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權真大,警權萬歲」

「刺殺案在香港不常發生,對社會而言是一件悲傷的事件,市民需要有適當的方法表達哀傷,而獻花亦是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市民宣洩情緒。」這是7月5日香港大學講座教授葉兆輝接受電台訪問時的說話。

葉教授說的是七月一日晚市民梁健輝以刀襲擊警察後自殺的案件,然而這位資深學者所指的適當宣洩方式,卻是警方和掌權者不斷譴責的「煽動行為」,因此,那些拿著鮮花到悲劇現場哀悼的市民,無論長者、年輕人,還是携同子女的父母,都被警察包圍截查,無一倖免。警察隨便截查市民其實是濫權,由港英年代開始的警權過大問題一直無法糾正,導至如今警察恣意濫權,截查市民是最基本動作。總之今時今日就是「警權真大,警權萬歲」。

灰記不知這是否本地獨一無二的現象,就是警察很喜歡查身份證,連威權的新加坡也少有這種擾民行為。說得「極端」一點,這種行為令人想起侵略/佔領者,日本佔領香港時皇軍隨時可以截查市民,以色列軍人在西岸佔領區隨時隨地截查巴勒斯坦平民,侵略/佔領者這樣做也還有他們的原因,因為面對一群敵視他們的當地人,不知當中誰會動殺機。但一個聲稱全球其中一個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為何對市民如此防範?

這種行為在反「送中」運動發生以前已常有,警方的理由是空泛的防止罪案。民主黨前議員涂謹申以往也不時在議會質問保安局官員,要求提供因為截查市民而緝獲疑犯的數字,要查多少次身份證才捕獲一名疑犯等,保安局例必說不出數字。涂亦循例批評警方沒有數據又怎知這是有效防止罪案的方法,要求檢討。當然官員對涂議員的話只當耳邊風,因為明知議會親權力者佔多數,他們只會膜拜而不會質疑權力。

或者有人會說,被截查沒有什麼大不了,自己又沒有犯法,怕什麼警察查身份證。正正就是因為自己沒有犯法,才討厭警察截查,不是怕,是討厭。討厭是有理由的,「警察憑什麼懷疑我,要查我身份證」,又或者「你如買六合彩一樣,隨便找個人來查」,這都是非常令人討厭,特別如灰記這類討厭權威/威權的「刁民」。灰記過去就有過在地鐵站等候朋友被警察截查的討厭經驗,那時灰記十分不客氣,大聲質疑警察的舉動,那個警察也十分不好意思地匆匆完事。那個警察的表現,灰記推測是他要完成當日的quota,正好灰記在身旁,沒想到灰記如此「勞氣」而有點「招架不及」。

那時是兩傘運動之前,警察還懂得克制。今時今日灰記若大聲質疑警察,相信起碼都會換來警察的嚴厲警告,「你再係咁告你阻差辦公」,脾氣稍差的警察可能已把你推至牆邊搜身。而這種討厭的截查行為,於後反「送中」/「國安法」時代更形泛濫。首先,年輕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只要你十多歲至二十多歲,便有機會被警察截查,特別在掌權者/警方認為敏感的日子和地方,特別穿著黑衣配帶黃口罩。灰記目睹年輕人遭截查的次數是過去的數十,以至百倍,而且例必搜身搜袋,比以前只查身份證更具侮辱性,更侵犯人權。

寫到這裡,灰記又彷彿聽到有人說,你敏感的日子不去敏感的地方,不穿黑衣不帶黃口罩就不會招惹警察。但這說法已與先前的「你又沒有犯法,怕什麼」有所不同。這說法是不應招惹警察,不管行為本身是否觸犯法例,這是自我收縮自由空間。明明沒有戒嚴,沒有宵禁,我去什麼公眾地方是我的自由,法例也沒有規定不准穿黑色衣服,不准帶黃色口罩,為何這樣會招惹警察?為何向逝者獻花也讓警察如此緊張不安?也不只剛發生的悲劇,市民自發掉念2019年6月於金鐘墮下身亡的梁凌杰先生,也會遭警察截查。香港市民幾時開始有義務顧慮警察的情緒?掌權者有顧慮過市民的情緒嗎?

