傷,嚎啕大哭了起來。」

家在元朗的這位同學,也提到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傳言整個事件是黑社會故意做的。我們香港人想知道實情是什麼。獨立調查小組招聘的外國專家前幾天辭職了,真正的獨立調查儘管想做,大概也很難進行下去吧。」

當時社會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很大,也得到一些溫和的建制人士支持,但在警方激烈反對下,要依賴警察「平定局面」的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代之由監警會聘請數名外國專家加入調查,但監警會一向主要由保守建制主導,又沒有調查權。外國專家要求有獨立調查權不果而辭職,拒絕為監警會背書。

2020年5月監警會發表了反修例運動警方執法調查報告,只批評警方在721事件沒有及時採取行動,說「警黑勾結」缺乏確實證據。而當時多間傳媒所攝製的專輯,至少能證明警方故意不及時採取行動,令襲擊者為所欲為。此外報告亦沒有譴責警方過度執法和濫用武力,只是建議警務處需要重新審視使用武力指引、是否跟法律完全銜接以及警務處需要自設法律顧問部門等。對很多參與或同情運動的人來說,這份報告避重就輕,不痛不癢,是典型小罵大幫忙之作。

回想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當中有人認為除了調查警方執法問題,也應調查反修例運動的成因,政府和示威者應負的責任等等。換言之,若果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也要看人選是否公眾信賴的人),除了警方的執法問題,人權受侵害的問題外,示威何以變得激烈和暴力,年輕人為何對政府有如此強烈的仇恨等,或許會有較全面的理解,政府從而作出回應和疏導,否則談何修補社會裂㾗,共建和諧社會?

然而,特區政府鎮壓運動之後,只顧利用新舊法例作大規模拘捕和檢控,即所謂「止暴制亂」,將所有不滿的聲音壓制下去。任何不符合當局「黑暴」定性的話語,都聽不進耳。兩年前出版,由中大政治學者馬嶽撰寫的《反抗的共同體》,去年出版,由中大傳播學者李立峯編輯的《時代的行動者 反修例運動群像》和今年中譯本面世,由阿古智子執筆的這本書,其實都是較客觀地去描述、分析以至理解反修例運動的著作,是管治者難得了解「理性反對聲音」的中介。

而對於過去「沉浸」於反修例運動的很多香港人,在「和勇不分」、「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大框架」下,大家都避免觸及政治上的分歧,以至對「暴力抗爭」的不同看法。這幾本書的公開討論,以至更多的運動後檢討和省思,對個人和社會其實都十分重要。

然而,正如上述智子同學的憂慮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著香港人:「……有一天孩子們會不能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我們也必須繼續說謊下去。即使是現在,我也幾乎算是在講假話了,我更改了臉書的名字,刪除了照片。我們這次的對話有沒有被錄音,這也讓我很擔心,澳門已經完全是這樣了。我們根本無法表達真實的自我,我們不知道誰在什麼地方看著我們。說實話,我無法想像五年後會怎樣。」獨立於官方的公開政治討論差不多已經絕跡。

此書面世後一年,北京宣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拖延了一年多的立法會選舉,其議席作出重大修改。雖然議席由70加至90席,但原來佔一半議席,即35席的地區直選議席減至只得20席,按比例則由一半減至剩22%。若以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作為民主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智子的「藍絲」友人會認為是民主的倒退,抑或仍堅持「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呢?

不但如此,「完善選舉制度」後,要由由官方定義的愛國者管治,民主派今後即使欲參選(2021年的選舉民主派沒有人參選,或被一早取消資格。僅一些被認為向北京輸誠的前民主派如馮檢基、狄志遠參選,結果後者勝選),也先要被檢視是否忠誠愛國。最近有親北京人士不斷向民主黨喊話,要求放棄「反共」心態,「洗心革面」才有前途。

然而對「WhatsApp上的告白」的智子同學而言,愛國可以是另一種想像:「……我覺得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劉曉波是最愛中國的人,他和守護中國人權的律師們為什麼必須受到那麼多的迫害?為什麼要強迫我們『愛中國』?他們那些人愛的是中國,並不是愛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並不代表我們中國人,絕大多數香港人也都這麼認為。」

由北京引入《港區國安法》開始,以言入罪的恐懼變成了現實,「光時」案被告唐英傑因為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幡,而以「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判刑9年;《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的管理層和總編,也分別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被拘押,兩個傳媒亦被迫停運。這兩年因政府當局的大規模檢控,很多民間和政治團體,例如書中提及過的支聯會、民間人權陣線、香港眾志,以至沒有提及的很多團體都因壓力而自行解散;很多政治和公眾人物如書中提及過的何俊仁、黎智英、周庭、黃之鋒、羅冠聰、陳皓桓、岑子杰、梁國雄、區諾軒,以至沒有提及的知名及不知名人士,不是在服刑或曾經服刑,就是被拘押,要不然就是「流亡」海外。

智子向「藍絲」朋友說的「我覺得香港已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發生在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傳媒界……。自我審查已成了日常,相信不少香港人「感觸良多」。類似書中所提及香港文憑試的「爭議性」考題「一九00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法?」(當時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批評「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感情」), 將不可能再出現。香港不少獨立製作的影片,尤其同情反修例的已不能在香港上映。很多「敏感」的書籍被公共圖書館下架,灰記於網上尋找不到馬嶽和李立峯那兩本有關反修例的書,相信圖書館會購入阿古智子這本新書的機會也很低。此外,除了親建制學者,越來越少學者願意公開評論政治事件或反修例案件。

換句話說,過往紛雜多元,激進、溫和、保守共存的社會,現在彷彿只容許政治上附和官方的聲音,連溫和的批評聲音也容不下。而阿古智子的書,正正要提供一個「溫和理性」和「兼容」的看事物方式。若香港容不下這種看事物的方式,智子會在自己的國家日本,在與對岸大陸關係越來越緊張的台灣繼續踐行。她不放過任何機會邀請香港人親身到日本,或在網上講述非官方的香港故事,如書中提到的周庭、區諾軒、劉慧卿、陳皓桓、何俊仁以及書中未及提及的「離散」香港人。最近未能在香港放映的香港影片《憂鬱之島》,智子曾安排在日本播放並邀請導演出席映後談。

也在隔岸看著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2020年初舉行總統和立委大選。由於北京透過香港政府重力鎮壓反修例運動,原本對臺灣人已缺乏吸引力的「一國兩制」,更缺乏市場,一般都認為鎮壓反修例運動是替民進黨的蔡英文助選,令原本處於劣勢的她選情反彈。而她亦不放過機會聲援香港人爭取自由,贏取了不少香港人的心。

智子在書中提到大選期間接受龍應台邀請到台灣實地考察,在「紅綠選舉戰」一節詳細講述了體驗。她先到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造勢晚會觀察,現場的熾熱氣氛令她感到震撼,「……『韓國瑜,凍蒜!』『蔡英文,下台』齊聲大喊的人們那般狂熱模樣,不禁讓我聯想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智子原來認為香港因素令蔡英文穩贏,但親身目睹「韓粉」的狂熱,以及韓國瑜不斷強調「臺灣安全,人民有錢」的經濟發展和庶民觀點,以及改善與大陸關係的政綱好像很受歡迎,也有一刻覺得自己可能判斷錯誤。

第二日她察覺不少香港人到了台灣。「投票日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十號,當我走在臺北市中心時,隨處都可聽見廣東話,為了聲援挺港的蔡英文,許多香港人來到臺灣。他們在捷運站發的傳單上寫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天中午我剛好跟香港來臺的朋友們一起吃飯,才跟他們道別,馬上又聽到〈願榮光歸香港〉。前來宣傳的人擧著『為自由而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智子在民進黨的造勢晚會舉行前遇到一位支持綠營的歐吉桑,熱情地為她穿上寫著「二0 二0,臺灣要贏」,並與她合照。本來作為研究者的她,應該盡量避免表態,但她說感性勝過理性,上傳了她和歐吉桑的合照到臉書。有熟悉台灣的研究者告訴她:「如果知道東大教授支持哪個陣營,可能會被有心人士利用。臺灣的媒體很恐怖的。」

不過,智子認為這種表態很必要:「現在的共產黨政權明顯管制言論、侵害人權;親共的韓國瑜陣營不僅對台灣民主,更是對於全球民主造成威脅。我當時想要表現這樣的想法。」

台灣大選結果「親共」的韓國瑜敗給了蔡英文。不過智子對台灣政局始終抱著審慎的態度,「我認為臺灣像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一樣,內部分裂結構顯著。即使經營的政權,但只要有一點醜聞或一點意外,就有可能讓對方陣營重新掌權」。

香港很多人出於對國民黨「親共」的厭惡,支持民進黨加強執法,以「掃蕩」來自中國大陸的「滲透」。不過智子覺得即使是民主社會,侵犯人權的法例不能漠視。在「4.「敵人」在哪裡」的「政權批判與「社會秩序」」一節,她想了解一些台灣人對《社會秩序維護法》和《反滲透法》威脅言論自由的看法。

案例是臺大政治系教授蘇宏達。蘇教授因為不滿民進黨政權下的故官博物館館長陳其南,於2018年宣布閉館三年,並推動故官「台灣化」的改革,於臉書傳了標題「誰消滅我們的故官,你所不知道的民進黨文化大革命」影片,一年多後的2020年初,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被警察審訊。對於蘇宏達的審訊,臺大表示「對此侵害言論自由之行為表達嚴重關切」,反而臺大學生會為審訊辯護,指「言論自由不應無限上綱」,因而受到批評。

蘇宏達「稍微興奮的」對智子講述受審的感受:「我被詢問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坐在椅子上無法動彈。臺大大概不會把聲明撤回,但也有學生反對臺大的做法。現在的臺大生幾乎都是『綠』,學生會長也一直都是『綠』的。」當局很快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也有人批評警察濫用權力。不知香港的年輕人對民進黨「侵犯人權」會有怎樣的看法,還是認為蘇教授的遭遇比起香港的異見者算不了什麼?

智子引述Yahoo!奇摩的網絡電視,2016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舉發案件六件,2019年達到一百二十三件,增加了二十倍,數字令她也感到有些驚訝。這和激烈的黨爭及選舉有關,「主要還是因為謠言和假新聞讓他們(民進黨)神經緊繃吧。」

立法院2019年底迅速通過的《反滲透法》,則是民進黨為阻止北京背後支持親中媒體等的滲透活動而制訂。「《反滲透法》明確禁止任何人不得受境外敵對勢力組織或其派遣之人,也就是『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捐贈政治獻金或違法餐(應為參)與選舉活動。它也禁止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進行遊說。」在本法公布的半年前,立法院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修正案。「此一法律亦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資助中國當局、或是發展其組織者將受罰。」

臺灣的《反滲透法》和《港區國安法》修正案,會否令人想起在香港生效的《港區國安法》?這些法律其中相似的地方,是以「勾結外部敵對勢力」者為打擊對象。最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報告批評了《港區國安法》對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的打擊,要求港府廢止此一法律。智子也擔心台灣進行制訂相關法律,「但只要稍有不慎,現任政府也可以濫用權限,將其用在封鎖反對勢力上。」「『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不明確,臺商或在中國的臺灣留學生會不會在沒有十足證據下就遭到懷疑」。

作為「現代中國研究」和「比較教育學」的學者,智子在思考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時,常和日本,以及「擁有殖民地統治、武力侵略、鎮壓及獨立等歷史經驗」的臺灣進行比較和參照。(「5.批判性思維和教育中立」)。智子四年前首次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邀請,並參與以戰爭為主題的演講。她之所以願意講述這個並非專門研究的課題,是因為演講活動是以「改變世界是我們的思想」為宗旨培養世界公民的態度,令她有所共鳴而答應演講。

正如上文說過,她小學已學習了居日朝鮮和韓國人以及部落民遭受歧視的問題。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也聽過一些中國人講述過日本侵華的戰爭經歷。她的親屬幾乎沒有人參加過戰爭,只有她先生的外祖父到過中國參戰,受了傷還被當地人拯救過來。她對戰爭的想法可能與很多日本人不一樣。

「由於我的伯父曾受到大企業工會推薦,以社會黨黨員身分參選市議會選舉,因此我跟親戚、家人們談論政治的經驗是很愉快的。我們也常常討論戰爭責任,我和父親都對自民黨的部分政策持批判態度。」她這兩三年與中野區的一些學者、民眾,努力爭取保留位於其兒子小學新校址內的舊豐多摩監獄正門,作為戰爭教育基地,受到自民黨黨員的攻擊。這所舊監獄於二戰時曾監禁過不少反戰人士和良心犯,包括無產階級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文學評論家龜井勝一郎、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宗教家戶田城聖等。(書中「立足於日常生活,舊豐多摩監獄之門」一節有詳細敘述)

智子的演講內容包括日本的戰爭教育、「左」「右」思想團體傾向、媒體的報道態度、德國和日本對於戰爭責任採取不同承擔方式等。在Q&A環節,一個聽眾的提問令她相當驚訝。這人參觀過很多國家的軍艦,就特別讚揚日本的軍艦最乾淨,日本的軍人很有禮貎和紀律嚴明。「這也是日本令我害怕的地方,日本人似乎非常團結,會讓我覺得,中日戰爭將來如果再度發生,中國可能贏不了。」

智子對有人假設中日戰爭再度發生感到很驚訝,但大部分在場的臺灣人似乎都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奇怪,與她的驚訝形成強烈對比。她認為「日本人似乎很團結」是一種錯覺,然後補充道:「但日本社會中的集體觀念,有時也令我感到害怕。」「即使感到不合理,卻會感到一種來自團體組織的壓力,必須遵從上級。」有位觀眾對她說:「妳的想法很開放,但妳是不是非典型的日本人?我希望所有日本人都像妳一樣。」(「家族的故事,分享戰爭的記憶」)

