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顛覆

由港英時期1982年首屆區議會選舉,83年全面開放選民資格的市政局選舉,91年立法局引入小部分地區直選,然後九七過渡後,立法會和區議會也舉辦了六屆選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則在99年被董建華政府解散),香港人已習慣了在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部分的自由選舉原則。何謂自由選舉原則,即香港永久居民只要有足夠市民提名和數萬元報名費,便可報名參選,並一定會成為候選人,即使犯罪被判刑者,刑滿出獄後過幾年便可參選(但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便出現褫奪參選權的政治審查,香港的自由選舉第一次被顛覆);滿十八歲,通常居住在香港的永久居民便可登記為選民,有權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投票(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因對參選人和選民的資格有限制,不能視作自由選舉)。

而自從港英政府於88年引入功能組別議席(當時宣稱是過渡安排),到91年引入立法局直選,以代替官守和委任議席後,議員代表市民及界別議政和監督政府的職能等受到法律保障,九七過渡後亦如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的職權如下:

(一)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二)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七)同意終審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八)接受香港市民申訴並作出處理;(九)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 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 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 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 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 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 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 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換言之,立法會議員行使上述職權時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不要以為「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就代表一定要通過財政預算案(人大以後會不會釋法,顛覆這條條文是後話),對立法會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議員可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這其實是常識,很多議員(主要是民主派議員)對不少法案和財政預算案都投過反對票。即使是大陸的人大橡皮圖章,過去也曾有代表投反對票,去年5月人大常委會建議訂立「港版國安法」,不是有兩票反對和一票棄權嗎?但在2021年1月6日,政權竟然宣布,在「國安法」下,立法會參選人若為增加勝算而作出協調,以至勝出選舉成為立法會多數後,行使《基本法》規定和保障的職權會觸犯「國安」重罪,完全顛覆了香港人習以為常的自由選舉原則和市民心目中立法會議員的正常職能。

超過50名參與和協調去年7月民主派初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社工、醫護、律師、學者和市民,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有外國傳媒指這次拘捕差不多囊括民主/本土派的骨幹(已入獄的黃之鋒和被拘押的「快咇」譚得志亦再「被捕」),有人稱之為106大抓捕。除個別人士外,他們被扣查一至兩日後獲保釋,沒有被檢控。警方稱是次行動出動了一千名警員,果真「如臨大敵」,好像這50多人是持械恐怖分子,武力威脅政權!但如此大陣仗的拘捕行動,卻沒有證據對任何一個被捕者作出檢控,因此,外界一般認為這是恫嚇,政權要向處於捱打狀態下的抗爭者不斷狙擊,但胡亂的舉動顯出他們的荒謬,就連親政權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都表示不解,前者指警方講不出證據,上到法庭不入罪反而損害管治權威,後者則稱暫時看不到被捕者有非法行為。

負責為拘捕「解畫」的保安局局長鸚鵡學舌般模仿他的大陸同行,將被捕者形容為「歹毒的團夥」,指控他們「策劃和參與35+初選,繼而『濫炒』癱瘓香港的計劃」,指參加初選者簽署聲明,表明目的是在當選後透過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逼使特首下台,從而令政府停擺。還煞有介事的說「這是有組織、有計劃,令到香港陷入深淵,如果這個歹毒的計劃得逞的話,香港社會包括經濟、民生整體上受到極嚴重的衝擊和破壞,而香港又要再經歷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而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等而下之「初選等同正在駕車去打劫」講法,智力正常者實在不屑一顧。至於其他為拘捕行動辯護的親政權人士,只是暴露她/他們的「奴才」扭曲心態)。

其實如此聳人聽聞的指控,說穿了就是政權輸不起,害怕其中一個被捕者戴耀廷所提的35+策略成真,若民主/本土派等在立法會勝出35或以上(過半)席位,可有相當大的籌碼逼使政權向民意屈服,正面回應市民的政治訴求,包括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方法就是透過否決財政預案或其他重大法案向政府施壓。《基本法》第 52 條(二)訂明「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在此情況下特首必須辭職 」,換言之,這是《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的權責,而第一次否決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重選,就是行政長官可藉重選立法會,再就被否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大法案,重新再徴求民意授權,倘若重選的立法會依然作出否決,證明行長官的施政不得人心,下台也是天經地義,完全看不到有什麼顛覆政權的意味。現在政權藉「國安法」向民主派初選秋後算帳,反而令人覺得中共在利用自己制訂的「國安法」去顛覆自己制訂的《基本法》,顛覆香港人享有的權利,令《基本法》形同一堆廢紙。

參與選舉,希望贏取最多議席,甚至執政,相信在全世界有自由選舉地方是天經地義的事,香港人也如此認為。同時,香港人也對現實不樂觀,儘管中共也曾承諾香港人雙普選,但大部分人不相信能落實真普選,由港人民主自治,只是盡人事嘗試爭取,其中一個爭取方式,就是在選舉支持以爭取雙普選為政綱的民主派,以表達對雙普選的訴求。

但最愚鈍的人今日都知道,中共從來沒有打算讓香港實現全面普選,立法會有直選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中共眼中,與英國人簽署的「契約」,即聯合聲明只是權宜之計,過後就成為無用的「歷史文件」,並視根據聲明的精神而制定的《基本法》可隨意解釋,「為我所用」),直選和民主派議員在中共心中只作為一種「政治花瓶」來利用,好讓外界以為香港真的有「高度自治」。所謂「政治花瓶」,就是無論民主派多認真都好,不能讓他們有真正的權力能與政權抗衡,即成為議會大多數。2004年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議席按照《基本法》規定增至30席,與功能界別成五五之比,而按「承諾」,其實07年特首選舉和08年立法會選舉便要實行雙普選,即特首由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全部由直選產生,一直在直選佔優的民主派便很有機會成為議會多數(即使循序漸進多幾屆,直選議席一路增加,功能界別議席一路減少,終有一日民主派可成議會多數)。於是中共不惜違背承諾,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粗暴釋法,叫停了龜速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規定2004年和以後的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部分和功能界別部分各佔一半,就是希望利用親政權陣管在功能界別佔絕對優勢,而在比例代表制下,親政權陣營在分區直選部分最差也拿到三分一議席,從而保證親政權陣營的永續議會多數。

如果從中共的「陽謀」來看,他們是十分成功。從04年開始,連續四屆的選舉,民主派與親政權派議席的對比如下: 04年25對35; 08年23對36(醫學界1席由被視為中間派的梁家騮取得); 12年27對42(1席由梁家騮取得); 16年29對40(醫學界一席由被視為中間派的陳沛然獲得),民主派最低限度都比親政黨陣營少10席,最多更少15席。當中功能界別對親政權陣營至關重要,04和08年的選舉親政權陣營均在30席中取得23席(民主派7席),10年民主黨與中方「秘密談判」達共識,12年的選舉開始,增加5席「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界別和5席分區直選議席,立法會亦由60席增加至70席。12年選舉,「超區」民主派稍佔優,5席取得3席,再加上傳統界別的6席。換言之,有「超區」功能界別,民主派只比以往增加兩席,佔9席。而因為民主派於政改爭拗而「分裂」(即公社兩黨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爭雙普選」,與民主黨「談判」路線的分歧),明顯中共與個別民主派政黨「談判」和推出「超區」議席的極有限度讓步,是為了分化民主派,結果目的達到,12年雖然分區直選議席由30席加至35席,民主派只取得18席,與04年一樣,比08年多兩席,亦只比親政權陣營多1席。到了16年,有年輕人為主的本土派和自決派候選人出現,民主派和本土派亦有很大爭拗,結果本土派和自決派候選人共取得6席,與民主派加起來獲得19席,比上屆多1席,再加「超區」和傳統界別共得10席,而取得較上屆理想的29席,但仍與親政權陣營所得議席相差11席。

如果說,2010年的政改爭拗是激進民主派與溫和民主派之爭,16年本土派和自決派的崛起則是新生力量與舊民主派的「決裂」(都是政權樂見的現象)。這亦要追遡至由學者戴耀廷發起「終極」爭取普選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當香港人愈來愈發覺雙普選遙遙無期,民主派每4年提出一次的「爭取雙普選」競選政綱只是口號時,窮盡一切合法手段也徒勞時,13年初戴耀廷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參與者有法律風險較「激進」的「和平佔中」行動,希望逼使中共作出決定,是正面回應普選訴求還是進行鎮壓 ,並就此邀請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進行商討。13年底,港府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出17年特首選舉改革方案,建議透過選舉團提名特首候選人,然後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並就方案向公眾諮詢5個月。「和平佔中」組織亦就民間提出的三個方案,即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進行公投,接近80萬人投票,結果「真普選聯」的三軌方案(即三個方案均可)最多人支持,有33萬,學民思潮和學聯的學界方案(即公民提名加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則有30萬人支持,政府當然不承認公投結果。最終政府建議候選人須至少一半提名委員會委員才能「入閘」,港人嘩然,因為等於先由中共認可候選人,才由港人普選,即並非真正具自由選舉意義的普選,因而被認為是假普選。

同年8月31日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指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放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這完全顛覆了港人一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基本法》所賦予自治權的認識。後來發生的雨傘運動,以學聯、學民思潮為代表的青年學生,與戴耀廷所代表的老一輩民主派的矛盾,以至更「激進」的拆大台者(後來的本土派)與學聯、學民思潮和民主派的爭拗,相信很多當年的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政權「不流血,不讓步」的策略下,維持了79日的佔領行動沒有得到任何實質回應,以「失敗」告終,並造成抗爭陣營的「大決裂」。一些「激進」的本土派 ,認為爭取普選已是「假命題」,應該以「勇武」方式爭取獨立建國,他們或多或少受陳雲《城邦論》和黃毓民言論的影響(還有練乙錚、李怡作為「導師」),紛紛成立政治組織,如梁頌恒、游蕙禎等的青年新政,以及梁天琦、黃台仰等的本土民主前線,再加上黃毓民啟發的熱血公民,這些組織經常發動排拒大陸人/新移民的「光復」行動,例如針對水貨客的行動,一時聲勢甚盛。15年6月22日,政府的政改方案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反對下,大批親政權議員忽然離場下(等候發叔事件),以8票贊成,28票反對不獲通過。已準備脫離民主派的湯家驊,不情願投出反對票後宣布脫離公民黨,並辭去立法會議席,政府宣布16年2月28日進行新界東補選。

16年農曆元旦所爆發的警民暴力衝突,本土派稱之為「魚蛋革命」(其實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已報名參加補選的梁天琦,當晚更在現場聲稱舉行競選活動,更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競選口號(這個口號亦成為日後「返送中」運動「和勇不分」的共同口號)。民主黨和公民黨譴責本土派行使暴力,令本土派與民主派的關係更惡化,本土派聲言與民主派不是同路人。 補選更有梁天琦挑戰民主派楊岳橋的「氣勢」,雖然楊岳橋以16萬票勝出,但梁天琦獲6萬6千票,得票第三(第二為得15萬票親政權的周浩鼎),本土派士氣大振,劍指16年立法會選舉,「革民主派的命」。另外,一些不滿民主派的溫和本土派,或曰自決派亦成立新政團或個人參選,由主要為學民思潮成員成立的香港眾志,以「自主、自決」等口號,派羅冠聰出選立法會,朱凱迪則提出「民主自決」參選,還有與民主派關係較好的素人劉小麗。

