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以後,再看「昨日西藏」

中共於2014年8月31日,透過由它操控的人大常委會,宣布一個由中共操控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正式撕破面皮,顯露人盡皆知的專制面目。很多人,包括灰記,都曾預言中共不會讓香港落實開放而平等的選舉,會有高的提名門檻以便操控,但想不到是過半數提委提名,封殺任何不被中共認可的候選人的完全操控。反映中共的自信心已墮盡谷底,只靠高壓和槍桿子維持政權。

或者有人說,只是香港一個小小特區的政治改革,為何談到政權生死的高度?這不是灰記胡亂說的,是中共自己承認的。把香港特首選舉與「國家安全」掛勾,難道不是中共「虛怯」的表現嗎?

813當晚,數千名市民到被政府總部和中共駐港部隊總部夾在中間的添馬公園舉行集會,強烈抗議北京再三違背承諾,扼殺香港的民主進程。台上先後有佔中三子不日啟動「佔中」的講話,廿五名泛民議員聯合聲言會否決政改方案及支持「佔中」,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及不合作運動,以至一批學者代表五十多名已聯署聲明的學者上台,表示對中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憤怒。聲明的標題是「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簽署者當中有立場極溫和的人,提出的方案亦相當保守,反映北京的決定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不過,facebook上亦有有心人提出,了解中共的歷史及其本質,「袋住先」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有機會再談。)

台上講者個個情緒激昂,大部分講者抗爭之聲不絕,台下不同年齡、不分性別的參與者,亦全情和應,很有為香港民主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

灰記幾個月前因工作需要,和一位前國粹派半退隱的退休學者談香港政改,他並非死硬傳統「愛國」人士,「六四」後亦出席過遊行和燭光晚會,按照現在的說法,應屬於溫和派學者。他當時的說法是香港政改在中央心目中小事一宗,大陸很多事情已夠他們煩惱。他的良好願望是,即使余若薇當選行政長官,中央也不用擔心,她做不了什麼「反抗中央」的事。如果政改解決不了,香港會有「動亂」,會流血,但不用怕,台灣也是如此走過來。

不過,現在看來,在中共心中,香港政改並非小事一宗,會牽涉到中共政權的安危,即所謂香港民主對大陸民間的示範作用,即所謂顛覆基地,外國勢力只是託辭吧了。而中共弄至如斯地步,要到處維穩,亦是自作孽。(參看政論家練乙錚寫的《國家紛亂,港人埋單》)

至於他「樂觀其成」的後政改政局,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與台灣兩蔣白色恐怖時代的血腥暴力與肅殺?蓋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打生打死,但都是根據列寧主義組織原則而建成的專制主義政黨。而共產黨的專制和嗜血,亦比國民黨「青出於藍勝於藍」。香港人僅能憑藉的是已經被「白蟻」嚴重蛀蝕的「一國兩制」,曾經追隨中共的程翔已預言中共會不惜連「一國兩制」這幅假面皮也撕破,出動解放軍也在所不惜。但香港人有別的選擇嗎?

說到這裡,灰記要大肆批判香港的華資大戶/資產階級和依附他們的高級專業精英,他們在關鍵時刻,從來沒有扮過任何進步角色,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從來不是香港資產階級/大資本家所嚮往。他們響往的是繼續受中共政權的「蔭庇」,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和經濟。

中共的「護法」之一,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就肆無忌憚為中國共產黨替香港富豪拒絕政治改革「撐腰」而解說。傳媒報道,他日前在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一個論壇提到,中國要保護香港那些支持北京的工商界巨頭的利益,普選意味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商界的蛋糕將被別人分享,必須考慮到他們的利益。王振民表示,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制著香港的命運。

王振民的說話是對香港資產階級「愛護有加」,還是「麻醉」他們的「甜言蜜語」?蓋中國經過三十年的蛻變,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中國經濟的是紅色資本。今時今日,中共不再忌諱直接干預香港,其所代表的紅色資本還能把持得住嗎?觀乎大量國企來港上市,一個新的紅色資產階級已在香港形成,他們可能與傳統資產階級合作,但大前提是要主導香港的經濟。從這角度理解王振民的說話可能更貼近現實。

