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抗爭不要(虛構的)民族主義

被朋友戲稱「儍仔忠」的資深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在10月12日僅有一次暫代立法會主席主持大會時,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就是因為一些他認為原則的問題,放棄主持會議,讓保皇派議員石禮謙取代其位。保皇派可沒有梁的原則問題,或者說保皇派的原則就是聽取中聯辦的命令。這次的命令是要梁君彦當選主席,不管他是否資格成疑(居英權問題/中國公民身份未澄清),不管他是否有能力。因為絕大部分的保皇派除了私利,便沒有任何獨立意志可言,除非中聯辦沒有明確的指示,否則便按指示辦。

不知道除了指揮選戰,指定大會主席,中聯辦對香港議會的干涉深入到哪個程度。在保皇派迎合中共駐港機構明目張膽不斷破壞香港一制的局面下,稍具抗爭意識的民主派便不應放棄任何抗爭的機會,包括代理主持會議可發揮的抗爭作用。

雖然網上對梁很多尖銳批評,甚至謾罵,但仍有不少人肯定他二十多年來默默耕耘的貢獻,沒有人懷疑他的人格,只懷疑他的判斷。梁則在10月13日進一步解釋他何以做「逃兵」。「他是因為不同意三名議員被指宣誓無效未能參與選主席,但自己按議事規則又要進行主席投票而感違反個人原則,所以放棄主持,目的是為了抗議,但對於昨日沒有解釋清楚而惹來批評,感到難過和不開心。

梁耀忠指出,開會前曾諮詢立法會法律顧問意見,自己主持選主席會議的權力十分有限,無權決定休會,秘書處也不斷提醒他只能跟程序選出主席,他要在跟從議事規則和作政治決定的兩難中作抉擇。他最終選擇不超越議事規則。因為如果自己這樣做,日後建制派議員就有口實違反議事規則。」(網上撮要)

其後他在幾位民主派議員梁國雄、楊岳橋、毛孟靜、張超雄等以及街工同事黃潤達陪同下舉行記者會,解釋自己離場與立法會秘書處誤導有關。因為秘書處再三提醒他不具宣布休會及驅逐議員等權力,他只能主持選舉主席的程序,他在有感自己無能力主持會議,加上三名議員不獲准參加會議而抗議離場。但當石禮謙接替他主持會議後,秘書處這些「忠告」便失效,三名秘書處認為未完成宣誓的議員不獲參與往後的會議(但其實即使他們三人能參與,保皇派藉多數仍可通過梁君彥任主席)。

梁的進一步澄清只會讓人感覺他太老實,不是政治料子。而不知怎的,此刻灰記想起當年最後一刻仍戀棧權位的董建華,或日後一些「尸位素餐」官員為自己開脫的名言:「離開係容易,留低先係艱難嘅決定」。擁有權力的人,依附權力的人都不輕言放棄,甚至覺得有權用盡才是「正道」,由董建華「捧出來」的梁振英更是好此道者,樂此不疲的濫權, 而且臉不紅,耳不赤,是無恥的「極至」。但梁耀忠是否另一個極端?

他應該知道保皇派絕大部分人與董建華和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以至濫權為樂的梁振英都是同一品種。事實上,保皇派議員以往主持會議超越議事規則,濫用權力的例子可多著呢,去屆高鐵撥款爭議,吳亮星和陳鑑林兩人的濫權行為可謂嘆為觀止,他們的藉口是「剪布」。但作為議會少數的民主派能用的抗爭手段也只有合符議事規則的「拉布」,所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有此覺悟的民主派又有幾多?

