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ball Fever, Love of Hong Kong :a glimpse of the past

香港在低潮中迎來足壇兩個歷史性喜訊:香港於1968年後再次晉身亞洲盃決賽周,以及首度有香港球會(即傑志)打入20年前改制的亞冠盃十六強。

香港足球日漸萎縮,港超聯乏人觀看,港隊戰績低落,早已淪為亞洲的三、四線分子。但偏偏此時香港球員,無論在亞洲球會級還是國家/地區級賽事,都表現出無比毅力和爭勝決心,再次燃起一些香港球迷,特別是年輕人對本地足球的關注和期待。

年輕人愛放眼未來,因為他們沒有「歷史包袱」,上年紀的愛想當年,因為未來時日無多。不過,為了尋找身份,也不乏年輕人追蹤香港各方面的歷史 ,主要就是近二百年所謂開埠的近現代史,包括足球歷史。因此回溯英國人統治時期的殖民地歷史,特別戰後與中國大陸意識型態對立(即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大部分時間與中國大陸相互隔離的歷史,成了不少人的興趣。對殖民地歷史的興趣是否等於「戀殖」?無論如何,相信絕大部分人是出於對香港人這身份的興趣,以至執著吧了。

至於殖民地以至九七後的足球運動,是否也盛載著香港人意識,就要看不同時期的情況。話說二戰之前香港足總只是英格蘭足總的屬會,並沒有加入國際足協,也沒有資格參與奧運足球項目。香港出生的華人球員要參加國際比賽,便只能代表中華民國。香港出生,並效力南華的李惠堂,曾以隊長身份帶領中華民國參加1936年奧運足球賽事。他有「中國球王」之稱,作為足球員以至退役後轉任教練都以中華民國為效忠對象。

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反映戰前香港與民國時期的中國大陸關係較密切。李惠堂曾於1925年至1931年在上海發展,到1931年重返母會南華效力。李惠堂退休後於1950年代曾擔任中華民國足球隊教練,帶領由香港球員代表的中華民國贏得1954和1958年亞運足球金牌。其時所謂中華民國只統治台灣和澎湖、金門,李惠堂穿梭香港台灣,為他心目中的「中國足球」發展而努力(例如後來較著力培訓台灣本土球員,減少依賴香港球員)。

李惠堂退役後,香港足球正進入「黃金時代」,後來不少人津津樂道的「香港曾是亞洲足球王國」,指的就是戰後五十年代。至於「亞洲足球王國」是否名副其實?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吧!

現在先談談那失落超過半世紀的亞洲盃決賽周。香港對上一次最接近晉身亞洲盃決賽周就是1976年那一屆。1975年香港於政府大球場主辦其中一組的外圍分組賽,參賽隊伍有香港、中國、日本、朝鮮、新加波和汶萊,六隊爭兩個決賽周席位。與五、六十年代不冋,那時候香港球員已不再代表中華民國,最好的球員都入選港隊,香港球迷只有一個擁戴對象,就是香港代表隊。

長話短說,四強階段香港面對朝鮮,日本則面對中國,勝出的兩隊就可以參加決賽周賽事。香港對朝鮮在雨中進行,兩隊法定時間打成2比2需要加時。那時還是中學生的灰記觀看了無線電視直播,至於是否只直播加時比賽,還是全場直播抑或下半場開始直播已記不清楚。印象最深刻是加時下半場鍾楚維憑健碩身形於對方禁區內撞開對方後衛,橫傳胡國雄射入領先3比2。那時距完場還有幾分鐘,相信當時全港數以十萬計市民都緊張地看著電視,祈求香港死守至完場淘汰朝鮮。不幸的事很快就發生,如沒記錯,左後衛鄭潤如在無壓力下將皮球回傳給守門員朱國權,但傳球乏力再加上場地積水,令皮球在禁區附近停下來被朝鮮球員截得射入,要互射十二碼分勝負。最終香港在突然死亡階段射失而遭淘汰。

當晚大球場爆滿與電視直播,香港足球牽引著千千萬萬港人的情緒。不用專家學者解說,也知道藉足球/體育,戰後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世代,表達/抒發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代替了上一輩以退守台灣的國民黨,以及統治大陸的共產黨的兩個敵對政權為對象的國族認同。