香港的傳統資產階級和南韓、台灣的資產階級一樣,只顧依附威權政權,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社會改革。

由於台灣和南韓在民間不斷抗爭,不斷爭取下,先後實施民主,工會力量、勞工保障、社會福利等多少都有所發展和改進(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而正正因為香港民間遲遲未「覺醒」,資產階級/資本家與政權勾結獨大的局面一直維持,無論英國殖民統治者還是特區政府,都以「保障」資產階級特權賺大錢,即所謂中環價值為己任。

book說到這裡,灰記應該提到西藏了。近年多了香港人關注西藏的命運,甚至不少提出「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或「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最近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現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第二卷的中譯本。此書細緻地講述1950年下旬,中國出兵藏東,攻佔昌都,與西藏噶夏政府代表於北京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中國共產黨政權以及印度、英國、美國一些「外國勢力」的想法,以至1951至55年,中共與西藏統治階層及貴族最「友好」的那幾年,西藏各階層的精神面貌,以及對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的複雜想法。

近年,不少人都提出,鄧小平的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什麼創見,或偉大構思。早在1950年代,西藏被迫納入中國版圖,也實施過「一國兩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即所謂「十七條」,結果實行了短短九年,以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於1959年流亡印度,中共全面接管西藏告終。

1950年的西藏,與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香港,以至今日的香港當然有極大的不同。 西藏當時是一個神權國家,是前現代社會,一切都十分「落後」。有趣的是,二十世紀西藏兩代最高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喜措,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都曾希望改革自己國家,改變落後、封閉的局面。

恰巧而諷刺的是,兩位西藏政教領袖,都曾流亡外國(十四世達賴喇嘛至今仍未能回到故國)。而他們之所以要流亡,都是因為與實力比他們強大國家的壓迫有關。

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兩次流亡,第一次是1903年英國印度軍隊從錫金入侵,次年8月攻陷拉薩,達賴喇嘛出走蒙古。第二次是1909年清軍由趙爾豐率領入藏,實行「改土歸流」,強迫西藏人「漢化」,無數西藏人被殺害,1910年由鐘穎所率川軍進駐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要求國際社會關注。

轉自「看不見的西藏」網誌

轉自「看不見的西藏」網誌

翌年辛亥革命,清廷遜位,達賴喇嘛乘機於印度宣布西藏獨立,西藏軍隊乘機驅逐清軍。1913年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並頒布詔示,實施改革。幾年前有人把藏文的詔示翻譯成中文,部分內容如下︰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徵税或執法期間,應盡公正誠信之責,使政府護益亦不使人民受損。西藏政府派駐阿里三圍及康區等遙遠地區的一些無知官員,强迫高價攤派商品,非法徵調超額的人力畜役,以輕微違法為藉口,没收房屋土地,斷人肢體等,從而使人民不堪騷擾而難以安身立命,對此類不顧因果報應,毫無道理的行為和刑罰,從今以後一律禁止,務使其絕迹。
四、我們西藏是天然資源豐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國家進步的一個獨立的宗教小國。目前,對文武工作的嚴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衛之武備正在建立之中,雖然由於徵兵以及康區的交通沿線暫時將會面臨一些困難,但考慮到過去中國不是主人而卻欲霸佔西藏的歷史,大家不僅要自覺主動、千方百計地實現自主自治,保家守土,而且,凡東西南北邊界地區的哨所要常備不懈地防備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現任何细微可疑之處,都要随時通過宗溪(縣或莊園)的驛站報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鬆或因小事而引發大的衝突。
五、西藏雖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曠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奮者也欲開荒耕種,但因一些官员貪瀆作梗,地主自己不能開荒耕種,卻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種從根本上損害地方發展的惡習除了損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處。從今往後,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許貧窮勤奮之家庭自主開荒耕種,或種植果樹蔬菜等,政府、貴族或寺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加以阻攔。新開墾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後根據面積、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獲税租之利。 」

