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顛覆」與「分裂」

「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日常

中共以「港版國安法」的「天羅地網」圖震懾港人,不容「分裂」國土、「顛覆」國家政權,講吓都有罪。與此同時,俄羅斯駐華使館發文慶祝其遠東地區行政中心和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引起一些中國網民強烈不滿,指俄國侮辱、挑釁,在中國人的心上灑鹽,有人高喊「毋忘國恥」,有人要求微博刪文。而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這位對西方「敵視」中國口誅筆伐,對香港「反共反華勢力」經常「亮劍」的戰狼,面對俄羅斯「侵佔中國領土」,並向中國人民「炫耀」一事,一改戰狼本色,只苦勸網民接受海參崴是俄羅斯領土的事實,不要被「反俄勢力」煽動利用,影響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一向聲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決心維護領土完整的中共政權, 在俄羅斯「贈慶」下,亦只有尷尬地沉默。

符拉迪沃斯托是俄文譯名,中文名字為海參崴,原為清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國於1860年與沙俄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將海參崴割讓給俄國。為什麼此事令中國政府尷尬呢?因為中共自從決定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不再提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代之而起就是鼓吹民族/愛國主義(歸根究柢都是鼓吹愛黨),近年對付異見者,也是多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例如2015年709案眾多律師都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分裂國家」(例如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等罪名,代替以往的「反革命罪」。

中共以國家/政權至高無上、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代替毛時期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意識型態,要求人民以愛黨愛國代替革命,對「顛覆」、「分裂」等行為零容忍(其實犯案者很多時只是批評中共不合理政策的學者和民間人士,或者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訂法律程序,認真履行辯護責任的人權律師),對人民近年要求「收回」俄羅斯佔領土地的呼聲,卻未能顯示其跟收回香港主權一樣的「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更有甚者,這些俄國佔領了百多年,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近年在中共與俄羅斯協議下,再次確認為俄羅斯領土。曾經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收監的本地時事評論員程翔,於十多年前「揭發」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與俄國簽訂「秘密協議」,放棄追索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程認為即使中國要索回「領土」幾近不可能,也須向國人清楚交待,據聞程翔被大陸當局收監亦與此有關。灰記也很納悶,江澤民大可如當年鄧小平對待釣魚台主權爭議 ,與俄羅斯政府暫時擱下爭論,為可要主動簽約放棄追索,是否抵不住俄羅斯政府主動要求?實在耐人尋味。現在急於「亮劍」,急於顯示「中國強大」的習近平,心中滋味又會如何 ?無論如何,以上事例清楚說明,有能力「分裂國土」,或曰「賣國」者,往往都是執政者/執政集團而不需被追究(至少是執政者/執政集團仍在台上時),但這些罪名卻往往成為令平民百姓噤聲的咒語。

至於這百多萬平方公里,原屬女真/滿州人的土地,如何轉到俄國手上,又成為「中國人的痛」,便要重溫一下遠東近代史。我們學習的中史,固然是中國漢人中心的「大一統」歷史,崇尚統一的王朝,而以朝代劃分的歷史,亦充滿問題。例如元朝,明明是蒙古人消滅中國漢人政權,殖民統治中國,中史書卻硬要把蒙古統治者說成中國皇帝,把元作為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時成吉思汗建立的橫跨歐亞帝國已呈分裂),說成中國一個王朝,以製造中國不曾被殖民統治的神話,清朝亦然(當然這不是說歷史上漢人王朝從沒有侵略其他民族,總之,漢人王朝與其他民族時和時戰,所謂的中國領土也非自古如是,經常有所變化,自不待言)。十七世紀女真/滿州人打敗明朝漢人政權 ,入主中國漢地後,實行殖民統治,不在漢地,與中國漢人不同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受到不同的對待,地位都比漢人高得多。篤信藏傳大乘佛教的清國皇帝和皇親國戚,都對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十分尊崇,把他尊為國師,清國皇帝所派的駐藏大臣實際是達賴喇嘛與清國皇帝的聯繫人,對西藏沒有實際管治權(到了晚清,皇帝不再尊崇佛教,更覬覦西藏珍貴資源而萌佔領之心,因而發生趙爾豐強行「改土歸流」,屠殺大量藏人的事件)。

清國直接統治的漢人(中國人的主體),清初時曾激烈反抗,被殺者無數,臣服者必須剃頭留長辮,棄漢服而改穿旗服,成為二等,以至三等臣民。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並沒有因為入主中國二、三百年而真的「漢化」,他們仍堅持自己滿人的身份認同,視滿州為故土。

再回說那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人之痛」,清國康熙皇帝於1689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清國與俄國在遠東邊界。到了十九世紀,清國國力衰落,不但遭西方列強「欺凌」,俄國亦乘機威逼清國簽訂不平等的《暖暉條約》、《北京條約》,將其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為己有。雖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曾經說過要放棄那些佔領得來的領土,那時清國已亡,民國則步入「軍閥割據」,孫中山念念不忘要「武力統一中國」的年代(並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不會自然不會向蘇俄提出收回領土要求,並容許國共雙重黨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大批黨員, 直至1927年蔣介石「清共」),中國人內鬥自顧不暇,也顧不得那些遙不可及的「領土」。而因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蘇俄遠東唯一大港,對俄國人而言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怎會輕言放棄。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漢人推翻清國,建立中華民國,原本鬧革命時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等人,基於可「繼承」清朝比明朝大兩倍領土的「政治現實」,宣布實行「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庭」,但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滿洲人的意願並未得到諮詢,更遑論取得他們的同意。事實上,在「紛亂」和充滿「外憂內患」的民國,並沒有事實的「五族共和」,西藏基本是獨立國家,1930年代共產黨逃避國民黨追剿時,藏人曾提供援助,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外債,共產黨當時聲稱,基於共產主義原則,支持西藏人民族自決;蒙古人追求獨立建國,亦在蘇聯和中共(中共鬧革命時全靠蘇聯支援,要聽蘇聯話)支持下,1946年外蒙古(蒙古人稱北蒙古),以公投方式,在97%蒙古人贊成下獨立建國,先後得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清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亡國後在日本人扶植和監督下,於滿人的故土(現中國東三省)建立滿州國(中國人稱偽滿),直至日本戰敗投降,滿人故土再歸中國,溥儀在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下,被改造成中國人。

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 內蒙古(蒙古人稱南蒙古)、新疆、西藏等以「自治區」形式劃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過,都是有名無實。內蒙古雖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蒙古人鳥蘭夫主政,但受諸多制肘,在大量漢人移民開墾土地下,他希望保留蒙古傳統畜牧業都受到很大阻力(大量開墾草原造成今日內/南蒙古沙漠化),他在共產黨體制下希望爭取蒙古人較大自治空間十分徒勞,他雖貴為副總理、內蒙自治政府主席,文革時仍逃不了被批鬥,「罪名」是「反社會主義」、「破壞國家統一、策劃民族分裂」等,其時更發生清理內蒙古人民黨事件(內人黨在民國時十分活躍,曾爭取南蒙古獨立並與北蒙古合併,在烏蘭夫誘導下解散,很多人隨烏蘭夫加入中共),三十多萬被指內人黨的幹部、群眾受逼害,萬多人被殺害。

至於西藏,這博客都多次提到,1951年,中國軍隊攻入藏東昌都,西藏噶廈政府在「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但因中共急於 「改造」西藏社會而引起藏人激烈反抗,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出走印度,西藏的「真正」自治告終。至於新疆,在中共軍頭王震實行的漢人軍屯政策下,自治談何容易。 

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到近年更出現強迫漢化的眾多悲慘/荒謬事件,如由中國官方確認西藏「轉世靈童」、西藏活佛要由中共宗教局認證、藏人推動藏語教育被打成「分裂分子」、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被集體改造、女子被迫與漢人通婚,至於母語及傳統文化的消失則更不在話下。換言之,對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還有被「同化」,表面上看不出差異的滿洲人)而言,無論「五族共和」,還是「民族自治」都是中國政府說了算,而為何共產黨原來支持的民族自決會變成「民族自治」?其實都是沒經過「少數民族」的同意,只是統治者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強勢下,「少數民族」被逼就範而已。而「民族自治」因為是統治者有效地執行的政策,其實比「五族共和」是更深廣的民族壓迫,以至被中共統治了數十年的自治區,接受官方洗腦「民族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反而主動追尋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求自由。2009年開始,陸續有藏人,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自焚抗議(估計至2019年,有155名藏人自焚),很多都是因為失去宗教自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回西藏而感絕望。而一些維吾爾年輕人則訴諸「恐怖主義」,以表達不滿。

當然,在中共「愛黨愛國主義」的灌輸下,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少數民族」/邊陲地區的「動盪」與「分離」,必定是外部勢力的指使、唆擺,正如近年以至去年港人廣泛參與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都被中港的當權派描述成外國敵對勢力背後策劃的「反華陰謀」,一切與執政者的錯誤政策無關。執政者與被「洗腦」者都不脫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從不會設身處地去理解「他者」的想法,展開對話,尋求共識,不但如此,即使有人願意放棄獨立,追求民族自治,例如多年來十四世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即西藏在中國主權下實行真正自治,都被中共看成陰謀詭計,無他,正如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所言,專制主義者不會容許真正自治,因為你真正自治了,他們又如何專制呢!在專制,以至極權主義者眼內,容不下別人分享半點權力,要牢牢死抓所有權力不放,這種統治邏輯,自然把一切看成你死我活,將一切推向極端,最終只能是暴力氾濫的玉石俱焚。

而只要放棄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放眼一些民主國家的實踐,就知道所謂「顛覆」與「分裂」一樣可以透過文明方法處理,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成熟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免於被「顛覆」的權利,每四年或五年,執政黨都要面對被選民轟落台的「合法顛覆」風險,但下野並非世界末日,只要繼續努力爭取選民認同,幾年後又有機會重新上台。胡錫進口中的中國伙伴俄羅斯,其總統普京雖然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個永續參選/連任的機制,但不管俄羅斯是否實行公平選舉,至少表面上普京都要面對全國選民,由他們公投決定永續參選制度,每幾年也要選民投票讓他連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永續連任國家主席,取消十年兩任的限制,卻只由共產黨/習近平控制的一百六十多名(?)「全國人民代表」作決定,人家余文生律師批評一下「終身制」,就被秘密審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近日另一位批評習近平的北京學者許潤章又被公安帶走,這是自信的表現嗎?