2016年立法會選舉充滿「去舊迎新」,「青春無敵」的氣氛,年輕就是「武器」。不過,提出「建國」、「獨立」口號的「激進」本土派率先被政權打壓,政權首次顛覆自由選舉原則,藉選舉主任的政治審查褫奪本民前梁天琦、民族黨陳浩天及其餘三人的參選資格(梁天琦日後亦以「暴動罪」被重判六年監禁,是首批獲重刑的政治犯)。另外黃毓民、陳雲等人聯合的「熱普城」以「公投制憲,永續基本法」為政綱(並否認支持港獨),與其他的「激進」本土派因為爭議席而鬧不和, 結果年輕人戰勝前輩,游蕙禎於九龍西當選,黃毓民落選,青年新政另一候選人梁頌恒於新界東當選,「熱普城」只有鄭松泰勝出。自決派方面,朱凱迪於新界西以8萬多票成分區直選票王,其餘羅冠聰和劉小麗亦順利當選。而民主黨亦有年輕人/新人當選,如鄺俊宇、許智峯、林卓廷、尹兆堅,令這老牌民主派政黨多了一點新氣象。「激進」民主派則僅靠梁國雄和陳志全苦苦支撐。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興奮地稱從此本土、民主、建制「三分天下」。

之後就有人大釋法,政權藉口當選人未能完成宣誓(因當選人以抗議方式宣誓),先後取消其議員資格,顛覆了市民的投票權,被DQ者包括游蕙禎、梁頌恒(未當議員已被取消資格)、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羅冠聰(當了10個月議員被取消資格)等六人。18年3月和11月先後進行補選,結果民主派僅由區諾軒和范國威奪回兩席,其餘四席由親政權者奪得。立法會進一步由親政權者壟斷,政治氣氛低迷,抗爭陣營的政治動員能力日趨薄弱。19年初林鄭政府以陳同佳案為「契機」(台港兩地沒簽訂引渡協議),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可移交範圍擴闊至兩岸三地,並在不少質疑和反對聲中仍堅持交立法會審議通過,如此局勢下,一般估計由親政權陣營壟斷的立法會,很快會通過法案,反對者難以如03年反廿三條一樣,能利用超過50萬人上街的龐大民意,逼令政府收回成命。但出乎所有人,包括參與者的意外,爆發了可歌可泣、創造歷史的「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規模之大,動員人數之多,持續日子之長,創意之多,受國際關注之廣,可說是「史無前例」,暴政當前,真的「退無可退」的政治格局,民主派、本土派,新舊老少,暫時放下歧見,拉近距離,「和勇不分」和不割席亦至為難得,多少形成了一個香港興亡,大家有責的「命運共同體」,運動所提的五大訴求當中,亦包括曾被「遺忘」的爭取普選。它成功阻止了「逃犯條例」的修訂,但很多參與者(年輕人佔多數)亦付出被警察施暴、被拘捕、被判刑的沉重代價,五大訴求,除撤回修例外,其餘當局至今仍不聞不問。不單如此,政權藉「鎮暴」而加強社會控制,踏進20年更藉武漢肺炎疫情進一步限制市民示威權利,年中北京亦索性推出「港版國安法」,撕破「一國兩制」的面皮,為大清算,大抓捕舖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兩句「反送中」運動最多人叫喊的口號,被政權視為「違法」。形格勢禁下,港獨和自決組織亦紛紛自行解散,其他侵害人權、顛覆「法治」事件更層出不窮,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部門倖免,1月6日 顛覆港人自由選舉觀的大抓捕,只是向市民的選舉權抽刀罷了。

其實當去年7月11日舉行民主派初選後,政府很快便褫奪12名民主派參選人的參選資格,並於7月底宣布押後選舉一年,政權似乎真的被19年民主/本土派在區議會壓倒性勝選,和超過70%的極高投票率「嚇怕」,不敢再讓市民利用選票表達政治訴求,以至透過議會實際影響政府施政,往後會否再顛覆選舉制度,務求壓下真正民意,不敢想像。而35+的「始作俑者」戴耀廷,幾年前以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方式爭普選,付出坐牢的代價,今次利用想像力,祭出有點異想天開35+的合法抗爭,卻惹來權力膨脹的警察上門拘捕,是否意料之內?他在政府宣布立法會選舉延期後於《蘋果日報》撰文指,「35+實在是一個挑戰極大的計劃,目標能真的達成的機會微乎其微(灰記按:因為親政權陣營在功能界別仍有極大優勢,直選比例代表制,亦保證親政權參選人有一定數量的席位)。老實說, 提出35+是有點『拋浪頭』、『博大霧』的」,終極目標是逼使當權者必須作出決定,一是正面回應市民的政治訴求,一是加強打壓,「中共現在已做了最愚蠢的決定,也不用做甚麼游說工作,國際社會的制裁陸續有來,35+的歷史任務因而也完成了。」的確如戴耀廷所預料,打壓陸續有來,包括50位完成歷史任務的初選參與和協調者被上門拘捕(日後是否再被拘捕甚至被檢控亦難預料),但國際社會的制裁是否陸續有來及有效,則未敢樂觀,至少現在香港人是活在「寒冬凜風」之中,只能設法「圍爐取暖」,實行自救,在被顛覆的權利和生活的「狂潮」中,咬緊牙關。

元旦日遇上「中華民國台灣產」

何時何地,何種狀態,生活總需要一些調劑,元旦日朋友建議到旺角花墟買花,不懂欣賞花的灰記奉陪。走著走著,在人群中赫然發現一個又一個被丟棄,標誌著「中華民國台灣產」的紙皮箱,登時有種難以名狀的感觸。雖說「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每每出現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出生於親國民黨家庭的灰記,卻早已過了面對此旗會肅然起敬的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每逢雙十節,青天白日旗便在港九、新界很多地區飄揚的情境,離灰記已很遠很遠。也許是前路無明,被「中華民國」這四字牽引也是情理之中,中港台曾經有過錯綜複雜的「糾結」 ,中國已「全面管治」香港,依然「自欺欺人」地以破了產的「一國兩制」向台灣招降,這一招就連墮落窩囊的國民黨也不可能接受。「反送中」運動曾出現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但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民主化已經超過二十年,台灣前途不再是國共兩黨「私相授受」的玩意,台灣人有香港的「前車可鑑」,絕不會重復香港的舊路。

在內戰被毛澤東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於中國大陸沒有容身之所,一九四九年退到台灣,而因為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人認定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二二八事件,聽命於中共的台共也曾參與反抗國民黨的鎮壓,不少台共黨人因其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變節,而被國民黨殺害)。不過,從中國大陸避走香港的國民黨人、反共人士,卻在這個共產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國殖民地,繼續奉中華民國為「正朔」,與在香港的共產黨人、親共人士形成兩個陣營,延續「國共內戰」的敵對和競爭氣氛,由政治、文化、教育、體育到民生都有左右之分,你左派有共產黨控制的長城、新聯、鳯凰等電影公司,我右派有國民黨授意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統率香港其他非共影業公司;你右派有香港時報、工商日晚報、星島日晚報,我左派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你左派有香島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我右派有德明中學、大同中學;你左派有國貨公司,我右派有台灣民生物產公司。

至於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足球,「國共」更經常在球場上較量,左派球會愉園、東昇大戰右派球會東方、南華、光華經常成為焦點。莫說體育不涉政治,報道和評論都是「政治掛帥」,灰記還記得清楚,當年的《香港時報》體育版足球專欄,就把愉園稱作「愉快完」,把東昇稱作「日落」,對這兩隊球員的演出都是先入為主的苛刻批評,而非「以波論波」(灰記當年也不會冷靜看這些評論,亦是先入為主的討厭左派球隊和球員),至於左報怎樣招呼右派球會和球員,灰記沒有看左報就不得而知。台灣的國民黨在「足球戰線」佔優在於大陸的共產黨不能容忍與中華民國同場 ,相繼退出世界以至亞洲各大體育組織,於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代表中國出席奧運、亞運(楊傳廣和紀政的故事,相信很多灰記那個年代的人都聽說過),以及其他單項的國際賽事。由於台灣曾受日本統治,只流行棒球不流行足球,香港則因受英國統治,足球十分盛行,直至1966年,都是由香港踢得最出色的球員代表中華民國,例如有球王之稱的姚卓然、「牛尿」黃志強,香港第一位效力英格蘭頂級聯賽球會的「阿香」張子岱,與左派影星白茵結婚的「神童」黃文偉,還有後來評論足球相當有名,也客串電影的「阿叔」林尚義。中華民國並曾於1954和58年亞運會,連奪兩屆足球金牌,都是香港球員的功勞(近年一些當年曾効力中華民國的香港球員如黃文偉、何容興,以曾貢獻台灣為由,成功爭取台灣政府授予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護照)。

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依然是這小島的「政治主流」,無論親國民黨還是親共產黨都以中國人自居,逃避共產黨統治的灰記父親,就曾對還是兒童的灰記說:「我是中國人,當然恨英國人。」然後提醒灰記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之所以希望灰記入讀當時一所還是親國民黨的中文教會中學,就是為了灰記能好好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不要「數典忘祖」)。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就是兩種中國人旗海的交量。記憶中,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遠比五星紅旗多,不要說國民黨人聚居的調景嶺,一些徙置區(公共屋邨的前身)亦掛滿青天白日旗,蔚為奇觀。灰記的家不但會在窗外懸掛青天白日旗,灰記亦會拿著紙國旗,走到街上炫耀一下「愛國心」,並以能參加國慶晚會聚餐為榮,還記得聽過「寶島歌王」青山唱「愛國歌曲」。直至七十年代中中學畢業,灰記都是以「反共愛國者」自居,幻想蔣總統「光復大陸,解救難胞」。

當然,當年這塊相對比台灣、大陸自由的土地,除了國共兩黨在各方面的交量,也有企圖獨立於兩黨的文化及教育建設,新亞書院是其中一個重要搖籃,這些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流落香港,但相比在大陸全部要噤聲的「同儕」(很多連噤聲的自由也沒有,要毛主席和共產黨交心,最終難逃受殘酷逼害),他們幸運地多了說話的自由。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雖有胡適作「招徠」,但若敢諷刺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批評國民黨獨裁,一樣當殃,最早期是雷震被判刑和殷海光被逼害鬱鬱而終,後來還有柏陽、李敖等受牢獄之災(他們都是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外省人)。香港曾長期容納不見容於大陸與台灣的獨立思潮和異見者,除了中國的自由主義,七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不同左翼思潮(有別於中國官方思想)的本土青年,對推動香港的改革亦有一定貢獻,「混雜、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遺產。

回到「中華民國在香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美國總統尼克遜七二年訪華改善中美關係,以共同對付蘇聯,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開始衰退。灰記還記得很清楚,當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時,一些之前親國民黨的同學「跟紅頂白」,隨即批評台灣這麼小怎能代表中國,國民黨統治腐敗,蔣介石獨裁等,好像完全忘記他們也曾批評過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殘暴統治。及後在香港出生成長的第二代亦多關注本土事情,少理國共之爭。

而當香港不同取向的中國人還在爭論那個中國政權是正統時,老謀深算的英國人早就接受現實,在一九五四年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設代辦(顯示日後若要談判香港地位,對方一定是共產黨政府,而不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代替楊慕琦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回應楊慕琦計劃(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令香港人可多些參與城市的治理),說香港問題最重要就是與中國(指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楊慕琦計劃最終不了了之。而根據2014年解密的英國官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曾於1958年強烈反對英方「將香港的殖民地體制變更為新加坡式的自治嶺」,反映中國亦極力反對推行任何可令香港走向自治的改革,符合中共專權的特性。

到了七二年,中英更互派大使,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當七九年美國「捨棄」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建交,繼承父業的蔣經國亦不再延續蔣介石的「反共復國」政策,香港對台灣的重要性隨即下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身影」愈見萎縮。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進入後過渡期。踏入九十年代,繼承逝世蔣經國的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專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有國民黨背景的公司/機構相繼關閉,如香港時報,台灣民生物產公司等。而電影、文化、體育以至商界,一些原本親台的機構/人士,後來都接受現實,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甚至接受共產黨的統戰,如星島報系、珠海書院等。

