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港獨成為日常,a reminder

8月5日港獨派舉行了集會,高呼「香港獨立」。不管喜歡不喜歡,不管港獨之興起是否中共/梁政權的計謀(作為專制強權的永恒藉口?),也不管它在中共黨國獨裁體制下是否切實可行,港獨成了一個有號召力的標誌,成了日常,特別對於年青人而言,似是不爭的事實。

中共/梁政權對港獨看來真的「情有獨鍾」,針對港獨造文章樂此不疲。這邊廂黨報記者對港獨派紅人梁天琦撩事生非,那邊廂繼打壓港獨派參選自由後,先是梁某和教育局那個吳某再次公然踐踏《基本法》和人權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不准中小學討論港獨,吳某更警告教師可能因此失去教席,然後由中聯辦那個所謂法律專家王某說三道四,謂談港獨已經違法云云。絕對是赤裸的政治逼害。

正如有大律師指出,當年港人視為洪水猛獸的23條,董政權在推動立法時都尚且指討論以至鼓吹「分裂國土」,只要不涉暴力,屬受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範疇。想不到十多年後,23條還未立法,中共/梁政權便要扭曲《基本法》和人權法,企圖以強權邏輯代替法治原則,繼續把香港推向「奴役的深淵」。

而由於暫時香港還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中共/梁政權的強權邏輯,只會惹起反彈,不但年輕人會對港獨更好奇,也變相為9月立會選舉的港獨候選人拉票,他們有人當選入局應沒有懸念。而至少在可見將來,港獨是愈打壓愈升溫。至於這是否也是中共/梁政權的計謀,不同人會有不同的解讀吧。

有讀過這博客的人都會知道,灰記一向支持言論無禁區,反對主權壓人權,也認同民族自決權。而中共仍在搞革命時,也是支持民族自決的,不但支持疆獨、藏獨,也支持台獨。只是取得大陸政權後,便把這些不合用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抛掉。但即使如此,不知怎的,理應擁抱「香港民族自決」的灰記,總覺得自己與港獨/「本土」派炒得火熱的香港民族身份認同格格不入。主要因為對民族主義的不信任吧,特別港獨/「本土」派一些人不斷推銷的中港仇恨論,中國殖民論等。

灰記當然不是要反推銷「中港一家親」、「胸懷祖國」、「血濃於水」那一套。但民族主義,特別是被右翼民粹操控的民族主義的危險與禍害,歷史已經清楚告訴過我們。中國那套「自古以來」的天朝民族主義固然荒誕可惡,難道充滿白人種族優越感的歐洲殖民主義不可惡嗎?難道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以至美國深色人種,特別黑人至今仍未完全擺脫的結構性種族主義不是源自白人至上的歐洲殖民主義嗎?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後進強權日本和德國,不也是希望以種族/民族主義作號召,爭逐霸權而不惜發動戰爭,殘害歐洲人、猶太人、中國人和東南亞人嗎?

今天全球化更盛,帝國強權邏輯未見退潮,中國要「偉大復興」,美國要延續其霸權,俄羅斯也不放棄其sphere of influence。 民族主義隨時可再被野心家利用,美國Donald Trump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是最新例子。但另一方面,能源危機、生態環境受嚴重破壞(尤其是脆弱的「落後地區」),特別由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端氣候,北極融解,令愈來愈多人意識地球一體。面對氣候變化,沒有任何地區可獨善其身,必須超越國族,各國人民齊心協力,迫令其政府採取更積極措施(佔用大部分資源的發達國家責任更大),以「拯救」愈來愈uninhabitable的地球。

當然生態氣候危機何時會發展成不可逆轉的趨勢,令地球趨向毀滅,沒有人說得凖,也因而是「虛無漂渺」的事,不及現實政治的埋身。這當然可以理解。年近花甲的灰記在此宣揚「世界大同」而不談香港自救,恐怕也會被一些港獨派嘲笑和反擊,自已受惠於大英帝國殖民香港以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本地的經濟起飛,過了舒適的大半生,現在的年青人不但工作前景黯淡,未來大半生要生活在一個愈來愈專制和黑暗的社會,怎可相比。甚至有人會指摘灰記前後這代人,迷信「民主回歸」,「斷送」香港前途,要由這代年青人埋單。現在年青就人要作出反抗,要「反叛」上一代,要尋找出路,要告別中國,「吹咩」!