梅戈斯坦的書亦對西藏的「莊園農奴制度」有所著墨,西藏的統治階層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由僧官和俗官組成的噶廈政府是最高權力機構,噶廈之上就是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格魯派(達賴喇嘛屬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的高層僧侶亦有一定政治影響力。此外,由噶廈授權召開的「人民議會」(只有僧侶、貴族、莊園主參加),亦有一定諮詢功能。

最底層的農奴是主要勞動力來源,為莊園、寺院,以至政府的土地耕作,亦要無償替莊園、寺院完成政府要求的雜役,被剝削,甚至被勞役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農奴可以耕種多餘的土地,收益歸自己。而農奴只要能完成其義務,行動亦自由。有些勤奮精明的農奴,可能比一些貴族還富有,甚至僱用僕人,這些富俗農奴在中國內地可能已被定義為地主了。所以西藏的農奴並非如中共所宣傳般,一定生活於黑暗和水深火熱之中。

任何家庭,包括農奴家庭都可以送子弟往寺院修行,當僧侶。一個農奴子弟一旦成為僧人,便不需擔當農奴義務。一些貧困家庭為了減少負擔,會送子弟曾僧侶。中國「解放」西藏時,當地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幾是僧人(佛國泰國只有百分之一人口左右是僧侶)。這是中共後來攻擊西藏寺院不事生產,加重平民負擔,強迫大批僧侶還俗的「理由」。但西藏人則認為這是他們與別不同之處,並引以為傲。

由於歷任達賴喇嘛都是「轉世靈童」,第二世是第一世的「轉世」,如此類推。「轉世靈童」被確認後一段長時間要隨經師學佛,由攝政代理其國家職能,直至他長大成人為止。因此,達賴喇嘛一生也被西藏這些上層包圍,是否能接觸平民(農奴),了解民間疾苦,一切要看這位達賴喇嘛的造化。但有改革思想的達賴喇嘛要強制統治精英行事亦會遭遇抵制(通常都會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

十三世達賴喇嘛雖然了解到西藏需要現代化,才能立足世界,但都不能成功。一九二零年代,西藏企圖開辦第一所現代學校,但在主要為守舊僧侶的反對和恐嚇下,辦學不成。達賴喇嘛亦曾企圖現代化軍隊,亦被守舊勢力阻撓而未竟全功。到了中共打敗國民黨奪政權時,西藏仍是十分「落後」的社會,軍隊不堪一擊。

雖然中共於1922年7月發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民族自決原則,支持西藏、新疆、蒙古三個「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但到1949年奪取中國政權時早已忘記這些諾言。或者說這些「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人經常批評的宗教一樣,是用來「麻醉」人民。當共產黨人真正當權時,便成了極現實的功利主義者,於是中共不但要繼承大清帝國侵略/擴充而得的領土,還要比清朝以至民國更有「作為」,要牢牢掌控西藏、新疆、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而不是尊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由他們自由選擇是否留在中國,以甚麼形式留在中國。

而西藏對中國有很大的利用價值︰「…比如拿國防來說,西藏對我們的幫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你們選擇和帝國主義者合作,和我們以金沙江為界,以我們為敵,那我們將會非常困難。…你們有很多資本。將來在經濟上西藏也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肋。…在你們那裏可能有大量石油,同時還有各種礦產,將來開採後對國家建設很重要。」(1955年3月8日毛澤東與達賴喇嘛交談 《西藏現代史  二卷》 516頁)

本來,面對弱小的西藏,中共佔領昌都地區後,要揮軍直搗拉薩並不十分困難,英印軍隊和大清軍隊都曾這樣做過。但深謀遠慮的毛澤東認為武力「解放」西藏是下下策,以武力威嚇,以保證西藏固有制度和達賴喇嘛地位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不變(猶如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作餌,誘使西藏人談判「和平解放西藏」。