這又令灰記想起日本侵略者和以色列佔領者,他們當然知道自己是用武力/暴力「管理」著當地人,強大的武力/暴力雖然可以震懾人,但一點道德基礎和認受性也沒有。支配這些侵略/佔領者的只有仇恨心,以及把被「管理」者看成低一等的優越心態。灰記這樣說並非要將港警與日本皇軍及以軍相比,畢竟把九七後的香港說成佔領區非常政治不正確,但諷刺的是,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的而且確有不少市民對著警察喊「皇軍」,顯示警民關係之惡劣。

當然今時今日,在掌權者眼中,一切行政和執法權力不容質疑,管它警民關係是否惡劣。《基本法》明明賦予立法會議員可質疑、反對,甚至彈劾行政當局以至特首的權力,在「國安法」時代就變成「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還未參選的民主和本土派人士,大部分以此「國安」罪名還押(47人案),小部分以極苛刻條件保釋,其他行政當局以言入罪,以「非法集結罪」剝奪人權的案件不勝枚舉。而作為執法工具的警察,無可避免引起有想法的市民的不滿。

本來,若警察能持守「專業」,按程序辦事,市民的不滿也不會發展至仇恨的地步,偏偏不少警察在執法過程塞進「私貨」,濫權濫暴,特別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市民在現場、在網上直播和新聞片段(並非當局說的假新聞),看到很多警察濫射催淚彈、近距離向市民、議員和記者噴射胡椒噴霧、暴打沒有反抗的示威者、橡膠子彈射向頭部眼部(受害者包括一名印尼籍記者)、近距離用實彈射向示威者。而721和831之所以如此深入民心,是前者明顯是警察放軟手腳,讓元朗鄉黑勢力恣意襲擊港鐵站內的市民,而後者則是警察在太子港鐵站內無差別暴打市民。即使 831有人被打死純屬謠言,警方縱容元朗鄉黑的腐敗行為,以及暴打市民的非法行為,稍有正義感的市民看在心內,都不會原諒警察。

灰記彷彿又聽到有人說,那些暴徒的兇殘行為你們有見到嗎?但檢控數字不是已告訴了這些人嗎?不管是否涉及暴力,反「送中」運動超過一萬人被捕,二千多人被檢控,很多被判重刑。然而無數違法濫暴的警察,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要問責,零星的內部紀律調查都是不了了之。運動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是最多人有共識的一條,連一些溫和建制人士也贊成,這些建制人士認為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回應市民最大共識的訴求,這場反抗運動便會退潮,因為很多市民之所以繼續上街,是看不過眼警察的暴行和掌權者漠視民意。不過,不管那些建制人士的評估是否正確,掌權者對建議置若罔聞,現在看來,至少北京早已有「攬抄」香港的打算,在官方的語言就是「止暴制亂」,令「一國兩制」回到他們心目中的正軌,要藉大力鎮壓這場運動,清算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由散漫」風氣,逐步控制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即落實「全面管治權」。

不管當初強行修訂「逃犯條例」而闖出大禍的林鄭是否一早有以上的認識(去年初漏出了她向商界「真情流露」的錄音,說自己犯下不能原諒的錯誤,可以選擇的話會辭職,令人有「身不由己」之感),明白了北京的意旨之後便堅決執行任務,以強硬姿態昭告世人,警察要維持這個「新秩序」,無論用什麼手法都無可非議,市民只能遵從這個「新秩序」,否則後果自負。而北京將警務系統的人安插政權核心,港人戲謔為「警察治港」,外國傳媒形容為police state,意味在可見將來藉警務系統執行強硬任務,進一步震懾港人,是路人皆見的治港策略。要如此倚重警力,北京又怎會讓香港行政當局為了緩和民間情緒而「犧牲」他們呢(將來有需要再清算他們是另一回事)!名義上特區第二把交椅的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只是就721事件婉轉地批評警察 (好像是官員唯一一次表示警察有錯),不但被本應是他下屬的警察團體不客氣地「回罵」而弄得灰頭灰腦,林鄭看到警察團體以下犯上,毫無規律可言,在公開場合也保持緘默。最近張建宗更被北京罷免(換上警察出身的李家超)。他向記者表示自己身體很好,很投入工作,免職是雙方同意的安排,而非如以往被迫去官的人般,一說身體不好,一說家庭原因,算是表達了不滿。