當然,踏入七十年代英國人開始較積極改革,即所謂麥理浩新政,比較著重教育、房屋和社會福利,再加上成立廉政公署,改革腐敗的警隊,都令香港人增加歸屬感,是否認同殖民統治則是另一回事。這種歸屬感植根了半個世紀,今日的年輕人香港人身份認同更理所當然,是否認同特區政府的管治則又是另一回事,特別經過反國教、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和這兩三年政治和社會的急速變化。

然後又回到了1977年。香港由荷蘭籍統帥包勤帶領,前往新加坡參加1978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一圈第一組賽事,同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經過單循環比賽香港得第一,新加坡得第二, 兩隊再進行決賽。結果香港在新加坡主場數萬名球迷喝倒彩下,憑劉榮業於禁區左邊窄位射入奠勝的1球,進身亞洲區最後一圈五強賽。香港球員回來時,在啟德機場受到大批球迷歡迎。(香港擊敗新加坡1比0的那場經典賽事精華,現在仍可在YouTube看到)

灰記當時在北美留學,只能透過當地的華文報章了解賽事,未能與香港人一起觀看電視直播。不過,同年暑假回港,有機會於酒樓飲宴時觀看電視直播香港主場對韓國的五強賽事,還記得香港全場與韓國互有攻守,陳發技在對手門前有一個大好機會而失諸交臂。韓國最終僅憑一禁區外自由球,趁香港球員只顧排人牆而快步射入,勝出1比0。之前香港也在主場0比2敗給伊朗。五強其餘兩隊是澳洲和科威特。

香港於主客制雙循環的五強賽,8戰皆北,只得0分包尾。排第四的澳洲也有7分,伊朗則以14分排榜首取得世界盃決賽周亞洲區唯一席位。雖然香港能打入亞洲區最後五強,是歷屆世界盃外圍賽成績最好的一次,但也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號稱「亞洲足球王國」的香港,於七十年代開始,與亞洲其他崛起的強隊漸行漸遠。

現在回到號稱「亞洲足球王國」的五、六十年代。 最風光的兩次相信是1954和1958年亞運會足球項目,以香港球員為代表的中華民國(由球王李惠堂當教練)兩度奪得金牌,成為一時佳話。

說來有點諷刺,現在不少「離散」香港人跑到台灣,台灣的蔡英文總統亦利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的實施,美言「與香港人站在一起」,實際上藉抨擊「一國兩制」以向台灣人顯示北京的不可信,並非特別關顧香港人,亦不見得特別歡迎香港人。實際上香港人要在那邊取得居留權殊不容易。

然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則有不同一番光景。當時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小小的台灣,卻千方百計與統治整個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共產黨在香港競逐人心,且稍佔上風,至少二戰前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的傳統,於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後仍然維持(香港人亦可以「僑胞」身份留學或移居台灣),這安排一直維持到1971年國際足協和香港足總禁止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為止。

這一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於聯合國的席位,美國開始改善與共產中國的關係,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擺上日程,蔣經國不再跟隨其父「放眼大陸」(五、六十年代,「反攻大陸」仍是蔣介石政權的「國策」),轉而積極經營台灣(至於蔣氏父子獨裁統治台灣的legacy,則超出本文範圍及灰記的能力)。香港人萌生本土意識之同時,亦意識到必須面對香港主權於1997年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現實」。

再回到港腳代表中華民國的「風光」年代。據說當時中華民國可優先選拔球員,而且給予較佳待遇,因此較多優秀球員願意代表中華民國。五十年代的國腳有侯榕生、何應芬、姚卓然、羅國泰、劉建中、黃志強、莫振華、林尚義、陳輝洪、羅北、郭有、郭錦洪等,到60年代入選的有郭德先、黃文偉、何容興、張子岱張子慧昆仲、陳鴻平、何新華等,很多都是香港頂級球員。

相比之下,香港隊雖也有如何祥友、鄺演英、葉錦洪、衞佛儉,以至後來的霍栢寧、盧德權、蔡育瑜……等好手,但整體實力則稍有不及(香港於1954年加入國際足協及1956年成為新成立的亞洲足協成員,可以單獨參與國際賽事)。因此中華民國國際賽成績一般比香港好,包括1954年和1958年連奪兩屆亞運會足球金牌,兩屆都是於決賽擊敗韓國,並以全勝成績奪金;然後奪得1963及65年默迪卡盃冠軍(65年與韓國雙冠軍)。香港方面,1954年亞運在分組賽與韓國同分,但得失球差不及對手而未能晉身最後四強,1958年則於八強賽2比5敗給印度出局;但也曾於1957年奪得第一屆默迪卡盃冠軍。