為何武力解放是下下策,「首先,西藏與另一個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新疆不同。新疆有成千上萬的漢族人居住,而在西藏實際上沒有漢族人居主,也幾乎沒有會說漢語的西藏人。因此,沒有類似第五縱隊這樣的勢力可以提供公開或私下的支持。

其次,西藏不僅沒有漢族人,而且至少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裡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並獲得一定的國際身份認同。它開始同包括印度、英國和尼泊爾在內的其他國家建立了聯繫。最危險的是,它還同中國在冷戰中的敵人—美國建立了聯繫。因此,武力佔領西藏很容易引起國際爭端。…

再次,西藏是一個傳統的宗教神權政體。佛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支配著全民族的世界觀和西藏的存在意義。…即使是最貧窮的階層也不太可能響應號召,站起來反對世俗和宗教的土地所有者,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不太可能。而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貧窮的階層本應該是共產主義者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西藏現代史 二卷》22-23頁)

但中共有一點絕不妥協,就是要西藏政府必須接受中國軍隊駐守西藏,名為保護西藏免受外國威脅,實則就是必要時軍事鎮壓不聽話的西藏人。(香港人看到駐港解放軍裝甲車在調動的消息,也可作如是看。)

而西藏統治階層一邊求助聯合國、英國、印度、美國,一邊在1950年下旬授權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談判團和中共談判。他們起初回應中國建議的底線是可以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前提是必須保證達賴喇嘛的名號和權力維持不變,西藏政府繼續獨立地作決定及施政;繼續管理自己的對外事務;不接受中國駐軍等。

看到這裡,大家會否記起英國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英國人是為自己的利益,不是香港的利益談判。當他們知道自己九七後不能繼續管治香港,便著力「光榮撤退」,及利用談判爭取英國而非香港的利益,所以節節退讓。但西藏統治階層雖然極力希望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性,但形勢不許可,談判團在中共堅持下,亦只能節節退讓。

那時十五歲的達賴喇嘛已經與部分政府高層在西藏接壤印度的邊境城鎮亞東駐紮了一段時間,做好流亡的準備。只留看守政府在拉薩。而阿沛他們亦認為每事尋求噶廈政府同意費時失事,擅自於1951年5月與中共簽訂「十七條」。而留在亞東的西藏政府,當知道英國、印度無意為了西藏而開罪中國,也不支持他們把西藏問題帶往聯合國後,在中國催迫,及一些面對現實的官員遊說下,最終以打卦作決定,打掛結果是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雖然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繼續尋求美國支援,美國最終答應提供軍火,及支持西藏把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等的援助,但為時已晚,且實際上若無外國軍隊的幫忙,西藏人阻止不了中國軍隊的佔領。最終基本上整個西藏統治階層接受現實,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

當然西藏的「一國兩制」與香港並不完全相同,但觀照他們的歷史,也許有一點得著。

親政後的達賴喇嘛,一些貴族官員如阿沛等,以至1940年代加入了中共的平措汪杰(平汪,他是中方談判團中唯一西藏人)等,都希望改革西藏落後的局面。阿沛經常與其他噶廈官員說,應該主動配合中國,主動改革,這樣我們西藏人才有主動權,否則要中國人來替我們搞改革,效果一定不好(大意)。而他亦甚受中共和達賴喇嘛信任。

當然,亦有不少上層貴族後來與中國人合作是「看風駛梩」,接受中共對西藏上層的統戰。近年致力西藏歷史研究的旅美中國作者李江琳,在其《1959 拉薩》一書就提到,「當時拉薩的多數大貴族都同中央在西藏的貿易機構有經濟聯繫,20多個家族與中方機構有買賣合同,交易金額多達9百多萬銀元。整個西藏的6千名中上層人士中,有2千多在中方機構任職。(《1959 拉薩》148頁)。這亦令灰記想起那些忽然「愛國」的香港上層人士。