年屆七十的張建宗,在香港官場打滾數十年,歷經港英時代和特區日子,相信不會不諳為官之道。但這位被譏「太極高手」,擅於「左右逢源」的資深高官,在「新秩序」下已無利用價值。觀乎林鄭,以至警務系統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還有入境處長轉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曾國衛,在「新秩序」下無不「戰狼」上身,不但不承認港人民主權利被「完善」選舉制度所剝奪,也不承認港人自由受損,更將所有「錯」歸咎外國敵對勢力、分裂勢力、市民被假新聞蒙騙,行政當局及「新秩序」的執法者就沒有需要任何反省,一點錯都沒有,就好像她/他們的boss共產黨一樣「偉光正」。

這樣的邏緝思維下,掌權者只會走向極端。發生梁健輝事件後,上至林鄭,下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都是不斷的譴責,一時孤狼式恐襲,一時背後有邪惡分裂勢力,總之就是上綱上線,好像香港已經被隱閉的「恐怖分子」包圍,隨時有下一波的「恐襲」,為進一步立法限制市民自由(如假新聞法、「起底」刑事化等),為警察包括「國安」警察加強打壓人權製造輿論。而特區掌權者開口閉口恐怖主義,不禁令人想起北京港澳辦於反「送中」運動期間曾指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緊跟北京口徑,設法證明北京有「先見之明」,果是當今香港為官之道。

在如此肅殺的環境下,能說出一點公道話相當難得,尤其在建制內的學者。葉兆輝教授「獻花亦是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市民宣洩情緒」,相信那群「戰狼」高官聽起來十分刺耳。而較早前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發言指,暴力行為本身應受譴責,亦不同意以暴力解決問題,但若指獻花悼念可能違法,說法牽強。陳教授補充,根據《香港國安法》提及的恐怖活動,需要涉及嚴重暴力行為、脅逼中央與特區政府、威嚇公眾實現政治主張,但現階段仍未清楚事件性質,不能將任何一宗襲警案等同恐怖活動。他續說悼念亦可以出於同情,甚至可能表達對政府不滿,與宣揚恐怖主義的差距很大,認為不應將這些事件「上綱上線」,若將任何有關行為均視為違法,只會激化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他的說話隨即惹來新任保安局局長,前警務處長鄧炳強兩番不點名批評,指他縱暴,有可能令全港充滿血腥,然後又說留意到有人嘗試去淡化極端行為可能帶來的破壞和傷害,尤其是有法律背景的人,並指這些人是「千古罪人」,語氣不可謂不重。未知陳教授現在會否為自己的命運擔憂?

陳教授的確是「新秩序」下少有較敢言的學者,他指警方屬執法機構,應謹守法律,不能將法例無限擴張,正點中現在警察的執法問題,不但如此,過去一段時間,警察執法雙重標準,對自己警察的違規違法視若無睹,對親權力者的違法行為也每多縱容。721是最經典例子,如果不是傳媒揭發,也不會抓那幾個「白衣」人交差,但抓那幾個人同時又心有不甘,要再抓當晚在場調庭的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一批市民「陪葬」,不但如此,還要「懲戒」揭發真相的記者,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透過查閲汽車登記紀錄,找到一些與721事件有關的車主,這種記者常用的查冊方式,卻被警察問罪,控以「虛假陳述」罪(因為查冊理由的選項沒有「新聞用途」),最終罪成,蔡被罰款六千元。