灰記不知凡事訴諸世代之爭是否好事,出生於哪個時代亦非灰記能自由選擇,只能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局限,極少人能超越時代。即使有人可以超越時代,也往往不被大眾理解,構不成有意義的政治行動。以港獨為例,港獨並非今天才有的新生事物,1960年代港英仍是「高壓」統治的年代,馬文輝和葉錫恩他們都提出過港獨和民主自治,主要受二戰後聯合國人權公約所標舉的人權、民主、自決等「普世價值」,以及戰後前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的影響。他們的組織亦叫作聯合國香港協會。而一些受馬克思/左翼思潮影響的英裔青年亦組黨鼓吹獨立,諷刺的是這些左翼青年多少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所以設計的香港國旗,當中一部分也有中共黨旗的影子。

而當時的香港仍是難民社會,逃避中共統治的難民社會,絕大部分人的著眼點是如何生存,所以甘於專制的殖民統治,甘於貪污橫行的黑暗社會(因為相比中國大陸政治壓倒一切,香港還能讓人靠勞力換取兩餐溫飽)。無論馬文輝他們,還是英裔左翼青年他們都是「曲高和寡」,港獨完全不成氣候。

不過,中共和英國亦同樣深謀遠慮,當英國人很早就部署剝奪港人的居英權,逃避因政治轉變而要安置「殖民地子民」的責任時,中共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於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後,亦馬上要求把香港和澳門剔出殖民地名單,並如願以償。

而諷刺的是,196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受大陸「文革」影響,要英國殖民者「低頭」,否則「走頭」的左派暴動。結果在中共要「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決定不「收回」香港下,英國人以強硬手段鎮壓暴動,恢復社會秩序。經此一役,英國人亦汲取教訓,改以懷柔手段統治香港,造就1970年代開始,香港往後二、三十年的「黃金歲月」。

至於1980年代學聯以至匯點等團體鼓吹的「民主回歸」,港獨/「本土」派的國師與教主當時也是擁護的(現在陳雲他們又不提香港建國,而是永續《基本法》了)。「本土」派的教主黃毓民以前根本就是一個右派的「大中華膠」,以國民黨正統自居。據說他當年之所以退出國民黨,就是不滿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獨台」。他在立法會其中最著名的發言是「我根本唔贊成一國兩制,點解要一國兩制啫,一國一制嘛。」⋯⋯

當然,「覺今是而昨非」,人的觀念和政見因時間和認知不同而轉變也是常有之事,只要出自真心,忠於自己,沒有存心欺瞞,無可苛責。如今「民主回歸」失敗,「一國兩制」岌岌可危,有人要另覓出路,自然不過。一些人要認為港獨是香港唯一出路,也是他們的自由。他們要訴諸情感和道德語言,如「以死相搏」,如「革命」,如「犧牲」等,只要出自真心,了解這些話的份量並有身體力行的覺悟,亦值得欣賞。

只是如果只一味看到過去的失敗,別人的失敗,一味只沉醉於自己的豪情壯語,看不到別人的抗爭,看不到即使抗爭失敗,別人也曾作出過犧牲,甚至願意繼續作出犧牲,就未免過於自我中心,過於幼稚了。當然,在香港抗爭暫時的代價仍不很大。不計1967年左派暴動一些沒有任何暴力行為,純粹因表達政見或因為僅僅被看出是左派學生/群眾而輕易被判監一、兩年者,「長毛」梁國雄由1970年代開始到今天,上法庭如吃生菜,加加埋埋收監也有好幾次,加起來的刑期也是三數個月。古思堯燒五星旗被判入獄九個月算很嚴重了。

但不要忘記還有劉山青這個香港人,他是在1980年代,因為與大陸民運人士接觸而坐了共產黨十年黑牢。他口才不佳,沒有憾動人心的豪情壯語,他因為當年屬托派的邊緣人士,香港主流民主派完全當他無到,不曾聲援過他,但他貨真價實地向香港人示範了何謂犧牲。不知現今的港獨/「本土」青年如何看待他?會否把他看成一個「典範」,還是因為他聲援中國民主,作這種被港獨派視為虛無漂渺的事而坐牢覺得他「㭍」?有否想過如果墮入與他相類似的遭遇時,是堅持原則不協妥,把牢坐到底,還是繼承香港主流「醒目仔女」善於「變通」的性格?

灰記對那些認真思考港獨出路的人還有一個reminder, 多看歷史,特別是西藏的近現代史。這博客曾多次講過西藏的抗爭,如《831以後,再看「昨日西藏」》,如《在一片「勇武」聲中,想起一齣西藏電影和一本西藏「奇書」》,如《在香港看西藏電影 (2)—一個境內藏人的宣言》,如《在香港看西藏電影(1)-對話》,可作參考。

不少人都講過,「一國兩制」最早實施於西藏而非香港,但不夠幾年便完全變質,導致西藏的政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3月出走,流亡印度,當時他只得23歲。57年過去,中共有效統治了幾代西藏人,但達賴喇嘛在境內藏人心目中依然「至高無上」,在強力的漢化及政治干預宗教政策下,西藏人的宗教和民族認同依然強靭。不過,西藏依然由中國牢牢控制也是不爭事實。

而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由起初以武力抗爭,甚至不惜乞求美國中情局幫助訓練戰士,以求爭取西藏脫離中國(但除了死傷無數,一事無成)。到後來達賴喇嘛宣布放棄武力,改為尋求在中國主權下真正自治的「和理非」中間道路。達賴喇嘛更強調希望透過民間藏漢的溝通,減少民族之間的誤解與仇恨。當中的原因很值得認真的港獨派探究。

