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命時代,學生走過的足跡

香港年青一代突破框架,做著歷代中外年青人應該做的事,面對極大的不公義(這次是中共悍然違背自己的承諾,抛出一個連「開明」建制也覺得「失望」的普選方案,完全不尊重很多香港人對真正開放而平等,即公民提名權不能被剝奪的普選訴求),以發聲和行動表示反對,爭取他們心目中的公義,或曰改革。

所謂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這些都是近百年中外社會屢見不爽的抗議/抗爭手段。香港這次關鍵的政改爭議,學生走得最前,學聯和學民思潮除了七一遊行後,分別號召遮打道、特首辦外通宵靜坐抗議外,亦率先號召大、中學生罷課。

不過,中學生走在政治、社會運動最前,的確比較罕見。而學民思潮因反國教而全港知名,如今爭公民提名亦不甘後人。老實說,香港中學生搞學運並非第一次,1977年現在德蘭中學的前身寶血會金禧中學亦發生過學潮。不過,金禧事件主要牽涉校政及校長歛財問題,以及殖民政府教育署處事的專橫及學校的高壓管治,並非為了什麼大的社會和政治議題。

差不多四十年後的今天,學民思潮為代表的中學生,為了更大的政治理想推動學潮。而且不用成年人在旁指指點點,學生強調自己的獨立思考,以及有別於泛民的獨立行動,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進步。

由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事件,之後的高鐵/菜園村事件,到今天的罷課行動,年輕一代要走得更前,反映舊一代要兼顧現實的社運/民主進程「此路行不通」,年輕人要出來發出更富想像力,更純粹的聲音。

今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公布一個高度篩選候選人的特首普選方案框架之後,不少中間溫和的學者都感到悲憤、遺憾。那種標誌兼顧現實的對話途徑走無可走下,學者們喊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當中不少學者更積極支援學生罷課。

要青年學生走到最前,在在顯示舊有處理/解決矛盾的機制出現嚴重問題,甚至失效。今日香港政治、社會矛盾重重,以往偏重地產財團利益的發展主義已走到盡頭,但政商聯結,即北京所講的依靠資本家、公務員治港的格局不改,不會衍生新思維。而梁振英上台所代表的「強勢」「幹部治港」,不僅沒有帶來新思維,更把中共所習慣的專制思維,以及包括大陸「紅色」資本滲透的更劣質政商聯結,或曰官商勾結,加劇政治和社會矛盾,青年學生為了社會及個人沒出路,而只有站到最前。

學聯而青年學生因為「不懂世故」,敢言而理想主義,大概都是老生常談。正如9月14日傍晚,一位學聯代表就指,這次爭取民主,並不單單是為了選舉,而是為了一個真正能打破資本家壟斷的民主制度,為了打破資本所製造的不公義,而這些理想不是他們這一代年青人才有(大意)。

是的,學生是一個transient的身份,青春亦不會永恒,曾經活躍的學運分子,進入現實社會後會改變,不再懷抱昔日的理想。但這些理想卻不會就此消失,總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重拾/充實這些理想的內容。而年青人總會相信,這些理想終會實現,正如每一個人都青春過一樣。

因此,當親建制/親權力團體/人士發砲攻擊學生罷課,說他們受人擺佈,說他們荒廢學業,說他們行為似紅衛兵,以至反佔中大聯盟推出舉報熱線後,學生和支持者在互聯網惡搞舉報熱線,「舉報」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搞過學運。學生的惡搞,如同學運一樣,正中中共及一切專權者的死穴。

無他,上個世紀中國的政治進程,無不有青年學生作「先鋒」的蹤影,最著名的1919年五四運動,學生反對一戰後歐洲列強在巴黎所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將戰敗國德國在青島的利益轉讓予日本而非歸還中國,以及反對北京政府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發起遊行示威。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學生所追尋的理想。

「五四」後,中共在蘇聯協助下成立,以「共產主義」為理想/號召,不少青年學生趨之若騖。在與國民黨鬥爭時期,很多學運都是中共青年組織背後策劃,不單未成立中共前毛澤東、周恩來參與過學運,後來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江澤民也聲稱參加過反國民黨統治的學運。

民國時的青年學生,很多受「共產主義」影響,投身政治,他們當時要反對的是「國民黨獨裁統治」,要爭取的是「抗日救國」、「民主自由」。結果是趕走了國民黨獨裁統治,迎來更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共產黨專政,正如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光明日報》前總編輯儲安平所言,在國民黨統治下,言論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言論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