中華民國不但在香港的「身影」逐漸萎縮,其國際空間亦然,不但邦交國逐一被中華人民共國奪走,很多國際組織的會藉亦被中共取代,或不能再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例如體育就只能用上中華台北(大陸更以中國台北相稱,以顯示「台灣屬於中國」)。 當台灣與香港的關係逐漸疏遠,香港人無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時,共產黨卻計劃以香港作示範,謀求以「一國兩制」方式「統一」台灣。中國七十年代末告別毛澤東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成為中國最有實權的人後,頻頻向蔣經國示好,希望兩岸和平談判統一中國。蔣經國則繼續其「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 後來鄧小平透過李光耀邀請蔣經國會面,蔣沒有應承,因為經過在大陸與共產黨鬥爭的經驗,「共產黨不能信任」。據報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也說過與中共談判是自殺的話。蔣的說話,香港老一輩的人如今應該感觸良多。

不知道現在台灣人如何評價蔣經國,他掌權後沒有放棄蔣介石的鐵腕統治手段,動員戡亂令(類同緊急狀能/戒嚴令)仍然継續生效,白色恐怖依然瀰漫,與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在此多寫兩筆台灣的「戒嚴令」,動員戡亂全稱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是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所頒布的緊急命令,以「平息共產黨的叛亂」,但內戰的結果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敗走台灣,並將此令一併帶來台灣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台灣人。現在的「港版國安法」有點像動員戡亂令,都是政權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港人的「法律武器」。

很多人將蔣經國、鄧小平兩人的晚年相比,兩個好聽一點叫政治強人,難聽一點叫獨裁者,晚年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蔣選擇開放,於死前一年(八七年)取消動員戡亂令,其接任人李登輝亦加快開放步伐。台灣人經過幾十年前赴後繼的抗爭,付出無數的生命與血淚,逐步實現開放和民主,由一九九六年起,台灣總統不再是永續連任和私相授受,而是由台灣人一人一票選出。當然,和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令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少數手中,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的問題,但台灣現在是華人社會最自由民主,人權最受尊重的地區,則沒有人能反駁。

至於那邊廂的鄧小平,推動「走資」的同時,將政權牢牢掌握於自己和共產黨手裹,至死不悟。八九年血腥鎮壓學生和民眾政治改革的訴求,就是明言拒絕開放政治。缺乏政治改革的資本主義道路,即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比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產生更大問題,除了更巨大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藉公權力尋租的貪腐一發不可收拾。國家(其實是共產黨)「有需要」隨時可以打壓任何民營企業,甚至以不同藉口/形式沒收資產。習近平上台後,其個人以及共產黨的權力更集中,他本人更全面仿效毛澤東,要走上「永續連任」、「唯我獨尊」的回頭路,民間以往因為經濟市場化曾有過的一點空間全面被堵塞,異議/抗爭者受到更大規模更殘酷的打壓。

而在一個趨向更獨裁專權的主權國下,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示範單位註定距離民主化後的台灣愈來愈遠。不過在此之前,共產黨利用經濟利益,引誘台灣的商家巨賈和國民黨政權「靠攏」中國大陸。零八年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謝長廷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曾出現一段「蜜月期」,各方面的交流變得頻繁,客運和貨運可以直通兩岸,不需經過中轉站(通常是香港)。最高潮是一五年,馬英九沒有「遵從」蔣經國的「三不」「教誨」,亦忘記了歷史教訓,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歷史性會面,國共兩黨企圖開展第三次合作。不過,此前的一年,因為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標誌年輕人對共產黨的強烈不信任,反對兩岸經貿進一步整合。一六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六百八十萬票擊敗國民黨的朱立倫和親民黨的宋楚瑜(經常走訪中國大陸),朱宋兩人加起來的的票數還比蔡少百五萬,顯示台灣人並不信任與中共走得太近的政黨。

而蔡英文於接近任期完結時,因為台灣經濟持續低迷(與中共經濟杯葛有關),民望甚低,而由中共「加持」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一度選情看漲。不過,一九年因為特首林鄭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並受到血腥鎮壓,持續超過半年的反抗運動,「喚醒」了台灣人,在「經濟利益」和來之不易的自由自主之間,台灣人選擇了後者,蔡英文在二零年的總統選舉,以八百一十萬票,二百多萬票之差擊敗國民黨韓國瑜,成功連任。二零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共不斷「文攻武嚇」,軍機犯境,連台灣官員到駐香港的機構履新也被港府(奉中共命)阻撓。而曾經積極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現在也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加強其「圍堵」中國的態勢。

二零年對香港人來說更是透不過氣的一年,中共彷彿把台灣選舉的「敗局」和與美國的「破臉」,歸咎香港人一九年的抗爭,抑或是出於極度不安的虛弱心理?無論如何,港人最遭殃。「港版國安法」的頒布,標誌中共失去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信,禁絕一切形式民主自治的聲音,摧毀「一國兩制」。而心領神會的林鄭政權及社會建制,無不竭力配合中共「全面管治」的「君臨」,一起又一起的侵犯人權事件,一個又一個迎合政治需要的檢控、判案和社會「改造」,過往港人所享有的言論和表達自由迅速萎縮, 快到了差不多可與現在的中國大陸和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相比的地步。

曾幾何時,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中華民國之名,對港人以「同胞」相稱,以優惠政策吸引港人往當地升學、定居,因為當時的港人大多是逃避中共政權的大陸「難胞」及其子女,不知當年受壓的本省人對此會有何感想?今日,台灣由本省人政黨民進黨執政,仍稱自己為中華民國總統,被中共咒罵為「台獨分子」的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人的抗爭,並高調探訪移居台灣,曾被中共無理拘押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但沒有如當年國民黨般,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名義接濟被中共逼害的人,香港人不再是「同胞」,要移居台灣避難,和移居任何國家一樣,並沒有任何優惠。

此刻,那些被捨棄的「中華民國台灣產」紙皮箱,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墓誌銘」,教人聯想香港與台灣透過中華民國曾有過的「手足之情」。九七後,特別近這幾年,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在香港已成禁忌,以往曾經「理所當然」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中華民國國慶」大牌扁已沒法公開展示,慶祝雙十也要只能十分低調。 那些「幸免於難」的紙皮箱上的「中華民國」,還能保留多久?「國安法」實施後,不知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會否觸犯法例,也不知武漢肺炎疫情完全受控後,港人是否能繼續示威遊行。而那些仍然堅持遊行時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人、那些曾參與「反送中」抗爭者,以至香港那些成功爭取中華民國護照的前「國腳」,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又會如何體會?

社運老兵

有線電視最近播出了幾位七零年代初的「激進」青年的「想當年」專題故事,名為「社運先鋒」。當中有兩位曾以70社運老兵名義,絕食聲援三個多月前的反國教運動,他們是侯萬雲和岑建勳。另外一位是以講故事形式聲援反國教的雄仔叔叔。事隔四十年,當年的「熱血」青年與今天的「熱血」青年聚在一起,繼續為改革社會奮鬥。

七零年代,一些有別於傳統左派及受其影響的國粹派的青年,由於受到西方反戰反建制的思潮影響,加上對當時香港殖民社會不公平/腐敗現象的不滿,除了辦雜誌,如70年代雙周刊,介紹新思潮及外國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更希望透過行動改變社會。「弔詭」的是,當時美日在流球群島(沖繩)地位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把沖繩撥歸日本,但保留在沖繩的美軍基地,順帶也把釣魚台/島歸日本管轄。這引起在美國的台灣學生的不滿和抗議,今日貴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就是當年在美國發起保釣運動的學生青年之一。據70其中一位成員侯萬雲回憶,當時70年代雙周刊的核心成員吳仲賢(已故),提出可以利用保釣運動上街,挑戰殖民統治。侯接受電視記者訪問時說,當時根本不知釣魚台在哪裏,也不在意對它的爭論,只是希望鼓動香港人的民族情緒,起來反對英國人統治,目的不是保家衛國,而是反對殖民統治。這與當時中共默認殖民統治,充分利用香港的政策完全不同。

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突然被警方拘捕,拘捕的原因竟是與半年前向到訪的胡錦濤抗議有關。這件事,連同近年警方強硬對付反政府示威者,令人再次感到時光倒流。七零年代,香港公安法非常嚴苛,據侯萬雲回憶,三個人聚在一起穿同一款服裝(除了校服及制服),都有可能被干涉,甚至控以非法集會。他們提出「保國土、爭人權」其實就是一種爭取集會自由的抗法行動。七一年是保釣行動的高潮,也是抗法行動的高潮,不斷有保釣示威,不斷有人被捕,侯萬雲亦曾被捕。他對記者說,被捕後判守行為,守行為期間再示威被捕就要入獄。但他不理會,守行為期間照樣上街,幸好沒有再被捕。

那份70年雜誌應該是香港抗爭史的重要文獻,除了報道當年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反貪污捉葛柏、保釣示威,也揭露當時的社會問題,如童工、木屋區、貧窮等,對英國人極不客氣。例如有一期以英國米字旗做封面,然後畫了一個小孩在旗上小便,以示抗議。侯萬雲對記者說,當年同情香港基層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對雜誌侮辱英國旗表示反感,覺得自己 受到冒犯。反而殖民政府對此並沒有追究。年前另一位70核心成員莫昭如對記者回憶過,曾經有一期封面向英女皇開玩笑,結果觸怒殖民政府,準備提出起訴,最終不了了之。

正所謂爭取自由從來不易,香港人雖然沒有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但現在市民享有相對大的集會自由,也是前人努力的成果。不但保釣運動有人被捕,以後的民間抗爭,如七四年的新蒲崗工廠區反加價示威,雄仔叔叔(阮志雄)等因向工人宣傳亦曾被捕。這次被捕,雄仔叔叔也曾在他的獨腳戲《麵包與黑玫瑰》中「演出」過。令灰記感意外的是,當時雄仔叔叔是拿紅油擲向警員,以抗議警員拘捕他的同伴。結果法官只判罸款,還把保釋金當作罸款。相比之下,今日雖云集會權利受保障,但警方動輒控告示威者襲警,不少示威者因此而被判坐牢,時代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話雖如此,當時示威權利並未確立,雄仔叔叔回憶道,特別涉及與工人有關的示威活動,警方會強烈打壓。他之後就有人被判入獄。即使麥理浩實施新政,但殖民惡法並沒有消除。七十年代末就有不少支持艇戶上樓的人被捕,判守行為。現在任教嶺南大學的陳順馨就是其中一個被捕者。她年前向記者回憶,他們打算上港督府請願,但接載請願者的旅遊巴在海底隧道的銅鑼灣出口已被截停,洋警官帶同警察上車,然後整車人駛往中央警署直接拘捕。

因此今天的集會自由,當中曾經有幾代人付出被捕甚至判刑的代價。香港迅速在二十年左右實現集會自由,其實也同英國人撤退有關。特別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後,香港人所表現的政治覺醒,英國人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準備「光榮撤退」。英國人的確精明,知道要留下好印象,就是放鬆管治,迅速民主化,這就是彭定康於92年來香港當港督的背景。