在這裡,灰記不避粗淺,提出一些對西藏和香港歷史的簡單看法。西藏是名副其實的民族nation。西藏人是有別於中國人,有著自己獨特語言、文化的民族。由較遠古的松贊干布吐蕃王朝與唐朝結盟,到十四世紀,由第一世達賴喇嘛開始,以轉世靈童繼位的政教體制,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蒙古帝國以及滿清統治中國時,其統治者都尊崇藏傳佛教,尊達賴喇喇嘛為上師。蒙古人的等級制度中,西藏人排第二,中國漢人包尾,即西藏人地位遠高於漢人,絕無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含意。清朝則對西藏定期派出駐藏大臣,駐藏大臣的作用很視乎其能力及野心,但一般駐藏大臣象徵意義較多,達賴喇嘛則以西藏的統治者自居,會定期發告詔書。

而香港在較遠古時代已被納入中國領土,隸屬新安、寶安縣。十九世紀中葉,清國於兩次鴉片戰爭敗給大英帝國,先後永久割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予英國。其後於1898年再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給英國。香港人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原居民操客家話/圍頭話,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因為地緣關係,很多來香港工作及經商的人都來自廣東,廣東話遂成為香港華人通用語言。此外,香港有少量英國人官員及商人,以及來自英國其他殖民地的人,如印度人,擔當軍警及中下層公務員及經商。換言之,英治時代有效忠帝國的非華裔,華裔則遊走於中國及香港之間,不脫與中國的關係。

西藏則不同,中國直接統治西藏後,有大量漢人移居藏區,但基本上藏漢一直存著芥蒂,除了早年因為「革命熱情」,一些漢人幹部學習藏語以宣揚「革命」,以彰顯「民族團結」外,漢人移民基本上不學藏語,反而藏人因為要生存而被逼學習強勢的漢語,因此,感受民族壓迫的藏人把漢人/中國人看成殖民者亦理所當然。而香港由過去中國/香港人遊走於中港之間,到後來1950年代港英封鎖邊境,到80年代初抵疊政策取消前到港的中國移民在大陸的配偶及子女,以至後來中港婚姻,港人大陸的配偶及在大陸所生的子女,憑單程證來港團聚,都是不同年代大陸新移民如何融入香港的問題,而非如西藏般明顯的漢人殖民問題。

相比藏漢基本互不信任,香港家庭很多都含有大陸新舊移民成員。梁天琦的例子其實相當普遍。當中同一家庭成員的中國/香港人身份認同亦各有取捨,若過份強調香港民族,過份強香港vs中國的身份對立,只會令眾多香港家庭撕裂。再者,超過四成的香港人(不一定是大陸新移民),親建制親中國,以中國香港人自居,「泛民」支持者也是反中共專制政權但不一定要去中國。這是港獨派必須認清的事實。

香港與中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例子是伍廷芳(伍才)。這位1842年(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亦簽訂於此年)出生於南洋的華人,在廣州長大,十四歲到香港求學。他後來成了第一位取得大律師資格的華人,甚得當時的港督軒尼詩器重,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後來軒尼詩更欲委他為律政司,但因香港的英國人大力反對而不了了之(灰記深信那些反對伍廷芳的英國人是基於白人優越主義)。伍更因英國人的排斥,意興䦨珊而北上發展,先後在晚清及民國政府任官職,主要任外交官。用現在流行的語言,多重效忠的伍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港奸」?

伍的經歷不但值得港獨派細味,也對建制派,特別那些由效忠港英轉而效忠北京的「高等華人」有警示作用。在民初軍閥混戰時代,伍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會為了做官而唯唯是諾。例如黎元洪曾要求伍簽署解散國會令(伍當時是代總理),被他拒絕。他並因此而辭去官職。今日中共黨人治港,對港政策愈趨強硬橫蠻,建制派、港區政協人代,以至政府高官有幾多敢於向中共/梁政權的倒行逆施說不,甚至不惜辭官以示抗議?

至於梁天琦在港獨晚會曾提過的孫中山,其與香港的淵緣亦甚具象徵意義。孫中山與晚清不少革命派都曾在香港宣揚反清革命理念和從事反清活動。換言之,香港因其特殊地位,由清朝開始已經成為「顛覆基地」。即使今日香港的特殊地位已逐漸不保,但仍或明或暗進行著在中國大陸不見容的活動。明的如「六四」燭光晚會,暗的如支援大陸維權人士和律師等的活動。甚至個別大學教授對大陸學生講解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也可視為「顛覆」活動。不但如此,香港也是很多國際志願組織的亞洲總部,不少這些國際組織對亞洲其他地區的人權、勞工權益、環保等作出支援與贊助。

香港這些「顛覆」及國際志願活動反映香港不管面對中國還是面對國際,在本地與國際的民間人士努力下,建立了開放、自由與公義的氛圍,不受狹隘的國族所困,也不受專制強權的左右。這亦是灰記最喜愛和珍惜的香港。若說要奮鬥,灰記有生之年情願貢獻棉力於維持一個「顛覆」及國際「關懷」基地,而不是虛無漂渺,否定一切的港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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