於是在國民黨時代,學生仍有上街自由,可以自發舉行遊行集會,當然會被鎮壓。但在共產黨時代,學生沒有黨的示意和組織,不可能上街。「文革」所謂「紅衛兵運動」,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號召/組織下批鬥「黨內官僚」的運動,紅衛兵都以毛主席的「革命小將」自居,最終釀成極殘暴血腥事件,校長、老師被鬥死等慘劇。要追究責任,紅衛兵當然負有罪責,但最大的罪責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毛澤東是為了黨內的政治鬥爭需要,「打倒睡在身旁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利用青年學生「打衝鋒」,「衝散」由劉少奇、鄧小平掌控的官僚系統。當目的已達,劉少奇被鬥倒慘死,鄧小平失勢後,毛澤東便馬上派解放軍收拾殘局。被利用完的紅衛兵,要面對上山下鄉,沒有機會讀書學習的命運。

只有在1980年代,開明的胡耀邦當總書記時,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在較寛鬆環境下,可以再次探求真理,追尋理想。但「文革」被鬥倒的中共強人鄧小平才是真正幕後「揸弗人」,他復出握有最高權力後,並沒有徹底反思獨裁專制之害,對「民主自由」,「五四」精神,他年輕時代的有過的理想,統統忘掉,只寄望經濟改革可以便於統治。

不但如此,提出深化民主改革,反獨裁的人更是他的眼中釘。是鄧小平下令掃蕩北京西單民主牆,抓捕拘禁民運人士。著名的有魏京生、撰寫「李一哲」大字報的廣州民運人士。必須一提的是香港人劉山青,1980年代初因為到廣州與民運人士聯絡,結果坐了中共十年的黑獄。

整個1980年代,鄧小平久不久便聯同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大搞反精神污染運動,打壓自由派。但由於做「當家」的黨總書記胡耀邦本身是自由派,精神污染運動的打擊面被限制。86年還出現了爭取自由的學潮,結果87年胡耀邦因為「處理學潮不力」,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群沒有黨內職務的元老,開個生活會便解除了總書記職務。中共由毛澤東開始,做事無法無天的傳統「深厚」,違背承諾,更是家常便飯。

而中共統治下最大規模自發的學生運動,終於在1989年4月爆發。這場學生運動/民主運動 影響深遠,除了社會各階層響應,亦牽涉中共黨內的改革力量,對香港的政治啟蒙更不在話下。歷時兩個月的學生運動,以「佔領」天安門廣場作為手段,透過靜坐、絕食,要求政府改革,學生重提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精神,反對官倒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等,都是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未完的理想。

不管是因為學生不懂「妥協的藝術」,令中共改革力量失去主動,拒絕鎮壓任務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黯然下台,還是這個幾千年古老帝國專制主義的陰魂不散,以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立定以屠殺手段鎮壓學潮,清理自由派的狠心,北京學運/民運以血腥悲劇告終。

年青時曾自發參加過學運的趙紫陽,下台前曾於5月17日往天安門慰問學生,對學生說,我們來得挺晚了,對不起同學們,…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你們絕食了多天,身體已經挺不住,不能再這樣下去,…最重要是結束絕食,…對話渠道是暢通,但還是需要一個過程來解決,…同學們,你們還年青,來日方長,你們一定可以看到實現四化那一天,我們老了,無所謂。…中國政府絕不會把對話渠道關掉,…我也年青過,我也卧過車軌,…早點結束絕食。(大意)

不管當時趙紫陽是否己失勢,他這番話始終顯示中共執政後,高高在上官老爺們少見的親民和愛護學生態度,也許在良心驅使下,他在身旁的同學中看到自己年青時的身影。但這樣較為理解和同情學生的領導終究不是中共的主流,或者中共1980年代最「人性化」年代,因為中共元老當權派懼怕放權、接受監督而會「亡黨亡國」,以軍事鎮壓方式,國民黨也不敢用的方式,把中共僅有「人性化」的一面完全扼殺 。

於是,從未上台前「利用」學運,到上台後鎮壓學運,鄙視/敵視學生的理想主義,成了中共專制主義者的「詛咒」,於是,中共對學生「搞事」,特別敏感,於是學聯與學民思潮,都被大陸官控媒體,以至香港「左派」,極其誇張地鞭撻,以至抹黑。

說到這裡,一些「極端本土派」可能會質問灰記,香港學運與中國何相干?