至於說到「分裂國土」,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視和平鼓吹脫離中央/聯邦獨立為非法行為,美國不時有人鼓吹德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獨立,甚至焚燒美國旗,但這些都是憲法容許的言論自由;日本沖繩近年因反對美軍基地而興起獨立運動,以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國會/地方議會、市長候選人沒有被取消資格,一些人更當選議員,至於鼓吹/討論沖繩獨立,反對美軍基地更是當地報紙雜誌的日常,不會觸犯日本國安條例;即使西班牙憲法法庭裁定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推動獨立公投違法,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加泰地方政府首長,但這些官員,以至地方議會的獨派議員,參選時並沒有被取消資格,加泰人公開鼓吹獨立,只要是和平行動,一樣不會觸犯西班牙的國安法;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人黨,由1980年代開始,曾幾次於執政時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聯邦舉行公投,雖然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結果,也不會「喊打喊殺」、「拉人封艇」;至於最經典是近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達成協議,會承認公投結果,最終多數蘇格蘭人投票決定留在聯合王國。在民主制度下,鼓吹獨立並非什麼洪水猛獸,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區,其人民都會理性思考去留的利弊,不一定都「民族主義」上身,支持獨立/分離。

以上的種種事例證明,人權、民主、自由當今已成普世價值,在重視和實踐這些價值的地方,並非國家政權至上,政權要獲人民授權和監督,不同民族可以提出獨立要求,人民的這些民主權利也不會令國家大亂,這是那些抱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的人永遠不會明白,或永遠假裝不明白的,因此,只要有人批評政權兩句,他們便如臨大敵,更莫說提出獨立訴求了。而「港版國安法」的出現就是這種世界觀的極至表現,有人批評這是中共不顧一切的「攬炒」,即玉石俱焚,把香港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看齊,把原本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變成有名無實的「自治區」,為近年經常擔憂「亡黨亡國」的中共埋下多一枚政治「炸彈」。

現在中共「紅二代」的「有識之士」不也提出警告,習近平主催的政治冒險主義,與美歐為敵,中美劍拔弩張,果真發展成戰爭,中國一旦戰敗,從清國「繼承」而來的「民族地區」必然四分五裂。也有「紅二代」規勸中共為自己為中國也好,不要再實行洗腦/愚民統治,由容許講真話開始,朝野合力逐步推行溫和改革,步向民主,避免又一輪「打江山、坐江山」,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這些對統治者溫和的忠告是否來得太遲、太無力?

當前殖民官僚也懷舊

在facebook瞥見有點肥腫難分、年華老去的許冠傑唱歌的直播片段,沒有心情繼續看下去。難耐疫情和時局禁閉的朋友,聽著《鐵塔凌雲》等許的首本名曲,竟有一絲感動,慨嘆曲詞水平今非昔比,也緬懷一下那個一去不返的成長年代。

那個受人唾罵的林鄭說疫情下希望市民留家欣賞許冠傑演唱會的網上直播,做一下政治公關,然後她和成班高級官僚開會時集體觀看網上直播,狀甚沉醉。這些畫面其實相當諷刺,「豁出去」要為習近平賣命的林鄭,過去的日子不斷高喊「國家安全至上」,向歐美「舊殖民勢力」叫陣,無情鎮壓本地的反專制抗爭,甚至不惜利用疫情繼續打壓抗爭者和不同政見的商鋪,利用警權專門滋擾「黃店」、濫捕街上年青人,企圖把香港去年爆發的反「送中」抗爭完全壓平,謀求政治翻盤,但此刻卻懷念起自己的青春年華,為英國殖民統治效力的歲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所謂「黃金歲月」,正值中國的毛式「共產」實驗破產,鄧小平要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需要西方、香港的資本主義經驗和資金,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得以蓬勃發展,經濟起飛,加上港英的統治需要,本土意識代替六十年代仍盛行的國共、「左右派」中國人意識型態之爭,許冠傑等也是這個時代製造出來的歌壇巨星,這些本土意識和今天的極端抗拒大陸,抗拒中國人身份的本土意識有極大的分別,七、八十年代的港人多默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深信「莫問政治,只求搵錢」,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於我何幹,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香港人,努力賺錢生活就是了,就讓「紅鬚綠眼」的英國人好好看守這塊「福地」,頂多有甚麼天災大家踴躍捐獻,「同舟共濟」一番,即所謂「獅子山下精神」。

但所謂「福地」並非永恒,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已預示「莫問政治,只求搵錢」並不能長久,中國專制主義巨大的身影一定會幅射香港,香港人始終要面對政治,即使未到主權轉移。發生在英治時期的「八九六四」,香港人首次大規模受政治啟蒙,全情投入聲援中國民運,而運動最終以軍隊血洗北京告終,香港人悲憤、恐懼兼而有之。很多人意識「福地」大限將至,有選擇的「醒目」搞移民,安頓家屬,再回港為經濟打拼,沒選擇的也就繼續為生活奔波,有點激情的每年「六四」會到維園悼念一下,淨化自己的心靈,然後在鳥籠民主制度下,用選票寄託民主派爭取擴大鳥籠,七、八十年代的本土意識最終沒有「進化」成抗爭意識,更遑論現在很多年青人所講的本土身份認同。

回想起來,五、六、七十後那幾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確很「窩囊」,但香港原來就是一個逃避政治的難民社會,對殖民統治者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當然,殖民統治者可以一走了之,有錢有選擇的人可以遠走他方,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要留在這裡承擔後果。其實後果也不外乎八十年代中英鬧番,中國強行「收回」香港,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或是中英談出一個妥協方案,即是現在愈走愈窄的「一國兩制」,絕大部分香港人當然情願選擇後者,不管現在的本土派如何批評鞭撻,「一國兩制」是當時想得出比較合理的出路。再說回這批最高級官僚,年輕時加入港英政府,亦正值香港的「黃金歲月」和本土意識抬頭,然後馬上就是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簽訂《聯合聲明》,香港以「一國兩制」形式移交中國,他們亦順利由殖民官僚過渡為特區官僚,他們的內心其實是否曾經有過爭扎?

當年港英因為政治需要,亦汲取「六七暴動」的教訓,值香港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財政盈餘進行一些基本改革,如房屋、福利和廉政,對香港人的統治相對寬鬆,六十年代尖銳的社會矛盾進入七十年代以後得以緩和,那時候當殖民地官員也許不需要太多爭扎,正如八十年代以後,警察的貪污、爛仔形象開始改變,警民關係得以改善(與今日黑警當道、警民關係惡劣相比,也是另一諷刺),當殖民地官員也一樣可以說自己為市民服務,而不是為殖民者欺凌百姓。不過,和香港人一樣,這群官僚也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困惑,本來作為殖民地官僚,一旦香港主權要移交中國的命運柢定, 便要選擇效忠對象,但這群當年仍位居中層的官員,不用像他們上司一樣,在中英角力的後過渡期,為如何自處傷透腦筋,結果有人選擇不過渡而移民他去,如港英最後一任保安司黎慶寧,如警務處政治部一大批警察,有人選擇過渡而不獲中方信任,黯然求去,如特區請辭的最高級官員陳方安生。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獲中方信任,至少要被認為可用,是否服務港人,即是否被香港人受落是其次。

事情的演變不用說,特區的行政長官和高級官員一屆不如一屆,特區的管治比殖民地時代更不如, 到了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更只為中共的強硬路線效命,不惜動用警察與民為敵,林鄭對習近平的「愚忠」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因此,生長在六、七、八十年代的人,聽見林鄭要利用許冠傑的歌曲做政治公關,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而這群邊開會,邊聽許冠傑唱歌前殖民官僚,是否有一刻也緬懷七、八十年代,那個殖民統治者也能收買人心,社會相對和諧,當官的也不用擔心與民為敵的「黃金歲月」,還是完全被權力蒙閉?

差點忘了,特區的司局級官員不一定來自官僚系統,也有社會人士加入,特別還有個別前民主派議員/學者,例如智商過高的羅致光和向中方「投誠」已久的劉江華,他們是否也有一刻想起當年爭取民主自治的初衷,想到今日為邁向專制的政權賣命而感到歉疚?

「老有所終」是「階級問題」,不是「世代之爭」

在「我衛我城」、「為本土奮鬥」之聲異常響亮的今天,在退休保障諮詢被「引導」成「世代之爭」的此刻,灰記感到格外悵然,再三追問自己,對這個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城市,此刻為何感到如此疏離,所謂「我城」、「本土」的意義在哪裡?那些開口閉口「本土」的香港人﹐最終也視這裡不過是一塊「各自搵食」、「各安天命」的「蠻荒地帶」,談什麼身份認同,談什麼歸屬感!

香港真是一個很奇怪,或者應該更直接的說,畸型/扭曲的地方。「養老」,或「讓老人家安享晚年」這種舉世公認的基本人權,富裕社會的「文明標誌」,原來很多人不認同,或自願被誤導至不願認同。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會這樣虧待老人家,是怎樣的一個號稱富裕的社會,會有數以十萬計的貧窮長者,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赤貧生活。

灰記曾是記者,與眾多同行一樣,多次採訪那些勞動了大半生的基層長者,因種種原因不願領取綜援(其中最主要是綜援的標籤效應),僅靠「生果金」及少許積蓄,過著用幾毫子也要左算右算的日子。

那些執紙皮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新聞慣常的故題。灰記還記得當聽到個別舊同行以老人家「唔攞綜援情願自力更生」來「歌頌」她們時,感到異常彆扭,總覺得這些舊同行中了舊式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的「毒」太深了。

「自力更生」?這可不是那些中產以上長者做義工發揮餘暉的浪漫,可不是那些長者大商家、大財閥不肯退下來只相信自己的虛榮,更不是那個心胸狹窄的姓董長者前特首,對自己當年被迫腳痛下台仍耿耿於懷,仍要插手干預香港政治的復仇計劃(結果捧出一個破壞力十足的梁振英,蹂躪香港社會而樂此不疲)。七老八十仍要為一元幾毛幹粗活,是對「臨老唔過得世」的極度惶恐,是絕不值得歌頌的「慘活」。

香港人常常自詡貫通中西,吸收西方先進的普世價值,保留中國未被共產黨「污染」的傳統精華。中國的所謂傳統精華,最入世和最主流的是儒家精神吧!看看儒家最具「全民理想主義」色彩的《禮運大同篇》(灰記小學時就讀某儒教學校,每周例必要背誦這經訓):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所謂大同,所謂「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不就是超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倫理,令長者可以無論有沒有子女供養,都能安享晚年,不用再擔心操勞嗎?