贊成改革的人當中,亦有能透視中共「本質」者。「和阿沛相似,索康贊成改革和發展西藏;但是和阿沛不同的是,索康不相信共產黨會讓西藏維持過去的樣子,也不認為西藏精英的生活方式能夠持續多長時間。他覺得他們遲早會消滅宗教和世俗精英階層以及支撐他們的制度。」(《西藏現代史 二卷》421頁)。他的預言果然不到幾年應驗。

達賴喇嘛孩童時經常聽寺院的僕人講述家鄉窮人的慘況,很早便十分關注基層窮人的生活。他於1954至55年在中國大陸訪問了差不多一年,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甚有好感,覺得共產主義中的平等思想與佛教有共通之處︰「我也喜歡他們主張的無國家和民族之分、所有人類全都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際運動中,窮人成了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喜歡這種觀念,也喜歡社會主義之下所有人享有的平等。當共產黨員互稱同志的時候,看起來他們真的互相信任對方,也真的是願意為理想獻身的人。…我滿懷希望,認為只要中國人給我們一些幫助,我們就能夠使西藏進步。」(503頁)

那時毛澤東表現出來開放和不拘一格的「領袖魅力」,「征服」了十九歲的達賴喇嘛。當時被中共指派當達賴喇嘛翻譯的平汪回憶這位西藏法王第一次和毛澤東會面後的心情︰「當達賴和我坐上車回到住處的時候,達賴也非常高興。他興奮得擁抱了我說︰"平汪拉,今天的事情很順利。毛澤東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也非常高興,因為這個關鍵性的首次會面進行得如此順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對西藏的希望全都維繫於此。」(492頁)

其中讓達賴喇嘛「迷惑」的一點,是毛澤東主動提出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問題,說西藏人可以保留他們的國旗。還故意問達賴喇嘛,「除了那面旗之外是不是也能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呢?可不可以?」(512頁)。當然,雪山獅子旗後來和達賴喇嘛的肖像一樣被禁制。

毛澤東的一時開放,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時的鄧小平。當時他曾(在內部?)說過可不派軍隊駐守香港,以示自己的開放和寛鬆,後來想想又改變主意,但沒有(或來不及)通知其他中共高層。於是當耿飊(曾任國防部長)於1983年3月當選人大副委員長後,被記者問到駐軍問題,他說可以考慮不派駐軍隊。鄧小平知悉後大發雷霆,在記者面前大罵兩名人大副委員長耿飊、黃華胡說八道的尷尬場面(黃華後向鄧小平澄清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中共大家長獨裁善變作風的弊端表露無遺。

再回到當年的西藏,達賴喇嘛受其在中國所接觸的共產黨員及所看到的事物所吸引,曾經想過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盡快改變西藏「落後」的局面。但他對毛澤東說漏了嘴的宗教毒害人民抱有一定的戒心。

而這些當時還有話語權的西藏「進步」上層,嘗試一些改革,減少政府的盤剝,上層的特權,但效果不大(保守勢力抵制)。諷刺的是,毛澤東忠告達賴喇嘛改革不要太急,要因應西藏人的接受程度,要暫時容忍西藏的「落後」。當然這位比其領導的共產黨更善變的「偉大領袖」,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中國內地土改完成,便妄想「超英趕美」,搞其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偉大構思」,結果很多中國人遭秧,也連累西藏。

一九五六年中共開始在四川(民國時西康原本是西藏人聚居的省份,中共建政後併入四川,西藏人社區變成自治州)的藏族自治州實施「民主改革」,實質是由土改到人民公社一併搞。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是以「極左」閒名的李井泉(他是毛澤東多次「極左」政策的旗手),他原來已看不起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於是強硬執行「改革」,沒收土地和牲畜,強徵糧食,引起各階層藏人「叛變」,中共亦無情鎮壓,血洗藏人社區,大批藏人逃到西藏。雖然當時西藏還未實施「民改」,但西藏人人心惶惶,最終導致西藏人對中國人的極度不信任。