至於後來成為最頂級亞洲賽事的亞洲盃,香港主辦1956年第一屆決賽周,打和南越及韓國,敗給以色列,四隊中排第三,冠軍為韓國、亞軍以色列。中華民國則於外圍賽第二圈敗給韓國出局。韓國主辦1960年亞洲盃,決賽周最後四強由中華民國代替香港(前者於東區分組賽壓倒後者出線),其餘三強與上屆相同,即韓國、以色列和南越,結果與上屆亦一樣,只是季軍由香港變成中華民國。

到了1964年,亞洲盃由以色列舉辦決賽周,香港於中區分組賽壓過南越、馬來西亞、泰國進入決賽周;東區分組賽則因為中華民國、菲律賓相繼退賽,令韓國自動晉級;西區分組賽印度亦因為伊朗、阿富汗、錫蘭(現稱斯里蘭卡)退賽而自動打入決賽周。決賽周以色列憑主場之利三戰全勝奪冠,印度得第二,韓國第三而香港0分包尾。

然後1968年由伊朗舉辦亞洲盃決賽周,中區分組賽於香港舉行,香港以全勝姿態晉級(其餘為泰國、南越、馬來西亞、新加坡);東區分組賽在台北舉行,中華民國與日本四戰同得7分,憑較佳得失球差晉級(其餘為韓國、印尼、菲律賓);西區1分組賽因為其他國家退賽,以色列自動晉級,而西區2分組賽則由緬甸取得出綫資格。最終伊朗以全勝姿態奪冠,緬甸得第二以色列第三,中華民國第四而香港包尾。

此後無論香港還是改稱中華台北的台灣隊,都未能晉級決賽周,而香港等了54年終在今年奪得決賽周入場劵。

從以上的國際賽成績看,香港是否稱得上「亞洲足球王國」?的確,以香港球員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曾兩奪亞運足球金牌。但另一亞洲頂級賽事亞洲盃,雖然香港和中華民國於五、六十年代是決賽周常客,但最佳成績都只是第三。而韓國於56年和60年曾兩奪冠軍,韓國更早於1954年代表亞洲參加於瑞士舉行的世界盃決賽周;以色列則於64年稱王,然後伊朗則在68年奪冠(隨後72年和76年也由伊朗獲得冠軍)。至於默迪卡盃只是邀請賽性質,並不代表當時整個亞洲水平。

綜觀香港足球的「黃金歲月」,在西亞諸國還未大力發展足球,以及東亞日本仍未起飛的五、六十年代,無論中華民國還是香港都可算亞洲足球實力分子,而作為基地的香港足球相當興盛,入場觀眾比現在多得多。記得灰記童年因為居所離位於界限街的花墟球場十分近,常跟隨父親去看本地波。當時一場中下游甲組賽事也可以吸引幾千觀眾。最記得有一場東昇對英軍,可容納一萬人的球場也有三、四千觀眾(現在兩隊強隊對賽也只能吸引不足三千人入場)。 如果記憶沒錯,英軍雖是殖民地武裝部隊,但華人佔絕大多數的觀眾並沒有對英軍表現出太大反感,還有人會稱讚他們的守門員表現很好。球場上,英軍屬弱旅,對著眾多華人球隊都是捱打居多,這場也不例外輸0比3。

灰記懂看足球的六十年代中後期,萬人空巷的南巴大戰已過了很多年,但那時南華依然是勁旅。記得有一次兩回合計的盃賽(金禧盃?)準決賽,由南華對元朗,第一回合在花墟舉行,一萬座位的花墟高朋滿座,有不少元朗居民來到捧場。那時黃志強還在南華效力,雖然已是一名老將,但踢法狡猾,仍然得到擁南躉愛戴。灰記當時因為是郭德先(元朗守門員,也是中華民國國腳)的「粉絲」而捧元朗。結果第一回合元朗勝3比2,當時的說法是花墟場較狹小,有利實力較弱的元朗。第二回合轉到政府大球場,因為路程遙遠,較少元朗居民前往觀戰,大球場五成觀眾即一萬四千人入座(未重建前大球場有二萬八千座位),大部分為擁南躉。而南華亦發揮勁旅本色,大勝4比1,兩場合計勝6比4晉身決賽。