在智子這場有關戰爭的演講之後四年,國際以至東亞形勢急速變化,戰爭又再次成了全球的焦點。今年二月俄羅斯以阻止北約東擴為由,侵略烏克蘭,受到烏國軍民頑強抵抗,戰爭一直膠著到現在。而俄鳥戰爭亦令美歐為首的「民主」陣營和以中俄為首的「威權」陣營,進一步對抗。中國一直聲稱臺灣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武力「統一臺灣」的傳聞不絕,另一方面,美國以至日本都視臺灣為亞太「民主」陣營的一員。最近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說過若台灣有事,則等同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聯盟有事。美國因應亞太新形勢,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也樂見日本修改憲法,加強軍事力量。亞太地區的戰爭與和平,再次惹人關注。

不過,對臺灣人來說,二戰後面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的慘痛經歷,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抗爭和付出人命代價所換來的民主自由,是臺灣獨有的歷史,必須受到尊重。智子透過「轉型正義之旅」,參觀曾關押和處決政治犯的景美和綠島的人權文化園區,聆聽不同受害人的故事,了解臺灣黑暗的過去。「譬如說,有人只因為所屬的學生會會長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就被帶走、屈打成招,並在監獄裡度過十年;有人只是跟獨立運動組織會員吃飯,就變成嫌疑犯,在嚴刑逼供下說出了朋友的名字;也有人為了獎金檢舉『匪諜』……」

除了「共產主義者」和「匪諜」,有台獨思想者也難逃厄運。智子介紹了景美園區的一名導賞員,在戰前日治時期出生的陳中統醫師。他在六十年代於日本留學時加入臺灣青年獨立聯盟。1968年回台探親,並於翌年結婚,但蜜月旅行期間被捕,理由是該聯盟的負責人具臺獨思想,陳中統也被認定為有意顛覆政府,遭判刑十五年。他比較幸運,因為是醫師,監禁期間主要在監獄診所看診,蔣介石逝世後獲減刑於1979年出獄。智子感嘆道:「他還是在沒有實際犯罪行為下,只因為有獨立思想,就被迫與新婚妻子分離,在與世隔絕的監獄度過了十年。」(「白色恐怖時期和轉型正義、景美和綠島的人權文化園區」)

除了著名的政治犯監獄,智子也在龍應台介紹下,參觀了一個位於荒野的「墓園」。一位名為徐慶蘭的政治犯被處決後,其弟在母親臨終時囑咐一定要找到哥哥的遺骸,於是鍥而不捨地追尋下發現了六張犂這個荒廢了四十年的埋屍地。據說埋在此地的屍骨,百分之五十八是外省人。「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導遊說:「有很多外省人,在臺灣沒有家屬可以領屍便埋葬在這裡。不會講日文不會講台語,不得已只好用國語溝通的教師或學生,因涉嫌從事地下組織活動而被捕。著名藝術家黃榮燦的墳墓也在這裡。他只因為畫了一個版畫叫《恐怖的檢查》,就遭到槍決。」

這個受難人的互助組織,和推動轉型正義的組織「二二八基金會」不同,是旗幟鮮明的反臺獨組織,支援從中國大陸來臺尋找親屬或家屬遺骨的人。在六張犂有一個巨大的紀念碑,標誌希望兩岸統一。那位導遊離別時對智子說:「中國是個大國,不好統治,草率進行民主化,可能會造成國家混亂。不考慮國家利益就行動,這樣是不行的。」

智子推測曾在馬英九政府擔任文化部長,本身也是外省人的龍應台,之所以要她到六張犂看看主要是外省人的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遺蹟,「也許是希望我不要將複雜的歷史單純化」。而相信很多香港人,當讀到那位導遊為北京辯護的說話會感到驚訝,會覺得這些臺灣人與香港的親官方人士沒有分別。這也是民主化的臺灣可愛之處,雖然當地藍綠壁壘分明,「政治色彩散布到日常生活中」的氛圍令智子感到困惑。例如她被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職員質疑為何會替綠營的《自由時報》撰稿,而她一個居日的深綠台灣朋友,則不滿她與屬藍營的龍應台交往。

「不管講什麼、做什麼,好像總會被問:『妳到底在哪一邊?』這讓我相當困惑」。不過智子也覺得,「正是因為他們總是在認真思考自己生活的國家與所屬的社會,才會如此經常質疑對方的政治立場。」(「暴露於荒野的墓碑」)

香港人近年很喜歡到臺灣旅行,這兩年因為香港的變化,到台灣定居或暫住的香港人更多。理由很簡單,就是臺灣有「民主自由」。灰記之前曾參觀過綠島和景美,此時此刻於香港透過智子的書再重溫台灣殘酷的過去,再看看現在台灣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熱烈、激烈地爭論歷史和當前,有說不出的感受。說不出也許包含了不能說,正當臺灣人無忌諱地訴說、紀念、辯論,香港人從兩年前的激情、狂熱,以至書中所描繪的非常創意,在如今打擊「黑暴」、「港獨」、「外部勢力」的權力話語下,變成了充滿禁忌、以至失語。

在此地很多人失語的時候,智子轉述了也曾在香港生活過,被視為偏藍的龍應台的「仗義執言」:「追求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充分的參政是普遍的事,不單是香港,中國各地的人民亦想追求。」「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在中國大陸擁有不少書迷的龍應台因為這篇文章而遭到報復,其著作從中國網絡上及實體書店全數下架,一些「小粉紅」翻牆到她的臉書留下攻擊性的言論。不過在一遍「小粉紅」的狂熱留言中,智子總會發現對中國現實持批判的「清醒」聲音。「中國有許多東西都不可信。一般市民不能信,職員學生不能信。老師也不能信。說的人不能信,寫的人也不能信。不過,大家都努力的假裝相信。假裝得好的人,可以得到大量獎金或獎賞。我們就是因為如此的風氣,中國變成了一個充斥謠言、騙子橫行的地方;成為了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詭異國家。真是何其邪惡和悲哀呢!」(「如何回應解答」)

政權往往以謊言、仇恨操控民眾情緒,要突破謊言、仇恨,讓不同立場的人繼續溝通談何容易。智子接受傳媒訪問,發表對實施《港區國安法》的意見,認為「香港的言論空間一旦萎縮,就中國化了」,此番話令她一位久未聯繫的中國朋友憤憤不平,特別聯絡了她說:「香港本來就是屬於中國的」。而上文提過她的一位「藍絲」朋友也不再聯絡她,大家在臉書上互相點讚也消失了。智子有感而發:「想要讓彼此變得疏遠的人之間繼續交流真的很難,然而,人們必須以某種方式集思廣益,盡最大努力,克服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為了防止戰爭、保護和平,使人能夠作為人而有尊嚴的生活。」(「連結與對話」)

她在「結語」以此一段感言作結:「很諷刺的,儘管我生在民主國家並在此長大,但直到我開始與那些不屈不撓捍衛言論自由和法治的中國朋友來往後,我才開始深入思考言論自由的價值。朋友說:『香港人很堅強。雖然活得很辛苦,但我們還是沒有絕望。』如果我生活在香港,突然被奪走那麼多東西,我大概無法再憧憬未來是有希望的吧?」

儘管對香港感到悲觀,智子完成此書後,並沒有停止關心香港、以至海峽兩岸。在種種限制下,活動和交流繼續進行,貫徹她跨越國界的人文關懷。

Football Fever, Love of Hong Kong :a glimpse of the past

香港在低潮中迎來足壇兩個歷史性喜訊:香港於1968年後再次晉身亞洲盃決賽周,以及首度有香港球會(即傑志)打入20年前改制的亞冠盃十六強。

香港足球日漸萎縮,港超聯乏人觀看,港隊戰績低落,早已淪為亞洲的三、四線分子。但偏偏此時香港球員,無論在亞洲球會級還是國家/地區級賽事,都表現出無比毅力和爭勝決心,再次燃起一些香港球迷,特別是年輕人對本地足球的關注和期待。

年輕人愛放眼未來,因為他們沒有「歷史包袱」,上年紀的愛想當年,因為未來時日無多。不過,為了尋找身份,也不乏年輕人追蹤香港各方面的歷史 ,主要就是近二百年所謂開埠的近現代史,包括足球歷史。因此回溯英國人統治時期的殖民地歷史,特別戰後與中國大陸意識型態對立(即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大部分時間與中國大陸相互隔離的歷史,成了不少人的興趣。對殖民地歷史的興趣是否等於「戀殖」?無論如何,相信絕大部分人是出於對香港人這身份的興趣,以至執著吧了。

至於殖民地以至九七後的足球運動,是否也盛載著香港人意識,就要看不同時期的情況。話說二戰之前香港足總只是英格蘭足總的屬會,並沒有加入國際足協,也沒有資格參與奧運足球項目。香港出生的華人球員要參加國際比賽,便只能代表中華民國。香港出生,並效力南華的李惠堂,曾以隊長身份帶領中華民國參加1936年奧運足球賽事。他有「中國球王」之稱,作為足球員以至退役後轉任教練都以中華民國為效忠對象。

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反映戰前香港與民國時期的中國大陸關係較密切。李惠堂曾於1925年至1931年在上海發展,到1931年重返母會南華效力。李惠堂退休後於1950年代曾擔任中華民國足球隊教練,帶領由香港球員代表的中華民國贏得1954和1958年亞運足球金牌。其時所謂中華民國只統治台灣和澎湖、金門,李惠堂穿梭香港台灣,為他心目中的「中國足球」發展而努力(例如後來較著力培訓台灣本土球員,減少依賴香港球員)。

李惠堂退役後,香港足球正進入「黃金時代」,後來不少人津津樂道的「香港曾是亞洲足球王國」,指的就是戰後五十年代。至於「亞洲足球王國」是否名副其實?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吧!

現在先談談那失落超過半世紀的亞洲盃決賽周。香港對上一次最接近晉身亞洲盃決賽周就是1976年那一屆。1975年香港於政府大球場主辦其中一組的外圍分組賽,參賽隊伍有香港、中國、日本、朝鮮、新加波和汶萊,六隊爭兩個決賽周席位。與五、六十年代不冋,那時候香港球員已不再代表中華民國,最好的球員都入選港隊,香港球迷只有一個擁戴對象,就是香港代表隊。

長話短說,四強階段香港面對朝鮮,日本則面對中國,勝出的兩隊就可以參加決賽周賽事。香港對朝鮮在雨中進行,兩隊法定時間打成2比2需要加時。那時還是中學生的灰記觀看了無線電視直播,至於是否只直播加時比賽,還是全場直播抑或下半場開始直播已記不清楚。印象最深刻是加時下半場鍾楚維憑健碩身形於對方禁區內撞開對方後衛,橫傳胡國雄射入領先3比2。那時距完場還有幾分鐘,相信當時全港數以十萬計市民都緊張地看著電視,祈求香港死守至完場淘汰朝鮮。不幸的事很快就發生,如沒記錯,左後衛鄭潤如在無壓力下將皮球回傳給守門員朱國權,但傳球乏力再加上場地積水,令皮球在禁區附近停下來被朝鮮球員截得射入,要互射十二碼分勝負。最終香港在突然死亡階段射失而遭淘汰。

當晚大球場爆滿與電視直播,香港足球牽引著千千萬萬港人的情緒。不用專家學者解說,也知道藉足球/體育,戰後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世代,表達/抒發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代替了上一輩以退守台灣的國民黨,以及統治大陸的共產黨的兩個敵對政權為對象的國族認同。

當然,踏入七十年代英國人開始較積極改革,即所謂麥理浩新政,比較著重教育、房屋和社會福利,再加上成立廉政公署,改革腐敗的警隊,都令香港人增加歸屬感,是否認同殖民統治則是另一回事。這種歸屬感植根了半個世紀,今日的年輕人香港人身份認同更理所當然,是否認同特區政府的管治則又是另一回事,特別經過反國教、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和這兩三年政治和社會的急速變化。

然後又回到了1977年。香港由荷蘭籍統帥包勤帶領,前往新加坡參加1978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一圈第一組賽事,同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經過單循環比賽香港得第一,新加坡得第二, 兩隊再進行決賽。結果香港在新加坡主場數萬名球迷喝倒彩下,憑劉榮業於禁區左邊窄位射入奠勝的1球,進身亞洲區最後一圈五強賽。香港球員回來時,在啟德機場受到大批球迷歡迎。(香港擊敗新加坡1比0的那場經典賽事精華,現在仍可在YouTube看到)

灰記當時在北美留學,只能透過當地的華文報章了解賽事,未能與香港人一起觀看電視直播。不過,同年暑假回港,有機會於酒樓飲宴時觀看電視直播香港主場對韓國的五強賽事,還記得香港全場與韓國互有攻守,陳發技在對手門前有一個大好機會而失諸交臂。韓國最終僅憑一禁區外自由球,趁香港球員只顧排人牆而快步射入,勝出1比0。之前香港也在主場0比2敗給伊朗。五強其餘兩隊是澳洲和科威特。

香港於主客制雙循環的五強賽,8戰皆北,只得0分包尾。排第四的澳洲也有7分,伊朗則以14分排榜首取得世界盃決賽周亞洲區唯一席位。雖然香港能打入亞洲區最後五強,是歷屆世界盃外圍賽成績最好的一次,但也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號稱「亞洲足球王國」的香港,於七十年代開始,與亞洲其他崛起的強隊漸行漸遠。

現在回到號稱「亞洲足球王國」的五、六十年代。 最風光的兩次相信是1954和1958年亞運會足球項目,以香港球員為代表的中華民國(由球王李惠堂當教練)兩度奪得金牌,成為一時佳話。