這次英國的「光榮撤退」,與二戰後它被全球反殖浪潮所唾棄的確不可同日而語。先前的英國殖民地,當地人民以主人家的身份,透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抗爭,向英國人說再見,好歹建立了主權國家。香港的情況則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對英國人有較曖昧的「感情」,面對一個專制的未來宗主國,面對一個剛血腥鎮壓人民的冷血政權,絕大部分香港人情願與英國人「合謀」,支持彭定康短命的民主改革,而不惜得罪未來的宗主國。雖然明知沒有「直通車」,未來要在新宗主國的「鳥籠」下,捍衛/爭取那脆弱一國兩制所承諾的高度自治與自由。

因此,無論殖民地時代,以至九七以後,香港人基本上並沒有以主人的身份爭取民主/社會改革。七零年代的反殖社運,是否一次較具主體意識的運動,正如岑建勳所言,土生土長第一代自覺爭取自己的權利?無論如何,四十年過去,由於宗主國的專制主義與香港人某程度享有及嚮往的自由格格不入,香港無法與中國「自然」融合,香港人受不了中國家長式的「關懷」及威嚇,因此,香港的反抗運動,在中國政權越來越「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只能變得更「激烈」。

如果說四十年前是土生土長一代,首次以香港為家的反抗運動,今天的反抗運動是繼承那種以香港為家的精神。建設香港的家園,廣大的市民應該有更多的話語和參與權,這種參與和話語權要體現於施政者的認受性和對市民的問責。在現在的鳥籠制度下,體現不了這種認受性和問責性,於是只能透過抗爭方式,市民走上街頭捍衛自己的話語和參與權。

四十年前,土生土長的社運分子不單關心身處的家園,也關懷不同地區受壓迫的人民,所謂國際/世界主義精神,他們曾經為南非人對抗種族隔離政策、孟加拉人爭取獨立、越南人反抗美軍暴行……而吶感。今天的社運老兵,也抱著同一心情,他們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但絕不敵視大陸人。他們看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命運相通的地方,比不同之處為多,無他,大家都面對一個專制的政權。而大陸維權的抗爭絕不比香港的反抗運動少,這是中港人民最大的命運共同點。

當年逃港的大陸「同胞」受到港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體諒,當年的大陸「同胞」為香港社會付出不少血汗。今天在「中港矛盾」激化,反「蝗蟲」聲高漲下,年青人一代對社運老兵當年的理想主義,是否有所體會,還是因日常生活的「壓迫感」,而把他們歸類為只講「理想」的「老左膠」?

也談「今日西藏,明日香港」

據報十一月九日,安多(青海)熱貢有上萬中小學生和僧侶遊行示威,中共的軍事和准軍事部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互聯網照片)

灰記把西藏扯上香港,原因十分簡單。西藏的情況似乎不斷惡化,三年來,自焚的藏人七十幾個,但西藏人的困境得不到外界的足夠重視,至少遠遠及不上香港。灰記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看到這個情況,感到十分憂心,而西藏人面對的政權,正是香港人所面對的宗主國政權,這一點理應把西藏人和香港人拉得更近。只是有多少香港人基於「共同命運」而關注到西藏人的處境?

香港青年高舉港英龍獅旗,青海的藏人學生更勇敢,把五星旗降下,升上西藏原來的國旗,雪山獅子旗。(自由西藏照片)

早前facebook有人留言,「今日西藏,明日香港」,顯然是因為西藏和香港情況不斷惡化而有感而發。香港目前還保有若干程度的自治和法治,但最近中共官員和前官員利用有年青人高舉殖民地 龍獅旗大做文章,說甚麼港獨抬頭,然後又一輪警愓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反華反共等,然後那個視法治如無物的中共地下黨員,前律政司司長,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不斷發炮,要香港法官體會中共的「立法精神」,又說五十年不變不代表法制不變,簡直就是「駭人聽聞」。

《基本法》訂明香港原有法律制度不變,香港行的就是英國普通法,如果改變法律制度,即是向大陸黨大於法的現實低頭,一國兩制亦宣布完結。但現任特首,也是盛傳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振英,以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對梁愛詩的狂言不敢哼一聲,證明香港的行政機關已經越來越「貼近」中共,一國兩制的確岌岌可危。而西藏的真正自治,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已經宣布完結。但西藏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原本自成體系的國家,比香港人更有資格高呼「中國人滾回去」。

究竟還要有多少藏人自焚,才會令統治西藏的中共正視問題?可能中共覺得現在正高度重視西藏問題,所以要加強「維穩」,即加強監控藏人社區,打壓任何抗爭活動。

中共十八會議開幕前後,青海黃南州同仁縣兩天內有兩名年輕藏人自焚。十一月九日自由亞洲電台報道︰黄南州有數千學生和僧俗藏人共上萬人星期五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中國政府改變現行對藏政策,讓達賴赖喇嘛返回西藏,並實行民族平等權利,給予西藏自由。

犧性者之一為23歲婦女旦真措,她有一個六歲女兒。另一位犧性者是18歲的格桑晉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参加青海同仁示威活動的藏人在示威現場向自亞洲電台台說︰「來自青海省黄南州州府同仁縣的黄南州民族師範學校、黄南州民族高中、黄南州職業技術學校、同仁縣民族中學等多個學校為數龐大的學生星期五當地時間凌晨五點開始展開了遊行示威活動,大家都高呼『語言自由、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藏人要團结一心』等的口號。」

雖然有大批警察,但阻止不了示威,示威者前往黃南州黨行政中心和同仁縣政府請願,然後再度聚集在隆務寺度母廣場,追悼自焚亡者,還特為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永駐人間,念誦了《長壽祈願文》。」另外,位於青海省西寧市的青海民族大學近千名學生當晚為所有自焚亡者舉行了燭光悼念活動。他們向所有為民族自由事業献出生命的英烈們表達深切哀悼,並虔心念誦祈禱文,為自焚亡者進行了祈福。

BBC報道,十一月初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曾發出呼籲,敦促中國政府允許獨立的人權觀察員進入西藏,了解發生這些自焚事件的深層原因。但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高級官員星期五(11月9日)在北京參加中共十八大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這樣的調查不會發生。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在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上說,他希望人們到西藏來觀光或旅遊,但是對某些活動並不歡迎。向巴平措說,有人「認為西藏有什麼問題,人權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盛氣凌人,要搞調查,等等等等……。」他說,「以這樣一種形式提出來進西藏,恐怕我們覺得不合適。」

他發表講話的同時,正值青海的示威活動。中國當局把發生自焚事件的原因歸咎於達賴喇嘛。同時參加中共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的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區政府副主席洛桑江村說,「境外的藏獨勢力、達賴集團以犧牲別人的生命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洛桑江村在看著講稿發表講話時還說,「我們認為,這是違背人類共同的良知和道德的,不僅達不到其罪惡目的,而且必將受到嚴厲譴責。」據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報告,十一月初的六天內經有7名藏人自焚,出現了比以往更高的事發頻率。

把西藏人透過自焚抗議中共的統治,說成「達賴集團」背後策劃的「陰謀」,這是中共慣常的說法。但所謂「物先腐然後蟲生」,內因永然是事物變化的主因。換言之,那麼多藏人自焚,證明中共治藏的失敗。不過,對於今日「財大氣粗」,「國力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怎會隨便認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呼籲只能被當耳邊風。中共不罵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已算客氣了。

但這個表面強大的政權,卻是矛盾非常,其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及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其黨十八大開幕演講中,憂心忡忡地提到,要整治腐敗,否則會有「亡黨亡國」的危機。每次聽到共產黨領導說這些話,灰記心中都不期然想起三個字,「真無賴」。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倒台,怎麼就會亡國?你共產黨倒台,為何要詛咒中國人忘國?老實說,如果中共真的願意改革(這是很多中國人的期望),接受人民真正的監督,逐步開放黨禁報禁,那麼共產黨在資源及歷史優勢下,還是有機會繼續執政。在台灣的中共「難兄難弟」國民黨,已經示範了政權倒台並非世界末日,可以捲土重來的例子。

只是中共仍然是封建殘餘,這種黨天下的觀念與以往朝廷家天下的觀念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以往朝廷更替,在「忠君愛國」思想下,舊朝臣民不願當「亡國奴」要一死表示忠心,這種愚忠已被有現代思想的中國人揚棄。既然人民不應該盲目順從/愛護朝廷,為何共產黨又要人民盲目順從/愛護共產黨,否則就是不愛國?這就是香港人和西藏人都反對中共的「愛國教育」的根本原因。

共產黨要中國人,包括香港華人擁護他們「千秋百世」,否則就是「亡黨亡國」,原來並非中國人的西藏人,雖然自一九五九年後便被中共殖民統治,不斷被灌輸「愛黨愛國」教育,但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民族,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和中國人統治,不能消滅他們「根深柢固」的民族認同。中共的「老祖宗」之一列寧,至少就口頭上捍衛民族自治和自決,當年蘇共爭奪俄國政權,也曾呼籲平等對待不同民族,要在平等基礎上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重要是每一成員國保留自由退出聯邦的權利。當然,列寧建議民族平等時已身患重病,後來奪得蘇共政權的大獨裁者,中共曾十分依賴的另一「老祖宗」斯大林,把這些蘇共曾確認的文件視為廢紙,搞他的民族壓迫去了。

列寧的確有先見之明,當一九二二年,斯大林未全面掌控蘇共前,為大俄羅斯擬好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和各獨立共和國的關係》這個文件,不僅建議把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阿美尼亞五個少數民族獨立國併入俄羅斯共和國成為五個「自治體」,還提出各自治體的最高當局必須接受和執行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國防、外交、外貿、財政、糧食、勞工、經濟這七個方面的決議。這個方案,五個少數民族共和國有三個反對。

當時列寧在高爾基市養病,看過此方案後,大為生氣,痛罵道:「那個格魯吉亞人(按:指史太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俄羅斯惡霸,大俄羅斯主義者,實質上是個壞蛋、獨裁者,一個典型的帝俄官僚,……完全忽略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對少數民族採取寬鬆政策──寧可過於寬鬆而絕不能過緊,因為對少數民族而言,沒有對被不平等看待更令他們反感的事。」(列寧當年如何看待少數民族問題 練乙錚)

可惜那些非俄羅斯的民族,要忍受六十多年的民族厭迫,到了蘇聯於九十年代初解體後,才能體現列寧所提倡的民族權利,紛紛成為獨立共和國。

列寧說得對,「沒有對被不平等看待更令他們反感的事」,今天的西藏人深深感受到的就是民族的不平等。他們所愛戴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退出政治事務前,不斷提出西藏真正自治的訴求,是比中共「老祖宗」列寧所建議的民族政策謙卑得多。當然功利主義的中共,會覺得斯大林實際執行的民族政策,即大權在蘇共中央,所有民族自治都是徒具虛名,更適合自己的胃口。在他們心中,毛主席從一九五零到五九年,「長達」九年能容忍西藏有一個葛廈政府,忍受達賴喇嘛在西藏人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不是「毛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已算「仁至義盡」了。

中共曾經有過「糾正」民族政策偏差的機會,八十年代,自由派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曾糾正「過左」政策,在鄧小平容許下,中共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八十年代中還允許達賴喇嘛的代表回到西藏。原本中共的如意算盤是,西藏經過中國二十多年統治,以及八十年代開始的寬鬆及大量補貼政策,可以令「藏族人心回歸」,令達賴喇嘛的代表「知難而退」,不再作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偏偏西藏人不領中共的情,代表所到之處,藏人奔走相告,齊集訴苦,訴說對達賴喇嘛的思念。經過這次,胡耀邦的治藏政策被批判。八十年代末,中共派「劊子手」胡錦濤入藏,血腥鎮壓西藏人的抗爭,比「六四屠殺」還早。