1959年3月初駐藏解放軍欲邀請達賴喇嘛往軍營參觀歌舞表現,拉薩部分貴族、僧侶和群眾知道後,一批人前往阻止他們的法王前赴應約,害怕他被中國人綁架。此事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及3月10日的起義(西藏人角度)/叛變(中共角度)。之後就是中國人全面接管西藏,阿沛以至十世班禪喇嘛確吉堅贊等,這些藏人心中的親中分子名義當上領導。隨後幾年西藏產生劇變,傳統社會結構被共產黨組織代替,寺院遭破壞/清洗,與中國內地看齊,並非達賴喇嘛、阿沛,以至平汪心中的改變。

如果要比較西藏和香港,當年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層和貴族精英,的確曾經有一鼓改革力量,他們不惜犧牲上層的既得利益,希望透過自主改革改變西藏的落後局面,而起初中共亦擺出十分開明的姿態,願意幫助西藏人自強。正如1950年代初期,撇開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土改時的「偏差」,例如隨意錯劃富農為地主,例如過份暴力,大批貧農獲得分田,窮人好像翻身。但過不了幾年,毛澤東的中共露出真面目,搞他的「空想社會主義」,沒收農民所有財產/生產工具,強制勞動,農民等於國家控制下沒有任何自由的農奴,比西藏的農奴還不如。

但在高壓下,中國地區只有零星的農民抗爭,只有小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抗,換來殘酷的鎮壓。而當中共作為國家最大地主的農奴制正向著西藏席捲時,西藏這個未被中共黨組織滲透的傳統社會,反抗/叛變是意料中事,中共無情鎮壓也是意料中事。

而西藏上層亦因為中共的變臉而分裂,一些認為與中共硬碰沒有出路的人,如阿沛,選擇與中共合作。而絕大部分人中下層都不願意達賴喇嘛安全受威脅,選擇保護他們的法王。假使達賴喇嘛不選擇流亡,繼續留在拉薩,他能否繼續同中共「和平共處」?還是和他的傳統對手,影響力比他小的十世班禪喇嘛命運一樣?

中共為了統戰需要,由班禪喇嘛代替出走的達賴喇嘛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主任。這位一早已被中共統戰的活佛,也看不過眼中共在西藏的「倒行逆施」,不理身邊的經師勸阻,於1962年發表著名的「七萬言書」,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導致班禪與中共關係惡化。1964年,十世班禪出人意外地於一次萬餘藏人參與的集會中,表示達賴喇嘛是西藏最高領袖,宣揚西藏獨立,此後立即被逮捕,被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並被剝奪了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被批判為「班禪集團」受到迫害入獄。

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西藏上層即使在與中共「合作期」,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獨立自主,當中共直接掌控西藏後,一些西藏上層如班禪喇嘛對中共的「胡作非為」沒有選擇沉默或替其「歌功頌德」,而是提出「諌言」,換來十年牢獄生涯。那位西藏人中的最高級共產黨員平汪,因被懷疑有「民族分離」傾向,則比班禪喇嘛更早被捕入獄,刑期更長。

而兩位獲釋後雖然仍留在大陸建制內,但仍堅持講真話,1980年代亦是中共統治西藏比較寬鬆的時期。班禪喇嘛於1989年初圓寂(有傳他是被中共毒殺)。平汪於今年去世,死前多次上書中共中央,提出讓達賴喇嘛回國及實施其倡議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正的自治(這亦是中共曾經承諾過的)。

至於在「社會主義祖國」出生和成長的年青一代,有很多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備受威脅,08年至今越來越嚴重軍事監控,表示極度憂心,抗議示威時有發生,但一一被鎮壓,參與者被捕。為了表達對西藏自由的盼望(或絕望?),一百三十多人自焚,自焚者起初都是青年人(這令灰記想起香港的學民思潮和學聯),後來較年長者受感召亦參與其中。

相比之下,香港這個被英國統治百多年的殖民地,究竟有什麼可凝聚港人的共識?除了曾是賺錢的好地方,難民的避難所外?