說來有點諷刺,現在不少「離散」香港人跑到台灣,台灣的蔡英文總統亦利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的實施,美言「與香港人站在一起」,實際上藉抨擊「一國兩制」以向台灣人顯示北京的不可信,並非特別關顧香港人,亦不見得特別歡迎香港人。實際上香港人要在那邊取得居留權殊不容易。

然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則有不同一番光景。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小小的台灣,卻千方百計與統治整個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共產黨在香港競逐人心,且稍佔上風,至少二戰前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的傳統,於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後仍然維持(香港人亦可以「僑胞」身份留學或移居台灣),這安排一直維持到1971年國際足協和香港足總禁止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為止。

這一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於聯合國的席位,美國開始改善與共產中國的關係,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擺上日程,蔣經國不再跟隨其父「放眼大陸」(五、六十年代,「反攻大陸」仍是蔣介石政權的「國策」),轉而積極經營台灣(至於蔣氏父子獨裁統治台灣的legacy,則超出本文範圍及灰記的能力)。香港人萌生本土意識之同時,亦意識到必須面對香港主權於1997年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現實」。

再回到港腳代表中華民國的「風光」年代。據說當時中華民國可優先選拔球員,而且給予較佳待遇,因此較多優秀球員願意代表中華民國。五十年代的國腳有侯榕生、何應芬、姚卓然、羅國泰、劉建中、黃志強、莫振華、林尚義、陳輝洪、羅北、郭有、郭錦洪等,到60年代入選的有郭德先、黃文偉、何容興、張子岱張子慧昆仲、陳鴻平、何新華等,很多都是香港頂級球員。

相比之下,香港隊雖也有如何祥友、鄺演英、葉錦洪、衞佛儉,以至後來的霍栢寧、盧德權、蔡育瑜……等好手,但整體實力則稍有不及(香港於1954年加入國際足協及1956年成為新成立的亞洲足協成員,可以單獨參與國際賽事)。因此中華民國國際賽成績一般比香港好,包括1954年和1958年連奪兩屆亞運會足球金牌,兩屆都是於決賽擊敗韓國,並以全勝成績奪金;然後奪得1963及65年默迪卡盃冠軍(65年與韓國雙冠軍)。香港方面,1954年亞運在分組賽與韓國同分,但得失球差不及對手而未能晉身最後四強,1958年則於八強賽2比5敗給印度出局;但也曾於1957年奪得第一屆默迪卡盃冠軍。

至於後來成為最頂級亞洲賽事的亞洲盃,香港主辦1956年第一屆決賽周,打和南越及韓國,敗給以色列,四隊中排第三,冠軍為韓國、亞軍以色列。中華民國則於外圍賽第二圈敗給韓國出局。韓國主辦1960年亞洲盃,決賽周最後四強由中華民國代替香港(前者於東區分組賽壓倒後者出線),其餘三強與上屆相同,即韓國、以色列和南越,結果與上屆亦一樣,只是季軍由香港變成中華民國。

到了1964年,亞洲盃由以色列舉辦決賽周,香港於中區分組賽壓過南越、馬來西亞、泰國進入決賽周;東區分組賽則因為中華民國、菲律賓相繼退賽,令韓國自動晉級;西區分組賽印度亦因為伊朗、阿富汗、錫蘭(現稱斯里蘭卡)退賽而自動打入決賽周。決賽周以色列憑主場之利三戰全勝奪冠,印度得第二,韓國第三而香港0分包尾。

然後1968年由伊朗舉辦亞洲盃決賽周,中區分組賽於香港舉行,香港以全勝姿態晉級(其餘為泰國、南越、馬來西亞、新加坡);東區分組賽在台北舉行,中華民國與日本四戰同得7分,憑較佳得失球差晉級(其餘為韓國、印尼、菲律賓);西區1分組賽因為其他國家退賽,以色列自動晉級,而西區2分組賽則由緬甸取得出綫資格。最終伊朗以全勝姿態奪冠,緬甸得第二以色列第三,中華民國第四而香港包尾。

此後無論香港還是改稱中華台北的台灣隊,都未能晉級決賽周,而香港等了54年終在今年奪得決賽周入場劵。

從以上的國際賽成績看,香港是否稱得上「亞洲足球王國」?的確,以香港球員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曾兩奪亞運足球金牌。但另一亞洲頂級賽事亞洲盃,雖然香港和中華民國於五、六十年代是決賽周常客,但最佳成績都只是第三。而韓國於56年和60年曾兩奪冠軍,韓國更早於1954年代表亞洲參加於瑞士舉行的世界盃決賽周;以色列則於64年稱王,然後伊朗則在68年奪冠(隨後72年和76年也由伊朗獲得冠軍)。至於默迪卡盃只是邀請賽性質,並不代表當時整個亞洲水平。

綜觀香港足球的「黃金歲月」,在西亞諸國還未大力發展足球,以及東亞日本仍未起飛的五、六十年代,無論中華民國還是香港都可算亞洲足球實力分子,而作為基地的香港足球相當興盛,入場觀眾比現在多得多。記得灰記童年因為居所離位於界限街的花墟球場十分近,常跟隨父親去看本地波。當時一場中下游甲組賽事也可以吸引幾千觀眾。最記得有一場東昇對英軍,可容納一萬人的球場也有三、四千觀眾(現在兩隊強隊對賽也只能吸引不足三千人入場)。 如果記憶沒錯,英軍雖是殖民地武裝部隊,但華人佔絕大多數的觀眾並沒有對英軍表現出太大反感,還有人會稱讚他們的守門員表現很好。球場上,英軍屬弱旅,對著眾多華人球隊都是捱打居多,這場也不例外輸0比3。

灰記懂看足球的六十年代中後期,萬人空巷的南巴大戰已過了很多年,但那時南華依然是勁旅。記得有一次兩回合計的盃賽(金禧盃?)準決賽,由南華對元朗,第一回合在花墟舉行,一萬座位的花墟高朋滿座,有不少元朗居民來到捧場。那時黃志強還在南華效力,雖然已是一名老將,但踢法狡猾,仍然得到擁南躉愛戴。灰記當時因為是郭德先(元朗守門員,也是中華民國國腳)的「粉絲」而捧元朗。結果第一回合元朗勝3比2,當時的說法是花墟場較狹小,有利實力較弱的元朗。第二回合轉到政府大球場,因為路程遙遠,較少元朗居民前往觀戰,大球場五成觀眾即一萬四千人入座(未重建前大球場有二萬八千座位),大部分為擁南躉。而南華亦發揮勁旅本色,大勝4比1,兩場合計勝6比4晉身決賽。

還記得由蘇格蘭人畢得利創立的流浪足球會,於1970年引入三名蘇格蘭外援:正前鋒「大水牛」華德、翼鋒「耶穌」居理和中堅「長頸鹿」積奇,再加上郭家明、鄧鴻昌、梁維光等年青好手,還有老將林尚義助陣,成了聯賽一枝奇兵。當時眾多全華班球會一時不適應流浪的踢法,例如華德的頭球攻門,居理的速度。記得曾到大球賽觀看流浪對南華的大戰,全場爆滿。結果流浪大勝3比0,其中一球是華德站在禁區輕鬆頂入。

流浪於該屆奪得聯賽冠軍,其他球隊眼見外援有作用也相繼招聘外援。曾堅持全華班的南華也引入馬來西亞外援,不過這些外援都是華人,如王春華和仇志強。而1972年升班的精工也羅致了當時的韓國國家隊門將卞鎬英和腳法秀麗的西班牙球員曼奴,還邀請了居里和華德過檔。到了八十年代,精工和寶路華更進一步引入曾代表荷蘭、英格蘭、蘇格蘭等高質外援,如迪莊、加賀夫、穆倫、韋伯、南寧加、摩利、柏蘭尼、克捷臣……。結果精工成了七、八十年代最成功的球會,共奪得九次聯賽冠軍,一直雄霸球壇至八十年代下旬,足總決定禁止球會引入外援,班主黃創山因不滿而解散球隊為止。

東方的班主林建岳眼見精工和寶路華的「名牌效應」,1982年也曾邀請66年世界盃冠軍英格蘭的兩名成員波比摩亞和阿倫波爾加盟,前者身兼任教練一職。不過,其時波比摩亞已年過40,阿倫波爾也38歲,難以與還當打的精工和寶路華外援相比,因此除了帶來話題外,實際上並沒有加強東方戰力。結果兩人像到此一遊般短暫亮相(記憶中不到幾個月)便解約離港。此後東方亦選用沒有名氣但較實用的英格蘭和澳洲球員,效果反而更佳。

另一更失敗的例子是南華。好像有一屆以「牙擦教練」吳偉文和來自德國的教練實行雙教練制,這個奇怪安排註定失敗,兩名教練經常因意見不合而吵架,甚至試過肢體衝突。而由德國教練引入的外援亦與本地華將不合拍,導致戰績低落,最後一戰對荃灣需要搶分護級。南華作為歷史悠久的傳統勁旅,要「墮落」至打護級戰成了球壇熱話,當晚大球場坐滿二萬八千觀眾,無線亦特別安排直播。 而足球這集體運動始終講求合作和團隊精神,長期內部不和的南華即使個別球員技術優秀,整體戰力也大打折扣,結果0比2敗於荃灣要降班。

不過,由於當時南華是本地最受歡迎球會,沒有南華參與的本地甲組賽事會大為失色。足總為了票房收益而不惜破壞升降制度,容許南華留級。諷刺的是,當年為了票房容許南華留級這一特例,近年則成為慣例。由於足球市道低落,願意參加港超聯(由港甲易名)的球隊買少見少,聯賽隊伍由八十年代的十二隊,減至近年的九隊至十隊(僅一屆邀請廣州球隊R&F富力和業餘的港會參賽而有十一隊),近兩年更減至八隊。很多時都是透過挽留降班隊伍和邀請新球隊才凑夠隊伍參賽。

好了,又回到那「黃金歲月」。六十年代以後,親共產中國的傳統左派在足球圈影響力逐漸增加,有「好波老細」之稱的「左派」富豪霍英東,長期支持兩支左派球隊愉園和東昇,與親台的東方、南華抗衡。不過「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左派球會愉園因足總通過支持港英政府鎮壓暴動而退出67-68年度甲組聯賽,一些知名左派球員如效力九巴的港隊門將盧德權亦退賽。

踏入七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後,左派在香港的聲勢越來越大,這氣氛亦在球圈得到反應。最印象深刻是72-73年銀牌決賽精工對東昇。那時還是中學生的灰記與仍是小學生的弟弟往大球場觀看這場賽事。當晚又是全場滿座,二萬八千人當中,捧東昇球迷佔絕大多數。當精工持球在腳時,在場不少球迷報以噓聲,當東昇進攻時,則聽到球迷喝采聲。精工入球時只有零星掌聲,東昇入球則全場鼓掌。不過,東昇儘管有大量球迷支持,但實力不及精工而負1比2。

至於左右派大戰如愉園對東方,雙方則各有擁躉。還記得當時大部分的報紙仍分左右派,左報有《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晶報》,還有不少記不起名字的外圍左報。右報則首推國民黨旗下的《香港時報》,然後是何東家族經營的《工商日/晚報》,還有就是《星島日/晚報》,都採用中華民國的年號而非西歷,例如1970年就是中華民國59年(民國成立於1911年)。生長於右派家庭的灰記,童年愛看《香港時報》,除了受父親的政治傾向影響,也因為《時報》的體育版有很多足球消息,針對左派球隊的報道都充滿批判和貶意。例如稱愉園為「愉快完」,稱東昇為「西沉」。至於左報會怎樣報道右派球會和球員的消息,由於沒有看左報,所以不得而知,相信好鬥的左派也不會很客氣吧!灰記童年以至少年時代看足球完全受這些「敵我」觀念影響,盲捧右派球隊如東方,對左派的愉園、東昇恨之入骨,但也符合足球迷的「本質」吧!