還記得由蘇格蘭人畢得利創立的流浪足球會,於1970年引入三名蘇格蘭外援:正前鋒「大水牛」華德、翼鋒「耶穌」居理和中堅「長頸鹿」積奇,再加上郭家明、鄧鴻昌、梁維光等年青好手,還有老將林尚義助陣,成了聯賽一枝奇兵。當時眾多全華班球會一時不適應流浪的踢法,例如華德的頭球攻門,居理的速度。記得曾到大球賽觀看流浪對南華的大戰,全場爆滿。結果流浪大勝3比0,其中一球是華德站在禁區輕鬆頂入。

流浪於該屆奪得聯賽冠軍,其他球隊眼見外援有作用也相繼招聘外援。曾堅持全華班的南華也引入馬來西亞外援,不過這些外援都是華人,如王春華和仇志強。而1972年升班的精工也羅致了當時的韓國國家隊門將卞鎬英和腳法秀麗的西班牙球員曼奴,還邀請了居里和華德過檔。到了八十年代,精工和寶路華更進一步引入曾代表荷蘭、英格蘭、蘇格蘭等高質外援,如迪莊、加賀夫、穆倫、韋伯、南寧加、摩利、柏蘭尼、克捷臣……。結果精工成了七、八十年代最成功的球會,共奪得九次聯賽冠軍,一直雄霸球壇至八十年代下旬,足總決定禁止球會引入外援,班主黃創山因不滿而解散球隊為止。

東方的班主林建岳眼見精工和寶路華的「名牌效應」,1982年也曾邀請66年世界盃冠軍英格蘭的兩名成員波比摩亞和阿倫波爾加盟,前者身兼任教練一職。不過,其時波比摩亞已年過40,阿倫波爾也38歲,難以與還當打的精工和寶路華外援相比,因此除了帶來話題外,實際上並沒有加強東方戰力。結果兩人像到此一遊般短暫亮相(記憶中不到幾個月)便解約離港。此後東方亦選用沒有名氣但較實用的英格蘭和澳洲球員,效果反而更佳。

另一更失敗的例子是南華。好像有一屆以「牙擦教練」吳偉文和來自德國的教練實行雙教練制,這個奇怪安排註定失敗,兩名教練經常因意見不合而吵架,甚至試過肢體衝突。而由德國教練引入的外援亦與本地華將不合拍,導致戰績低落,最後一戰對荃灣需要搶分護級。南華作為歷史悠久的傳統勁旅,要「墮落」至打護級戰成了球壇熱話,當晚大球場坐滿二萬八千觀眾,無線亦特別安排直播。 而足球這集體運動始終講求合作和團隊精神,長期內部不和的南華即使個別球員技術優秀,整體戰力也大打折扣,結果0比2敗於荃灣要降班。

不過,由於當時南華是本地最受歡迎球會,沒有南華參與的本地甲組賽事會大為失色。足總為了票房收益而不惜破壞升降制度,容許南華留級。諷刺的是,當年為了票房容許南華留級這一特例,近年則成為慣例。由於足球市道低落,願意參加港超聯(由港甲易名)的球隊買少見少,聯賽隊伍由八十年代的十二隊,減至近年的九隊至十隊(僅一屆邀請廣州球隊R&F富力和業餘的港會參賽而有十一隊),近兩年更減至八隊。很多時都是透過挽留降班隊伍和邀請新球隊才凑夠隊伍參賽。

好了,又回到那「黃金歲月」。六十年代以後,親共產中國的傳統左派在足球圈影響力逐漸增加,有「好波老細」之稱的「左派」富豪霍英東,長期支持兩支左派球隊愉園和東昇,與親台的東方、南華抗衡。不過「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左派球會愉園因足總通過支持港英政府鎮壓暴動而退出67-68年度甲組聯賽,一些知名左派球員如效力九巴的港隊門將盧德權亦退賽。

踏入七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後,左派在香港的聲勢越來越大,這氣氛亦在球圈得到反應。最印象深刻是72-73年銀牌決賽精工對東昇。那時還是中學生的灰記與仍是小學生的弟弟往大球場觀看這場賽事。當晚又是全場滿座,二萬八千人當中,捧東昇球迷佔絕大多數。當精工持球在腳時,在場不少球迷報以噓聲,當東昇進攻時,則聽到球迷喝采聲。精工入球時只有零星掌聲,東昇入球則全場鼓掌。不過,東昇儘管有大量球迷支持,但實力不及精工而負1比2。