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即使在不超越議事規則下,放棄主持是否唯一選擇?「尸位素餐」又如何?就在議會拉据,不作任何決定,拖得幾耐就幾耐,目的就是不讓中聯辦可以在10月12日順利推梁君彥上主席台。 如果保皇派發難,指梁拖延選主席要罷免他,在人多蝦人少下,保皇派當然可以這樣做,但是否符合議事規則可以爭議,到時民主派有更大的理由指選舉無效。至少保皇派這樣把梁君彥硬捧上主席台,難看的是他們。現在,對不起,無論梁耀忠有多少寃屈,難看的始終是他,因為他放棄了自己的責任,雖然於他而言,離開也許是一個艱難,經過多番掙扎的決定 。

事實上,陪伴他出席記者會的其他民主派議員即使認為他受誤導,也不認同他的決定。楊岳橋明言,連葉劉淑儀也表示贊成押後會議,為何不是至少也押後會議。不過,從記者會所看,梁耀忠應該感到很後悔,明白自己作了一個十分錯誤的決定 。「長毛」亦指出,現在矛頭應指向梁君彥的資格問題,繼續窮追猛打。不要放棄任何抗爭機會,相信是時下很多對中共、特區政府反感,對香港有感情的人的共識吧!奉勸各位民主派議員好自為之。

說起抗爭,說起對中共的反感,香港人怎也沒有內地人的經驗和深切體驗。灰記始終認為,中國愈來愈逼近,了解關注以至支援內地抗爭才是理性的態度。就在立法會宣誓日前兩天,中國湖南就有一批維權人士,藉雙十、中華民國國慶/辛亥革命105周年,舉行慶祝活動而被公安拘押,有人至今仍未獲釋。

中國內地一些維權人士選擇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灰記特別有感慨。蓋灰記出生於一個香港親國民黨的右派家庭,到往外國留學接觸不同左翼思潮後才徹底了解民國的腐敗和蔣介石的陰暗和專權。其時在台灣的老蔣和他在大陸的死敵,比他獨裁更得心應手的毛澤東,一個去見了耶蘇,一個去見了馬克思。台灣進入了蔣經國的威權時代,大陸則由鄧小平揸弗,各自摸索出路。

現在大家都大概知道這三十多年來兩岸兩個獨裁/威權政權迴異的道路。不過,有一樣兩岸是相同的,民間以至體制內都不乏改革以至抗爭的力量。台灣的抗爭算是成功,晚年的蔣經國逼於形勢,可能也想身後留名,開放黨禁報禁,從此台灣大致順利向民主自由方向邁步。而一般相信,即使蔣經國至死堅持獨裁,也只能拖延民主的步伐而不能阻撓歷史潮流。

在大陸則是另一個故事。同是基於列寧主義原則建黨的中共(一生念著武力統一中國,不相信議會民主的孫中山,晚年求得革命成功的俄國人軍經援助,實行聯俄容共,國民黨容許共產黨人加入,兩黨的組黨原則都以俄為師,聯合北伐),由蘇聯扶植,更「根正苗紅」的中共比國民黨更能貫徹全權主義,或曰極權主義,黨(領袖)領導一切,從上而下,無微不至,以至有街道委員會,街道委也是黨領導的。

不過,話說回來,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是掌握了北伐軍權的蔣介石。1927年,他以清黨為名,在上海屠殺了大量手無寸鐵的共產黨人、左翼人士和工人。 中共對國民黨武裝鬥爭亦源於此,並非純粹武裝叛亂。此後,國共兩黨都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沒有和平共處的打算。

無他,據說除了列寧臨終前對俄共的不民主有所反省,但為時已晚外,無論史太林還是孫中山還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以至後來的鄧小平⋯⋯),都是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信徒 。結果中共武力奪取了大陸政權,毛澤東得心應手地貫徹他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全面獨裁。適逢美蘇冷戰,急於反共的美國不得不利用他們討厭的蔣介石,把台灣作為其反共棋子,圍諸中國的不沉航母,亦變相容忍敗走台灣的老蔣繼續專橫,打壓台灣島內的進步力量。

而鑒於大陸更貫徹全權主義,其改革的道路亦更艱難。1980年代中國大陸得益於「改革開放」的「自由化」運動,最終不能如台灣的黨外運動般「開花結果」,而是換來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下令的大屠殺。不過,即使政治改革道路被封殺,因為經濟開放的契機,民間的「自由化」亦沒有完全停頓。相反,千禧年之後,中國的民間因經濟改善表現出生氣和活力,就以出版為例,他們出版外國書的翻譯本每年千計,人民樂於接收外來事物。那個年頭,稍對閱讀有興趣的香港人都喜歡到深圳或廣州逛書店。受外來思潮的影響,當地的環保、勞工、保護弱勢權益的非政府組織亦相當活躍。而其後互聯網的發達亦令不少中國人開眼界。