看看西方的先進國家,在勞動階層爭取下,pension,退休金制度早已確立,一定程度實現了中國人/香港人仍然遙不可及的「大同理想」。但雖然香港經濟起飛了幾十年,庫房水浸也很多年,但香港人仍就是否應該「老有所終」,而不是綜援式施捨爭論不已。

香港稅制單一,香港稅率低,政府負擔不起龐大的經常性開支,加稅又影響競爭力,這是香港政府及商界多年來拒絕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的「永恒真理」/「永恒迷思」,是多年來拖延落實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障礙。

港英時期,來香港「搞搞震」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除了為討好香港人,以便為大英帝國「光榮撤退」做齣好戲外,可能也驚覺香港雖然富裕,但社會福利原來落後如發展中地區。他在1993年底「大膽」提出「老年退休金計劃」,建議凡住滿香港七年的65歲及以上永久性居民,可享有每月2300元(以當年的物價計算,比現在眾多的全民退保方案更進取)。

至於錢從何來?當年政府建議由僱主和僱員各自按薪酬的1.5%供款,自僱人士則按3%比率供款。每月入息低於4,000元的人士獲豁免供款,但其僱主須付僱主的供款部份。同時,政府會向老年退休金計劃注資100億元。

灰記記得當時政府提出這個計劃時相當轟動,轟動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在英方代表鄺其志面前,批評港英政府大幅提高福利開支(比起以往極低的福利保障當然是大幅提高),會導致「車毀人亡」。相信這是依靠「資本家治港」的中共,聽到香港商界說肥彭「大搞福利」會「花光」公帑的「讒言」,加上肥彭在政治上不肯和中方合作「順利過渡」,所以由「左王」陳佐洱發砲攻擊肥彭。

灰記依稀還記得看到電視上陳𣳇洱那把特高的尖聲,滿面通紅的「激動」,一個聲稱為勞工基層打拼的共產黨官僚,反對英國保守黨政客為香港人搞福利,絕對是一場滑䅲活劇。也因此,聲稱為工人及基層服務的工聯會,在黨的號召下也質疑肥彭的「老年退休金計劃」。而肥彭來香港主要是搞「政治」,不是搞「民生」,所以亦沒有如堅持他那短命的政改般堅持到底,「老年退休金計劃」最終不能獲立法局通過,「老有所終」幻滅,取而代之的是2000年實施的強積金制度。

不過,民間依然不斷爭取,近年「長者貧窮」的現象愈來愈惹人關注,一向由親建制人士主導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也認為要認真考慮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曾蔭權替代「腳痛」下台的董建華任特首後,政府雖然經常對財政收入作悲觀預測,但卻每次都自打嘴吧,庫房皆有大幅盈餘,除了「還富於民」的訴求,民間亦要求政府從詳計議,正視長者退休生活無保障的問題。

例如很多有十萬八萬積蓄的長者,不符合申領綜援資格,甚至有一些符合資格的長者不喜歡被標籖,或因與子女同住(同住未必表示子女有能力供養),或子女不願簽署俗稱「衰仔紙」的放棄供養父母申明,沒有領取綜援,就是靠那七百元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左支右絀地生活。當時連親商界的自由黨也看不過眼,聯同立法會內其他政黨要求政府增加生果金至一千元。怎知這個為商家財團守財的守財奴曾蔭權政府,竟然提出要資產審查,引起公憤。最後曾蔭權在極不情願下取消資產審查。這是2008年的事。

但一千元只比七百元稍好,很多稍有積蓄(說的是十萬八萬,或十多廿萬)的長者,生活比領綜援的貧窮老人更艱難。在民間不斷爭取下,曾蔭權於2012年底答允推出比綜援金額稍低,但比高齡津貼多出一倍有多的長者生活津貼,不過,和高齡津貼不一樣,需要資產審查,單身資產上限為186000元,夫婦上限為281000元,每人每月可獲2200元,2013年3月實施。(到今年初津貼金額調整至2390元,資產上限分別為210000元及318000元)。

唐梁之爭,處於劣勢的唐英年曾打民生牌,希望「起死回生」,承諾如當選那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免審查。而梁振英要競逐行政長官時,為了討好基層,也擺出認同全民退保的態度,例如說「香港的人均產值名列世界二十,作為一個富裕社會,探討全民退休保障,我們無選擇。」;「無論是醫療,或者生果金,或者將所有東西聯合起來用一個名詞形容,叫它做全民退休保障,其實是一個我們理應去做的事,不可能迴避。」(蘋果日報「一錘定音」專欄列出梁振英於競選期間有關全民退保的講話)。

在其競選政綱中,梁振英除了無恥地把曾蔭權已落實的政策當成自己的競選承諾:「在現行高齡津貼(生果金)計劃的基礎上,增設一項特惠生果金,為有 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每月提供約雙倍($2,200) 的津貼。」對退休保障的著墨亦令人充滿期待:「長遠而言,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及早籌謀和作出財政撥備, 成立及累積養老基金,以應付日後人口老化對養老、護老、醫療等服務需求的額外開支。」

不過,梁振英是一個「講大話不眨眼」的人,用「語言偽術」違背承諾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可以用林鄭月娥的「退休保障諮詢」矇混過關,反正主流傳媒大都親政府親商家,不會深究。

林鄭這類由港英過渡到特區的高級官僚,自以為自己的成功全靠自身努力,精英心態嚴重,骨子裡看不起貧苦大眾和基層,覺得退休保障不是權利,而是對「有經濟需要」的「折墮」老人的施捨,所以死也不肯抛掉綜援的標籤。當然,最主要還是這群高級官僚,絕大部分都是心甘情願為商家財團服務,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為己任。所以一些惠及財團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可以隨意落實,不斷超資,但對基層十分重要的退休保障則幾十年仍是「探討」階段。

因此林鄭委託立場一向保守的周永新教授撰寫那份《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報告,期望他與自己同聲同氣,在報告中否決全民退保的可行性。事實上周教授以往對全民退保一直持十分保留態度,理由是「錢從何來?政府和市民都不願意加稅」。不過,周教授雖然立場保守,畢竟是一位正直的學者,而且一向研究長者議題,現在榮休已無所求,不用像林鄭這個依然想染指特首「寶座」的「野心」官僚要討好商界般配合政府。

當他愈了解到即使有數十萬「棺材本」的長者,依然要過著十分拮据的生活,甚至比綜援長者更不如時,他也逐漸認為需要一個沒有資產審查的全民老年金制度。他與他的研究團隊建議每位合資格長者(滿65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每月領取3000元,比單身長者綜援少200元(資產上限43500元),比其他政黨、團體及66學者提出全民退保方案,少約數百元。

他建議的資金來源為一半由政府承擔(數額約等於政府用於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及長者綜援中標準金額的開支),計劃開始時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然後再增加一項叫薪俸老年稅,薪金$1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 (僱員收入在 $6,500 以下的,只有僱主繳納、僱員免除);薪金$10,000 至 $2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5%; 薪金$20,000 及以上的僱員(以 $120,000 為上限劃界),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2.5%。

相比報告中的其他全民退保建議,周教授的老年金方案比較保守。但灰記看得出教授與團隊的「苦心」,希望盡量避免郁動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如強積金,盡量做到社會可接受。儘管各全民退休方案金額及財政安排有不同,但大致金額差不多,最重要是免資產審查的全民性質,「能者多付」的公平性。

有趣的是,團隊分別以焦點小組形成分別訪問了不同僱主、僱員及專業人士,結果是無論中低收入,還是中高收入的僱員,都傾向贊成全民退休保障,而無論大、小企業的僱主及專業人士則持相反態度。看來是否全民退保之爭,與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之爭一樣,都是勞資矛盾的焦點,是階級矛盾的體現。

然而,一心以為周永新及其團隊會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林鄭,知道他會提出全民性質的老年金方案之後,「惱羞成怒」,刻意要矮化及扭曲這份報告,例如把全民退保改成不論貧富,在公布退休保障諮詢時,揶揄周教授不認真,又強調要年青人多交稅不公道,以迎合/挑動香港人那㮔「懶公正」,其實是「唔想益人」的「醒目仔女」心態,和主要來自「本土右翼」的「憎人富貴厭人貧」/排外情緒。同時亦令近年興起的「世代之爭」發酵。

灰記在Facebook上就看到一位頗受歡迎的評論人,留言說年青人不想供養上一代,不是因為錢的問題,而是「感情」的問題,因為上一代經常指罵年青人,傷盡年青人的心云云。而個別青年學者則以「跨代不公」,全民退保是「龐氏大騙局」來反對之,甚至有「自己世代自己救或自己養」的極端說法。

灰記明白,香港經濟吃老本,上流通道瘀塞問題等,令很多年青人感到前路茫茫,加上一些有錢有地位的長者不負責任地揶揄新世代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甚至有個別「上了岸」的長者狂言就是佔著位置不讓年青一代「上位」,傷害了廣大年青人的感情。

但年青人千萬別忘記香港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由資本階層及親資本的政府(九七後多了紅色政治及資本勢力)主導,那廣大處於基層及或沒法「上位」的普通工薪階層上一代都是辛勸勞動,餐搵餐食,被動地面對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風浪,與現今世代並沒有「世仇」。

最重要的是,社會無論好壞,無論是否曾發生重大變革/變異,都是延續地前進,沒有所謂純粹的「自己世代自己救」,以至「自力更生」這回事。當然,如果凡事從最「自私自利」的角度去看,凡事都會有「益咗第二個」或「點解益唔到我」的「遺憾」。例如對全民退保最典型的「質疑」是為何要我現在交稅去養別人的父母/祖父母,「點解益唔到我,只係益第二個」。

但只要不被最「自私自利」的情緒蒙蔽,就會「理性」地想到,別人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自己也會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於是全民退保的互助性和社會性便顯然易見。倘若有人極端到說出「我父母/祖父母退休有冇保障關我乜嘢事」的話,灰記只能無語。

至於有人年青學者為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享盡好處」,不用為退休交稅,現在退休了,又要年青一代交稅供養他們,即所謂「跨代不公」而感憤憤不平。首先,這位年青學者只看到某些嬰兒潮風光的一面,而看不到嬰兒潮成長年代香港遍地木屋貧民,黑道貪污橫行,社會嚴重不公,生活艱苦缺乏任何保障的陰暗面。