同是殖民統治者,中國人習慣了東方的專制主義,不懂得列寧所說「寧可過於寬鬆而絕不能過緊」,英國人經過「反英抗暴」及七零年代的社會運動,也懂得派麥理浩搞新政,懷柔懷柔香港人。胡錦濤的血腥治藏反而令他扶搖直上,被「太上皇」鄧小平賞識,成為過去十年的中共總書記。而過去十年,中共無論治藏還是治港,都是「胡蘿蔔加棍子」,而且棍子越來越來擔當重任。西藏早已成為准軍管地區,而早前駐港解放軍習,也模擬如何鎮壓香港「騷亂」,加上京官和中共香港的附庸不斷攻擊香港制度和司法獨立,令很多香港人擔心自治將不保。

而中共的過緊政策,只會令西藏的民族反抗活動越來越激烈,亦令香港人越來越像「少數民族」。說香港人越來越像「少數民族」的並非灰記,而是熟悉中共的著名政論家練乙錚。他近期的文章「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也是有感於中共官員近期惡形惡相的罵「港獨」,提醒官員此舉有害香港,應該停止,勸喻他們應多討論,香港人對「中國」的疏離感和排拒意識到底到了什麼地步,為何如此,如何挽回。

他在文章警告中共,近代史上的同種族分離運動,如美國獨立運動、中共當年成立蘇維埃政權、今天的台獨等,都是既腐朽又兇殘的當權派逼迫出來的,無一例外;外來勢力縱有,亦不過是推波助瀾的次要因素,只不過當權的往往倒果為因,把分離意識說成是由外力支配,一面逃避歷史責任,一面繼續腐朽兇殘。

他引中共的「老祖宗」斯大林比一九二二年更早的對民族的見解︰

「斯大林於1913年,即俄國革命前四年,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對『民族』這一概念給出完整定義,是為馬列理論中的第一次【註】。當時的情況是,沙皇治下的帝國邊疆地帶,出現多個民族主義運動,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共前身)必須就現象提出看法。然而,斯大林這個理論直接指導了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由中共推動的「少數民族識別」工作,因而具有現實中國意義。斯大林強調,『民族』不是『種族』,也不是『部族』,同文同種的,也可以是不同的『民族』;相反,不同的種族,最終也可以結合成一個『民族』。他替『民族』這個概念給出的定義,包括四個必要條件:一、有統一的語言;二、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近來不少人提出「香港自治運動」、「城邦論」等,看到練先生的文章,會否受到鼓舞?了解多了西藏人的堅忍不拔,那麼多人願意為民族自由而犧性,是否會有更多香港人敢於想像「香港民族自治」,以至「自決」,並為此付出代價。

再回到練先生「列寧當年如何看待少數民族問題」的結語。

「四九年中共建國,國體有異於列寧當年締造的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政體以『自治區』的方式出現。有這個分別,是因為毛澤東等人知道,如果採用列寧的蘇聯模式,讓少數民族組成獨立共和國加入『中華蘇維埃』而保留退出的權利,則這些共和國有被史太林『撬走』的危險。對新中國成立『自治區』的做法,史太林不便反對,因為當年他正是此模式的倡議者。

列寧主張給少數民族共和國平等地位和獨立的權利,得到成員國廣泛擁護,蘇聯因此順利成立並有很強向心力;史太林反此道而行,蘇聯卻被少數民族唾棄,最終解體。這個歷史教訓,迷信中央集權的中共視而不見,一味把蘇聯解體的原因說成是西方搞顏色革命離間的結果,十分可惜。」

不知胡錦濤之後,在「亡黨亡國」前,有否有魄力及遠見的中共領導,能夠順應民意,不再迷信中央集權及專制統治,避免「亡黨亡國」的生靈塗炭,「造福」中國人和「少數民族」?

729,持久戰的開始

好友說,729一定會有很多人走出來,至少九萬人是多還是少?對中共及其附庸特區政府,可能如果沒有零三年「七一」反23條那麼多人,就不算多人。人多人少,民心向背,大家有目共睹。對灰記來說,最重要是普通人的覺醒,這次中學生、家長及教師作主導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是普通市民自發反對中共進一步控制香港的運動,而且並非如每年「七一」表表態的遊行,而是學生、家長、教師及市民組成了聯盟,不少參與者抱有作持久戰的決心。

灰記在遊行隊伍中,除了聽到「反對洗腦教育」、「吳克儉下台」外,亦不只一次聽到遊行者跟一起遊行的親人、朋友說,「一定唔能夠俾佢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推得成,下一步就係23條立法。」這種「覺醒」是十分重要的,國民教育並非單一議題,而是中共要操控香港的重要一環,反洗腦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要知道,中共在幕後主導的國民教育,這是赤祼祼的破壞一國兩制,粗暴干預香港內政,香港政府竟沒有多少自主權。灰記還要向港府多踏一腳,是你們雙手奉送特區的自主權,可惡!

因此,向中共投誠的譚惠珠,以至港府領導層的林鄭月娥、吳克儉,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成員張志剛、甚至掛名負責「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委員會主席李焯芬…,都赤膊上陣,竭力為國民教育保駕護航,即使眾多市民上街後,林鄭及吳克儉仍然堅持九月在小學推行國民教育;而「左報」更不遺餘力抹黑729遊行,甚至公然侮辱參加遊行的家長無腦。無他,強推國民教育是中共的旨意,叫停國民教育不由港府作主。正如當年撤回23條立法,最終由中共決定一樣。

話雖如此,縱然港府自廢武功(由疑似黨員任特首,怎不可能不自廢武功),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仍未作廢,而香港人亦只有依靠這些基本權利抗爭到底,別無他途。

國民教育之所以是一重要戰場,因為中共深明,要「收復」殖民地時代長大,以及殖民時代從大陸移居的香港人的心,是mission impossible,當然識時務者和甘當順民者除外。因此「抓教育」,塑造「愛國愛港」的娃娃就成了重中之重,再過它十年八年,經過「偉大的改造心靈工程」,香港人心自然「回歸」。

中共這種心思,跟隨黨走了數十年的老港共最清楚,其中一位是傳統「愛國」學校「教主」吳康民。為了黨的事業,退休了的吳老亦赤膊上陣,寫文護航。但這類喝了數十年黨的「狼奶」的老黨員,經歷過這個政黨走向專制獨裁變質,卻沒有能力或沒有勇氣全面反省,結果最終只能訴諸「敵情」思維,為「洗腦」教育開脫。

因此,明明是一群中學生自組的學民思潮,不希望自己的學妹學弟被充滿黨國意識的國民教育所荼毒,明明是一群家長受這些中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和熱誠所感動,亦發覺課程完全要求學生正面認識被中共騎劫的中國,以至作為教課書範本的國情手冊肉麻地為中共歌功頌德,不怕貽笑大方,所謂「無私、團結、進步」的執政集團,把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形容為世界上最優越的政治制度,因而「驚醒」要為自己的子女做一點事,組成家長關注組叫停「洗腦」的國民教育。

在這位看不起和不信任殖民地時期長大的香港人(親共者除外)的老港共眼中,任何事情背後一定有複雜的敵情和陰謀詭計。

「…所以我一再表示,現在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如果不義正詞嚴地站出來,如果中央以及其駐港的聯絡辦,不正視這種嚴峻的局面,不採取有效措施,恐怕將來的發展會更加嚴重。

利益集團等攻擊梁振英的班子,迫使麥齊光辭職之後,自以為初戰得勝,陸續製造事件,逼梁振英屈服或者下台。此計不成,現在便集中打『國民教育』這一仗,並動員學生、教師、家長齊齊出動。又是叫囂、又是刊登廣告、又是示威遊行。好像學校因『國民教育』而走向『世界末日』,學生因『國民教育』便是受強迫『吸毒』一樣。」

老港共是在詆譭學民思潮的同學和關注組的家長,香港利益集團(好像親共的就不是利益集團,李嘉誠等當然是利益集團,難道他們跟中共沒有利益關係嗎?那陳啟宗就不是利益集團了嗎?)、「港英餘孽」、泛民主派有何盤算是另一回事,他們要抽反國民教育運動的水亦是另一回事,但絕對不是利益集團等動員學生、家長、教師「搞事」,吳康民這樣說是侮辱港人智慧,侮辱關注組和學民思潮及敢言的老師,如果他還有半點integrity,應就自己的失言道歉。

但問題是他故意失言,故意上綱上線,因為推行國民教育是黨在香港「收復人心」的重要工作,面對民間強烈反彈,只能危言聳聽,希望恫嚇怕部分意志薄弱的市民,令他們退縮。

老實說,自從中共無所不用其極,自從中聯辦不避忌走到台前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把梁振英送上特首「寶座」,「攻擊」梁振英這個黨人特首,是捍衛一國兩制,反對中共明目張膽干預香港內政應有之義,絕對不是甚麼陰謀詭計。因為是中共及其同路「攻擊」香港這一制,摧毀香港自治在先,香港人只是退無可退的站起來吧了。

 灰記以為,吳康民撰文,除了響應黨的號召,也順便發洩怨氣。這類老港共心理不平衡,有其原因。他們在港英年代為中共賣命,受港英政府的欺凌,以為盼到九七中共收回香港,港共可以大展奉腳。但事與願違,中共從現實出發,拋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安撫非共的香港人,港共做不了治港核心,做不了特區政府領導,只能做輔助特區政府管治的保皇黨。更甚者,中共實用主義掛帥,選中那個不願放棄英國爵士銜頭的「港英餘孽」曾蔭權,代替「愛國商人」董建華做特首,怎不教吳老這類老港共氣憤。

問題是中共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專制政黨,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吳老沒勇氣高舉港共旗幟,反對「港英餘孽」治港,因為作為黨人,跟黨決裂便失去了退休待遇,這是很多跟黨走了半輩子的人轉不頭來的物質原因,精神上當然亦設法說服自己黨縱有千錯萬錯,今天的局面得來不易,中心思想永脫不了為黨盤算。於是,心裡不服氣便只能「單單打打」、「陰陽怪氣」一番,這是在港中共同路人的「痛苦」,但作為有自由意志的香港人,明白是一回事,但絕不能體諒,因為傳統「愛國」陣營是中共的馬前卒,為了完成黨交託的任務,是不惜與大多數港人為敵。

因此,吳老及眾多護航者「輕描淡寫」說國民教育內容如有偏頗,改了便是,其實暗藏極大殺機。但事到如今,仍珍惜自主的香港人,只能「迎戰」,向中共倒行逆施說不。最後奉上學者黃國鉅的文章《國民教育,錯在「國民」》,以反駁由特區政府以至港共人士,包括吳康民所說,外國也有國民教育的謊言,以正視聽。

「…觀乎民主自由國家,只聞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而未聞有『國民教育』(北韓、伊朗等獨裁專制國家自然除外)。公民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民認識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從立國歷史、憲法精神、政治制度、人民基本權利等,培養成有意識和責任感的公民,是智性的認識,與所謂國民教育的『認同祖國、培養民族自豪感』的感性認識,兩者風馬牛不相及,且互相牴觸。

甚至連政府自己的諮詢文件,引用日本、新加坡、南韓、意大利、法國、愛爾蘭等所謂『外國例子』,都只見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一詞,而未見有任何國家推行『國民教育』一例。然而,諮詢文件卻竟然以『不同國家推行國民/公民教育的課』來描述之,可謂偷換概念的極品。…

國家認同並非什麼天經地義之事,一個人沒有義務認同國家,對國家有否感情,也是自然而然,不應通過教育手段來達致。等於一個美國人,討厭美國在國際上橫行霸道,要移民加拿大,也是他自己的選擇,其他人無從置喙。如果硬要推行,所謂的認同,就變成簡單的『我=它』,硬把自己投射到一個更大的群體上。(如策發會文件提到的所謂『we-ness』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把認同對象一些負面的東西排除掉,這認同才能成立。於是,認同的後果,就是掩蓋自己國家民族歷史的醜惡面,文過飾非、塗脂抹粉,造成認知上的扭曲和盲點,認為自己國家『什麼都是好』,『什麼都是對』的沙文主義。…