踏入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會談以至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逐步消減的同時,右派球會如東方、南華也減少與台灣的聯繫(以往東方、南華等經常訪問台灣)。愉園和東昇也不再強調自己的左派背景,商業球會精工經過多年的經營,以超卓成績亦逐步凝聚不少支持者。換言之,昔日以國共兩黨為對象,延續「國共內戰」敵對情緒的中國認同到此為止。

隨著中英於1984年就香港前途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香港主權於1997年回歸中國,美英主力應對/改善與共產中國的關係。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其廉價勞工和龐大的市場令香港以至外國的商人有所憧憬,原來親北京的勢力固然聲勢漸大,以往親台(親國民黨)的團體和商人,很多都開始向北望,例如星島報系的傳向,如今成為親北京的建制報章(工商八十年代停刊,時報九十年代停刊)。而七十年代開始已入主足總的「左派」富豪霍英東,則更積極推動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足球聯誼,例如早在1979年創辦省港盃,由香港和廣東每年對賽,賽事採主客制。

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於九七後會繼續以獨立會員身份參與一些國際組織,包括奧委會以至國際足協和亞洲足協等國際體育組織。而作為最受歡迎的足球運動,香港隊在主場和外隊比賽,不管是外國球隊還是中國隊,以至省港盃的廣東隊(後來還有滬港盃與上海隊對賽),都獲大量球迷撐場。實際上,八十年代末以後,香港對外國球隊輸多贏少,排名不斷下降,除了2009年香港主辦東亞運,於足球項目奪得金牌(當年日本派出U20球員,韓國由乙組球員組成,令香港隊有機可乘),特區政府亦因此投入過億金錢,讓足總推動「鳳凰計劃」以振興足球。不過十年過去,香港超級足球聯賽振興不起,國際賽事亦沒有起色。反而數次與中國隊對碰成了話題。

到現在為止仍有香港球迷津津樂道的519事件,就是歷來香港唯一一次擊敗中國的賽事。該場賽事是1986年第一圈4A組的最後一場,香港於1985年5月19日作客北京工人體育場,與中國爭出線。之前而兩隊分別兩勝澳門兩勝汶萊,並在香港政府大球場打成0比0平手而同得9分,由於香港得失球差不及對方,所以必定要擊敗中國才能出線。結果香港克服作客種種困難,憑張志德和顧錦輝上下半場各入1球,以2比人勝出(以往YouTube有當晚的比賽片段供欣賞,最近忽然被TVB抽起,原因不明)。當晚坐在香港觀看直播的萬計球迷包括灰記喜出望外,港隊球員回港時於啟德機場受大批球迷歡迎亦不在話下。而北京則有球迷不滿戰果,燒車軚洩憤而釀成小騷亂。

香港進入第二圈與日本進行兩場比賽,無論作客和主場都敗給日本而被淘汰。其後日本於第三圈兩戰都敗給南韓,結果東亞區由南韓獲得決賽周入場劵,西亞區則由伊拉克獲得。519一役香港雖創造歷史,但日本兩勝香港證明日本足球於八十年代已經壓過香港,近二、三十年更是亞洲最強之一,不但四奪亞洲盃冠軍,成為奪標最多的國家,更於1998年起與韓國一起晉身每屆世界盃決賽周(2002年兩國合辦世界盃決賽周)。日韓兩國堪稱當今的亞洲足球王國(韓國由1986年起就是世界盃決賽周常客,2002年更奪得殿軍,是歷來亞洲球隊最佳成績。至於韓國當年收買球證的傳聞則當別論)。

又說回八十年末代以後乏善足陳的香港足球。2006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二圈,香港被編在第4組與中國、科威特和馬來西亞以主客制方式競逐一個出線席位,賽事於2004年舉行。記得香港於3月在小西灣運動場迎戰中國,可容萬二人的運動場坐了大約八千人,大部分為主場球迷,也有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球迷。灰記當時也有在場,一些中國球迷不習慣香港球迷向中國隊喝倒采,還稱中港一家親。但其實主場球迷向作客球隊喝倒采乃平常事。

當晚港隊演出不錯,力拒中國的進攻之餘也能組織攻勢。灰記最印象深刻是已故的港隊中場蔣世豪發揮出色,不時運用純熟左腳扣過對手,對手要作出粗野攔截才能阻止他推進,這亦是香港球迷向對手喝倒采的原因。蔣世豪更於下半場直線傳交黃鎮宇射入,可惜球證判越位而食詐糊。相反中國演出平平,效力英超曼城(當時曼城仍是中游分子)的孫繼海明顯不在狀態,結果僅靠前鋒郝海東的射門觸角,把握少有的機會攻入奠勝一球。

香港兩勝馬來西亞,但對科威特兩戰皆北出線無望,最後一仗於11月17日作客中國便傳來要「躺平」,即香港隊放軟手腳讓中國隊多進球的傳聞。蓋因中國一勝香港兩勝馬來西亞,與科威特對賽一勝一負,兩隊同得12分,最後一仗雙方都要爭取大勝對手,以利計算得失球差。最後中國勝香港7比0 ,一般都認為香港若認真防守應該不會如此侮辱性大敗。但中國球迷以至傳媒仍不滿足,批評港隊門將范俊業態度過份認真至中國未能多入球。灰記不忍觀看直播,如記憶沒錯,傳媒有報道范俊業曾救出十二碼及作出多次撲救。中國球迷和傳媒之所以如此不滿,是因為科威特於另一場賽事大勝馬來西亞6比1,中國科威特得失球差相同,但科威特入球較多而晉級。換言之,有體育精神、認真比賽的范俊業反而成了一些只求勝利、不擇手段的內地人的洩憤對象。

這場賽事相信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沒有太多人願意回顧。如果說主權移交7年後的2004年,雖經過03年的反23條立法(特區政府最終擱置立法),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仍有「企盼」,香港與中國內地仍算良性互動,到了發生了雨傘運動的2015年,香港傳統民主派爭取雙普選已走到盡頭,較激進的本土意識藉反水貨客、反雙非嬰以至反新移民等議題於年輕人中間得以發酵,香港與中國內地矛盾愈趨尖銳,這些矛盾亦反映到於2015舉行的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第二圈賽事。

第二圈C組,香港與卡塔爾、中國、馬爾代夫和不丹同組,賽事採取主客制跨年進行。相信很多球迷對這項賽事仍記憶猶新,包括香港隊韓國籍教練金判坤die for Hong Kong的豪言,包括中國足協涉嫌針對香港隊由不同膚色球員組成的「種族歧視」海報,也包括香港球迷於主場向中國國歌喝倒采。當然香港球迷最回味的就是兩戰中國,皆在劣勢下與對手打成0比0平手。雖然香港最終得第三,無緣晉身第三圈。

香港雖以獨立會員身份出戰國際賽,但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中國於國際賽事的賽前奏國歌儀式,都是奏《義義軍進行曲》。不過,就上文所述的兩地矛盾,對中國內地排拒的本土意識抬頭,以至港人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承諾的雙普選落空等,不少香港球迷將不滿訴諸噓國歌,總之每次香港主場賽事,都可以聽到響亮的噓國歌聲音。香港足總甚至因此而被國際足協罰款。而特區政府為了遏止港人這種情緒發洩,於2020年6月實施訂《國歌法》(中國內地於2017年實施),禁止侮辱國歌,最高刑罰判監3年。

由於2020年爆發2019冠狀病毒疫情,香港實施嚴厲的防疫措施,香港隊已有兩年沒有在主場與外隊對賽,所以不知道《國歌法》實施後會否有球迷敢於以身試法,或曰公民抗命。觀乎反修例運動的大規模檢控以及《國安法》的實施,港人以往比較隨意的表達方式相信至少一段時間會絕跡,以「符合」官方「由亂至治」的管治方式。

而對香港的死忠球迷來說,留下來支持本地足球就是希望香港球壇能有更多熱心人士支撐,足球總會能較正常及負責任地運作,令本地足球員,無論在球會還是代表隊層次,都能發揮今年令人驚喜的奮鬥精神和爭勝決心,振奮一下萎靡的人心!

雙十、辛亥、台獨、孫中山

「任何人有意圖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是嚴重罪行,你首先要問清楚自己,你有否這意圖,如果你無這個意圖,為何要慶祝這個日子呢?」,「如果你心裏真的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我們一定找到證據,證明你心裏所想及你所做的事?」若不是那個聲稱有辦法知道別人心裏的想法,說慶祝雙十是分裂行為的鄧姓前警員局長的「驚世」發言,灰記也想不起要「重訪」這個日子。

先說說與香港甚有淵源的雙十核心人物孫中山,這位中國革命活動家曾在香港習醫,其革命思想受這塊前英國殖民地影響,其革命功績受到現今香港特區政府推崇,否則本地官方就不會於中上環改建和興建孫中山紀念館(前身為甘棠第)和中山紀念公園,以及設立那條供市民和遊客憑弔的古蹟帶—他在香港與革命同志一起進行革命活動的遺址,如興中會的會址,雖然這古蹟帶都只剩照片和說明文字。

但同是孫中山曾經活動過的地方,位於屯門中山公園的紅樓,曾經是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每年雙十向他致敬的熱點(因為公園內有孫中山的雕像),不但官方沒有興緻將它劃為歷史古蹟保護,任由其荒廢,這幾年的雙十更將它劃為禁地。除了保安,更有大批警員駐守,阻止市民到場致意,理由是私人地方,禁止進入。

香港官方一方面推崇孫中山,另一方面阻止市民向他致意,甚至由鄧姓局長說出慶祝雙十危害國安的沒頭沒腦話,是否精神分裂?習近平不是在北京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並高度評價孫中山,還說共產黨是他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嗎?當然,我們都知道共產黨之所以如此推崇孫中山,甚有統戰意味,是為了「統一台灣」的「美言」。但倘若孫中山不是在1923年實行「聯俄容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相信共產黨不會如此高度評價他。「聯俄容共」不但國民黨要聽蘇聯派來的顧問意見,還要接受共產黨員加入,毛澤東曾經以此契機加入國民黨,周恩來和林彪等人亦與國民黨創立的黃埔軍校有淵源。說白一點,當年孫中山是將國民黨的大門向共產黨打開,讓共產黨滲透。他之所以如此做,並非因為他揚棄自己創立的三民主義而轉而信奉共產主義,而是他始終念念不忘要北伐(即武力統一中國),但當時西方列強承認的是北洋政府(另一個說法是北洋政府才是中國合法的政權)而非只剩廣東這個地盤的孫中山,不會支持他的軍事冒險,而只有蘇聯願意對孫中山和國民黨施以援手,願意提供武器和軍費,並透過派到中國的顧問,「幫助」國民黨發展成列寧式政黨。而此前蘇聯扶植的共產黨已於1921年成立。

這個共產黨稱為大革命的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得以大大發展,引起國民黨部分人士的不滿。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蔣介石終於在1927年於北伐至上海時,實行武力清黨,大量屠殺工會份子和共產黨人,亦導至國民黨分裂(寧漢分裂),最後擁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取得國民黨實權,北伐成功後中華民國由國民黨以黨國方式統治。而共產黨亦繼續其革命(於國民黨眼中自然是叛亂),例如發起南昌暴動,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因而被國民黨政府圍剿 ,最後元氣大傷的共產黨被逼退至延安(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後因日本侵華以及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不情願地再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第二次國共合作)。 抗戰勝利後,國共爆發內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取得大陸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黨國方式統治到現在(這就是為何這黨國的終身統治者毛澤東多次向來訪的日本人道謝的原因,因為若沒有日本侵華,共產黨就不能休養生息,於內戰一舉擊敗國民黨 ),國民黨退至台灣,以黨國方式統治到蔣經國(蔣介石之子)逝世,於1996年實行民主選舉,在對岸武力威嚇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順利當選,從此由國民黨和民進黨輪流執政。

再回到孫中山,孫中山如果不是於1925年病逝,會否有後來的蔣介石血腥清黨?孫中山對共產黨的大力發展內心又有何看法,會否也感到不安?面對國共的矛盾,他如何取捨?他晚年又有多大程度受其親共產黨的夫人宋慶齡影響?無論如何,對孫中山個人來說,可能是「死得其時」,不但成為國民黨專稱的「國父」,亦有共產黨聲稱為其「最忠實的繼承者」。

但孫中山畢竟是民國和國民黨的始創人之一,在台灣,在香港,人們紀念他或慶祝雙十的情懷自然有別於共產黨之慶祝辛亥革命(1950至70年代,每逢雙十香港各區都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與十一數量遠為少的五星紅旗陣「雙互輝映」,踏入1980年代的後過渡期,國民黨在香港民間的影響力息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不再)。但無論如何,在香港會慶祝雙十的人,都不會想到台獨,因為他們始終認同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自命中國人(灰記已故的父親是國民黨忠實支持者,生前每年都參加雙十晚宴,至死都以中國人自居,反共也反台獨),這一點稍有歴史知識和思考能力的人都會這樣認為。無他,現在的台獨人士不單只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也不認同中華民國,否則就不會希望建立「台灣共和國」。在台獨人士心中,雙十不是他們的國慶,而是壓迫的象徵,在他們心中,台灣民主化之前,是外來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人的獨裁高壓統治,在此順帶一提,日治時期,台灣也有人追求獨立,並且得到國共兩黨的聲援,支持他們爭取台灣獨立。台灣人經過幾十年的抗爭,繼承父業的獨裁者蔣經國臨終前願意向台灣人作出妥協,解除戒嚴和報禁黨禁,台灣人不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而是比較和平順利地進行政治改革/民主化,並保留中華民國的「道統」,國民黨亦得以繼續與反對派組成的民進黨競爭政權,雙十仍然是兩黨遵奉的國慶日,台北的總統府內仍掛有連共產黨也要尊崇的孫中山遺像。當然,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是基於政治現實,而願意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如果說三民主義最終是實現民主自由和均富,現在的台灣至少實現了民主自由,但聲稱孫中山「忠實繼承者」的共產黨,仍然實行黨國統治,有些地方可能比兩蔣時代更不如,例如兩蔣時代黨外人士仍可參與縣、市、鄉等首長和議會選舉,當然國民黨全面操控選舉,也常有大規模買票、造票的事情,但仍不能完全杜絕黨外人士當選,特別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的1980年代,因為民心所向,黨外人士當選的也不少。相反,中國大陸雖云開放縣、市、村一級的人大代表,村長等選舉,但任何選舉,若非共產黨屬意的人,不可能參選和當選。即使成功報名,官方都會用盡種種方法,包括剝奪人身自由,逼令非官方屬意的人退選,偶有例外如烏坎村,民選的村長不是被收編就是被整肅,無一倖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原本享有部分自由選舉,現在變成了特區政權以褫奪資格的方式,令只有政權認可人士才可參選,官方稱此為完善選舉制度,實際是與黨國制趨同的民主倒退。因此,現在習近平以「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喊話,原本對台灣已沒有吸引力,這兩年「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變化,相信更令台灣人疏離,國民黨儘管窩囊,在台灣人民督促下,有機會上台也不至會接受這種統一叫陣。

現在很多評論都預期習近平會在其任內不惜向台灣動武,以達「統一 」大業。倘兩岸發生戰爭,都非台灣人和大陸人,以至香港人之福。因為戰爭一定會生靈塗炭,很多無辜平民死傷和流離失所,特別現代武器精準而殺傷力強。而灰記也想象戰火下,台北總統府那幅共產黨也尊崇的孫中山遺像被焚毀的景象,並會疑問,為何逐步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所推崇的民主自由的台灣,會被其「最忠實的繼承者」武力攻擊,捍衛和享受著民主自由的台灣人,為何要承受來自對岸「同胞」的無情戰火?