同時,年青學者為何看不到,現在年青人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嬰兒潮一代連六年免費教育也沒有,年青學者的父母以至祖父母輩,很多都是失學未成年就去打工,與現在有書讀有基本社會保障不可同日而語。

再者,年青學者也不能否認,後來香港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能夠較大幅增加,也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勤儉,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的成果。相信絕大部分的長者都不會想到 要說出「你們現在有免費書讀,福利又比我們好得多,真是不公平了」這些話來。他們反而會為社會進步益及下一代而覺得安慰。

因此,為何年青學者不去轉個角度想想,嬰兒潮一代廣大的勞動階層,一生辛勤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為子女下一代死慳死抵,部分的子女的可以脫貧,很多依然活在基層,他們老來無依,這一代是否有責任令他們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為何李嘉誠、李兆基這些超級富豪也可拿三千多元?這亦是一些「懶公平」人士最「有力」的質問。灰記不會回應說為何你們不反對他們有資格拿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反而會更「進取」的回應道,如果這個政府膽敢為全民退保增加企業利得稅,如果這個政府膽敢不再偏袒壟斷資本,如果十萬計長者可以因全民退保而安心一點,生活多一點尊嚴,三千多元豪給這群大富豪又如何。

當然,道理千萬重,歸根究柢還是財政可持續的問題。這些大大小小全民退保的方案,都有作出財政承擔的預測,當然二十年或更長時間後的事,誰人說得準。報告亦提出香港出生率偏低,年青人口補充不足,加劇人口老化的挑戰。不過,如果「老有所終」是社會共識,如果「老有所終」是香港「本土」的價值,總有解決的方法。

灰記自稱左傾,自然對香港資本家長期享有的低稅率,甚至零稅率(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賺大錢而缺乏對社會的承擔有話兒。是時候一般工薪階層齊心團結向資本階層,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政府取回「公道」的時候,而不要再為那那些虛假的「世代之爭」內耗了。

 

雜談習近平所謂的「網絡霸權與開放」

習近平以東道主身份在世界網絡大會表示中國不搞「網絡霸權」。其實不是不為也,是不能也吧了。

這是對世界而言。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已經是無處不在的霸權(不說它極權),包括在網絡。一些來自可以自由瀏覽Facebook、Google、Twitter等國家的代表,應該體驗到共產黨的「網絡霸權」在中國具體實行的狀況,要看到一些外國網站/互聯網平台,非要翻牆不可(不知道翻牆在中國是否「罪行」?)。

「大國崛起」之後的中國,愈來愈有「自信」。不過,這種是扭曲了的「自信」,一種「門口狗式」的「無賴惡霸」(對不起,得罪了狗狗),沒本事對外欺凌,只能在自己家門大喊:「我就是如此不講道理」,「我就是如此對待我的人民,你們看不過眼是你們的事」。

因此,中國共產黨政權沒有假惺惺/靜悄悄的扮開放,無聲無息的在世界網絡大會短暫三天的會期,對本國人民「大方」一下,短暫幾天解禁網絡封銷,讓人民短暫享受一下真正的網絡自由,讓世界一些無知的人以為中國有網絡自由。

也許扭曲的自信其實不是真的自信。中共沒有自信即使網絡短暫解禁三天,不翻牆/不懂翻牆的依然不會忽然造訪一向被屏蔽的網站。他們害怕三天的「網絡自由」, 中國會天翻地覆?

不過,如此一來這個對本國人民可以「為所欲為」,卻不能對外國人也搞霸權,不能要外國人也接受他們的網絡封鎖的惡霸,便要變相對外承認中國網絡監控及限制嚴重, 便要「優待」外國人,對外國記者,包括香港記者,以及外國代表派發翻牆的軟件和密碼,讓他們不會因為來了中國而失去一直享有的自由。不過,原來參與的國家,很多都是限制網絡自由的非民主或半民主國家,也許同中國一樣,防火牆是他們慣用的「武器」。

習近平又說支持「網絡開放」,我們一般人最關注的是沒有任何人和組織可以壟斷網絡活動,阻礙網上的互動和交流。實情是,中國這個針對人民的「網絡霸權」,並非只是封鎖不受官方歡迎的網站/互聯網平台那麼簡單,本國人民一些不受官方歡迎的言論,不但很快會被刪除,還會隨時被「秋後算悵」。最新的例子是剛於日前上庭受審的著名維權律師浦志強(在提審前他已被拘留了近六百日),他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證據」是他在微博發表,已被刪除的七條帖子。

換言之,共產黨不但要壟斷網絡上的資訊流通和發佈,還要消滅「不和諧」的聲音,完全與「網絡開放」背道而馳。

看看浦志強的所謂「犯罪證據」。他發佈的帖子,有幾條與「少數民族」有關:

「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别把它當殖民地,别當征服者和掠奪者。」(2014年5月7日,批評中國政府的同化政策。)

「天天說黨的政策亞克西,維吾爾人心向黨,就這麼血肉横飛?」(2014年3月2日,質疑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民族政策很和譜,卻發生了昆明車站維吾爾人襲擊漢人事件。)

「是漢人頭瘋了?還是漢人的頭兒瘋了?!」(2012年1月25日,尖銳批評中國政府規定西藏的公共建築物,包括寺院內必須掛領導人的照片。)

「伊寧已禁止穆斯林戴面紗,號稱淡化宗教意識,漢人全瘋了嗎?」(2012年1月25日,批評伊寧當局禁婦女戴面紗。)

這帖子措辭的確不夠「溫文爾雅」,但談不上「煽動種族仇恨」。老實說,伊寧當局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至少是挑動民族情緒,要求西藏寺院掛領導人照片是冒犯西藏的傳統宗教。而中國的所謂民族政策往往令「少數民族」反感,這已是很溫和的說法了。即使浦志強語言詞過火,也只是質疑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在製造民族矛盾,並非無的放矢。退一萬步,即使他無的放矢,或對中國政府雞蛋裡挑骨頭,也不是犯罪吧。

其他所謂「尋釁滋事」的指控也是差不多性質,例如「没有共產黨,為什麼不行?”我XX哪兒知道為什麼不行?!除了瞒騙推拖斧頭鐮刀,這個黨有XX什麼執政奥秘?」,是2013年7月26日的發帖,針對一本對共產黨「擦鞋」的政治論著《中國大邏輯:没有共產黨,為什麼不行?》而發的回應。這樣明說中共當然十分尖銳,但都屬言論自由的範圍。

當然,在中國「黨國民族主義者」或「情迷」中國國情論的人心中,浦志強以至其他異議者都不應該說話,要說話就要乖一些。當然,在中共對人民的霸權下,言論自由以至其他的基本權利都以「社會和諧和秩序」之名,大大被壓縮。正如習近平企圖自圓其說的把網上言論自由與網絡秩序相對立起來,為自己干涉人民的言論自由找藉口。老實說,除了防火牆外,無數的網絡警察的監視,「不和諧」的言論一經發現即被刪除,這已是以「網絡秩序」之名的高效網絡監控,但中共仍不滿足於此,仍要「秋後算帳」,誓要把「不和諧」的聲音從人體中消滅,即以監禁來阻嚇發出「不和諧」聲音的個體,阻嚇任何「不和諧」的維權活動(最新一輪的拘押行動是針對勞工維權人士,實在是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的恥辱)。

因此,習近平所講,不搞「網絡霸權」,歡迎「網絡開放」是對外的「真話」,對內的「假話」,因為中共沒有本事當世界的「網絡霸權」,沒法子阻止世界的「網絡開放」,但就絕對要做國內的「網絡霸權」,絕對不容許國內的「網絡開放」。只是中國人是否心甘情願服膺中共對內的霸權吧了。

因此,香港人對「網絡23條」,以至中國公安在香港執行「一地兩檢」如此「神經過敏」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在中國大陸的香港記者雖然仍可享有突破防火牆的「外國人待遇」,但香港特區政府對中共這幅「防火牆」卻早已失效,不但沒有防衛中共霸權的心力(不管我們對陳方安生的評價如何,她當年是有「防火牆」意識的),還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霸權代理,任何法例的「灰色地帶」以至中港的官方互動,都可成為政府濫權,共產黨政權滲透的「霸權通道」。

偏偏愛自由

百無聊賴之際,在Facebook上看到別人轉載資深評論人李怡在《蘋果日報》寫的短文,名為「喪鐘為誰而響」。文章以改編自海明威名著《喪鐘為誰而鳴》的美國反法西斯電影《戰地鐘聲》,打開話題,重提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世界幾萬名正義人士,響應西班牙反法西斯陣線一個口號「No pasar’an」(別讓法西斯通過),紛紛走到西班牙參與人民陣線反佛朗哥戰爭。

文章特別提到喪鐘為誰而鳴的典故,並感嘆為正義獻身的時代是否已經消逝:「當世間有不公義的事發生,許多人都會認為這樣的事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喪鐘只是為別人響起,跟我無關。但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會有這麼多人為了反法西斯,從世界各個角落,投入那場注定失敗的戰爭呢?有人說,那是世界還年輕的時候。難道現在世界都老了嗎?都世故都計算都頹敗了嗎?」

文章結尾回到香港,感嘆味更濃重:「說一聲『No pasarán!』吧,香港沒有老去。遠如天津大爆炸,近如黑警、鉛水,你不要說跟你無關,因為你不是孤島。喪鐘為他人響起,就是為你響起。當西班牙響起喪鐘,大國都採取綏靖政策,於是全球法西斯坐大,二戰爆發了。」

把當年西班牙反法西斯𡚒鬥與今日香港的政治社會困局扯上關係,就讓讀者去作自己的解讀和聯想吧。不過,灰記倒覺得有點意外的是,這位與「激進本土右翼」觀點類近的評論人,多次和應「與大陸切割,大陸的民主就由大陸人去爭取,香港人別管」之類的說法,這次卻提出「激進本土右翼」覺得相當「離地」的國際主義精神。事實上,文章雖然沒有明言,當年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正義人士,很多都是左翼人士、無政府主義者以至共產黨人。文中提到的白求恩醫生,就是加拿大共產黨人,這位加拿大醫生不只去過西班牙,還到過中國(當然是到中共解放區為人民服務),並死在中國。