况且,香港「回歸中國」,成為「中國人」,既非香港人自己的選擇,也非香港人奮鬥的結果。試問什麼人會對一些並非自己選擇的歷史事實,表示感動認同呢?答案恐怕只是一些隨風擺柳、沒有原則的人的虛偽行為。…」

「弔詭」的是,以往香港教育局的指引是「德育及公民教育」,也是「一個唔該」改成「德育及國民教育」。中共要特區政府推行此一「偉大的改造心靈工程」的「決心」盡在其中,而實用至上的中共,不「強求」你愛中國,最重要是你順從中共政權,讓它「千秋萬世」,這是推行「國民教育」的唯一目的。

太平洋中綠島的想像

猛如洪水的國民教育,連同港式填鴨教育,貽害莘莘學子。灰記在講「心儀」多年的綠島前,必定要再詛咒卑劣不堪的國民教育。灰記以為,國民教育毫不必要,特別是還有言禁和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國民教育是罪,而偏偏香港的宗主國就是一個充滿言禁和各式各樣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

灰記終於有機會到「心儀」已久的綠島走一趟。這個在台灣東面,坐落太平洋的小島,景色的確優美,吸引主要來自台灣本島的遊客,參與不同的水上活動。當然,灰記並非只為了欣賞綠島的景色,更沒有參與任何水上活動,而是希望「重溫」歷史,「感受」一下這美麗小島殘酷的一面,探訪那幾座曾經禁閉一個又一個政治犯的監獄。

島上的居民說,不喜歡現在的喧鬧,很緬懷綠島過去的恬靜。這令灰記想起青少年時代已熟悉的《綠島小夜曲》所描寫的靜,「…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雖然現在的說法認為《綠島小夜曲》並非描寫綠島,但這首歌曲卻曾與被迫「滯留」這小島的人扯上關係,其中一個在此坐了23年牢的政治犯高鈺鐺,出獄中風後曾託家人傳話說自己是《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但不久去世,死無對證。

而曾在綠島坐過政治獄的柏陽,在2001年造訪曾坐牢九年的綠洲山莊(七零代以後,大部分的政治犯都在此服刑,現在成了人權紀念公園,供遊人重溫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也提到《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傳說。

「…當時政治犯送到綠島後,被迫苦勞,圍起一圈鐵絲網,以咕咾石砌屋,並在其中挖一鴻溝區隔男女囚犯。其中的一對不知名的囚犯,不知是夫妻還是情侶,偶以字條互訴情衷。一天,其中一人寫了一首詩想要拋過鴻溝給對方,不幸紙條掉進鴻溝,兩人極為恐懼,先後失蹤。紙條由管理員撿起後,呈送警備總部秘不外宣。由於詩文內容優美感人,更無怨恨之詞,內部人員深受感動,口耳相傳,六○年代遂由名作曲家周藍萍譜為「綠島小夜曲」。至於這首詩的作者,是男方或女方,迄今不詳。…」(《「綠島小夜曲」的著作權保護》)

不過,現在台灣人都傾向相信這是一首並非描述綠島的情歌,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 在白色恐怖時代,這兩句歌詞亦曾被審查,懷疑暗喻台灣國民黨政權像一條在黑暗中搖搖欲墜的船,作曲作詞人周藍萍和潘英傑被有關單位多次查問,不過,這是首純粹的情歌,任憑情治人員如何有想像力,怎也查不出作曲作詞人有任何反政府的「陰謀」。

然而這首沒有任何反政府「陰謀」的美麗情歌,一度成了禁歌以後,反而是很多流亡海外的台獨異議者的精神歌曲,甚至被形容為台灣國歌。灰記則曾長時間想像,一個又一個被關押的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內,夜幕低垂的時候,想著自己未必能活著出去,偷偷啍著這小曲︰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的向妳傾訴… 這綠島的夜已經  這樣沉靜姑娘喲 妳為什麼  還是默默無語 」把心愛的台灣,把想念的愛人…統統寄情於歌詞之中。

在攝氏35度的高溫和猛烈的陽光下,灰記和朋友在碼頭坐環島公車,車上就只有我倆,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來到座落離太平洋沿岸不遠的綠洲山莊,現在變成人權紀念公園,以前的監獄變成人權博物館。在公園近海處的其中一塊巨石,就寫上蔣介石最愛的題字「毋忘在莒」(比喻要收復國土),大門的右邊赫然看到四個大字「滅共復國」,「愛國」宣傳味道極重。

綠洲山莊,不經意以為是甚麼風景區,但其實真正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於1972年建成,綠洲山莊只是對外的稱謂,反映冷戰時聲稱「自由世界」一員的中華民國,對自己有大量政治犯,其實亦有所忌諱。但解決的方法不是開放言禁、黨禁,而是自欺欺人地掩飾。這個監獄山莊,囚禁過很多大家熟悉與不熟悉的台灣人,柏陽、施明德、施明正(施明德哥哥,響應弟弟獄中絕食而死)、呂秀蓮、陳水扁、李敖、陳映真、姚嘉文 、王幸男、陳菊、余登發…當中不少後來成了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人,陳水扁和呂秀蓮更曾當選台灣總統和副總統。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部分後來被指腐化墮落,或者以權謀私,如陳水扁,或者到大陸向中共獻媚,如李敖,但他們都曾為台灣的自主、尊嚴以及民主化而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灰記在想,強制的國家主義和一黨獨裁,企圖利用政治灌輸和政治迫害製造虛幻的國家認同及國民身份,只會引起反彈。特別對著經歷不同國家統治,但有著自己獨特歷史,經常要為生存而奮鬥的台灣人,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台獨或台灣人自決其實是台灣近代發展必然的步伐。

在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灰記又看到監獄遺址的牆上,已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然後,灰記再漫步到離感訓監獄不遠處的新生訓導處的遺址,這是五十年代瘋狂反共年代,關押/改造政治犯和共軍戰俘的地方。

在那個國民黨戰敗據守台灣的日子,面對對岸新成立,朝氣勃勃的中共政權(中共專制、腐敗、墮落、迫害異見人士則是後話),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國民黨政府,把共黨分子、左傾分子、甚至只是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關押於這個新生訓導處勞役、洗腦,高鋒時有二千政治犯集中於此,當中有近百女士 。當局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強迫政治犯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口號。五三年曾發生「再叛亂案」,處決十幾人。

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早已在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表露無遺,那時只是國民黨「光復」台灣一年多。由當局查禁私煙引發的群眾起義,罷工罷市,官民衝突,令國民黨的統治陷入重大危機。國民黨最後派軍隊鎮壓「叛亂」,屠殺大批台灣人,民主化後,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向受害人道歉,建立紀念館,有名有姓的遇害者10324人,實際死難人數已不可考。「二二八」事件,台共/ 中共地下黨亦有參與組織武裝鬥爭但失敗,不少共產黨人被捕被處決。這是國民黨瘋狂反共的背景,但實際上,國民黨專制、腐敗、無能的統治,對本省人以及原住民的歧視,經「二二八」後,已播下台獨的種子。

諷刺的是,參與「二二八叛亂」的台灣共產黨人,其實是配合在大陸的中共,希望有朝一日「解放台灣」。多得台灣的民主化,令親共左傾的作者可以著書立說,灰記正閱讀台灣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藍博洲寫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內容由一九六八年元旦一件自殺事件講起,當時仍未成為政治犯的柏陽,一月底在《自立晚報》連續三天寫了關於一個名為楊揚的年青人的自殺事件。原來這位年青人在旅館自殺後,檢察官召柏陽往驗屍,因死者留有給柏陽的遺書(楊揚是他的讀者)。內容如下︰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獎劵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台共黨人的悲歌》由這封遺書開始,追尋楊揚父親張志忠和母親季澐,由「光復」以後,到五十年代初先後被處決,中間的活動印記。張志忠,原名張梗,台灣嘉義新港人,二十年代往廈門讀中學,接觸台共人士蔡孝乾等,三十年代往上海與反日活動,後赴延安加入中共,參加新四軍。日本投降被中共派往台灣,以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委員及武裝部長身份,整合台灣的親共力量。「二二八」事件後負責組織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失敗後,欲再整合軍事力量赴山區打游擊不果,潛伏兩三年後,與妻子季澐先後被捕。季澐於五零年底被處決,張則於五三年被判死刑,整個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亦被搗破。張志忠雖被刑訊迫供,始終沒有出賣同志,是一名硬漢子,於五四年被處決。而楊揚自幼成孤兒,由叔父養大,因出自共黨家庭飽受歧視而性格「怪異」,最終自殺了結不幸和短暫的生命。而張志忠幼女素梅亦不幸於中學畢業後,罹患腸癌病故。

為理想為革命犧牲的人,那個年代真是不勝枚舉,與獨裁專制底下堅持信念而犧性的人一樣,都屬可歌可泣,為人類留下珍貴的「身教」。

我們看看台共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主張︰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

再回到那兩句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其實台獨主張並非由民進黨開始,而是在日治時期由台灣共產黨提出。這個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台共,在政綱上寫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及「建立台灣共和國」。而一九三一年中共台灣支部取代台共,亦沒有放棄台獨主張。另外,於三二年在廣州成立的台灣民主黨亦主張台灣獨立,「本黨根據民族自主的精神,推翻異民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而以建立台灣漢民族的台灣民主國為目的」。

而這種民族自決的主張,亦受到當時國共兩黨支持。「1927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於黃埔政治部講演<孫中山和台灣>時,說到:『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虐待的情形,委實和高麗並無兩樣。

『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民族應該獨立。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應該採取的路線,是聯合與台灣同一境遇的朝鮮,及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對抗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

至於中共,也始終強烈支持台灣獨立運動,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專欄作家史諾(Edgar Snow)提及:『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之後,如果朝鮮人,想要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支持民族自決是很自然的事,蓋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的構想,後來更撰寫理論,支持民族自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台獨起源—從列寧民族自決論到台共綱領」)

當然蘇共,以至國共當掌有政權,或即將掌有政權時,都變成講一套做一套。民族和地方「自決和獨立」都成了「死罪」,一切都要服膺於一個大國的主體意識之下。灰記在想,1947年時的張志忠,是否仍記得台共的台獨綱領,還是到了延安參加中共以後,慢慢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成了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作為共產黨人,當時的張志忠,是否仍是「赤誠」地相信,共產黨人掌權後,真能「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真能「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還是早已習慣由上而下的組織命令和鐵一般的紀律?灰記又在想, 如果當時中共成功「解放」台灣,今天台灣是否還有民主化的希望?中共更「有效」的一元化統治,會否更能壓平島內所有「噪音」,不管來自老台共、原住民、自由主義者…?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最後,灰記回到「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的結尾部分,

「日治時期的台獨思想,有一值得觀察之處,即對中國並不採取敵視態度,島內外種種脫離日本的台獨行動,有些甚至還奠基於對中國的認同之上,且這種認同,非但是漢裔種族文化上之認同,而且還含有政治上的認同。

相對的,中國對台獨亦不排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支持贊同的。

雙方之所以如此,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有幻想,希冀先以台獨為策略性的過渡,最終,仍希望能回歸中國。