雖然自08年後,中共實行「國進民退」政策,壓制民企以至民間社會以維護甚至加強中共的政經壟斷,但中國民間的一些健康發展,絕非近年某些中國人的不文明舉動,以及中共不時發作的天朝霸權和不時利用民族主義以達統治之效可以掩蓋掉。而民間一面被打壓,一面頑強抗爭的維權行動亦證明中共的全權主義仍未能扼殺一切。

灰記之所以不厭其煩提出中共不能完全「和諧一切」的一面,雖然可能只是微小的一面,只是想提醒那些香港民族主義者,中國不只一種人,正如香港也不只有民族主義者。那些冒被關押危險來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的維權人士,不外要告訴外界他們並不認同這個政權。至於他們的民國情結是因為不滿現狀而多少美化(或糾正被中共抹黑的)大陸的民國時代,還是認同現在民主化的台灣,或是兩者兼備,都說明大陸一些人士的想法和港台人士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事實上,西藏和新疆的反抗,或對中共錯誤「民族政策」的不滿,都多少獲得中國內地一些開明人士的支持。08年西藏「騷亂」的被捕者,就有維權律師願意冒險為他們辯護,當然,這些維權律師也因此受打壓。而敢於為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辯護的王宇,正是上年709大抓捕的其中一位主要人物。換言之,即使中共在1989年6月4日以暴力扼殺政治改革,民間的「覺悟」,即使只是少數,也令他們對國家與民族,統一與分離有一個更開明,更願意聆聽「少數」民族聲音的看法。

而相反,現在一些當選立法會議員的港獨/本土派,則只能不厭其煩地顯示他們鄙視、敵視中國人的情緒。灰記當然不會在意游蕙禎和梁頌恒披上「香港不是中國」的藍布,既是港獨派,自然不會認同香港屬於中國。灰記在意的是為何硬要用上帶有歧視性的字眼,支那。而且講了又不乾脆認帳,先是說口音問題,後來又搬孫中山出來說他也講過支那(也不去了解孫中山曾經對日本的情意結,就是一廂情願的希望日本助其武力完成統一中國「大業」,任何喪權辱國的條件也在所不計,區區支那的稱呼,即使有貶意,也可投日本所好)。

但正如一位網友所言,如果不帶貶意和侮辱,為何特別要用支那二字而又狡稱鄉音呢?這亦令灰記想起很多香港華人稱呼香港印巴人為「阿差」而不覺有歧視,而灰記相信部分人的確因為無知而用上帶有歧視性的「阿差」二字而不自知。但身為華人用上支那二字則絕對不是無知,而是對自己的民族根源感到羞恥和厭惡吧(要知道,香港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是來自「支那」或是「支那」人的後裔)。這其實是「殖民教育」的後遺症,受殖民主義的潛移默化,香港從來就一些人自視比內地人高一等,比「落後地區」的「窮親戚」優越。之不過至今隨著中港矛盾的加劇而誇大成一種仇視自己民族根源的「民族情緒」,相信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始料不及吧。這亦是灰記對鼓吹香港民族主義不以為然之基本原因。

再回到支那二字。以支那稱呼中國在某段時期的確沒有貶意,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愈來愈明顯,支那的貶意也愈來愈強烈,強烈到中華民國政府要提出抗議,日本官方才停用。而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方也不再理會中國人的感受,改稱中華民國為支那。而重要的是,戰後日本只有右翼軍國主義者仍沿用支那二字,以顯示他們對中國人的敵視。那麼,游蕙禎和梁頌恒是否要響應日本右翼貶稱中國人呢?有也不怕認,現在全世界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各領風騷」,你們港獨/本土派有很多人不都是Donald Trump的支持者嗎?最後,如果游、梁兩位如此樂於認同日本右翼文化,也請多了解一些貫徹始終的日本右翼,其中一位就是著名文學家,崇尚軍國主義的三島由紀夫。他為了自己貫徹無法實現的「愛國情操」和「武士道」精神,切腹自盡。當然灰記不是要他們效法三島由紀夫去死,而是至少對自己的言行多一點承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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