灰記這樣說並非要揶揄李怡,反而感謝老人家在這時候重提西班牙內戰、國際左翼以及他們所嚮往的理想主義,以平衡充斥網絡的狹獈本土主義言論。儘管老人家由共產黨人轉變成反共人士後,對這些被政權扭曲、揚棄的理想主義多所鞭撻。灰記更想在此「東施效顰」,以一齣這幾天少公映的電影作開頭,胡亂寫一點感想。

大家大概都猜想到灰記要講的是《翩翩愛自由》(Jimmy’s Hall),已經是長者的英國左翼導演堅盧治(Ken Loach)的最新(亦可能是最後一齣)劇情電影。無獨有偶,這位老左導演於20年前也曾拍過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的電影Land and Freedom,講英國一個李怡所說的正義之士赴西班牙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故事。這次要講的則是愛爾蘭共產主義者James  Gralton的事蹟,他1932年自美國回國,聯同志同道合者在家鄉自己擁有的土地上重建社區會堂,教授歌唱舞蹈、詩歌、拳擊,以至辯論工人權益。但在保守的天主教會及親英親權貴的愛爾蘭政權逼迫下,最後以莫須有的不受歡迎外國人「罪名」(因為他同時擁有美國國籍),而被押解出境。

《翩翩愛自由》裡熱愛跳舞、唱歌的群眾,很多都是天主教徒,而Gralton他們亦明瞭愛爾蘭天主教傳統深厚,為了表示自己良好的意願,曾經邀請當地教區加入董事會,但教區得寸進尺,要求會堂歸當地教區名下,而Gralton的母親亦心清眼亮,指教區最終一定要主宰一切,於是他們放棄與教區妥協。而Gralton最終亦難逃被逐。不過,影片亦沒有特別醜化天主教神父,那位經常嚴詞誘導Gralton「洗心革面」的神父,在他被遞解時向那些嘲笑他的警察和愛爾蘭共和軍說,「他比你們任何一個頂天立地。」是電影一處「妙筆」。

因為共產黨政權的專制、殘暴,加上不是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角逐,即所謂走資,如中共,就是倒退為封建皇朝,如世襲制的北韓,所謂「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成了笑柄。事實上,而當史大林和毛澤東的神話破滅後,西方很多左翼/共產黨人作出反省,批判蘇共和中共的種種錯誤以至罪行,有些會追遡至馬列主義的不民主、反自由部分。

因此,一些所謂如Jimmy’s Hall的左翼文化教育和社區聯繫工作,在今天中共強權君臨的香港,很可能會被聯想成共產黨滲透的糖衣毒藥,與自由民主扯不上關係。就如前香港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女士所揭露,當年中共在各條戰線都有滲透,或曰統戰活動,其中透過文娛康體,例如學友社,轉化和吸收年青人為黨所用。

但客觀地看歷史,無論東、西方的左翼人士/共產黨人都曾為自由民主,社會「進步」作出過努力。即使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滲透工作,但當年香港的左翼文化確有其吸引之處,就以電影為例,五、六十年代,左派電影公司,無論拍粵語片的中聯還是拍國語片的長、新、鳳,不少都具社會意識,所帶出的訊息相對進步,例如反對家長專制,較尊重女性等,而當年確有相當多獨當一面的女演員,與後來(以至今日)港產片男權當道,大小男人主義主導,女演員大多當花瓶或被踐踏/醜化角色的香港影壇不可同日而語。

而不管今日的「戀殖」青年如何想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是殖民高壓統治年代,社會不公、貪污橫行、基層生活困苦,因此左翼的社會關懷對普羅市民,以至青年學生有一定的吸引力。當然,時移勢易,英國殖民者在知道要把香港交回中國,達成中英聯合聲明後,為了「光榮撤退」,在後過渡期的統治漸見寛鬆,香港亦逐漸以模擬的方式,學習西方「先進」自由社會的一套。但因為中、英政府都沒有誠意真正讓港人落實民主自治,舊有的殖民地官商勾結,或曰官商共謀的那一套,以保障上層既得利益為主的那套政治制度九七後被沿用下來。(而西方的「先進」與自由,左翼民眾的抗爭和爭取亦應記一功;此外,也不應忽略所謂世界「分工」,或不平等發展,佔世界三分一人口的西方社會長期佔用全球三分二的戈人山資源,憑其政治經濟支配地位,把很多西方人享受物資以至非物資「幸福」的成本,例如醜陋的剝削、環境的破壞諸如此類轉嫁發展中地區,即所謂「帝國主義剝削」的事實)。

因此香港的所謂的「先進」也是十分有限。以勞工法為例,香港比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不如,福利制度以發達社會的標準來說也是十分落後。其餘諸如環保法例、反壟斷法例等,頂多都只是聊備一格。例如近期被熱烈議的政府亂砍樹,就是典型聊備一格的樹木辦公室保護不了(也無心保護)珍貴老樹的例子;又例如最近有重大保育價值的老舖同德大押要清拆,也是典型聊備一格的古蹟辦保護不了(也無心保護)珍貴歷史建築的例子。

決定參與全球資本主義掠奪的中共,自然樂於官商/勾結共謀,一切為我所用的那套,而且比西方國家更赤祼,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即共產黨),而非資本家作主導。對香港的影響則是後過渡期那套摸擬「先進」自由社會的作法,即次貨,或曰聊備一格的「民主自由」,有限度的社會改革,也覺得礙眼。大家不會忘記中共另起爐灶的臨時立法會,把九七前通過的一些有利勞工的法例,如集體談判權廢除;另瞞休恢復九七前被廢除的公安法(1967年針對左派暴動而設的嚴苛法例),以備日後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近幾年,特別雨傘運動後警方濫權嚴重,政治檢控頻繁,嚴苛的公安法賦予官方一定合法性。

而自從零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國安法立法後,共產黨在明在暗更多的操控,要壓服「不聽話」的香港人已經愈來愈昭然若揭。標誌港人自主「覺醒」,爭取政治改革的雨傘運動,在極右梁振英及一些中共當權派喧染下,就是有外國勢力介入,「反中亂港」的「陰謀」。以國家之名,掩蓋一切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壓服任何人民自治自主的訴求,這是中共所有當權派以及甘心為中共所用的香港官僚的「共識」,所謂在「愛國」旗幟下的「和諧社會」(以「愛國」及「國家利益」掩蓋一切,亦是中共徹底墮落的標誌)。香港的權貴階層和專業精英,要不就識做向中共低頭,與之共謀,要不就逐漸被邊緣化。

因此,很多評論都指出,「新愛國」(中共走資後才投入其懷抱的)都是投機份子,「舊愛國」則比較有原則和底線。但其實在「愛國」這塊遮羞布下,「新舊愛國」同樣甘心當中共黨國機器的鏍絲,權貴的走狗(對不起,又侮辱無辜的狗類),同樣醜惡,如果說「新愛國」是投機,那麼很多「舊愛國」就是自甘墮落。看看那個「舊愛國」鄭耀棠,處處為權貴說話,出賣工人利益,那有半點當年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正義感」。

回到《翩翩愛自由》,片中的James  Gralton在一次聲援被地主趕離住所的貧農的行動中作出演說,直指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欺騙性,指愛國口號遮掩不了地主盤剝下層農民的事實。Gralton的演說,再次提醒大家,西方的左翼/共產主義者都對「資產階級」的祖國沒有所謂理所當然的忠誠,這部電影再次提醒大家國家/政權乃壓迫的工具,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左翼/共產主義者敢於揭露國家政權所鼓吹的民族/愛國主義的虛偽,因而往往受國家政權的迫害。愛爾蘭警方以國家之名,把James  Gralton逐離自己的祖國。而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美國,多少左翼分子被指控進行「非美」活動,甚至以「叛國」罪被檢控。

影片這一幕揭露民族主義掩蓋下的階級矛盾,亦令灰記想起本地新界東北規劃中,非原居民村民與政府、原居民地主、大地產商等的矛盾。雖然地方和時代不同,但最手無寸鐵,處於最弱勢的平民輕易被犧牲的事實層出不窮。《翩翩愛自由》中,以土地為生的貧農,在地主一句「私有業權」便要被趕離生活多年,一家大小賴以為生的土地;新界東北的非原居民村民,在梁政權與地產商密謀下,一句「規劃建屋」,便要面臨失去生活了幾十年的土地和家園的厄運。

不論在甚麼地方,每次弱勢平民流離失所,都有官商、地主合謀的影子。而所謂「私有業權」,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與對大地產商大地主而言,重量很不相同。一個平民的「私有業權」往往會因「重建、規劃」之名被犧牲掉,賠償也經常充滿爭議,而那些「重建、規劃」之名,正好是大地產商大地主,以及與他們共謀的政權所策劃的。

而這些被犧牲掉的基層根本利益,往往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由警力作為執行工具。在《翩翩愛自由》裡,曾聯同同志一起聲援被驅趕的貧農家庭,並發表反愛爾蘭政府演說的James  Gralton,最終以「不受歡迎外國人」之名,被逐出自己的祖國,而貧農家庭最終也再次被驅趕。而香港歷次的徵地事件,留守村民和聲援者最終都在警方的武力驅趕下,離開心愛的家園,菜園村如是,今次新界東北的村民亦將面臨被驅趕的命運。

回到李怡的感嘆。無論當年反法西斯的國際左翼社群、反保守天主教會壟斷教育和文化以及地主霸權的愛爾蘭左翼/共產黨人、今日面對中共以國家之名壓倒一切民間自主聲音,包括香港很多追求真正民主自治的人,相信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或別人是孤島,會覺得發生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大陸的不公不義、反民主自由的事事不關己。而真正熱愛自由的人,會知道自己的「敵人」,是壓迫人民的國家政權,而不是被國家政權壓迫的其他人民,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

雨傘短片:直面不

作為一個關注政治及時事的五十後,還當了二十多年記者,去年的雨傘運動依然震撼。如果說1989年以軍隊屠殺悲劇告終的北京民運,香港人亦全力投入支援,上街人數比去年更壯觀,但論「主體意識」,這次明顯強烈得多。

作為一個大半生都與這城市難捨難離的人,作為殖民地成長的中生代,「獨立自主」從來都是遙遠的「奢侈品」。英國人固然不鼓勵,中國的民族主義亦壓抑這種其實相當樸素的意識和感情。這次眾多九十後年青人全力投入的雨傘運動,「獨立自主」的聲音響亮,為這城市奮鬥的態度堅決,令灰記這個因大半生經歷殖民/回歸而處於他者邊緣位置的人,特別感到觸目。而絕大部分經歷殖民/回歸二次剝奪的中生代,那種無力感可能是「致命」的。

說得誇張點,一個表面上對政治興趣盎然,其實永遠旁觀張望,不敢再走前一步的人, 這場運動讓他徹底省思:過去幾十年那種游離狀態,安全但虛空的存在,能維持下去嗎?