其實近幾十年的香港學運,的確不能脫離中國人民族身份的追求。不去談傳統左派發動的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或曰「六七暴動」,學生(主要是傳統「愛國」學校學生)被鼓動參與示威遊行以及罷課。

1970年香港青年學生響應美國華裔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抗議美國將琉球群島「歸還」日本時,順帶把釣魚台/尖閣諸島管理權也一併交日本,也是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乘機反對英國殖民統治,挑戰殖民地的公安惡法。

到了後來的所謂「社會派」與「國粹派」之爭,那些學運分子對中國有不同看法,前者對中共政權有所批判,後者盲目擁共,甘願當毛主席的好學生。不過,兩者都沒有質疑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關鍵只是「社會派」較注重在地社會改革,「國粹派」較注重宣傳「社會主義祖國」一片向好,即使往基層地區「訪貧問苦」,目的都是宣傳「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其實也不奇怪。除了一小撮高等華人外,英國殖民統治者實在沒有興趣培養香港人對英國的歸屬感,而兩個中國,台灣的中華民國,1970年代在美國調整對華政策,默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特別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逐步把眼光放在本島,對爭取香港人的「向心力」已沒多大興趣。而中共一向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共地下組織對學界的滲透不在話下。

而學生活躍分子,通常都以進步自居,反殖自然想到民族身份認同,當時毛派思想不但「革命」,也鼓吹民族認同,學生較容易受到「社會主義祖國」的吸引,因而出現中共刻意培養的「國粹派」乃自然不過。而當時的學生組織,包括專上學生聯會的幹事,都是「國粹派」主導。

但香港畢竟是中西匯集的地方,外國思潮,包括外國的左翼思潮,主張自主自由,反史太林主義、反專制的那種左翼思潮,也會影響一些香港學生,加上香港接近大陸,對大陸的陰暗面不會一無所知。所以會有如「社會派」的學運分子出現。但他們屬少數派。

至於在1960年代活躍過,由先施公司後人馬文輝發起,立足本土,鼓吹自治甚至港獨的一鼓非共思潮,卻好像對1970年代以降的學生活躍分子,沒有半點影響。也許香港人真的太「務實」而缺乏大膽的想像。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曾經是「革命」代表的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等忽然成了萬惡的「四人幫」,對「國粹派」是「致命打擊」,他們理想幻滅,在學界的影響力漸減。

不過,當時學聯與大陸的官方關係依然良好,灰記1970年代末,就曾經於暑假隨學聯主辦的交流團訪問廣州及附近地方,與廣州的大學生交流,參觀樣板人民公社(那時還未正式結束人民公社),樣板工廠等。那個時候,華國鋒還未被鄧小平鬥倒,但人民公社的神話不再,當地的幹部主要強調中國仍是貧窮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優越性未能完全發揮,但堅持自力更新,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套話。

當時個別廣州學生得知灰記在北美留學,甚有興致與灰記交流英語,他們努力認真學習的態度,亦令人印象深刻。畢竟「文革」令學校的「正常」學習中斷,事事講求「紅」,不求「專」,「革命」學生可以考試交白卷上大學,大學的教育可想而知。「文革」結束,較務實的作風抬頭,學生們回歸對傳統知識追求亦屬正常。

而當時這些交流團亦有自由時間,灰記飯後就與一些香港學生走到珠江河畔「探索民情」,偷聽一些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對話(其實他們說話頗旁若無人),當中沒有半點「為祖國,為革命」的內容,較多是未來實際生活的願景以及對物質的嚮往,例如希望儲錢買電視機,買雪櫃等。

這些零碎的片段顯示中國一個空喊「革命口號」「務虛」時代的終結,一個「務實」時代的來臨。當時仍受外國毛派思想影響的灰記,反而有點看不起這種「務實」。

然後,灰記畢業回港,香港便進入前途問題爭議的1980年代初。 印象中,中英就香港前途的爭拗,對一般市民影響不大,生活如常。當時英方提出的三條條約有效論,以至主權換治權等,大部分香港人都表示漠然。

最近,互聯網上有「極端本土派」指,當年革新會曾作過民意調查,大部分受訪者都支持香港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人管治。他們因此而指摘「民主回歸派」是逆民意而行,「出賣」香港人。灰記以為,革新會的調查,正正反映一般香港人「務實」、被動的作風。

那個時候,香港經濟向上,一般人生活都可以逐步得到改善,當然希望維持現狀。但這種心態是非常被動,即是如果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固然好,不能繼續管治也沒辦法。於是,有本事移民的選擇移民「買保險」。換言之,那時一般香港人仍然只覺得香港是一塊賺錢的地方,並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更遑論感到被「出賣」。

其實最鼓吹維持現狀的一群,是那些行政立法兩局內的高等華人。但他們也是「務實」主義者,當英國人告知他們,香港主權要交回中國,雖然很多人感到失望、傷感,但最終都無奈接受命運。一些當年的港英精英如譚惠珠、范徐麗泰等更積極「洗底」/失憶,日後積極為新的主子服務,勸港人馴服。