所謂「顛覆」與「分裂」

「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日常

中共以「港版國安法」的「天羅地網」圖震懾港人,不容「分裂」國土、「顛覆」國家政權,講吓都有罪。與此同時,俄羅斯駐華使館發文慶祝其遠東地區行政中心和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引起一些中國網民強烈不滿,指俄國侮辱、挑釁,在中國人的心上灑鹽,有人高喊「毋忘國恥」,有人要求微博刪文。而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這位對西方「敵視」中國口誅筆伐,對香港「反共反華勢力」經常「亮劍」的戰狼,面對俄羅斯「侵佔中國領土」,並向中國人民「炫耀」一事,一改戰狼本色,只苦勸網民接受海參崴是俄羅斯領土的事實,不要被「反俄勢力」煽動利用,影響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一向聲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決心維護領土完整的中共政權, 在俄羅斯「贈慶」下,亦只有尷尬地沉默。

符拉迪沃斯托是俄文譯名,中文名字為海參崴,原為清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國於1860年與沙俄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將海參崴割讓給俄國。為什麼此事令中國政府尷尬呢?因為中共自從決定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不再提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代之而起就是鼓吹民族/愛國主義(歸根究柢都是鼓吹愛黨),近年對付異見者,也是多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例如2015年709案眾多律師都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分裂國家」(例如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等罪名,代替以往的「反革命罪」。

中共以國家/政權至高無上、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代替毛時期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意識型態,要求人民以愛黨愛國代替革命,對「顛覆」、「分裂」等行為零容忍(其實犯案者很多時只是批評中共不合理政策的學者和民間人士,或者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訂法律程序,認真履行辯護責任的人權律師),對人民近年要求「收回」俄羅斯佔領土地的呼聲,卻未能顯示其跟收回香港主權一樣的「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更有甚者,這些俄國佔領了百多年,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近年在中共與俄羅斯協議下,再次確認為俄羅斯領土。曾經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收監的本地時事評論員程翔,於十多年前「揭發」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與俄國簽訂「秘密協議」,放棄追索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程認為即使中國要索回「領土」幾近不可能,也須向國人清楚交待,據聞程翔被大陸當局收監亦與此有關。灰記也很納悶,江澤民大可如當年鄧小平對待釣魚台主權爭議 ,與俄羅斯政府暫時擱下爭論,為可要主動簽約放棄追索,是否抵不住俄羅斯政府主動要求?實在耐人尋味。現在急於「亮劍」,急於顯示「中國強大」的習近平,心中滋味又會如何 ?無論如何,以上事例清楚說明,有能力「分裂國土」,或曰「賣國」者,往往都是執政者/執政集團而不需被追究(至少是執政者/執政集團仍在台上時),但這些罪名卻往往成為令平民百姓噤聲的咒語。

至於這百多萬平方公里,原屬女真/滿州人的土地,如何轉到俄國手上,又成為「中國人的痛」,便要重溫一下遠東近代史。我們學習的中史,固然是中國漢人中心的「大一統」歷史,崇尚統一的王朝,而以朝代劃分的歷史,亦充滿問題。例如元朝,明明是蒙古人消滅中國漢人政權,殖民統治中國,中史書卻硬要把蒙古統治者說成中國皇帝,把元作為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時成吉思汗建立的橫跨歐亞帝國已呈分裂),說成中國一個王朝,以製造中國不曾被殖民統治的神話,清朝亦然(當然這不是說歷史上漢人王朝從沒有侵略其他民族,總之,漢人王朝與其他民族時和時戰,所謂的中國領土也非自古如是,經常有所變化,自不待言)。十七世紀女真/滿州人打敗明朝漢人政權 ,入主中國漢地後,實行殖民統治,不在漢地,與中國漢人不同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受到不同的對待,地位都比漢人高得多。篤信藏傳大乘佛教的清國皇帝和皇親國戚,都對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十分尊崇,把他尊為國師,清國皇帝所派的駐藏大臣實際是達賴喇嘛與清國皇帝的聯繫人,對西藏沒有實際管治權(到了晚清,皇帝不再尊崇佛教,更覬覦西藏珍貴資源而萌佔領之心,因而發生趙爾豐強行「改土歸流」,屠殺大量藏人的事件)。

清國直接統治的漢人(中國人的主體),清初時曾激烈反抗,被殺者無數,臣服者必須剃頭留長辮,棄漢服而改穿旗服,成為二等,以至三等臣民。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並沒有因為入主中國二、三百年而真的「漢化」,他們仍堅持自己滿人的身份認同,視滿州為故土。

再回說那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人之痛」,清國康熙皇帝於1689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清國與俄國在遠東邊界。到了十九世紀,清國國力衰落,不但遭西方列強「欺凌」,俄國亦乘機威逼清國簽訂不平等的《暖暉條約》、《北京條約》,將其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為己有。雖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曾經說過要放棄那些佔領得來的領土,那時清國已亡,民國則步入「軍閥割據」,孫中山念念不忘要「武力統一中國」的年代(並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不會自然不會向蘇俄提出收回領土要求,並容許國共雙重黨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大批黨員, 直至1927年蔣介石「清共」),中國人內鬥自顧不暇,也顧不得那些遙不可及的「領土」。而因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蘇俄遠東唯一大港,對俄國人而言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怎會輕言放棄。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漢人推翻清國,建立中華民國,原本鬧革命時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等人,基於可「繼承」清朝比明朝大兩倍領土的「政治現實」,宣布實行「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庭」,但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滿洲人的意願並未得到諮詢,更遑論取得他們的同意。事實上,在「紛亂」和充滿「外憂內患」的民國,並沒有事實的「五族共和」,西藏基本是獨立國家,1930年代共產黨逃避國民黨追剿時,藏人曾提供援助,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外債,共產黨當時聲稱,基於共產主義原則,支持西藏人民族自決;蒙古人追求獨立建國,亦在蘇聯和中共(中共鬧革命時全靠蘇聯支援,要聽蘇聯話)支持下,1946年外蒙古(蒙古人稱北蒙古),以公投方式,在97%蒙古人贊成下獨立建國,先後得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清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亡國後在日本人扶植和監督下,於滿人的故土(現中國東三省)建立滿州國(中國人稱偽滿),直至日本戰敗投降,滿人故土再歸中國,溥儀在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下,被改造成中國人。

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 內蒙古(蒙古人稱南蒙古)、新疆、西藏等以「自治區」形式劃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過,都是有名無實。內蒙古雖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蒙古人鳥蘭夫主政,但受諸多制肘,在大量漢人移民開墾土地下,他希望保留蒙古傳統畜牧業都受到很大阻力(大量開墾草原造成今日內/南蒙古沙漠化),他在共產黨體制下希望爭取蒙古人較大自治空間十分徒勞,他雖貴為副總理、內蒙自治政府主席,文革時仍逃不了被批鬥,「罪名」是「反社會主義」、「破壞國家統一、策劃民族分裂」等,其時更發生清理內蒙古人民黨事件(內人黨在民國時十分活躍,曾爭取南蒙古獨立並與北蒙古合併,在烏蘭夫誘導下解散,很多人隨烏蘭夫加入中共),三十多萬被指內人黨的幹部、群眾受逼害,萬多人被殺害。

至於西藏,這博客都多次提到,1951年,中國軍隊攻入藏東昌都,西藏噶廈政府在「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但因中共急於 「改造」西藏社會而引起藏人激烈反抗,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出走印度,西藏的「真正」自治告終。至於新疆,在中共軍頭王震實行的漢人軍屯政策下,自治談何容易。 

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到近年更出現強迫漢化的眾多悲慘/荒謬事件,如由中國官方確認西藏「轉世靈童」、西藏活佛要由中共宗教局認證、藏人推動藏語教育被打成「分裂分子」、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被集體改造、女子被迫與漢人通婚,至於母語及傳統文化的消失則更不在話下。換言之,對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還有被「同化」,表面上看不出差異的滿洲人)而言,無論「五族共和」,還是「民族自治」都是中國政府說了算,而為何共產黨原來支持的民族自決會變成「民族自治」?其實都是沒經過「少數民族」的同意,只是統治者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強勢下,「少數民族」被逼就範而已。而「民族自治」因為是統治者有效地執行的政策,其實比「五族共和」是更深廣的民族壓迫,以至被中共統治了數十年的自治區,接受官方洗腦「民族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反而主動追尋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求自由。2009年開始,陸續有藏人,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自焚抗議(估計至2019年,有155名藏人自焚),很多都是因為失去宗教自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回西藏而感絕望。而一些維吾爾年輕人則訴諸「恐怖主義」,以表達不滿。

當然,在中共「愛黨愛國主義」的灌輸下,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少數民族」/邊陲地區的「動盪」與「分離」,必定是外部勢力的指使、唆擺,正如近年以至去年港人廣泛參與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都被中港的當權派描述成外國敵對勢力背後策劃的「反華陰謀」,一切與執政者的錯誤政策無關。執政者與被「洗腦」者都不脫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從不會設身處地去理解「他者」的想法,展開對話,尋求共識,不但如此,即使有人願意放棄獨立,追求民族自治,例如多年來十四世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即西藏在中國主權下實行真正自治,都被中共看成陰謀詭計,無他,正如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所言,專制主義者不會容許真正自治,因為你真正自治了,他們又如何專制呢!在專制,以至極權主義者眼內,容不下別人分享半點權力,要牢牢死抓所有權力不放,這種統治邏輯,自然把一切看成你死我活,將一切推向極端,最終只能是暴力氾濫的玉石俱焚。

而只要放棄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放眼一些民主國家的實踐,就知道所謂「顛覆」與「分裂」一樣可以透過文明方法處理,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成熟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免於被「顛覆」的權利,每四年或五年,執政黨都要面對被選民轟落台的「合法顛覆」風險,但下野並非世界末日,只要繼續努力爭取選民認同,幾年後又有機會重新上台。胡錫進口中的中國伙伴俄羅斯,其總統普京雖然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個永續參選/連任的機制,但不管俄羅斯是否實行公平選舉,至少表面上普京都要面對全國選民,由他們公投決定永續參選制度,每幾年也要選民投票讓他連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永續連任國家主席,取消十年兩任的限制,卻只由共產黨/習近平控制的一百六十多名(?)「全國人民代表」作決定,人家余文生律師批評一下「終身制」,就被秘密審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近日另一位批評習近平的北京學者許潤章又被公安帶走,這是自信的表現嗎?

至於說到「分裂國土」,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視和平鼓吹脫離中央/聯邦獨立為非法行為,美國不時有人鼓吹德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獨立,甚至焚燒美國旗,但這些都是憲法容許的言論自由;日本沖繩近年因反對美軍基地而興起獨立運動,以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國會/地方議會、市長候選人沒有被取消資格,一些人更當選議員,至於鼓吹/討論沖繩獨立,反對美軍基地更是當地報紙雜誌的日常,不會觸犯日本國安條例;即使西班牙憲法法庭裁定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推動獨立公投違法,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加泰地方政府首長,但這些官員,以至地方議會的獨派議員,參選時並沒有被取消資格,加泰人公開鼓吹獨立,只要是和平行動,一樣不會觸犯西班牙的國安法;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人黨,由1980年代開始,曾幾次於執政時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聯邦舉行公投,雖然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結果,也不會「喊打喊殺」、「拉人封艇」;至於最經典是近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達成協議,會承認公投結果,最終多數蘇格蘭人投票決定留在聯合王國。在民主制度下,鼓吹獨立並非什麼洪水猛獸,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區,其人民都會理性思考去留的利弊,不一定都「民族主義」上身,支持獨立/分離。

以上的種種事例證明,人權、民主、自由當今已成普世價值,在重視和實踐這些價值的地方,並非國家政權至上,政權要獲人民授權和監督,不同民族可以提出獨立要求,人民的這些民主權利也不會令國家大亂,這是那些抱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的人永遠不會明白,或永遠假裝不明白的,因此,只要有人批評政權兩句,他們便如臨大敵,更莫說提出獨立訴求了。而「港版國安法」的出現就是這種世界觀的極至表現,有人批評這是中共不顧一切的「攬炒」,即玉石俱焚,把香港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看齊,把原本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變成有名無實的「自治區」,為近年經常擔憂「亡黨亡國」的中共埋下多一枚政治「炸彈」。

現在中共「紅二代」的「有識之士」不也提出警告,習近平主催的政治冒險主義,與美歐為敵,中美劍拔弩張,果真發展成戰爭,中國一旦戰敗,從清國「繼承」而來的「民族地區」必然四分五裂。也有「紅二代」規勸中共為自己為中國也好,不要再實行洗腦/愚民統治,由容許講真話開始,朝野合力逐步推行溫和改革,步向民主,避免又一輪「打江山、坐江山」,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這些對統治者溫和的忠告是否來得太遲、太無力?