也許《直面不》正訴說這種游離狀態。灰記因為不再是記者,可自由遊走,但亦因為不再是記者,沒有了保障,走到抗爭最前線便非常冒險(當然仍有個別記者被警員暴力對待及無理拘捕,但始終有傳媒機構作後盾)。這亦是灰記很多時遠距離張望的原因。

然而,這種看熱鬧的游離狀態始終不踏實。當政府無恥無能的躲在警權的背後,由警方來收拾殘局,警權「尋租」而肆意踐踏人權,遊走街頭的灰記亦感到不能只吃花生,有時也會利用攝錄機近距離面對警權。當然,這個大半生規行矩步的人,依然有太多的猶豫和考量,不敢冒太大的風險。

雨傘過後,警權的膨脹已成定局,正如政權會繼續千方百計收緊種種政治、社會空間一樣。我這種過了大半生的游離狀態還會維持下去?將是灰記餘生的考驗。

雨傘短片:水隼情懷

灰記在雨傘運動後期碰到「與別不同」的一對九十後,水與隼,甚受衝擊。那種「青春無敵」的氣息,率真敢言敢做的態勢,像是很久遠的事,卻又在眼前,但你只能旁觀。

回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的青春歲月,灰記也如她們般,拿著超八攝影機,胡亂記錄當時的社會議題,如強拆,如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的選舉。幾十年過去,香港表面上仕紳化了,誇張的現代建築充斥任何可霸佔的都市空間,但就如水在《水隼情懷》所指的大白象工程,那些大白象工程也包括房地產吧!一座二座天價的城堡式「豪宅」,卻沒有半點人文氣息的居住空間。她們所關注的民生議題,幾十年來沒寸進。

有人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殖民地的黃金歲月,水和隼說,今天她們這一代處於時代的夾縫中,十分尷尬。對中生代的灰記,這時代亦特別沉重,當年理想青年關懷基層的志業,今日依然道路漫長,當年承諾開放的政治體制,今日成了大騙局。當年青春過的五、六十後,因為殖民地去政治,或曰奴化教育,除了熱衷個人前途,對這個城市的一切事事處於被動。今天處於夾縫的新生代,更敢於面對權力,更有決心自主命運,也許因此更有智慧掌握未來。

611旺角球場「魔幻夜」

DSC_0987六月十一日晚「火爆」的新聞不是香港於2018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分組賽以七比零大勝不丹。不過,「火爆」的新聞發生在同一場合:當賽前輪到奏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全場噓聲四起,不少球迷高喊坐低。 灰記是其中一個發出噓聲及坐低的人。灰記如此做並非響應現場球迷的號召,而是自覺行為。

其實在入場前以至進場後,灰記都在思考如何避免被迫向這首所謂國歌表達敬意。曾經有想過奏兩隊國歌前到洗手間暫避,但因為全場爆滿,離開了座位,難保證回來有得坐。 到了奏畢不丹國歌時,站立著的灰記思索如何應對此刻,說時遲那時快,當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全場忽然噓聲四起,超出灰記預期(之前香港代表隊對外隊,即使後雨傘之後對關島的友誼賽,都未曾出現如此「對國歌不敬」的場面。撐黃傘則有)。灰記亦不期然發出噓聲然後坐下,拒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表達敬意。

這是一幅十分「魔幻」的圖畫,受在場六千多名球迷擁護的香港隊球員,嚴肅地對著特區區旗,聆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但擁護他們的球迷當中相當一部分卻發出噓聲,噓的當然不是他們,卻是他們要尊重的國歌。但這也沒辦法,由英國殖民者和中國專制者合力炮製的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的一國兩制本來就充滿荒誕。英國人要撤退時的後過渡期,早已覺得《天𧙗女皇》不合時宜而不再要求電視台定時播出,中國以為香港人「人心回歸」理所當然,想不到政權移交十八年後有如此「魔幻」的一幕。

由2004年開始,香港各大電視台都要定時播出這首國歌,作為「國民教育」的一個動作。 想不到播了超過十年,聽這首歌長大的香港青少年,不但沒有受「祖國的感召」,還在旺角球場向它說不(灰記觀察所得,大部分發出噓聲的都是年青人。灰記還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長者,站著不知所措的樣子)。噓國歌事件會否成為政治事件?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會如何看待這一事件?是否又歸咎「港獨」、「外國勢力」,要更強硬管治香港?

這首原名《義勇軍進行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早在中華民國時代已出現,原是1935年出品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作曲作詞者都是左翼人士,作曲者是聶耳,作詞者是田漢(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了日本侵華時已經十分流行,國軍二百師師長戴安瀾將軍曾把這首歌作為師的軍歌,鼓勵士兵抗日。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義勇軍進行曲》成了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這首歌的作曲者聶耳1935年死於日本,而作詞者田漢則在文革時代被迫害,1968年死於監獄。 這是極其荒誕的事,一首被中共尊為國歌,要億萬人向它致敬的歌曲,其作詞者死得不明不白,中共除例牌事後「平反昭雪」外,就是不甚了了。灰記翻查一下資料,《開放》雜誌於2013年7月刊登了一篇名為《田漢悲歌伴我行》(作者李文漢是1950年代被號召回大陸南洋華僑),藉以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作者在文中提到,當田漢於文革被打倒後,他寫的歌詞不能用,歌詞曾一度改為「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換言之,這首國歌的內容曾經出現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售賣毛澤東式的半民族主義半共產主義,赤祼地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但自從文革結束鄧小平上台之後,已經不再提共產主義,而是要讓一部分人(共產黨權貴)先富起來。八九六四之後,中共更沒有什麼好售賣,只能訴諸赤祼的民族主義。雖然習近平上台後好像又祭起毛澤東來這面旗幟,但也不敢再提共產主義,只大談「中國夢」,半民族主義那面。因此,文革高峰期的國歌歌詞可說早已壽終正寢。

另一個原來的版本則是售賣抵禦外敵入侵的民族主義。這令灰記想起已故前共產黨南來文人,後來有所覺悟的羅孚生前所言,當年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抗日救亡,因為國民黨腐敗,覺得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並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亦由於共產黨擅長宣傳,原來是蔣介石國民黨領導的八年抗戰(西安事變蔣介石答應與中共合作抗日,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名義上從屬戰時軍事委員會,接受國民黨的軍餉),都被說成共產黨的功勞,八路軍被神化成好像只有他們在認真抗日,原來英勇作戰的國軍,都被形容為貪生怕死,腐敗無能,不堪一擊的頺兵。

當然,灰記不會天真如網上一些人一樣180度的轉而歌頌國民黨蔣介石。當年國民黨的確腐敗,拉夫層層貪掉軍餉的事情應該相當普遍,但國軍內願意拼死扺抗侵略者亦大有人在。近年很多歷史檔案被公開,大陸一些人亦開始正視國軍作為主力抗日的正規部隊的貢獻。事實上,參與大大小小抗日戰役的,絕大部分是國軍部隊,戰死沙場的,絕大部分也是他們,反而共產黨因為國民黨抗日,有休養生息及抗軍的機會。所以近年較流行的說法是國民黨主力正面作戰,共產黨主力敵後游擊戰。不過,去年抗戰紀念,灰記如無記錯,習近平又厚頻無恥地吹噓共產黨帶領抗戰。

灰記之所以要糾纒於歷史, 就是要質疑共產黨執政的legitimacy,也間接質疑共產黨以這首抗戰歌作國歌的legitimacy。如果共產黨以抗日救亡作號召,國民黨的功勞至少不比你小;如果共產黨以打倒國民黨貪腐專制政權,改變民不聊生的局面作號召,中共統治六十多年的民不聊生,以至貪腐和一黨專制,無一樣不比國民黨更甚,特別是與民主化後的台灣相比。所以中共以這首抗戰歌曲來銷售民族主義,對不起,任何中國人都應有權說不,因為你當年作出過種種莊嚴的承諾,如民主、人權等,從沒落實過。作為香港人的灰記更有權說不,因為對你共產黨對香港自治作出過的承諾亦不兌現。

《蘋果日報》拼圖

《蘋果日報》拼圖

不過,611晚上的噓聲其實直接得多,香港的青年們很多都不願糾纒歷史,他們因為近年中港矛盾所引發的本土意識,對來自大陸的一切抗拒以至敵視。因為中國足協有關這次世界盃外圍賽其中一個對手香港的網上宣傳海報,一些香港人「敏感地」指摘有種族歧視成份,香港足球總會亦反應迅速,製作網上宣傳海報反擊。被問及香港足總的海報用香港・中國,而不是中國足協海報的中國–中國香港?那位一向被認為十分無能的足總主席梁孔德亦理直氣地說,香港足球總會以此名稱向國際足協註冊,所以是香港而不是中國香港。這亦是目前仍是一國兩制下,理論上享有自治權的香港獨特可愛之處。

至於說中國足協的海報涉及種族歧視,老實說,灰記覺得中國足協的海報流露看不起香港的心態多於種族歧視。「得防著點」即小心一些就夠了,並不把香港放在眼內。至於「這支球隊的人,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亦流露輕視香港的輕眺心態。中國一向以大國自居,特別近年以經濟大國出現於世界舞台,自然看不起小小的香港,而香港足球水平的確遠不如中國,對中國可謂凶多吉少,所以在中國足協心中,「得防著點」已算俾面。

但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無論是否有種族歧視成分,中國足協的海報引起不少港人很大的反應,足總亦聰明地借題發揮,要向種族歧視說不,要香港人撐香港隊,亦間接令香港對不丹的賽事引起注目,原本由於票價太貴(130元)令很多人猶疑/卻步的賽事,忽然提早於開賽前個半小時宣布滿座。而感覺受「委屈」的香港人聽到代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發出噓聲亦正路也。

至於向中國國歌柴台與近一兩年「興起」的港獨思潮有多大關係?灰記以為,無論是否真的興起港獨思潮,一日中國以天朝自居,要各地「臣民」朝拜,一日中國當局有意無意鼓動中港矛盾,令大陸人仇視香港人,藉以減低香港對大陸的影響,香港人向大陸說不的心態將會有增無減。在此順便一提,儘管中港矛盾日深,大陸民間中肯的評論還是有的,Facebook就有人轉內地理性球迷評論噓國歌的貼子:「可以諷刺,他就可以噓你。問題出於你打他罵他,你認為他應該一聲不吭,而且還要給你賠笑臉,對伐?」

