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治與民族自決, the case of Hong Kong

IMG_0608一月十四日上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以用乏善可陳四字摡括。不過,「不務正業」的梁振英居然在發表報告時講出以下的一段恐嚇說話,引起網上的熱議︰

「…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灰記按︰《香港民族論》是2013年度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輯,於2014年9月出版)。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說話刊於《施政報告》第十段)

同日下午在記者會,梁振英再度批評港大刊物《學苑》鼓吹港獨言論,他更點名提到《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文章,談到香港獨立,提到民主回歸論死亡,又講到香港要借助外力達致獨立,一是借助大陸,一是借助外國支持。對方的另一篇文章,比較了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小和軍隊人數,講到香港亦可建軍。

梁振英說,在言論自由下,《學苑》三番四次,不單作為學生會官方刊物刊登文章,結集成書,情況值得關注,值得社會討論,他認為,施政報告的有關批評並不影響港人言論自由。(信報財經新聞)

然後那些戀棧權位和功名的前殖民地高官和學者即時和應,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批評鼓吹港獨不恰當;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去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亦為梁振英以官方報告形式打壓言論自由護航,說《學苑》所講的香港民族自決論是眾多本土意識最激烈,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認為必須正視。

不過,雖說中共的專制意識以至中國大陸的行事方式逐漸滲入香港,畢竟香港到此刻仍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香港人並沒有因為梁振英的恫嚇而退縮,很多人搶購《香港民族論》,學苑亦因此加印3000本。除此之外,網上批評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之聲不絕。

受恫嚇的港大學生會學苑就以「狼心狠噬言論自由 特首無恥大放闕詞」為題,發聲明回應,指梁對「《學苑》的公開批評,分明是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批評梁沒有聆聽年輕人在雨傘革命發出的聲音,「對年輕人的政制訴求充耳不聞,反在施政報告大會公開批評學苑,敵視年輕世代。施政報告大會本是關乎民生大事之場合,現在竟淪為特首批鬥年輕人的平台。」除表明「無畏無懼,擇善固執,慎思敢言」外,亦要求梁振英「收回言論,立即停止打壓,尊重每一位香港公民發表言論的權利。」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亦發聯合聲明,「認為有關說法威脅言論、學術及出版自由,兩會對此表示極度憂慮。」兩會指「《基本法》保障港人享有言論、學術和出版自由。上述刊物只要內容無牴觸任何法例,任何人無論是否同意其內容與觀點,均應予以尊重,倘有不滿,則應據實指證,以體現對言論自由之尊重。

特首卻以香港最高級官員之身份,在《施政報告》這份港府治港之頭號文件中,對上述刊物作出批評,此舉極不恰當,亦形同製造『白色恐怖』,打壓言論與出版自由的空間。」

聲明還特別舉港英時期港督應對學苑批評政府的做法,間接批評梁振英不願以理服人的粗暴。「本會根據《學苑》前編委成員提供資料,該刊於六、七十年代亦曾發表多篇文章批評政府,惟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並無公開批評學生,而是向該刊寄上署名文章解釋港府施政,以理服人,而《學苑》亦作出了全文刊登。」

IMG_0609既然記協和評論人協會提出港英政府的「寬容」,灰記亦加記一件當年反殖事件。1970年代初相當活躍及反叛的青年政論刊物《70年代》,批評當時社會不公、貪污橫行不遺餘力,亦對港英殖民統治表達明顯的反感。有一期他們以小童向英國旗小便作封面,抗議殖民統治,港英政府沒有追究,反而那位當年為民請命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覺得受到冒犯,向他們提出批評。

這位葉錫恩女士曾在1960年代與鼓吹港獨的馬文輝同屬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香港自治和民主化而專程到英國向殖民地部和國會陳情。諷刺的是,葉女士現在被視為香港建制陣營人物,不知她會對《學苑》的港獨言論,以及梁振英對《學苑》的恐嚇言論有何看法?

說起港獨/城邦思潮,並非始自今日。根據博客致知參考歷史資料所寫成的文章「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1960年代全球去殖民地和民族獨立之風甚盛,對香港自治運動亦起鼓舞作用,除了聯合國香港協會在1961年「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

這位先施公司馬氏家族成員,亦以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基礎,建立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

民主自治黨這個綱領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更進取。不過,馬文輝後來被一些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後來幾個左傾的成員「鄧漢齊律師連同(英國教師)曾健士及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相映成趣。」

從這段六十年代歷史可見,無論港獨或自治,針對當時殖民統治的不堪,鼓吹者都希望透過政制改革/民主化達到目標。但英國殖民統治者始終對香港民主化有戒心,不願及早回應香港人的訴求。戰後港督楊慕琦曾提出政制改革計劃。其後於五十年代被其繼任人葛亮洪以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否決。

不過,去年十月底佔領運動期間,外國傳媒報道了解密的英國外交部文件,顯示戰後香港民主不前,是中方阻撓的結果。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相繼報道,自1950年開始,英國政府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便試圖推動民主選舉,但過程中遭到中方強烈阻撓,甚至威脅要採取行動。

「中方曾強力警告英方勿採取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甚至威脅如果英方在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將採取行動解放香港。而1960年,負責香港事務的中方高官廖承志曾警告,『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港九新界』。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告訴英國軍方,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和『陰謀』,因為中國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發生任何改變。這些威脅使得英方最後被迫擱置普選的推動。」