當前殖民官僚也懷舊

在facebook瞥見有點肥腫難分、年華老去的許冠傑唱歌的直播片段,沒有心情繼續看下去。難耐疫情和時局禁閉的朋友,聽著《鐵塔凌雲》等許的首本名曲,竟有一絲感動,慨嘆曲詞水平今非昔比,也緬懷一下那個一去不返的成長年代。

那個受人唾罵的林鄭說疫情下希望市民留家欣賞許冠傑演唱會的網上直播,做一下政治公關,然後她和成班高級官僚開會時集體觀看網上直播,狀甚沉醉。這些畫面其實相當諷刺,「豁出去」要為習近平賣命的林鄭,過去的日子不斷高喊「國家安全至上」,向歐美「舊殖民勢力」叫陣,無情鎮壓本地的反專制抗爭,甚至不惜利用疫情繼續打壓抗爭者和不同政見的商鋪,利用警權專門滋擾「黃店」、濫捕街上年青人,企圖把香港去年爆發的反「送中」抗爭完全壓平,謀求政治翻盤,但此刻卻懷念起自己的青春年華,為英國殖民統治效力的歲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所謂「黃金歲月」,正值中國的毛式「共產」實驗破產,鄧小平要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需要西方、香港的資本主義經驗和資金,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得以蓬勃發展,經濟起飛,加上港英的統治需要,本土意識代替六十年代仍盛行的國共、「左右派」中國人意識型態之爭,許冠傑等也是這個時代製造出來的歌壇巨星,這些本土意識和今天的極端抗拒大陸,抗拒中國人身份的本土意識有極大的分別,七、八十年代的港人多默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深信「莫問政治,只求搵錢」,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於我何幹,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香港人,努力賺錢生活就是了,就讓「紅鬚綠眼」的英國人好好看守這塊「福地」,頂多有甚麼天災大家踴躍捐獻,「同舟共濟」一番,即所謂「獅子山下精神」。

但所謂「福地」並非永恒,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已預示「莫問政治,只求搵錢」並不能長久,中國專制主義巨大的身影一定會幅射香港,香港人始終要面對政治,即使未到主權轉移。發生在英治時期的「八九六四」,香港人首次大規模受政治啟蒙,全情投入聲援中國民運,而運動最終以軍隊血洗北京告終,香港人悲憤、恐懼兼而有之。很多人意識「福地」大限將至,有選擇的「醒目」搞移民,安頓家屬,再回港為經濟打拼,沒選擇的也就繼續為生活奔波,有點激情的每年「六四」會到維園悼念一下,淨化自己的心靈,然後在鳥籠民主制度下,用選票寄託民主派爭取擴大鳥籠,七、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最終沒有「進化」成抗爭意識,更遑論現在很多年青人所講的本土身份認同。

回想起來,五、六、七十後那幾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確很「窩囊」,但香港原來就是一個逃避政治的難民社會,對殖民統治者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當然,殖民統治者可以一走了之,有錢有選擇的人可以遠走他方,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要留在這裡承擔後果。其實後果也不外乎八十年代中英鬧番,中國強行「收回」香港,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或是中英談出一個妥協方案,即是現在愈走愈窄的「一國兩制」,絕大部分香港人當然情願選擇後者,不管現在的本土派如何批評鞭撻,「一國兩制」是當時想得出比較合理的出路。再說回這批最高級官僚,年輕時加入港英政府,亦正值香港的「黃金歲月」和本土意識抬頭,然後馬上就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簽訂《聯合聲明》,香港以「一國兩制」形式移交中國,他們亦順利由殖民官僚過渡為特區官僚,他們的內心其實是否曾經有過爭扎?

當年港英因為政治需要,亦汲取「六七暴動」的教訓,藉香港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財政盈餘進行一些基本改革,如房屋、福利和廉政,對香港人的統治相對寬鬆,六十年代尖銳的社會矛盾進入七十年代以後得以緩和,那時候當殖民地官員也許不需要太多爭扎,正如八十年代以後,警察的貪污、爛仔形象開始改變,警民關係得以改善(與今日黑警當道、警民關係惡劣相比,也是另一諷刺),當殖民地官員也一樣可以說自己為市民服務,而不是為殖民者欺凌百姓。不過,和香港人一樣,這群官僚也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困惑,本來作為殖民地官僚,一旦香港主權要移交中國的命運柢定, 便要選擇效忠對象,但這群當年仍位居中層的官員,不用像他們上司一樣,在中英角力的後過渡期,為如何自處傷透腦筋,結果有人選擇不過渡而移民他去,如港英最後一任保安司黎慶寧,如警務處政治部一大批警察,有人選擇過渡而不獲中方信任,黯然求去,如特區請辭的最高級官員陳方安生。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獲中方信任,至少要被認為可用,是否服務港人,即是否被香港人受落是其次。

事情的演變不用說,特區的行政長官和高級官員一屆不如一屆,特區的管治比殖民地時代更不如, 到了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更只為中共的強硬路線效命,不惜動用警察與民為敵,林鄭對習近平的「愚忠」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因此,生長在六、七、八十年代的人,聽見林鄭要利用許冠傑的歌曲做政治公關,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而這群邊開會,邊聽許冠傑唱歌前殖民官僚,是否有一刻也緬懷七、八十年代,那個殖民統治者也能收買人心,社會相對和諧,當官的也不用擔心與民為敵的「黃金歲月」,還是完全被權力蒙閉?

差點忘了,特區的司局級官員不一定來自官僚系統,也有社會人士加入,特別還有個別前民主派議員/學者,例如智商過高的羅致光和向中方「投誠」已久的劉江華,他們是否也有一刻想起當年爭取民主自治的初衷,想到今日為邁向專制的政權賣命而感到歉疚?

「老有所終」是「階級問題」,不是「世代之爭」

在「我衛我城」、「為本土奮鬥」之聲異常響亮的今天,在退休保障諮詢被「引導」成「世代之爭」的此刻,灰記感到格外悵然,再三追問自己,對這個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城市,此刻為何感到如此疏離,所謂「我城」、「本土」的意義在哪裡?那些開口閉口「本土」的香港人﹐最終也視這裡不過是一塊「各自搵食」、「各安天命」的「蠻荒地帶」,談什麼身份認同,談什麼歸屬感!

香港真是一個很奇怪,或者應該更直接的說,畸型/扭曲的地方。「養老」,或「讓老人家安享晚年」這種舉世公認的基本人權,富裕社會的「文明標誌」,原來很多人不認同,或自願被誤導至不願認同。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會這樣虧待老人家,是怎樣的一個號稱富裕的社會,會有數以十萬計的貧窮長者,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赤貧生活。

灰記曾是記者,與眾多同行一樣,多次採訪那些勞動了大半生的基層長者,因種種原因不願領取綜援(其中最主要是綜援的標籤效應),僅靠「生果金」及少許積蓄,過著用幾毫子也要左算右算的日子。

那些執紙皮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新聞慣常的故題。灰記還記得當聽到個別舊同行以老人家「唔攞綜援情願自力更生」來「歌頌」她們時,感到異常彆扭,總覺得這些舊同行中了舊式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的「毒」太深了。

「自力更生」?這可不是那些中產以上長者做義工發揮餘暉的浪漫,可不是那些長者大商家、大財閥不肯退下來只相信自己的虛榮,更不是那個心胸狹窄的姓董長者前特首,對自己當年被迫腳痛下台仍耿耿於懷,仍要插手干預香港政治的復仇計劃(結果捧出一個破壞力十足的梁振英,蹂躪香港社會而樂此不疲)。七老八十仍要為一元幾毛幹粗活,是對「臨老唔過得世」的極度惶恐,是絕不值得歌頌的「慘活」。

香港人常常自詡貫通中西,吸收西方先進的普世價值,保留中國未被共產黨「污染」的傳統精華。中國的所謂傳統精華,最入世和最主流的是儒家精神吧!看看儒家最具「全民理想主義」色彩的《禮運大同篇》(灰記小學時就讀某儒教學校,每周例必要背誦這經訓):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所謂大同,所謂「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不就是超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倫理,令長者可以無論有沒有子女供養,都能安享晚年,不用再擔心操勞嗎?

看看西方的先進國家,在勞動階層爭取下,pension,退休金制度早已確立,一定程度實現了中國人/香港人仍然遙不可及的「大同理想」。但雖然香港經濟起飛了幾十年,庫房水浸也很多年,但香港人仍就是否應該「老有所終」,而不是綜援式施捨爭論不已。

香港稅制單一,香港稅率低,政府負擔不起龐大的經常性開支,加稅又影響競爭力,這是香港政府及商界多年來拒絕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的「永恒真理」/「永恒迷思」,是多年來拖延落實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障礙。

港英時期,來香港「搞搞震」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除了為討好香港人,以便為大英帝國「光榮撤退」做齣好戲外,可能也驚覺香港雖然富裕,但社會福利原來落後如發展中地區。他在1993年底「大膽」提出「老年退休金計劃」,建議凡住滿香港七年的65歲及以上永久性居民,可享有每月2300元(以當年的物價計算,比現在眾多的全民退保方案更進取)。

至於錢從何來?當年政府建議由僱主和僱員各自按薪酬的1.5%供款,自僱人士則按3%比率供款。每月入息低於4,000元的人士獲豁免供款,但其僱主須付僱主的供款部份。同時,政府會向老年退休金計劃注資100億元。

灰記記得當時政府提出這個計劃時相當轟動,轟動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在英方代表鄺其志面前,批評港英政府大幅提高福利開支(比起以往極低的福利保障當然是大幅提高),會導致「車毀人亡」。相信這是依靠「資本家治港」的中共,聽到香港商界說肥彭「大搞福利」會「花光」公帑的「讒言」,加上肥彭在政治上不肯和中方合作「順利過渡」,所以由「左王」陳佐洱發砲攻擊肥彭。

灰記依稀還記得看到電視上陳𣳇洱那把特高的尖聲,滿面通紅的「激動」,一個聲稱為勞工基層打拼的共產黨官僚,反對英國保守黨政客為香港人搞福利,絕對是一場滑䅲活劇。也因此,聲稱為工人及基層服務的工聯會,在黨的號召下也質疑肥彭的「老年退休金計劃」。而肥彭來香港主要是搞「政治」,不是搞「民生」,所以亦沒有如堅持他那短命的政改般堅持到底,「老年退休金計劃」最終不能獲立法局通過,「老有所終」幻滅,取而代之的是2000年實施的強積金制度。

不過,民間依然不斷爭取,近年「長者貧窮」的現象愈來愈惹人關注,一向由親建制人士主導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也認為要認真考慮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曾蔭權替代「腳痛」下台的董建華任特首後,政府雖然經常對財政收入作悲觀預測,但卻每次都自打嘴吧,庫房皆有大幅盈餘,除了「還富於民」的訴求,民間亦要求政府從詳計議,正視長者退休生活無保障的問題。

例如很多有十萬八萬積蓄的長者,不符合申領綜援資格,甚至有一些符合資格的長者不喜歡被標籖,或因與子女同住(同住未必表示子女有能力供養),或子女不願簽署俗稱「衰仔紙」的放棄供養父母申明,沒有領取綜援,就是靠那七百元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左支右絀地生活。當時連親商界的自由黨也看不過眼,聯同立法會內其他政黨要求政府增加生果金至一千元。怎知這個為商家財團守財的守財奴曾蔭權政府,竟然提出要資產審查,引起公憤。最後曾蔭權在極不情願下取消資產審查。這是2008年的事。

但一千元只比七百元稍好,很多稍有積蓄(說的是十萬八萬,或十多廿萬)的長者,生活比領綜援的貧窮老人更艱難。在民間不斷爭取下,曾蔭權於2012年底答允推出比綜援金額稍低,但比高齡津貼多出一倍有多的長者生活津貼,不過,和高齡津貼不一樣,需要資產審查,單身資產上限為186000元,夫婦上限為281000元,每人每月可獲2200元,2013年3月實施。(到今年初津貼金額調整至2390元,資產上限分別為210000元及318000元)。

唐梁之爭,處於劣勢的唐英年曾打民生牌,希望「起死回生」,承諾如當選那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免審查。而梁振英要競逐行政長官時,為了討好基層,也擺出認同全民退保的態度,例如說「香港的人均產值名列世界二十,作為一個富裕社會,探討全民退休保障,我們無選擇。」;「無論是醫療,或者生果金,或者將所有東西聯合起來用一個名詞形容,叫它做全民退休保障,其實是一個我們理應去做的事,不可能迴避。」(蘋果日報「一錘定音」專欄列出梁振英於競選期間有關全民退保的講話)。

在其競選政綱中,梁振英除了無恥地把曾蔭權已落實的政策當成自己的競選承諾:「在現行高齡津貼(生果金)計劃的基礎上,增設一項特惠生果金,為有 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每月提供約雙倍($2,200) 的津貼。」對退休保障的著墨亦令人充滿期待:「長遠而言,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及早籌謀和作出財政撥備, 成立及累積養老基金,以應付日後人口老化對養老、護老、醫療等服務需求的額外開支。」

不過,梁振英是一個「講大話不眨眼」的人,用「語言偽術」違背承諾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可以用林鄭月娥的「退休保障諮詢」矇混過關,反正主流傳媒大都親政府親商家,不會深究。

林鄭這類由港英過渡到特區的高級官僚,自以為自己的成功全靠自身努力,精英心態嚴重,骨子裡看不起貧苦大眾和基層,覺得退休保障不是權利,而是對「有經濟需要」的「折墮」老人的施捨,所以死也不肯抛掉綜援的標籤。當然,最主要還是這群高級官僚,絕大部分都是心甘情願為商家財團服務,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為己任。所以一些惠及財團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可以隨意落實,不斷超資,但對基層十分重要的退休保障則幾十年仍是「探討」階段。

因此林鄭委託立場一向保守的周永新教授撰寫那份《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報告,期望他與自己同聲同氣,在報告中否決全民退保的可行性。事實上周教授以往對全民退保一直持十分保留態度,理由是「錢從何來?政府和市民都不願意加稅」。不過,周教授雖然立場保守,畢竟是一位正直的學者,而且一向研究長者議題,現在榮休已無所求,不用像林鄭這個依然想染指特首「寶座」的「野心」官僚要討好商界般配合政府。