對只是忠於職守,報道事實的記者尚且如此迫害,對那些表達不滿的市民,對那些抗爭者利用法例無限演譯,例如動輒「國安法」提控,以達拘押目的。而日常隨意截查市民,以「彰顯」警權無限大,則是「新秩序」下的「新常態」。

其實於港英殖民時期,不少有識之士都批評公安條例是惡法,警權過大。港英在後過渡期為了討好港人,已少有引用公安惡法,殖民警察(李家超、鄧炳強等也曾當過殖民警察)亦算克制,與市民維持較良好關係。末代港督彭定康於主權移交前兩年,鑽《基本法》空子搞政制改革,造就民主派在立法局佔多數,成功廢除了不少公安惡法。只是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你廢除時我恢復之,你通過工會集體談判權,我亦廢除之。總之官商主導的殖民地制度要盡量原封不動,殖民地政權依靠軍警以防叛亂的制度不能變,港英1967年對付「左派」暴動的公安惡法不能廢。「叛亂」永遠是殖民/專制/極權統治者的心魔,依賴蘇俄扶植,以顛覆民國政權起家的共產黨豈會例外。

再回到那些明知被截查,被恫嚇可能違法也要到現場向梁健輝獻花的市民,他/她們一張張眼神堅定的面孔,與大批如臨大敵的警察成強烈對比。為什麼一向「和理非」為主,有非暴力潔癖的香港人,那麼多人今日偏偏會對一名掌權者和執法者口中的「恐怖分子」表達哀傷與同情,以至敬意?

如果說「六七暴動」令港英當局反省自己的統治(「左派」用以justify當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之後有麥理浩懷柔港人的「新政」,以至往後更寬鬆的統治,這兩年的「黑暴」/「動亂」又給香港的掌權者什麼教訓?還是因為國家主權大哂,「國安」前提下,市民要硬食?

是的,「警權真大,警權萬歲」,陸續有來的各種剝奪權利法例,會為警方提供更多「無限擴張法例」的機會,再加上在學校,在公私營機構管理層配合下,不斷強化的社會控制(剛剛就有學生因為在歌唱比賽不理禁令,唱被校方認為有政治內容的歌曲而被處分),然後由幼稚園開始灌輸的「國家至上」教育,十年或更短時間,香港就可與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看齊,但那個香港又有什麼存在意義?

是的,「警權真大,警權萬歲」,但那些明知被警察濫權卻眼神堅定的哀悼者,那些明知要坐牢仍「以身試法」的抗爭者,那一個又一個不甘心此地「沉淪」的香港人,不正正在尋找/保存香港的意義嗎?

最後要說說曾國衞所言,有責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灰記特別提醒他和他的前殖民地同僚,不要只歌功頌德,認識一下一些人物如王實味、胡風、劉少奇、彭德懷、高崗、習仲勛、林彪、羅瑞卿、李銳、胡耀邦、趙紫陽、薄熙來、周永康、王立軍……,認識一下共產黨內的血腥殘酷鬥爭史,認識白區地下黨人如何被「就地消化,限制使用」,認識國民黨「殘餘」的悲慘命運,認識曾與共產黨共患難的民主黨派如何一個又一個被整肅被噤聲,認識因為官員無限誇大糧食產量,強徵糧食上繳而導致幾千萬人餓死的歷史,認識以「革命」之名導致數以百萬計人被批鬥,被毒打,有些被打死,有些「畏罪自殺」的歷史 。還有推介他們看一本名為《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一書,裏面有很多共產黨掌權前推崇民主自由、捍衞選舉權、言論自由等人權,與現今民主派的主張沒有兩樣的溫和理性聲音。還有,也要知道中共也曾根據共產國際主義原則支持台灣獨立、西藏、新疆、蒙古民族自決,並順帶想想無論共產黨官員和特區官員,為何那麼多他們的家屬擁有外國護照。然後再看看這個自己成長,共產黨曾「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香港,如今被弄成什麼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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