但話說回來,香港人亦必須在這次被歧視事件中認真反思,例如如果認為中國足協涉及種族歧視,就要檢視一下香港社會有幾多元共融。無意識地「黑鬼」前、「阿差」後的香港人,知不知道這樣很傷害在香港居住的非洲裔和南亞裔人士!一些入籍香港的非洲人,包括入選香港代表隊的球員,都異口同聲說香港人種族歧視嚴重。即使611香港「大團結」的晚上,灰記仍然聽到球迷以「黑鬼」來稱呼場中的非洲裔香港球員。凡事都要設身處地,不想別人看輕/歧視自己,為何又要看輕/歧視別人?還有,香港隊亦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所謂「國援」,他們亦很落力為香港效勞,無論對手是來自何方,香港人又如何看待這些「新香港人」呢?忽然被中國足協無意「抬舉」的香港多元共融,究竟有多踏實? 如果說多元共融是香港的特色,是香港人的重要身份標記,如何確立此身份標記,道路依然漫長。

維園晚會一些微妙的變化

DSC_0967今年參與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明顯比過往幾年較少,是否因為一些要與大陸完全切割的本土派言論影響而至人數減少?影響會是有,但應該不很大,因為認同這些極端言論的人應不會很多,亦非過往維園燭光晚會的常客。至於是否受港大學生會和熱血公民分別另起爐灶的影響,看來也影響不大,參與港大悼念活動約千多二千人,熱血公民的活動則聲稱有三千人(據說比去年減半),而維園始終維持數以萬計的參與者(但一定沒有支聯會所言有十三萬五千,因為支聯會聲言六個球場及草地坐滿,其實球場還有很多空位)。

也許去年雨傘運動「一無所獲」地結束後,很多人不免感到灰心,因而遠離任何政治活動。也許過去幾年政治活動太多而有人常靜下來。也許⋯⋯數字其實並非一切。

備受批評的支聯會(批評支聯會的並非只有本土派),看來也想回應一下現在香港新一代「覺醒」的新形勢,不唱《中國夢》改唱《一起撐傘》;播放因支持香港雨傘運動而被拘留大陸維權人士親人的講話片段;亦讓幾所大學學生會的代表在台上發表與支聯會想法不同的宣言。這多少反映支聯會如何「圍、威、喂」也好,總算是一個需要面向廣大群眾的組織,與一些信眾/教徒簇擁精神領袖/教主的封閉小組織相比,還是比較「民主」。

學生代表們的講話,很切合去年雨傘運動所追求的「港人自主」精神。他們特別指出八九六四之後,用槍用坦克血腥鎮壓了北京民運的中共,全面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兩個僅有代表香港民主派的基本草委李柱銘和司徒華被逐出草委會,基本法在佔大多數的大陸草委及建制派為主的香港草委主理下完成,完全不能代表六四後的香港民意。

不但如此,人大常委會有需要便隨便「釋法」來修改基本法,如04年港人普選呼聲高漲時叫停0708年雙普選,強行加入分區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維持五五之比,完全違背基本法所講的循序漸進原則。然後改改「三步曲」改為「五步曲」,令北京操控政改的味道更濃。去年的所謂831決定,由原來五步曲的第二步,即人大常委是否決定批准政改,又擅自連如何改也加進去,即特首候選人要在提委過半數推舉才能出閘參選。

在此情況下,學生代表們覺得這本任由人大強姦的基本法已不能保障香港人的民主權利,於是提出由港人修改基本法爭取民主,有學生更用「全民制憲」的字眼(相信提出全民制憲的熱血公民最高精神領袖黃毓民聽到會很高興吧),然後焚燒基本法,並號召晚會後遊行至中聯辦繼續抗議。

這些言論及舉動固然引起建制派的非議,「左報」稱此為港獨搞作,被稱港共最開明人士,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質疑此舉等同反對一國兩制,是否意味香港成為中國一個城市。問題是中共的所謂一國兩制白皮書已說穿了,中共心中永遠是一國壓倒香港這一制,亦從來都不尊重基本法,只把它作為控制香港的工具,有需要時就任意修改,看穿了把戲的同學們燒一下表達不滿,並提出香港人修憲的新訴求,乃十分自然的事。

當然,面對專制強權,無論是「命運自主」,還是「港人修憲」都是非常艱難的路,至少在保皇/建制派把持立法會下,要修憲並不可能。但在老一輩泛民不斷對中共忍讓,一國兩制岌岌可危的嚴峻局面下,

青年學生不再路線依賴,要另尋出路重亦合情合理。正因為學生們在支聯會的台上不甘於以往「薪火相傳」的路線依賴,要提出主見,而且做出了一些比較「反叛」的行為,因而被老一派的溫和泛民批評,如張文光說基本法制訂過程民主等。

學生們的宣言和舉動,支聯會事前是否知悉?如果知悉仍沒有反對,反映支聯會「與時並進」的一面。當然,支聯會的領導層,和泛民政黨一樣,並沒有年輕化的現象。例如代替李卓人和蔡耀昌的,是年紀更大的何俊仁和麥海華,反映支聯會廿多年來老化嚴重,亦反映支聯會仍相當封閉,也可能反映「平民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和口號並不能吸引札根本土的新世代。

也許上一代的何俊仁和年輕一代的李浩賢在晚會結束時同台發言可反映兩代人的差異,何俊仁發言不離中國內地同胞的字眼,李浩賢處處強調香港人的自主自強。換言之,司徒華年代所擁抱的「中華情結」、「愛國情結」,已打動不了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年輕一代會更立足香港去看六四。但無論如何立足香港,希望人類的同理心,北京市民和學生當年所擁抱的普世價值和理想,不會因此而被遣忘。抛開了「愛國情結」亦不代表從此一帆風順,可能因此打壓和迫害更大,觀乎雨傘運動後,青年學生,無論熱血本土,還是雙學,都特別被警察針對,就可知年青一代的活躍分子是中共和特府重點打擊的對象。

新舊世代同在維園各自演繹對八九六四的看法,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求同存異的團結表現。此刻面對中共強權步步進迫,民間除了團結抵抗外,也實在沒有什麼可以依存。而這種求同存異的團結訴求,亦來自支持右翼本土主義的論者如李怡。

當然支聯會以及與支聯會關係密切的泛民政客仍要不斷接受鞭策,否決假普選亦需廣大群眾和各大民間團體不斷督促泛民議員不可開小差。但若如一些本土派論者般不斷炮轟支聯會/泛民政客出賣香港,不斷把一些希望較理性看待單程問題、入境處酌情權問題、大陸新移民問題等一律打成「左膠」、「大中華膠」賣港,把不想把本土利益看得太狹隘的人打成敵人,便失去求同存異的基礎。只是,灰記不知道這些右翼「權威」言論影響有多廣泛?

在結束文章前,灰記想提一下一篇被轉載的文章《致我臉書上的本土派朋友》,作者反駁本土派攻擊支聯會專「孕育」賣港政客,拿取道德光環等的論點,有興趣者可看內文。灰記要引述的是文章較後部分的感言:

「我想說的是,我知道香港過去幾年每況愈下的生活和政治環境讓大家很不滿、很無力,但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參與者,我們共同的期望,是增加我們的力量,推翻專制。批評現有的公民社會團體、消滅對公民運動的信任、製造『有你沒我』的對立討論,到底是否在增加我們的力量?這樣的策略是在爭取民主還是權鬥?

理想一點說,民主的精神是求同存異,多不同意一些人,也不等於要消滅別人。更何況,瓦解市民對公民社會和運動的信任,是否就等於『醒覺』?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些對公民團體(不只是對傳統的『大佬』,也包括對本土派的團體)的批評時,可以先求證一下真偽。 很多網上的批評,都是基於片面的理解或印象。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盡量理解。」

灰記想起網上不少誅心之論,要把人往死裡整的言論,其「戰鬥性」的確不亞於中共的文攻,只是都是針對意見不同,原本應該同坐一條船的人。對此文章作者求同存異的「焦慮」深有同感。

香港人揮之不去的「大陸成分」

聯合國會於五月八日在在瑞士日內瓦就香港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進行聆訊,社區組織協會早前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會派員出席聽證會,並向委員反映香港新移民備受歧視,政府沒有具體滅貧政策等,要求聯合國敦促港府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保障新移民。這一則新聞,引起不少網民留言抨擊,內容不外是指社協這些社工「縱容」、「包庇」新移民「搶福利」,如果政府被迫修例,後果不堪設想。有些留言更以陰謀論看社協的行動,認為進一步助長大陸「殖民」,「裏應外合」,香港城邦自治更難保云云。

在未討論這些近年「困擾」無數港人的中港矛盾前,灰記要提一下,這個所謂聽證會,並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聆聽香港非政府組織的訴求,而是香港官方代表向人權委員會報告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委員有疑問會提出質詢,非政府組織代表只能旁聽,沒有任何發言權。非政府組織如果要遊說委員,應該是之前已透過書面向相關委員作出遊說。

灰記年前代表記協跟一些團體及泛民政黨一起「參與」聽證會,人權委員會負責的委員只是在午飯時候,抽了半小時在會議廳外給我們這些香港非政府代表講幾句而已。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旁聽,最多只能在會議空檔打游擊找那些委員講兩句,說政府官員講大話,委員有否興趣聽是另一回事。整個過程其實相當「屈辱」,因為是官方遊戲,民間團體完全沒任何正式參與,更遑論有影響力。當然,香港雖「貴為」發達社會一員,但人權、勞工、文化政策落後,不用非政府組織,聯合國一些較有心的委員也會經常批評港府落後,敦促落實人權法的內容。

現在回到「正題」,中港矛盾白熱化,自由行旅客一些「不文明」行為,成了內地官方媒體、網民和香港網民互批的焦點。而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久不久就會成了scapegoat。灰記也有一些新移民朋友,他們也訴說感受到本地人歧視/仇視的眼光,加上生活於基層,無處可逃,覺得很沮喪。