當他愈了解到即使有數十萬「棺材本」的長者,依然要過著十分拮据的生活,甚至比綜援長者更不如時,他也逐漸認為需要一個沒有資產審查的全民老年金制度。他與他的研究團隊建議每位合資格長者(滿65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每月領取3000元,比單身長者綜援少200元(資產上限43500元),比其他政黨、團體及66學者提出全民退保方案,少約數百元。

他建議的資金來源為一半由政府承擔(數額約等於政府用於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及長者綜援中標準金額的開支),計劃開始時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然後再增加一項叫薪俸老年稅,薪金$1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 (僱員收入在 $6,500 以下的,只有僱主繳納、僱員免除);薪金$10,000 至 $2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5%; 薪金$20,000 及以上的僱員(以 $120,000 為上限劃界),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2.5%。

相比報告中的其他全民退保建議,周教授的老年金方案比較保守。但灰記看得出教授與團隊的「苦心」,希望盡量避免郁動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如強積金,盡量做到社會可接受。儘管各全民退休方案金額及財政安排有不同,但大致金額差不多,最重要是免資產審查的全民性質,「能者多付」的公平性。

有趣的是,團隊分別以焦點小組形成分別訪問了不同僱主、僱員及專業人士,結果是無論中低收入,還是中高收入的僱員,都傾向贊成全民退休保障,而無論大、小企業的僱主及專業人士則持相反態度。看來是否全民退保之爭,與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之爭一樣,都是勞資矛盾的焦點,是階級矛盾的體現。

然而,一心以為周永新及其團隊會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林鄭,知道他會提出全民性質的老年金方案之後,「惱羞成怒」,刻意要矮化及扭曲這份報告,例如把全民退保改成不論貧富,在公布退休保障諮詢時,揶揄周教授不認真,又強調要年青人多交稅不公道,以迎合/挑動香港人那㮔「懶公正」,其實是「唔想益人」的「醒目仔女」心態,和主要來自「本土右翼」的「憎人富貴厭人貧」/排外情緒。同時亦令近年興起的「世代之爭」發酵。

灰記在Facebook上就看到一位頗受歡迎的評論人,留言說年青人不想供養上一代,不是因為錢的問題,而是「感情」的問題,因為上一代經常指罵年青人,傷盡年青人的心云云。而個別青年學者則以「跨代不公」,全民退保是「龐氏大騙局」來反對之,甚至有「自己世代自己救或自己養」的極端說法。

灰記明白,香港經濟吃老本,上流通道瘀塞問題等,令很多年青人感到前路茫茫,加上一些有錢有地位的長者不負責任地揶揄新世代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甚至有個別「上了岸」的長者狂言就是佔著位置不讓年青一代「上位」,傷害了廣大年青人的感情。

但年青人千萬別忘記香港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由資本階層及親資本的政府(九七後多了紅色政治及資本勢力)主導,那廣大處於基層及或沒法「上位」的普通工薪階層上一代都是辛勸勞動,餐搵餐食,被動地面對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風浪,與現今世代並沒有「世仇」。

最重要的是,社會無論好壞,無論是否曾發生重大變革/變異,都是延續地前進,沒有所謂純粹的「自己世代自己救」,以至「自力更生」這回事。當然,如果凡事從最「自私自利」的角度去看,凡事都會有「益咗第二個」或「點解益唔到我」的「遺憾」。例如對全民退保最典型的「質疑」是為何要我現在交稅去養別人的父母/祖父母,「點解益唔到我,只係益第二個」。

但只要不被最「自私自利」的情緒蒙蔽,就會「理性」地想到,別人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自己也會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於是全民退保的互助性和社會性便顯然易見。倘若有人極端到說出「我父母/祖父母退休有冇保障關我乜嘢事」的話,灰記只能無語。

至於有人年青學者為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享盡好處」,不用為退休交稅,現在退休了,又要年青一代交稅供養他們,即所謂「跨代不公」而感憤憤不平。首先,這位年青學者只看到某些嬰兒潮風光的一面,而看不到嬰兒潮成長年代香港遍地木屋貧民,黑道貪污橫行,社會嚴重不公,生活艱苦缺乏任何保障的陰暗面。

同時,年青學者為何看不到,現在年青人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嬰兒潮一代連六年免費教育也沒有,年青學者的父母以至祖父母輩,很多都是失學未成年就去打工,與現在有書讀有基本社會保障不可同日而語。

再者,年青學者也不能否認,後來香港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能夠較大幅增加,也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勤儉,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的成果。相信絕大部分的長者都不會想到 要說出「你們現在有免費書讀,福利又比我們好得多,真是不公平了」這些話來。他們反而會為社會進步益及下一代而覺得安慰。

因此,為何年青學者不去轉個角度想想,嬰兒潮一代廣大的勞動階層,一生辛勤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為子女下一代死慳死抵,部分的子女的可以脫貧,很多依然活在基層,他們老來無依,這一代是否有責任令他們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為何李嘉誠、李兆基這些超級富豪也可拿三千多元?這亦是一些「懶公平」人士最「有力」的質問。灰記不會回應說為何你們不反對他們有資格拿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反而會更「進取」的回應道,如果這個政府膽敢為全民退保增加企業利得稅,如果這個政府膽敢不再偏袒壟斷資本,如果十萬計長者可以因全民退保而安心一點,生活多一點尊嚴,三千多元豪給這群大富豪又如何。

當然,道理千萬重,歸根究柢還是財政可持續的問題。這些大大小小全民退保的方案,都有作出財政承擔的預測,當然二十年或更長時間後的事,誰人說得準。報告亦提出香港出生率偏低,年青人口補充不足,加劇人口老化的挑戰。不過,如果「老有所終」是社會共識,如果「老有所終」是香港「本土」的價值,總有解決的方法。

灰記自稱左傾,自然對香港資本家長期享有的低稅率,甚至零稅率(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賺大錢而缺乏對社會的承擔有話兒。是時候一般工薪階層齊心團結向資本階層,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政府取回「公道」的時候,而不要再為那那些虛假的「世代之爭」內耗了。

 

雜談習近平所謂的「網絡霸權與開放」

習近平以東道主身份在世界網絡大會表示中國不搞「網絡霸權」。其實不是不為也,是不能也吧了。

這是對世界而言。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已經是無處不在的霸權(不說它極權),包括在網絡。一些來自可以自由瀏覽Facebook、Google、Twitter等國家的代表,應該體驗到共產黨的「網絡霸權」在中國具體實行的狀況,要看到一些外國網站/互聯網平台,非要翻牆不可(不知道翻牆在中國是否「罪行」?)。

「大國崛起」之後的中國,愈來愈有「自信」。不過,這種是扭曲了的「自信」,一種「門口狗式」的「無賴惡霸」(對不起,得罪了狗狗),沒本事對外欺凌,只能在自己家門大喊:「我就是如此不講道理」,「我就是如此對待我的人民,你們看不過眼是你們的事」。

因此,中國共產黨政權沒有假惺惺/靜悄悄的扮開放,無聲無息的在世界網絡大會短暫三天的會期,對本國人民「大方」一下,短暫幾天解禁網絡封銷,讓人民短暫享受一下真正的網絡自由,讓世界一些無知的人以為中國有網絡自由。

也許扭曲的自信其實不是真的自信。中共沒有自信即使網絡短暫解禁三天,不翻牆/不懂翻牆的依然不會忽然造訪一向被屏蔽的網站。他們害怕三天的「網絡自由」, 中國會天翻地覆?

不過,如此一來這個對本國人民可以「為所欲為」,卻不能對外國人也搞霸權,不能要外國人也接受他們的網絡封鎖的惡霸,便要變相對外承認中國網絡監控及限制嚴重, 便要「優待」外國人,對外國記者,包括香港記者,以及外國代表派發翻牆的軟件和密碼,讓他們不會因為來了中國而失去一直享有的自由。不過,原來參與的國家,很多都是限制網絡自由的非民主或半民主國家,也許同中國一樣,防火牆是他們慣用的「武器」。

習近平又說支持「網絡開放」,我們一般人最關注的是沒有任何人和組織可以壟斷網絡活動,阻礙網上的互動和交流。實情是,中國這個針對人民的「網絡霸權」,並非只是封鎖不受官方歡迎的網站/互聯網平台那麼簡單,本國人民一些不受官方歡迎的言論,不但很快會被刪除,還會隨時被「秋後算悵」。最新的例子是剛於日前上庭受審的著名維權律師浦志強(在提審前他已被拘留了近六百日),他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證據」是他在微博發表,已被刪除的七條帖子。

換言之,共產黨不但要壟斷網絡上的資訊流通和發佈,還要消滅「不和諧」的聲音,完全與「網絡開放」背道而馳。

看看浦志強的所謂「犯罪證據」。他發佈的帖子,有幾條與「少數民族」有關:

「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别把它當殖民地,别當征服者和掠奪者。」(2014年5月7日,批評中國政府的同化政策。)

「天天說黨的政策亞克西,維吾爾人心向黨,就這麼血肉横飛?」(2014年3月2日,質疑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民族政策很和譜,卻發生了昆明車站維吾爾人襲擊漢人事件。)

「是漢人頭瘋了?還是漢人的頭兒瘋了?!」(2012年1月25日,尖銳批評中國政府規定西藏的公共建築物,包括寺院內必須掛領導人的照片。)

「伊寧已禁止穆斯林戴面紗,號稱淡化宗教意識,漢人全瘋了嗎?」(2012年1月25日,批評伊寧當局禁婦女戴面紗。)

這帖子措辭的確不夠「溫文爾雅」,但談不上「煽動種族仇恨」。老實說,伊寧當局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至少是挑動民族情緒,要求西藏寺院掛領導人照片是冒犯西藏的傳統宗教。而中國的所謂民族政策往往令「少數民族」反感,這已是很溫和的說法了。即使浦志強語言詞過火,也只是質疑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在製造民族矛盾,並非無的放矢。退一萬步,即使他無的放矢,或對中國政府雞蛋裡挑骨頭,也不是犯罪吧。

其他所謂「尋釁滋事」的指控也是差不多性質,例如「没有共產黨,為什麼不行?”我XX哪兒知道為什麼不行?!除了瞒騙推拖斧頭鐮刀,這個黨有XX什麼執政奥秘?」,是2013年7月26日的發帖,針對一本對共產黨「擦鞋」的政治論著《中國大邏輯:没有共產黨,為什麼不行?》而發的回應。這樣明說中共當然十分尖銳,但都屬言論自由的範圍。

當然,在中國「黨國民族主義者」或「情迷」中國國情論的人心中,浦志強以至其他異議者都不應該說話,要說話就要乖一些。當然,在中共對人民的霸權下,言論自由以至其他的基本權利都以「社會和諧和秩序」之名,大大被壓縮。正如習近平企圖自圓其說的把網上言論自由與網絡秩序相對立起來,為自己干涉人民的言論自由找藉口。老實說,除了防火牆外,無數的網絡警察的監視,「不和諧」的言論一經發現即被刪除,這已是以「網絡秩序」之名的高效網絡監控,但中共仍不滿足於此,仍要「秋後算帳」,誓要把「不和諧」的聲音從人體中消滅,即以監禁來阻嚇發出「不和諧」聲音的個體,阻嚇任何「不和諧」的維權活動(最新一輪的拘押行動是針對勞工維權人士,實在是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的恥辱)。

因此,習近平所講,不搞「網絡霸權」,歡迎「網絡開放」是對外的「真話」,對內的「假話」,因為中共沒有本事當世界的「網絡霸權」,沒法子阻止世界的「網絡開放」,但就絕對要做國內的「網絡霸權」,絕對不容許國內的「網絡開放」。只是中國人是否心甘情願服膺中共對內的霸權吧了。

因此,香港人對「網絡23條」,以至中國公安在香港執行「一地兩檢」如此「神經過敏」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在中國大陸的香港記者雖然仍可享有突破防火牆的「外國人待遇」,但香港特區政府對中共這幅「防火牆」卻早已失效,不但沒有防衛中共霸權的心力(不管我們對陳方安生的評價如何,她當年是有「防火牆」意識的),還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霸權代理,任何法例的「灰色地帶」以至中港的官方互動,都可成為政府濫權,共產黨政權滲透的「霸權通道」。

偏偏愛自由

百無聊賴之際,在Facebook上看到別人轉載資深評論人李怡在《蘋果日報》寫的短文,名為「喪鐘為誰而響」。文章以改編自海明威名著《喪鐘為誰而鳴》的美國反法西斯電影《戰地鐘聲》,打開話題,重提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世界幾萬名正義人士,響應西班牙反法西斯陣線一個口號「No pasar’an」(別讓法西斯通過),紛紛走到西班牙參與人民陣線反佛朗哥戰爭。

文章特別提到喪鐘為誰而鳴的典故,並感嘆為正義獻身的時代是否已經消逝:「當世間有不公義的事發生,許多人都會認為這樣的事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喪鐘只是為別人響起,跟我無關。但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會有這麼多人為了反法西斯,從世界各個角落,投入那場注定失敗的戰爭呢?有人說,那是世界還年輕的時候。難道現在世界都老了嗎?都世故都計算都頹敗了嗎?」

文章結尾回到香港,感嘆味更濃重:「說一聲『No pasarán!』吧,香港沒有老去。遠如天津大爆炸,近如黑警、鉛水,你不要說跟你無關,因為你不是孤島。喪鐘為他人響起,就是為你響起。當西班牙響起喪鐘,大國都採取綏靖政策,於是全球法西斯坐大,二戰爆發了。」