至於左右派大戰如愉園對東方,雙方則各有擁躉。還記得當時大部分的報紙仍分左右派,左報有《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晶報》,還有不少記不起名字的外圍左報。右報則首推國民黨旗下的《香港時報》,然後是何東家族經營的《工商日/晚報》,還有就是《星島日/晚報》,都採用中華民國的年號而非西歷,例如1970年就是中華民國59年(民國成立於1911年)。生長於右派家庭的灰記,童年愛看《香港時報》,除了受父親的政治傾向影響,也因為《時報》的體育版有很多足球消息,針對左派球隊的報道都充滿批判和貶意。例如稱愉園為「愉快完」,稱東昇為「西沉」。至於左報會怎樣報道右派球會和球員的消息,由於沒有看左報,所以不得而知,相信好鬥的左派也不會很客氣吧!灰記童年以至少年時代看足球完全受這些「敵我」觀念影響,盲捧右派球隊如東方,對左派的愉園、東昇恨之入骨,但也符合足球迷的「本質」吧!

踏入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會談以至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逐步消減的同時,右派球會如東方、南華也減少與台灣的聯繫(以往東方、南華等經常訪問台灣)。愉園和東昇也不再強調自己的左派背景,商業球會精工經過多年的經營,以超卓成績亦逐步凝聚不少支持者。換言之,昔日以國共兩黨為對象,延續「國共內戰」敵對情緒的中國認同到此為止。

隨著中英於1984年就香港前途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香港主權於1997年回歸中國,美英主力應對/改善與共產中國的關係。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其廉價勞工和龐大的市場令香港以至外國的商人有所憧憬,原來親北京的勢力固然聲勢漸大,以往親台(親國民黨)的團體和商人,很多都開始向北望,例如星島報系的傳向,如今成為親北京的建制報章(工商八十年代停刊,時報九十年代停刊)。而七十年代開始已入主足總的「左派」富豪霍英東,則更積極推動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足球聯誼,例如早在1979年創辦省港盃,由香港和廣東每年對賽,賽事採主客制。

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於九七後會繼續以獨立會員身份參與一些國際組織,包括奧委會以至國際足協和亞洲足協等國際體育組織。而作為最受歡迎的足球運動,香港隊在主場和外隊比賽,不管是外國球隊還是中國隊,以至省港盃的廣東隊(後來還有滬港盃與上海隊對賽),都獲大量球迷撐場。實際上,八十年代末以後,香港對外國球隊輸多贏少,排名不斷下降,除了2009年香港主辦東亞運,於足球項目奪得金牌(當年日本派出U20球員,韓國由乙組球員組成,令香港隊有機可乘),特區政府亦因此投入過億金錢,讓足總推動「鳳凰計劃」以振興足球。不過十年過去,香港超級足球聯賽振興不起,國際賽事亦沒有起色。反而數次與中國隊對碰成了話題。

到現在為止仍有香港球迷津津樂道的519事件,就是歷來香港唯一一次擊敗中國的賽事。該場賽事是1986年第一圈4A組的最後一場,香港於1985年5月19日作客北京工人體育場,與中國爭出線。之前而兩隊分別兩勝澳門兩勝汶萊,並在香港政府大球場打成0比0平手而同得9分,由於香港得失球差不及對方,所以必定要擊敗中國才能出線。結果香港克服作客種種困難,憑張志德和顧錦輝上下半場各入1球,以2比人勝出(以往YouTube有當晚的比賽片段供欣賞,最近忽然被TVB抽起,原因不明)。當晚坐在香港觀看直播的萬計球迷包括灰記喜出望外,港隊球員回港時於啟德機場受大批球迷歡迎亦不在話下。而北京則有球迷不滿戰果,燒車軚洩憤而釀成小騷亂。

香港進入第二圈與日本進行兩場比賽,無論作客和主場都敗給日本而被淘汰。其後日本於第三圈兩戰都敗給南韓,結果東亞區由南韓獲得決賽周入場劵,西亞區則由伊拉克獲得。519一役香港雖創造歷史,但日本兩勝香港證明日本足球於八十年代已經壓過香港,近二、三十年更是亞洲最強之一,不但四奪亞洲盃冠軍,成為奪標最多的國家,更於1998年起與韓國一起晉身每屆世界盃決賽周(2002年兩國合辦世界盃決賽周)。日韓兩國堪稱當今的亞洲足球王國(韓國由1986年起就是世界盃決賽周常客,2002年更奪得殿軍,是歷來亞洲球隊最佳成績。至於韓國當年收買球證的傳聞則當別論)。