當時灰記好像曾在報紙讀過有人不知是介紹還是討論「港獨之父」馬文輝的文章,但似乎也只是有關香港前途爭論的「應景之作」,在社會上似乎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

而除了當時的港英建制,積極回應香港前途問題的,就是那群多少有點中國民族意識的學生活躍分子,以及參與論政團體/壓力團體前學運分子。他們在不抗拒/擁護主權回歸中國下,提出關注香港以至中國民主。

當時學生代表曾寫信給中國總理趙紫陽,表達在香港落實民主的訴求,問香港的民主,究竟會是怎樣的民主,趙紫陽回信說,香港的民主,就是你們心中所想的民主(大意)。

然後就到1989年北京學運/民運的「轉折」。很多人都論述過,「八九民運」是香港人一次重大的政治啟蒙,以往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忽然投入不成比例的政治熱情,用香港「獨有」形形色色的創意,市民自發行動支援遠在北京的學生。這種政治熱情很「本土」,因為夾雜很多香港人「天真」的想像,但也脫離不了中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

而當時的香港學生亦積極投入聲援北京學運,直至「六四」槍聲「驚醒」「天真」的香港人,認識中共殘暴的「本質」。當時香港人的選項也是移民,移民潮再現。當然亦有受政治啟蒙的香港人「誓與香港共存亡」。

當時的行政和立法兩局,罕有地合力通過十分進取,但對港英政府沒有約束力的普選方案,要求立法局直選議席過半。而學界早於1988年基本法初稿推出後,中大學生會聯同各書院學生會及學生報發起「一人一信」,建議基本法應修訂為「立法機關 75 ﹪議員直選,其餘由功能組別產生,而第一屆行政長官則由全港性公開提名並選舉產生」(中大學生報 2012年7月號)。因此公民提名並非學民思潮忽發其想,而是學界曾有過的共識。

在香港各界罕有對大力加快民主步伐的共識下,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對雙普選的作出相當嚴格的規限,完全不理會香港人的共同願望。那些「面對現實」的建制中人默默接受,學生則罷課抗議,不過沒有引起社會的迴響。

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愈走愈慢,議會政治被人詬病,泛民政黨,以至關心香港政治的學者及社會人士,與中共不對等的「對話」道路,最終於證實徒勞無功,所謂對話之路已盡,其實潛台詞應是「退無可退」,是相比建制派退完又退,照單全收,以至甘做說客、打手,不一而足的「唾面自乾」所僅存對自己人格尊嚴的一點珍重。

但學生已等不及那些「過來人」如何去重拾尊嚴,如何調整他們的策略,以歷來青年學生一貫的理想主義為號召,肩負起香港民主前途的重任。他們與「成人世界」最不同之處,就是堅持「自我」,「唔係諗中央接受啲乜,而係要講出我地要啲乜」。

而歷史總是諷刺的,1960年代提出本土民主自治,以至港獨訴求的馬文輝,似乎一早便洞悉真正民主、真正自治、港獨是三位一體。今日不論學聯、學民思潮的公民提名,以至泛民與佔中三子的國際標準、無篩選訴求,即所謂真普選,真正意義的港人治港,都被京官抨為是搞港獨。既然這樣又被批港獨,那樣又被批港獨,似乎學生們的直接了當,簡單易明的公民提名,勝過「成人世界」「虛無漂渺」的國際標準和沒篩選。

當然,這群「勇猛」學生也非石頭爆出來,無論幾年前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青年,以至今日學民思潮、學聯的學生活躍分子,都有一個共同起點,就是從參加「六四晚會」,認識「八九民運」開始。

今日,無論大家如何看待「八九民運」,如何看待燭光晚會,香港最大的政治啟蒙還是緣於似遠且近的北京政局,緣於種種如何應對那個家長式專制,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的北京政權的想像,不管是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

而這個政權,與香港官商上層的勾聯愈來愈緊密,對香港的駕馭愈來愈路人皆見,所謂「黨人治港」,已經成為政治現實。無論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都要面對這個政治現實,不能如某文化導師及其追隨者那樣「自欺欺人」,當中共「冇到」,只追打那些「文化落後」的稻草人。

遮打9月14日傍晚於遮打道台上發言的學聯代表這樣回應這個政治現實︰「中共我地有排同你玩,你睇住嚟」,這群不畏虎的初生之犢,發出很多被現實洗禮後的政客、學者…所不敢說的話。但現實是,中共已經「無處不在」,如何面對這政治現實而不被其「折服」,包括因恐懼而馴服,包括被對方的卑劣鬥爭文化所「俘擄」,而成為一樣卑劣的人,包括迷失了當初理想所為何事…是要大家積極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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