香港是極端資本主義社會,養成香港人基本自私的性格。現在主導香港經濟的傳統資產階級(以本地華資地產商和銀行家為主),除了盡力鑽空子賺得幾多得幾外,對香港缺乏承擔。1980年代初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這群華資大戶看風駛梩,當知道英國人大勢已去,便紛紛響應中共「愛國號召」,走其上層路線,利用金錢與中共高層建位關係。其時中共亦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訂下了以本地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治港政策。而本地資產階級,以至附庸於他們的專業精英階層,都以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為己任。鼓吹社會改革和民主的主要是一些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和獨立於傳統「愛國」陣營的基層民間組織(今日「泛民陣營」的前身)。

如果說今日香港政制舉步維艱,香港的資產階級和高級專業階層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連當年「封建傳統」甚深的西藏上層也不如,只懂依附中共當權者,對香港沒有任何願景和承擔,不敢也不肯為捍衛香港「一國兩制」說半句話。為了繼續壟斷經濟,千方百計阻礙政制的前進,因為害怕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會影響他們的政治特權,從而影響他們的經濟壟斷,這已是老生常談。

九七後,香港資產階級只懂透過「告御狀」去維護自己利益。只有一次出現「抗命中央」的情況,就是2012年特首「選舉」唐梁之爭。起初中共承諾他們唐英年作為他們的代理人會當選特首。其後中共改變主意,讓堅持參選的「土共新貴」梁振英當選,並派中央大員劉延東到深圳宣布要梁振英當選的「聖旨」,部分忿忿不平的華資大戶,以李嘉誠為首,拒絕按「聖旨」行事,還在「選舉」當日高調與唐英年握手,表示仍舊支持唐英年。甚至罕有地公開談論自己對法治自由的關注。

已經有很多論者講過,不管公眾如何質疑李嘉誠旗下集團做生意的手法,他是香港最具國際視野的華資大戶,業務早已國際化,可以實踐「資本無國界」,比其他香港資產階級更有能力向中共「說不」。但這種「說不」只是基於自己利益受損,而非為了香港的整體政治利益。

而即使李嘉誠有「勇氣」向梁振英作出「不合作」舉動,都是流露貪焚資本家咀臉的不得民心之作,如以出售住宅作招徠,拆售旗下酒店,企圖鑽法律空子。結果在政府威脅採取法律時,與眾多買家達成「撻定」協議,尷尬收場。

而在中共經營下,曾經「分裂」的香港資產階級(所謂一、二線財團的矛盾),似乎再次歸隊。這次中共「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一如以往,資產階級、高級專業階層,「愛國」陣營不在話下,都拍手歡迎。

面對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紅色資本會佔主導的態勢,這群大資本家仍幻想如王振民所言,會照顧他們的利益?還是他們心中已有plan B,必要時撤資走人。無論何種選項,這群香港傳統資產階級,在香港民主進程上都扮演了「反動」角色,更遑論能如當年一些「進步」西藏上層,主動提出改革了。

至於過往賺錢至上,迷信硬件發展的香港人,有多少人會覺今是而昨非,願意挺身「抵制」 中共的全面接管,「抵制」大陸紅色資本所標誌更劣質的資本主義運作?

而觀乎西藏人、台灣人、南韓人的經驗(還有大陸現在備受打壓的維權活動),香港的抗爭者不宜心存僥倖,也應該善用現在還未完全被蠶食的法治和自由,善用餘下(未知最快幾時完結)的「一國兩制」,作出有「智慧」的抗衡。

最後送上當年達賴喇嘛樂觀,現在仍有不少人未心死的看法︰「…實際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在鬧革命,所以國家邊界已並不重要了。…我們可以共同建設一個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和信念。」(《西藏現代史  二卷》 520-521頁)

不少論者已提到,未來抗爭運動,「本土」,甚至「港獨」議題會越來越成為焦點,如果能更「辯證」地看待「本土」與「大一統」的問題,也許可以凝聚更多香港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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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831以後,再看「昨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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