又說回八十年末代以後乏善足陳的香港足球。2006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二圈,香港被編在第4組與中國、科威特和馬來西亞以主客制方式競逐一個出線席位,賽事於2004年舉行。記得香港於3月在小西灣運動場迎戰中國,可容萬二人的運動場坐了大約八千人,大部分為主場球迷,也有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球迷。灰記當時也有在場,一些中國球迷不習慣香港球迷向中國隊喝倒采,還稱中港一家親。但其實主場球迷向作客球隊喝倒采乃平常事。

當晚港隊演出不錯,力拒中國的進攻之餘也能組織攻勢。灰記最印象深刻是已故的港隊中場蔣世豪發揮出色,不時運用純熟左腳扣過對手,對手要作出粗野攔截才能阻止他推進,這亦是香港球迷向對手喝倒采的原因。蔣世豪更於下半場直線傳交黃鎮宇射入,可惜球證判越位而食詐糊。相反中國演出平平,效力英超曼城(當時曼城仍是中游分子)的孫繼海明顯不在狀態,結果僅靠前鋒郝海東的射門觸角,把握少有的機會攻入奠勝一球。

香港兩勝馬來西亞,但對科威特兩戰皆北出線無望,最後一仗於11月17日作客中國便傳來要「躺平」,即香港隊放軟手腳讓中國隊多進球的傳聞。蓋因中國一勝香港兩勝馬來西亞,與科威特對賽一勝一負,兩隊同得12分,最後一仗雙方都要爭取大勝對手,以利計算得失球差。最後中國勝香港7比0 ,一般都認為香港若認真防守應該不會如此侮辱性大敗。但中國球迷以至傳媒仍不滿足,批評港隊門將范俊業態度過份認真至中國未能多入球。灰記不忍觀看直播,如記憶沒錯,傳媒有報道范俊業曾救出十二碼及作出多次撲救。中國球迷和傳媒之所以如此不滿,是因為科威特於另一場賽事大勝馬來西亞6比1,中國科威特得失球差相同,但科威特入球較多而晉級。換言之,有體育精神、認真比賽的范俊業反而成了一些只求勝利、不擇手段的內地人的洩憤對象。

這場賽事相信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沒有太多人願意回顧。如果說主權移交7年後的2004年,雖經過03年的反23條立法(特區政府最終擱置立法),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仍有「企盼」,香港與中國內地仍算良性互動,到了發生了雨傘運動的2015年,香港傳統民主派爭取雙普選已走到盡頭,較激進的本土意識藉反水貨客、反雙非嬰以至反新移民等議題於年輕人中間得以發酵,香港與中國內地矛盾愈趨尖銳,這些矛盾亦反映到於2015舉行的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第二圈賽事。

第二圈C組,香港與卡塔爾、中國、馬爾代夫和不丹同組,賽事採取主客制跨年進行。相信很多球迷對這項賽事仍記憶猶新,包括香港隊韓國籍教練金判坤die for Hong Kong的豪言,包括中國足協涉嫌針對香港隊由不同膚色球員組成的「種族歧視」海報,也包括香港球迷於主場向中國國歌喝倒采。當然香港球迷最回味的就是兩戰中國,皆在劣勢下與對手打成0比0平手。雖然香港最終得第三,無緣晉身第三圈。

香港雖以獨立會員身份出戰國際賽,但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中國於國際賽事的賽前奏國歌儀式,都是奏《義義軍進行曲》。不過,就上文所述的兩地矛盾,對中國內地排拒的本土意識抬頭,以至港人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承諾的雙普選落空等,不少香港球迷將不滿訴諸噓國歌,總之每次香港主場賽事,都可以聽到響亮的噓國歌聲音。香港足總甚至因此而被國際足協罰款。而特區政府為了遏止港人這種情緒發洩,於2020年6月實施訂《國歌法》(中國內地於2017年實施),禁止侮辱國歌,最高刑罰判監3年。

由於2020年爆發2019冠狀病毒疫情,香港實施嚴厲的防疫措施,香港隊已有兩年沒有在主場與外隊對賽,所以不知道《國歌法》實施後會否有球迷敢於以身試法,或曰公民抗命。觀乎反修例運動的大規模檢控以及《國安法》的實施,港人以往比較隨意的表達方式相信至少一段時間會絕跡,以「符合」官方「由亂至治」的管治方式。

而對香港的死忠球迷來說,留下來支持本地足球就是希望香港球壇能有更多熱心人士支撐,足球總會能較正常及負責任地運作,令本地足球員,無論在球會還是代表隊層次,都能發揮今年令人驚喜的奮鬥精神和爭勝決心,振奮一下萎靡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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