可能有人會怪責社區組織協會,現在風頭火勢,還走去聯合國「告狀」,刺激香港人,加深族群矛盾。但灰記對這些看法不以為然。社協作為協助弱勢的團體,貫徹始終,當年政府立種族歧視條例時,社協已提出要把新移民納入,成為受保障的族群,眼見新移民受歧視/仇視情況越來越嚴重,不惜忤逆主流民意,到聯合國申訴,是勇氣之舉。即如九九年居權爭議,當大部分市民對那批因人大釋法而失去居港權的港人在內地子女投以厭惡眼光時,個別民間及宗教團體不惜忤逆主流民意,堅持協助這批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公義,亦屬難能可貴。

說起移民,非單程證的移民大致有以下幾類︰1)少數在港工作的外國人(通常是歐美日韓人士)住滿七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權(做家務助理的南亞婦女便沒有這樣的權利),他們不少都是來工作幾年,未必有興趣長期留港;2)一些香港南亞裔人士如回鄉結婚生育,基本上可帶同配隅及子女來港定居,要申請也不複雜;3)主要為大陸人的優才和專才,透過輸入人才計劃移民香港,他們可以帶同配偶和子女一起來港工作和生活,住滿七年有居留權;4)一段時間主要是大陸人的投資移民計劃,買六百萬以上的樓可定居,現已取消。

大部分香港的新移民都是透過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名額,由大陸移居來香港。根據入境處資料,配額分配如下︰「60個分配給持居權證子女 ,30個給分隔兩地十年或以上的配偶(即〝長期分隔配偶〞)與隨行子女 ,以及60個給其他類別的申請人,包括分隔兩地少於十年的 配偶與隨行子女、內地無人撫養而需要來港投靠親屬的兒童、來港照顧年老無依父母(即在港沒有其他子女)的人士,以及在內地無人供養而需要來港投靠親屬的長者。」換言之,單程證的目的是讓港人在大陸的配偶及子女有秩序的來香港生活。

單程證的出現,是因為中國是一個限制人民出入境的國家。一個印度裔、美國裔、日本裔的香港人,只要配偶和子女有香港簽證(或免簽證),便可帶他們來香港生活,申請定居,毋須甚麼單程證,住滿七年便可成為永久居民。當然,這些外籍香港人可能只佔香港人口兩、三個百分點,並非補充香港人口的主要來源。補充香港人口的主要來源,除了香港出生的嬰兒(八零年代開始便一向偏低),就是來自中國大陸,與香港人有著極密切關係的這些持單程證人士。

稍為涉獵一下香港歷史都會知道,香港從古代到近代英治,主要人口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所謂原居民,不就是宋、明,以至清代由中國大陸南移的一些客家人,還有就是不被朝廷認可的水上人家,蜑家人。英國殖民統治香港,香港人和大陸人自由往還,充滿流動性。大家的身份隔閡並不明顯。1949年共產黨席捲中國,走親蘇路線,受東西冷戰影響,香港這個兩地人民可自由往還的自由港,終於在五十年代實施邊境管制。在香港和在大陸出生的命運從此有了「天壤之別」。

那個年代香港聚居二百萬人,當中有不少是逃避內戰及共產黨統治的人,這批人小部分是資本家或有點錢的人,大部分都是國民黨基層或普通百姓。灰記的父母都是在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來香港,屬被稱為逃避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灰記就是「難民」之後,不少第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是「難民」之後。灰記之所以在香港出生,是因為灰記的「難民」父母是在香港認識。可能有不少「難民」有父/母、兄弟妙姊妹或子女留在大陸(灰記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舅父和姨姨都在大陸)。五十年代開始,因為東西冷戰,中國被圍堵及封鎖,不少「難民」與中國大陸的親人相隔。

六十年代又有另一次「難民」潮,這次是逃避餓荒及政治迫害,人數以十萬計。「難民」當中,可能有部分來香港尋找親人,更多是為了走投無路來到這裡(灰記童年父母經營一所公寓,接待過一批又一批來自家鄉的偷渡客)。那時香港的經濟不算好,但香港社會普遍同情這批「不速之客」,向他們送水送食。當港英政府要遣返部分「難民」時,有不少香港人沿途相送,甚或阻擋遣返的「猪籠」車前進。這批能留港的「難民」,很多來自廣東,沒有多少學歷,即使有也不被承認,除了部分找到香港的親人,很多都是隻身來港找生活,六十年代香港輕工業開始起飛,他們就是廉價勞動力。

然後「文革」結束,七十年代末很多大陸人透過申請或偷渡,告別這個「共產主義」實驗失敗的國家,他們當中有不少是東南亞華僑,五、六十年代因為當地排華(例如印尼)也好,為了「革命」理想也好,為了「認祖歸宗」也好,一批又一批的東南亞華裔青少年到中國大陸讀書,或「貢獻祖國」。這批包括「歸國華僑」的新移民,大部分都在大陸成家立室,來到香港從頭開始,由基層做起。他們在香港稍為安頓以後,便想著大陸的家人,但那時候單程證制度未確立,家人能否來到香港,生殺權在大陸公安手中。往後的居權爭議,都是由此而來。

灰記想講的就是,由四九年到現在,除了原居民及戰前大陸移民、戰後「難民」之後及其下一代,一些南亞及歐籍人士,香港的人口組成主要都是不同年代的大陸難民/偷渡者/逃港者或合法來港者,以及他們在香港或大陸的配偶和後代。至於為何是大陸?不帶「有色眼鏡」便十分容易理解,「異族」通婚通常都比較少,香港華人與華人通婚是常規,華人在本地找不到對象,如果要成家立室,很自然到大陸找對象。

現在離九七已十七年,居權爭議亦過去,但這個單程證制度依然是規管著香港人在大陸的配偶及在大陸出生的兒女來港的制度。要知道,基本法廿四條規定中國籍港人在香港以外所生子女擁有居港權,這群港人子女嚴格來說不是「移民」,而是一出生就擁有居留權,如果他們在加拿大、馬來西亞、英國…出生,可以馬上來香港生活,在大陸出生就要向公安申請單程證才能來香港。至於配偶移民,全世界大部分社會,特別民主社會,都不會阻撓,拖延本國公民在外國的配偶及需照顧的兒女移居本國。香港人在大陸的配偶就往往要等上多年才能來港定居。

灰記說了那麼多,無非想指,由於歷史和文化淵源,香港人口的「大陸成分」無可能抹殺,就算有香港人開口閉口說大陸人是支那人,但都不能抹殺香港人都有支那人成份。而無論「大陸成分」還是「支那成分」,都絕不等於「中共殖民」。不排除中共在九七前後,部署一些人員「滲透」香港,正如可以肯定早在「解放」前,中共已開始在本地「培植」「地下力量」,不少土生土長,甚至讀番書的港大學生都是他們的「培植」對象,今天貴為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就是中共「培植」的港大精英。

因此,把大陸新移民一概看成「中共殖民」,是無視歷史和現實,無視大陸很多民眾也不滿中共政權的現實,灰記就認識不少痛恨中共腐敗,不喜歡大陸生活沒安全感的新移民。至於說新移民「搶福利」,與「綜援養懶人」一樣「似是而非」,無視綜援是需要審批的最後安全網,並非人人有份的禮物。無視一人千多元一個月的綜援金不會令一個有手有腳,有能力就業的人放棄工作和尊嚴。無視很多厭惡性的基層工作都是新移民擔負。

事實上,領取失業綜援人士佔綜援人士的比率很低,六成是長者綜援,其餘很多是單親家庭,因為婦女離婚要獨力照顧子女,不能外出工作而領綜援。這當然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但一個聲稱發達城市,聲稱國際文明都會,是否就是回以一句「鬼叫你要嫁香港啲老伯、窮鬼」或「冇人叫你嫁嚟香港」(這些單親綜援人士不少是嫁來香港的大陸女士)?如果香港人因為種種原因要跟大陸人結婚,子女在大陸出生,是否就只能換來一句「冇人叫你返大陸結婚」或「要家庭團聚不一定要在香港」?

灰記一向支持香港真正自治,甚至歡迎提出港獨議題,支持爭取香港有權審批移民,但絕對不同意以狹隘「排外」的心態去談港獨,去審批移民。而香港政府確實有權審批來港家庭團聚的外國移民,及透過輸入人才計劃的大陸及外國移民。亦即是說,香港政府原則上是有移民審批權,現在只剩下單程證審批權。如果港府真的可以拿回單程證審批權,是否要改變它的目的,為何要改變它的目的?如果單程證再不批給港人大陸配偶,是否違反人權法?(一個香港人與一個外國人結婚,港府可以按程序批准她/他來港,一個香港人與大陸人結婚便不能來香港,講得通嗎?)基本法講明中國籍港人在香港以外的子女有居留權,他們總要有途徑來香港吧。

好了,有人認為香港需要一個自主的人口政策,不能無限制地輸入人口。問題是香港嬰兒出生率長期嚴重偏低,需要補充人口。港人在外地(主要在大陸)出生的嬰兒是很自然和合理的選擇,他們能及早來港生活及接受教育,就很容易融入成為香港的一份子。

再說,香港一些人現在常掛在口邊的「文明」,批評內地人一是財大氣粗,一是舉止不文明,不守秩序、隨便讓小孩隨街大小便等。其實這一切的不文明及髒亂,離香港並不太遠。港人的財大氣財,在八,九十年代肆虐,那些咀臉不會比現在的大陸土豪好看多少。香港六、七十年代,很多小孩在公共屋邨的溝渠邊大小便,以至大便,排隊打尖也是常有的事,直至八十年代仍然隨街棄置垃圾。灰記不是說要「縱容」小孩當街大小便的行為,也清楚彈丸之地的香港的承受能力有限,不能無限制地接待不管來自甚麼地方的旅客。香港人可以要求甚至鞭策政府正視承受力的問題,但不應該利用一些大陸人因為來自「鄉村」的一些不合城市規矩的行為「大造文章」,去激化兩地人民的矛盾,甚至殃及大陸來的新移民。

灰記始終認為,對香港自治與「文明」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的專制霸道;來自越來越「共幹化」的特區領導層;來自那群為了一己之私,「媚共」的後殖民「高等華人」及其「富二代」(大家還記得三月香港富二代李家誠在北京充當爛頭卒,罵港大有關特首與政府民望的民調不公正,「反中亂港」,要給錢其他大學搞自己一套民調的「霸道與無知);來自生活腐化,思想「極左」的傳統「左派」, 把焦點放在一些大陸旅客的「不文明」舉止,以至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不去直面那些擁有財力及公權力的中港精英權貴,逐步蠶食香港人文價值,香港一制較文明進步的價值,是一種奇怪的錯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