至於中國,在沒有能力幫助台灣,解除日本殖民統治之時,能鼓勵台灣獨立,脫離日本掌控,對中國自然有利,故也樂觀其成。」

好一句「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大幻想」,這個所謂祖國,除了抽象迷糊,往往充滿欺騙性,最重要是在地人民的親身經驗和選擇,尤其當大家看到,國家原來是一小撮人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時,有甚麼馨香。由綠島開始,台灣人的痛苦經驗,台灣人所發展出來的自決意識,是對盲目的「國民教育」和一國意識最有力的回話。

「租界」情意結

不知怎的,最近香港發生的一些事情,例如灰記客上次博文提及的應亮在香港被大陸公安威嚇;還有二月底,大陸離休幹部在香港出版的書受到阻撓;以至年前前八九學運分子周勇軍涉嫌利用假護照從外國入境,竟被特區政府送回內地,令灰記想起一套大陸主施律電影《建黨偉業》或是一些租界的故事。

這些租界固然是「喪權辱國」的例證。但這些租界有時也會扮演「正義」角色,例如保護「進步」人士不被清廷、軍閥或獨裁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迫害,保障出版「進步」刊物不被清廷、軍閥或獨裁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查封等。當然帝國主義力量也會應中國統治者的要求,在租界內清剿不受歡迎人物。例如在《建黨偉業》中,中共一大參與者,及「協助」建黨的第三國際人士,如何受特務跟蹤,受租界警察的追緝,最後轉到船上開會。當然,租界在二戰後已取消,偌大的中國只剩下一個「喪權辱國」的孤例,就是香港。

據說當時蔣介石政府是希望「光復香港」。因為根據一九四一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英國應該在戰後放棄殖民地。一九四三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宋子文說戰後將會把香港交還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道︰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英國首相邱吉爾不同意放棄殖民地。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邱吉爾鬧得很不愉快。英國要重佔亞洲殖民地,日本宣佈投降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隨即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也很自覺,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國軍沒有預計英國人如此做,也沒有搶先從廣東調派軍隊到香港,就失去收回香港的契機了。(參看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42至44頁)

最有趣是,當時中共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應是日方以外在香港一帶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但中國官方正統仍是國民政府。中共雖然名義上與國民黨合力抗日,理論上應是同心協力扺抗外侮。但實情是抗戰時,特別是勝利後,國共各懷鬼胎。因此中共並沒有因地利關係,本著「民族主義」精神,反對英國重佔香港。當時中共中央反而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參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第44至45頁)

灰記以為,中共之所以不反對英國重佔香港,是不想讓國民黨勢力擴大。而且,中共雖藉八年抗戰避免和國民黨正面交鋒,休養生息,軍力比「長征」時大增,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軍事力量,但中共仍沒有想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如此虛有其表,覺得需與國民黨長期較量。有一個較「中立」的殖民地/租界,方便他們的政治運作,對中共較為有利。換言之,在「革命實用主義」下,可以暫且放下「國恥」,與英國人「共舞」。

回望歷史,站在香港人立場,蔣介石不能收回香港,終止百年「國恥」;共產黨為了爭取在這個殖民地/租界的活動空間,沒有被民族主義沖昏頭腦,默認英國強佔中國領土,武裝撤出香港,都是香港之福。因為一來蔣介石的獨裁及腐敗統治不得民心,二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幾年下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敗走台灣,到時香港便順勢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手中,納入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香港的獨特歷史便告終結。

至於中共短短幾年打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收回香港,也是「革命實用主義」壓過「民族主義」的又一表現。《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46頁引述已故中共在港宣傳大員金堯如如何理解當時「中央精神」︰「……為甚麼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決定不收回香港?可見用『洗雪百年民族恥辱、「維護主權完整』並非至高無上的唯一神聖教條。……收不收回香港不決定於『洗雪國恥』和『維護主權』,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創建國家大業、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有利於分化美英反華聯盟、有利於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有利於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

中共的「長期打算,充份利用」,造就戰後香港一段獨特的歷史,中共固然可以在香港活動,國民黨也如是,還有就是不容於中共政權,逃避中共政權的各式各樣人士。一大批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以至第三代,免於蔣介石於台灣的鐵腕統治,也免於毛澤東於大陸的急風暴雨,令人民疲於奔命的「革命」統治。特別七十年代以後,英國人因應社會的轉變,進行一系列社會民生改革,自由、法治和廉潔逐漸成型,民主則成了不少人追求的理想。當然,香港絕對不是公平公義的社會,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等的問題極待解決,這也是香港民主進程要解決的問題。

是否俱往矣?因為九七前後,正當殖民統治/帝國主義要撤離香港,那種一雪百年國恥的聲音忽然響亮。香港由殖民地變成特區以後,香港的獨特性,原應受兩制中的這一制保護的所謂核心價值,越來越被大陸的統治者,向統治者投誠的人矮化,甚至香港本地人也覺得要「背靠祖國」,便要犧牲香港的獨特性。而捍衛這邊獨特性的動轍被打成「反中亂港」。但正如數碼電台主持人黎則奮所言,香港的獨特性,即這邊的一制,即殖民地的legacy才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如沒有利用價值,為何要搞兩制?香港人切勿妄自菲薄。

 說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人以及有識見的內地人都應該把這個中共政策普及化,平民化。於是灰記又要回到文首,由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的租界/殖民地,雖然不光采,但在清廷、國民黨以至共產黨的皇權/專制統治下,這些處在沒落腐敗的清朝、紛亂腐敗的民國,以至極權腐敗的人民共和國下的租界/殖民地,也有進步的一面。這些租界/殖民地的進步性,最終由香港發揚光大。但今天這種進步性,正被只有「實用主義」,沒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共和國,那邊的一國一制所蠶蝕。

1908書社上載

即如灰記上一次博文所寫,在香港教學的內地電影人應亮,因為拍攝了有關楊佳母親的電影,引起上海警察不滿,他在上海的父母被警察滋擾,他在香港亦被上海警察約見,警告他回上海馬上被拘捕。又如早前二月底法新社報道,中共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的新書《回歸民主》,在香港出版。身在內地杜光被當局警告,不准出版此書。杜則說已交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他沒辦法改變,最多只能代轉達意見。中共當局再找身在香港的出版社負責人鮑樸施壓,鮑表示書已印好,必定要出版,但顧及杜光現在的處境,改在兩會後出版。

最不幸及令人震驚的是,零八年前北京學運領袖周勇軍被誘騙入陸,即使他是利用假護照來港,拘捕和審判他的應是香港執法人員和法庭,而不是送回中國內地。而據被拘押在四川的周勇軍代表律師莫少平透露,「當局說有人想見他,跟着就有人來香港把他接走,懷疑香港當局與深圳警方就事件有聯絡。同為學運領袖、現為美國執業律師的李進進說,周勇軍當時不知道那些人來找他幹甚麼,到了深圳才知道,所以根本沒機會提出見律師或拒絕見那些人。」

周勇軍被港府和內地政府合力誘騙回內地,違反這個前殖民地的法律,嚴重破壞這邊的一制。當中包括︰來港接周往深圳的車輛若屬內地公安,涉及內地公安越境執法;內地和香港之間尚未簽訂移交疑犯協議,香港當局將周勇軍移交內地是非法;周持美國綠卡,居於美國,由美國經澳門來港。入境處若以其護照有問題,應把他遣返美國或澳門。

在周勇軍的個案,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繼承租界/殖民地壞的傳統,與中國當局合謀迫害不受歡迎人士。預期這類中港官方合謀的事件會越來越猖獗。

至於應亮的電影和杜光的書,都和香港扯上關係。應亮的電影有不少他在香港的學生參與拍攝,杜光的書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沒可能出版。這兩件事以及當事人的遭遇,是否令人想起當年租界的一些情景?例如一些國民黨特務走入租界,警告不受歡迎人物停止不受歡迎活動,否則離開租界必被捕,例如一些在國統區不能出版的書,可以在租界出版。

應亮在facebook,一方面對學生說,「作為一個香港人或其他民主體制裡的人,你們一定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假設我現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睡一個平安的覺,不可能自由的行走,無法安定地吃一頓飯,與朋友和家人聊一次天。」,一方面又說,來約談他的警察說,雖然你在香港,但畢竟是中國公民,就得由我們管;即便香港其實也由我們管的。從應亮個人的遭遇,可以看到今天這一邊的一制的獨特意義,同時其獨特意義正被磨蝕。

因此,從平民角度,應該把「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可圈可點的政策做大做強,既然中共官方也有求於香港,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民間則更應把香港的「優勢」,即內地人還未享有的自由、法治等發揚光大。這些「優勢」包括保護像應亮這些不受內地官方歡迎的人;出版更多如《回歸民主》等內地查禁的書籍和刊物;讓更多內地人來這裡做一些內地不容許的事,如參與「六四」紀念活動;揭露港府為了迎合內地官方而不惜違反香港法律,如周勇軍事件…..總之,繼續發揮前殖民地/租界進步的作用,直至沒有人能利用「雪國恥」、「國家安全」、「政權穩定」來威嚇人民為止。

 

辛亥「奇想」

十月九日出現了中共「騎劫」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江澤民「騎劫」中共的慶典騷。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的「正統」繼承者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舉行盛大慶祝儀式,即所謂「雙十國慶」。除了總統馬英九例行講話外,還有例行的閱兵儀式,包括展示最新式武器。不知怎的,看到台灣檢閱軍隊和武器,總令灰記想起台灣的軍購醜聞、演習失事/失誤,想起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的不濟。相比大陸的「大閱兵」架勢,以及遠比台灣強大的武力,「雙十」閱兵簡直就是示弱,反而馬英九搬出孫中山的「民主、人權、均富」理想,是向中共示威更有力的武器。

灰記忽發「奇想」,台灣政府與其浪費大量公帑,要向美國乞求效力不大的防衛武器,要做美國的一粒棋子,即美國所謂永不沉沒的航母,不如宣布裁軍,甚至取消海、陸、空三軍,宣布台海為非軍事地區,然後要求中共善意回應,放棄武力統一中國。

這樣主動出擊,放棄武力,相信無論海外華人,還是大陸的華人均會另眼相看。如果中共以為可以乘虛而入,武力攻台,除了死硬黨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相信海內外的華人都不會同意。

可能有人認為政治「陰險」,灰記如此說是天真無知。但灰記以為,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看到軍備競賽、政權與政權之間的戰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的後果是生靈塗炭,平民百姓承受苦果。各國大幅度裁軍,消毀大殺傷力武器才是正道。

在此扯遠一點,灰記正在看一本有關辛亥革命之後,五四前後不同思潮的書,《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大陸學者王奇生著)。當中有提到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當時一些思想界活躍人士的衝擊,認為國家主義是禍害之源,認為人類應放眼於社會而非國家,才能消除軍國主義的黷武思維︰

「此次戰爭,既非聯合國戰勝德國,亦非如中央公園石牌坊上所刻公理戰勝強權,實乃社會的思想戰勝國家的思想。夫在此次大戰爭未勃發以前,高談軍國主義及國家主義者,豈只幾位之閑眼留學生?即自命為睜開眼洞達時務之人,孰不主張侵略政策?孰不願當資本主義的奴隸?今也何如?侵略政策即失敗矣,資本主義即陷於末運矣!蒸蒸之民,群知社會非為國家而生存者;國家的思想已為社會的思想戰勝;是國家經此次大戰爭之洗練,已經無形的改造一次……」(君左︰《社會改造與新思潮》,《改造》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二0年三月。)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說得更為「極至」︰

「……有的人說︰國家是一個較統一較完備底社會,國家是一個防止弱肉強食、調劑利害感情衝突、保護生命財產底最高社會;這都是日本教習講義上底一片鬼話,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話,我們斷乎一不可聽這種惡魔底誘惑。全人類……本來都是一樣,沒有甚麼天然界限,就因為國家這個名兒,才把全人類互相親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溝,又石砌上一層障壁,叫大家無故地猜忌起來,……我看他的成績︰對內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強食,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總機關;對外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分機關。我們只看見他殺人流血,未曾看見他做過一件合乎公理正義底事。」(陳獨秀︰隨想錄七八︰學生界應該排斥底日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一九二0年一月。)