把當年西班牙反法西斯𡚒鬥與今日香港的政治社會困局扯上關係,就讓讀者去作自己的解讀和聯想吧。不過,灰記倒覺得有點意外的是,這位與「激進本土右翼」觀點類近的評論人,多次和應「與大陸切割,大陸的民主就由大陸人去爭取,香港人別管」之類的說法,這次卻提出「激進本土右翼」覺得相當「離地」的國際主義精神。事實上,文章雖然沒有明言,當年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正義人士,很多都是左翼人士、無政府主義者以至共產黨人。文中提到的白求恩醫生,就是加拿大共產黨人,這位加拿大醫生不只去過西班牙,還到過中國(當然是到中共解放區為人民服務),並死在中國。

灰記這樣說並非要揶揄李怡,反而感謝老人家在這時候重提西班牙內戰、國際左翼以及他們所嚮往的理想主義,以平衡充斥網絡的狹獈本土主義言論。儘管老人家由共產黨人轉變成反共人士後,對這些被政權扭曲、揚棄的理想主義多所鞭撻。灰記更想在此「東施效顰」,以一齣這幾天少公映的電影作開頭,胡亂寫一點感想。

大家大概都猜想到灰記要講的是《翩翩愛自由》(Jimmy’s Hall),已經是長者的英國左翼導演堅盧治(Ken Loach)的最新(亦可能是最後一齣)劇情電影。無獨有偶,這位老左導演於20年前也曾拍過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的電影Land and Freedom,講英國一個李怡所說的正義之士赴西班牙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故事。這次要講的則是愛爾蘭共產主義者James  Gralton的事蹟,他1932年自美國回國,聯同志同道合者在家鄉自己擁有的土地上重建社區會堂,教授歌唱舞蹈、詩歌、拳擊,以至辯論工人權益。但在保守的天主教會及親英親權貴的愛爾蘭政權逼迫下,最後以莫須有的不受歡迎外國人「罪名」(因為他同時擁有美國國籍),而被押解出境。

《翩翩愛自由》裡熱愛跳舞、唱歌的群眾,很多都是天主教徒,而Gralton他們亦明瞭愛爾蘭天主教傳統深厚,為了表示自己良好的意願,曾經邀請當地教區加入董事會,但教區得寸進尺,要求會堂歸當地教區名下,而Gralton的母親亦心清眼亮,指教區最終一定要主宰一切,於是他們放棄與教區妥協。而Gralton最終亦難逃被逐。不過,影片亦沒有特別醜化天主教神父,那位經常嚴詞誘導Gralton「洗心革面」的神父,在他被遞解時向那些嘲笑他的警察和愛爾蘭共和軍說,「他比你們任何一個頂天立地。」是電影一處「妙筆」。

因為共產黨政權的專制、殘暴,加上不是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角逐,即所謂走資,如中共,就是倒退為封建皇朝,如世襲制的北韓,所謂「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成了笑柄。事實上,而當史大林和毛澤東的神話破滅後,西方很多左翼/共產黨人作出反省,批判蘇共和中共的種種錯誤以至罪行,有些會追遡至馬列主義的不民主、反自由部分。

因此,一些所謂如Jimmy’s Hall的左翼文化教育和社區聯繫工作,在今天中共強權君臨的香港,很可能會被聯想成共產黨滲透的糖衣毒藥,與自由民主扯不上關係。就如前香港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女士所揭露,當年中共在各條戰線都有滲透,或曰統戰活動,其中透過文娛康體,例如學友社,轉化和吸收年青人為黨所用。

但客觀地看歷史,無論東、西方的左翼人士/共產黨人都曾為自由民主,社會「進步」作出過努力。即使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滲透工作,但當年香港的左翼文化確有其吸引之處,就以電影為例,五、六十年代,左派電影公司,無論拍粵語片的中聯還是拍國語片的長、新、鳳,不少都具社會意識,所帶出的訊息相對進步,例如反對家長專制,較尊重女性等,而當年確有相當多獨當一面的女演員,與後來(以至今日)港產片男權當道,大小男人主義主導,女演員大多當花瓶或被踐踏/醜化角色的香港影壇不可同日而語。

而不管今日的「戀殖」青年如何想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是殖民高壓統治年代,社會不公、貪污橫行、基層生活困苦,因此左翼的社會關懷對普羅市民,以至青年學生有一定的吸引力。當然,時移勢易,英國殖民者在知道要把香港交回中國,達成中英聯合聲明後,為了「光榮撤退」,在後過渡期的統治漸見寛鬆,香港亦逐漸以模擬的方式,學習西方「先進」自由社會的一套。但因為中、英政府都沒有誠意真正讓港人落實民主自治,舊有的殖民地官商勾結,或曰官商共謀的那一套,以保障上層既得利益為主的那套政治制度九七後被沿用下來。(而西方的「先進」與自由,左翼民眾的抗爭和爭取亦應記一功;此外,也不應忽略所謂世界「分工」,或不平等發展,佔世界三分一人口的西方社會長期佔用全球三分二的戈人山資源,憑其政治經濟支配地位,把很多西方人享受物資以至非物資「幸福」的成本,例如醜陋的剝削、環境的破壞諸如此類轉嫁發展中地區,即所謂「帝國主義剝削」的事實)。

因此香港的所謂的「先進」也是十分有限。以勞工法為例,香港比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不如,福利制度以發達社會的標準來說也是十分落後。其餘諸如環保法例、反壟斷法例等,頂多都只是聊備一格。例如近期被熱烈議的政府亂砍樹,就是典型聊備一格的樹木辦公室保護不了(也無心保護)珍貴老樹的例子;又例如最近有重大保育價值的老舖同德大押要清拆,也是典型聊備一格的古蹟辦保護不了(也無心保護)珍貴歷史建築的例子。

決定參與全球資本主義掠奪的中共,自然樂於官商/勾結共謀,一切為我所用的那套,而且比西方國家更赤祼,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即共產黨),而非資本家作主導。對香港的影響則是後過渡期那套摸擬「先進」自由社會的作法,即次貨,或曰聊備一格的「民主自由」,有限度的社會改革,也覺得礙眼。大家不會忘記中共另起爐灶的臨時立法會,把九七前通過的一些有利勞工的法例,如集體談判權廢除;另瞞休恢復九七前被廢除的公安法(1967年針對左派暴動而設的嚴苛法例),以備日後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近幾年,特別雨傘運動後警方濫權嚴重,政治檢控頻繁,嚴苛的公安法賦予官方一定合法性。

而自從零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國安法立法後,共產黨在明在暗更多的操控,要壓服「不聽話」的香港人已經愈來愈昭然若揭。標誌港人自主「覺醒」,爭取政治改革的雨傘運動,在極右梁振英及一些中共當權派喧染下,就是有外國勢力介入,「反中亂港」的「陰謀」。以國家之名,掩蓋一切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壓服任何人民自治自主的訴求,這是中共所有當權派以及甘心為中共所用的香港官僚的「共識」,所謂在「愛國」旗幟下的「和諧社會」(以「愛國」及「國家利益」掩蓋一切,亦是中共徹底墮落的標誌)。香港的權貴階層和專業精英,要不就識做向中共低頭,與之共謀,要不就逐漸被邊緣化。

因此,很多評論都指出,「新愛國」(中共走資後才投入其懷抱的)都是投機份子,「舊愛國」則比較有原則和底線。但其實在「愛國」這塊遮羞布下,「新舊愛國」同樣甘心當中共黨國機器的鏍絲,權貴的走狗(對不起,又侮辱無辜的狗類),同樣醜惡,如果說「新愛國」是投機,那麼很多「舊愛國」就是自甘墮落。看看那個「舊愛國」鄭耀棠,處處為權貴說話,出賣工人利益,那有半點當年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正義感」。

回到《翩翩愛自由》,片中的James  Gralton在一次聲援被地主趕離住所的貧農的行動中作出演說,直指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欺騙性,指愛國口號遮掩不了地主盤剝下層農民的事實。Gralton的演說,再次提醒大家,西方的左翼/共產主義者都對「資產階級」的祖國沒有所謂理所當然的忠誠,這部電影再次提醒大家國家/政權乃壓迫的工具,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左翼/共產主義者敢於揭露國家政權所鼓吹的民族/愛國主義的虛偽,因而往往受國家政權的迫害。愛爾蘭警方以國家之名,把James  Gralton逐離自己的祖國。而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美國,多少左翼分子被指控進行「非美」活動,甚至以「叛國」罪被檢控。

影片這一幕揭露民族主義掩蓋下的階級矛盾,亦令灰記想起本地新界東北規劃中,非原居民村民與政府、原居民地主、大地產商等的矛盾。雖然地方和時代不同,但最手無寸鐵,處於最弱勢的平民輕易被犧牲的事實層出不窮。《翩翩愛自由》中,以土地為生的貧農,在地主一句「私有業權」便要被趕離生活多年,一家大小賴以為生的土地;新界東北的非原居民村民,在梁政權與地產商密謀下,一句「規劃建屋」,便要面臨失去生活了幾十年的土地和家園的厄運。

不論在甚麼地方,每次弱勢平民流離失所,都有官商、地主合謀的影子。而所謂「私有業權」,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與對大地產商大地主而言,重量很不相同。一個平民的「私有業權」往往會因「重建、規劃」之名被犧牲掉,賠償也經常充滿爭議,而那些「重建、規劃」之名,正好是大地產商大地主,以及與他們共謀的政權所策劃的。

而這些被犧牲掉的基層根本利益,往往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由警力作為執行工具。在《翩翩愛自由》裡,曾聯同同志一起聲援被驅趕的貧農家庭,並發表反愛爾蘭政府演說的James  Gralton,最終以「不受歡迎外國人」之名,被逐出自己的祖國,而貧農家庭最終也再次被驅趕。而香港歷次的徵地事件,留守村民和聲援者最終都在警方的武力驅趕下,離開心愛的家園,菜園村如是,今次新界東北的村民亦將面臨被驅趕的命運。

回到李怡的感嘆。無論當年反法西斯的國際左翼社群、反保守天主教會壟斷教育和文化以及地主霸權的愛爾蘭左翼/共產黨人、今日面對中共以國家之名壓倒一切民間自主聲音,包括香港很多追求真正民主自治的人,相信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或別人是孤島,會覺得發生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大陸的不公不義、反民主自由的事事不關己。而真正熱愛自由的人,會知道自己的「敵人」,是壓迫人民的國家政權,而不是被國家政權壓迫的其他人民,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

雨傘短片:直面不

作為一個關注政治及時事的五十後,還當了二十多年記者,去年的雨傘運動依然震撼。如果說1989年以軍隊屠殺悲劇告終的北京民運,香港人亦全力投入支援,上街人數比去年更壯觀,但論「主體意識」,這次明顯強烈得多。

作為一個大半生都與這城市難捨難離的人,作為殖民地成長的中生代,「獨立自主」從來都是遙遠的「奢侈品」。英國人固然不鼓勵,中國的民族主義亦壓抑這種其實相當樸素的意識和感情。這次眾多九十後年青人全力投入的雨傘運動,「獨立自主」的聲音響亮,為這城市奮鬥的態度堅決,令灰記這個因大半生經歷殖民/回歸而處於他者邊緣位置的人,特別感到觸目。而絕大部分經歷殖民/回歸二次剝奪的中生代,那種無力感可能是「致命」的。

說得誇張點,一個表面上對政治興趣盎然,其實永遠旁觀張望,不敢再走前一步的人, 這場運動讓他徹底省思:過去幾十年那種游離狀態,安全但虛空的存在,能維持下去嗎?

也許《直面不》正訴說這種游離狀態。灰記因為不再是記者,可自由遊走,但亦因為不再是記者,沒有了保障,走到抗爭最前線便非常冒險(當然仍有個別記者被警員暴力對待及無理拘捕,但始終有傳媒機構作後盾)。這亦是灰記很多時遠距離張望的原因。

然而,這種看熱鬧的游離狀態始終不踏實。當政府無恥無能的躲在警權的背後,由警方來收拾殘局,警權「尋租」而肆意踐踏人權,遊走街頭的灰記亦感到不能只吃花生,有時也會利用攝錄機近距離面對警權。當然,這個大半生規行矩步的人,依然有太多的猶豫和考量,不敢冒太大的風險。

雨傘過後,警權的膨脹已成定局,正如政權會繼續千方百計收緊種種政治、社會空間一樣。我這種過了大半生的游離狀態還會維持下去?將是灰記餘生的考驗。

雨傘短片:水隼情懷

灰記在雨傘運動後期碰到「與別不同」的一對九十後,水與隼,甚受衝擊。那種「青春無敵」的氣息,率真敢言敢做的態勢,像是很久遠的事,卻又在眼前,但你只能旁觀。

回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的青春歲月,灰記也如她們般,拿著超八攝影機,胡亂記錄當時的社會議題,如強拆,如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的選舉。幾十年過去,香港表面上仕紳化了,誇張的現代建築充斥任何可霸佔的都市空間,但就如水在《水隼情懷》所指的大白象工程,那些大白象工程也包括房地產吧!一座二座天價的城堡式「豪宅」,卻沒有半點人文氣息的居住空間。她們所關注的民生議題,幾十年來沒寸進。

有人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殖民地的黃金歲月,水和隼說,今天她們這一代處於時代的夾縫中,十分尷尬。對中生代的灰記,這時代亦特別沉重,當年理想青年關懷基層的志業,今日依然道路漫長,當年承諾開放的政治體制,今日成了大騙局。當年青春過的五、六十後,因為殖民地去政治,或曰奴化教育,除了熱衷個人前途,對這個城市的一切事事處於被動。今天處於夾縫的新生代,更敢於面對權力,更有決心自主命運,也許因此更有智慧掌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