香港中共黨報之一《大公報》隨後發表署名崔寧的評論員文章︰美媒炒作舊檔案意在撐「港獨」,抨擊美國傳媒借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被解禁的資料,歪曲歴史事實,無中生有地攻擊中國政府早在五六十年代就阻止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給予香港民主。「《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雖然都依據解禁的外交文件資料,但卻有意將其中的事實加以歪曲,並沒有客觀地反映當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和負責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所表達意思,故意將中國政府反對英國企圖將香港以『自治』方式從中國分裂出、延續英國殖民統治的『港獨』行為,說成是中國政府反對給香港『民主』。『自治』和『民主』不是同一個概念,這一點相信像《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不會不知道其中的本質差別,更不用說當時英國企圖以『民主自治』方式永久霸占香港的殖民主義者貪婪的心態。」

雖然灰記也相信英國人並沒有決心及早在香港推行民主,任何專權者都不會樂意主動放權。1980年代 ,港英面對港人不算熱烈的民主訴求,起初以擴大市政局選舉的選民基礎及推出區議會的所謂地方行政應付下來。到了1980年代中,港人爭取1988年立法局加入直選議席,因為中方強烈反對,當時的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大罵有人不按本子辦事,於是港英政府便在其諮詢報告「製造」支持88年引入直選的人佔少數的民意,而否決88直選。但民間做的多次調查都顯示超過六成港人贊成88年引入直選。

不過,這些中共護航者亦無法有力反駁英國「老屈」中國,即是中國並不反對在香港推行民主,只要不把香港分裂出去。反而我們看到,無論周恩來,廖承志,以至現在中國對港官員,都把香港人爭取有別於中共橡皮圖章式的民主,看成港獨,看成外國勢力的介入圖謀分裂中國。

因此,梁振英狠批學苑,不停指佔中有外國勢力介入,完全是中共黨員思維的一脈相承。當然,不少論者也指出,乖戾、兇悍而野心大的梁振英故意「危言聳聞」,有意識地把反建制的青年學生,爭取民主的港人與港獨鼓吹者混為一談,刻意挑動中共中央已經十分綳緊的神經,實為其「敵我矛盾」思維主導的「法家式」(即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強硬管治找藉口,並以此為籌碼,期望受北京同樣崇尚「法家式」強硬管治的當權者垂青,可以連任。

不過,那些對中共還有幻想的溫和泛民及其支持者也不要天真,以為與港獨言論劃清界線便可以減少被針對,被打壓。無論是否有六十年代由部分殖民地精英階層發起的港獨/自治運動,以至有否近兩三年興起於8、90後世代的城邦自治、香港建國言論,中共一樣把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打成「顛覆」、「分裂」活動。道理顯易不過,在極權/黨國主義者眼中,爭取民主就是奪權,在中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在香港,就是「獨立」/「分裂祖國」。而兩者都被扣上外國勢力介入的帽子。

回到《學苑》被梁振英批判的言論,老實說,如果說灰記有興趣當中所探討的事情,都是被港人的身份認同這問題所驅使。「你是甚麼人?」這的確是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的問題。坦白說,灰記雖然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另有一本過期的BNO護照),每次外出填入境表時,看到國籍一欄時,總不免猶豫,亦不會直接寫上「中國」二字,也不想寫「香港」,因為香港的確不是國家,通常經過一輪爭扎,會填上「中國香港」。這是否如灰記這類五十後拉扯於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寫照?

而灰記以往到中國大陸採訪,亦被視為境外記者,與外國記者一樣被監控或被招待。而一些泛民人士,以及近期很多曾參與佔領的學生和市民不能進入中國境內,更令灰記思考,香港與中國的巨大差異,香港人絕不能簡簡單單被說成中國人。

《學苑》敢於提出香港民族自決等觀點,正好為身份認同感到焦慮,或壓抑這種焦慮的香港人,提供思考的材料,打開這個敏感但不能迴避的問題的缺口。一些文章雖然有不少反大陸新移民的看法,灰記未能同意,但灰記會把這些看成對愈來愈尖銳的中港矛盾的一種回應。只有透過公開、透徹的討論/ 爭論,才能有望達至中港兩地人民(不期望官方)對中港差異的充分了解,有望令大陸人民對香港人所擁有的集體意識有理性認知。至於是否一定要「因了解而分開」,這是後話。

正如2012年寫了《談護照國籍–論港人作為少數民族》,因而啟發了學苑同學的政評家練乙錚,在「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原載於《信報,後被收錄於《香港民族論》)寫道︰「談論民族、思考『香港人』是否夠得上稱為一個自成一體的民族,與『香港獨立』的議題並無必然關係。歷史上的確有不少的民族建構成了獨立國家,但是也有很多的民族並不選擇走這個方向。」練先生還「告誡」本土/民族的爭論者「切忌視自己選取的立場和看法是終極真理,對別人的不同看法連理解都懶得,甚或不由分說要一棍子打死。」

梁振英和那些京官恫嚇學苑及本土派固然可怒,灰記在雨傘革命/運動期間,亦聽過不少城邦/本土派人士以自己為真理化身,極度排他,動輒罵人「港奸」的言論。老實說,功利地看,「港人自決/自治」運動仍在萌芽狀態,要爭取更多香港人支持,這種靠謾罵建立權威的手段是否聰明的做法呢?

另一位台灣學者吳叡人寫的「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也被收錄在書中。他的一些書話,灰記也想引述︰「…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絡普選公投網站(灰記按︰由佔中三子發起),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達與形成。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歷史時刻,我不禁想起愛爾蘭作家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無論雨傘革命/運動是否催生更多港人身份認同的焦慮,更多「回歸」本土想像,邊陲的香港人面對頑固的北京中央強權,沒有對決的均勢,只有民主自治承諾被背棄的失落感,以及舉步維艱的無力感。而那句充滿矛盾的"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又有多少香港人願意體會,以至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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