後來的北大、台大校長傅斯年也公開聲稱「我是絕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他的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人類生活的發揮,全以責任心為基石;所以五四運動自是今後偌大的一個平民運動的最先一步」。

這些都是被後來越演越烈的愛國主義所掩蓋的五四思潮。九十年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狂飆中,不同國家地域的人,特別是年青人都直接行動起來,反對以國家之名,為資本主義服務為實,剝奪普通人民的政治經濟制度。例如由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至歐洲反緊縮運動,至佔領美國運動,至全世界的「佔領運動」,包括佔領台北運動等。年青人訴諸年青時代傅斯年所提過的「直接行動」,以實踐平民「責任心」。他們越來越體驗到陳獨秀所講,國家乃「對內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強食,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總機關;對外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分機關。」

正如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人民起來抗爭,國家並不會保護他們,而是以軍隊和警察對付之。而全球的民間佔領運動,也必遭遇本國的警察,以至軍隊的鎮壓。因此,任何所謂國防開支,究竟有多少真的為了防衛別國「侵略」?現代軍備競賽所發展的大殺傷力武器,使用起來受傷害的大部分都是無辜的平民。如果用上核武,則更是人類一大災難。擁有最多大殺傷力武器的美國為自己辯解,說是要先發制人,防止恐怖主義及流氓國家的「反人類」行為。但事實證明,美國的pre-emptive war的「成就」,便是造成別國無數無故平民百姓傷亡,生計受損。

即使假設真的有些美國心中的「狂人」國家,如伊朗,擁有核武器後攻擊美國,造成百萬人傷亡,難道美國政府的報復方式便是以核彈還擊,再殺害百萬計伊朗平民,再釀成生態大災難?這是把人類分化成敵對族群的仇恨邏輯,也是「反人類」的,只有瘋狂的民族主義者才會有此想法。因此,所謂國防建設,軍備競賽,其實是威脅人類和平的罪魁禍首。稍有理性的人都覺得要制止的。特別是軍事工業已成了很多國家,例如美國的傳統利益集團。

可能扯得太遠了。再回到台海非軍事區的遐想。很難期望缺乏魄力和遠見的馬英九總統有「創新」思維,訴諸族群情緒的民進黨蔡英文也好不了多少。不過,台灣民間也許越來越多人厭倦藍綠之爭,厭倦國共的恩恩怨怨,而更關注超越國族、族群的反全球化、反金融資本霸權運動。把台灣基層民眾的命運,與世界各地基層民眾連在一起,反對以國家之名、以統一之名壓制民眾的舉動。

面書上便有這樣的感言︰「台灣原住民在抗議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表達台灣原住民因為中華民國來,我們卻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一個人的想像共同體卻是另一個人的政治牢籠。你們和我們都一樣。」

然後佔領台北網頁有此說話︰「為甚麼政府無法改革為人們著想,上台的人因為換了位置便換了立場也換了腦袋,從人民變成當權者立場完全改變,從被管理者變管理者立場相對,政府是一個長久建立的集團系統, 不會因為換了少數人而徹底改觀,所以要讓人們醒過來影響廣大的群眾,影響整個大環境營造社會改革的氛圍,從下而上畢境政府也是群眾所組成,整個組成被影響改革才有機會成功, 所以運動會是長期的奮鬥。」

當然,國族主義依然是當今世界主流,亦是各大小不同政權藉以「蠱惑」人心的意識形武器。但當今的現實,也許會令越來越多人思考,軍警的作用主要在那裡,國家的功能主要在那裡,以至民主、人權的真正意義在那裡!

 

「僵屍」政治

電視畫面赫然出現早前盛傳病危的江澤民。江澤民病危以至死亡的傳聞,令主管亞視新聞的高級副總裁梁家榮,因為「阻止不了」江澤民病逝的新聞出街而引咎辭職。亞視由內地人入主的管理文化跟內地的政治文化互相輝映,讓「單純」的香港人嘆為觀止。

面書上便有人寫道︰「辛亥革命百年,人民大會堂成了僵屍翻生地,台上老胡講偉大復興,後面的老江就正在復甦。」

看江澤民在工作人員扶持著,步步吃力的坐到胡錦濤身邊,很有當年毛澤東在女保健看護著,在書房接見美國總統尼克遜的「架勢」。

不過,毛怎說也是當時中國最高領袖,說得難聽一點是中國的大獨裁者,為了中美關係解凍,以對抗蘇聯,病重也要見見這個著名反共總統。最終中美達成「結盟」協議,聯合鉗制蘇聯(中美的聯合亦令外國不少崇拜這位「革命導師」的左翼青年摸不著頭腦)。今日江澤民以退休領導人的抱病之軀,堅決要在電視機前曝光,當然不是為了紀念跟共產黨政權關係牽強的辛亥革命(如果他們真心推崇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便不會至今仍拒絕與人民共和)。難道真的為了一口氣,要證明亞視的消息人士作假?當然也不是。看來這種「僵屍」政治,正反映中共政治缺乏透明,沒有「正常」機制所突顯的荒謬。

理論上,中國由「無法無天」毛澤東獨裁,「進化」到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退休第一代「革命家」聽政(只有鄧小平霸著軍委主席位置以便指揮軍隊)。自稱只有他一個「婆婆」的鄧小平及其老人同志,先在一個生活會大罵總書記胡耀邦搞自由主義,縱容學生搞學潮,非法把他趕下台,跟著「八九六四」又不按程序非法罷免黨總書記趙紫陽,血腥鎮壓民運,不知是「進化」還是「退化」?這個跟毛澤東一樣喜歡一言堂,但權威差很遠的獨裁者,接受由陳雲等推薦的江澤民接替趙紫陽,更欽點隔代接班人胡錦濤。由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政治究竟進步了多少?

好了,江澤民上台,已經垂垂老矣的鄧小平依然不肯放權,真正退休。他因為不滿江澤民自把自為,不聽他進一步走資的話,九二年南巡向全世界說,誰不改革誰下台。但所謂改革,只是國有企業被賤價賣走,進一步市場化,得益往往是下海的太子黨及高幹,以及接近權力的人。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只會讓不受制衡的權力進一步腐化中共,最終演變成今天的無官不貪,官商壟斷一切的權貴資本主義。

正所謂人亡政息,中國第一代的老人政治,隨著第一代「革命家」相繼死亡,已無從發揮影響力。江澤民不甘心就此言退,要繼續發揮影響力,所以在任時積極發展江系政治勢力,另一方面一些之前比江澤民資歷更老的人,不滿江澤民獨大,亦「誓死」擁護老鄧的遺言,保胡錦濤上台以制衡江勢力。但這些力保胡錦濤的老領導也相繼去世及年邁,胡錦濤雖不至如胡耀邦及趙紫陽只能當江澤民的左右手,但平庸的他也只能在江澤民安插的人馬虎視眈眈下,戰戰兢兢的當他的不能說了算的總書記,欲延續自己的影響力亦感吃力,必須要與江澤民討價還價,而且經常處於下風。

灰記所說的也是執人牙慧。但事實是,中國統治階層不改專權,只讓統治集團的不同利益閉門討價還價,爭奪和分享權力,老百姓無從介入,更談不上選擇執政者。普通人只能在領導人,以至退休領導人鏡頭前的蛛絲馬跡,估量中共權鬥的結果、政治的方向,但誰執政實際亦分別不大。譬如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當一把手較好,在黑箱政治中,老百姓只知一個是江澤民支持的太子黨,另一個是胡錦濤支持的團派,無從知道誰執會讓老百姓日子好過一點。

或許中共執政集團內雖然明爭暗鬥,但堅決不放權、「誓死」捍衛政權不倒則頗一致,誰當一把手也分別不大,(溫家寶不斷講政改可能只是少數的異數,老百姓亦無從介入實踐他的政改言論)。

因此,江澤民的亮相其實對老百姓來說毫無意義(老實說,共產黨紀念辛亥革命也是毫無意義,因為它本來就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現在只是為了統戰需要才大搞紀念活動,才把孫中山請出來,不會對孫中山搞的一套認真),但對中共的權力平衡可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吧。因此,可能病重的江澤民趕不及「十一」中共大典時「暫時康復」,或曰「復活」,也要趕及辛亥革命這個跟共產黨不相干的慶典亮相,以顯示他的「餘暉」,以示其比鄧小平褪色的「太上皇」地位仍在。

從老人政治到「僵屍」政治,由大獨裁者到大小強人的黑箱明爭暗鬥,中國政治究竟推進了多少,幾時人民才可影響/介入中共的人事佈局?

揮之不去的死亡記憶

這則「解密」消息又把灰記帶回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那晚灰記幾乎無眠,電視畫面傳出來的槍聲震懾著電視機面前的人。一位朋友深宵打電話訴說眼前所發生的一切讓她十萬個不明白,又說為何兩地的思維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當時的灰記也有點不解,即使在被稱為「法西斯專政」的「四人幫」時期,他們鎮壓四五天安門集會,也只動用了棍捧。當時有人被捕,有人被打死,但肯定殺傷力遠低於十多年後的槍火。 十多年後,電視及報紙傳出來的消息是,由木墀地進城的軍隊在長安街瘋狂開槍,很多在屋內的人也無辜被擊中。

而這則「維基解密」的消息,解說了為何當時軍人瘋狂開槍。這份由當時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建檔的電文表示,一名回浙江家鄉的領館職員,聽到同村一位母親轉述其當軍並參與當時鎮壓的兒子的親身經歷︰

「她的兒子是第38軍的士兵。1989年6月4日,其子與同袍原本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南隅朝空鳴槍示警,后來部隊中傳來口信說,他們有100人失蹤,據推測已遭學生們殺害。該部隊迅速清查人數,確認少了100多人。電文說,該士兵與同袍對此感到相當不悅,以致於接到上級的開槍命令時,他們啟動機關槍朝前方的人群掃射。當此一暴行結束時,有超過1,000人死在街頭,他們幾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們隨后以汽油焚燒屍體,后有直升機將屍塊運走。……

電文指出,儘管被威脅取消獎金,該士兵還是堅持回鄉探望母親,並於1989年9月被准假離營。他母親聽到他口述當天的屠殺事件后,強迫他連續20天到附近的教堂告解,請求赦罪。該士兵相當痛苦,他完全沒想到原來被告知已失蹤的100名同袍,后來全都出現了。他覺得被欺騙,進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這則電文、那個領館職員、母親以至士兵說的是否事實,當然在中共對這段歷史的禁忌下,很難驗證。但肯定的是,木墀地至長安街一帶曾被軍人瘋狂掃射,有大量「物件」被燒毀,也有住在那一帶的人被流彈殺害。二十二年來,「天安門母親」中的很多家長在中共打壓下堅持要公開紀悼念,堅持要官方作出解釋,為的也是想不通為何兒女被無辜殺害。

相信「大開殺戒」的真相還要等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大白,如果到時有關的證據還沒被消毀,以及當事人還在的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無辜的死者中,很多連名字也沒被記下。沒有人紀念他們,或是根本不敢紀念他們。不知道真相大白的一天,被遺忘的死者名字會否重新被記起,就像艾未未等所致力的汶川大地震死難者名單一樣。

也許,到了死難者必須有名有姓,必須被公開紀念的時候,這個國家才算開始學懂尊重生命,才有可能不再濫殺無辜,讓無數被種種人禍和災難所消滅的生命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