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967》,講愛國vs自治

在親權力團體一遍「反佔中」、「反暴力」、「撐警察」的刺耳聲浪中,過去的周末尖沙咀文化中心劇場上演了《1967》舞台劇,是四十七年前發生的「佔中」、「暴力」、「警察/ 鷹犬VS愛國群眾/暴徒」的劇場演譯。

theatre此劇由「一條褲製作」製作,導演是胡海輝,男女演員共七位,沒有署名編劇,劇本相信屬集體創作,基於訪問不同當事人、旁觀者、研究學者,以及從一些有關「六七」的書籍,如張家偉的《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屈穎研的《火樹飛花》等,抽取資料而寫成。

如何看待「六七暴動」/「反英抗暴」?是香港抗爭史的一部分,一場動亂?還是對中英雙方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新近成立名為「六七見證」的團體,是破天荒由當年前線警員及牽涉其中的左派人士共同發起,現在仍在招收會員。他們希望透過過來人走出來訴說自己當年的遭遇及事後的反思,「還歷史和當事人一個公道」。劇場亦以「還香港歷史一個真相」作招徠。

正如「六七見證」主席林占士所言,「六七暴動」不單是「土製炸彈」、「林彬被燒死」、「警察打死人」,很多被牽涉其中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他們的思想和掛慮。若更多這類普通人願意出來講出自己的心聲,可以豐富人們對「六七」這段相當重要歷史的理解和體會。

林占士當年是見習督察,《1967》有不少篇幅來自他作為防暴隊一員的所見和所為,由演員作出演譯。亦有部分其他不知名的警員的見證。其餘則大部分是當年左派群眾/學生的見證。

灰記早前因為工作關係,看了不少有關「六七」的書籍,接觸了林占士和一些當年的左派參與者,因此戲劇不少內容已從書本和當事人口中得知。不過,利用劇場手法演譯政治社會事件,在香港屬少有的嘗試,透過經過編排、取捨的人和事,演員亦莊亦諧的演出,較能生動地呈現當年一段其實相當血腥、暴戾、瀰漫對立情緒的歷史。

打人一九六七年四月底五月初,一場發生於薪蒲崗的工潮,為何演變成歷時超過半年的「抗爭」/「暴亂」。《1967》基本能從左派群眾和警察雙方的角度,平衡作出呈現。這對不認識當年歷史的年輕世代,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起碼對當年事件有一個較全面概括的認知。

不過,《1967》的野心不止於此,導演嘗試透過演員的自白,希望「超越」呈現「真相」︰

例如開首時一位較年長的男演員講他中學時的七十年代初,被偷偷帶到工會一個禮堂,窗口全被封掉,然後升起五星紅旗,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不知是否演員親身的經歷),然後他用反問語氣,為甚麼自己是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要偷偷摸摸的慶祝自己國家的國慶(大意);

又例如結尾的大約半小時的各個演員的我體會,例如有女演員從當年九巴職工和太太的經歷,丈夫突然被失踪(被警方拘留於集中營),太太在極度擔憂下,聯同其他丈夫被失踪的太太們走到警署要丈夫,由柔弱的年輕家庭主婦變成警察凜然,面對強大警權無所畏懼的市民,聯想到當今被中共當局軟禁的劉霞;

又例如有女演員說十分憎恨梁振英,很想梁振英死(此時劇場傳來一陣掌聲,大概反映此時此刻民心所向),但正如當年林彬廣播時說了很多偏頗的話,令左派群眾難以忍受的謾罵,難道真的要殺死他嗎?(大意)……

製作人希望藉這些自白賦予一九六七年更「深層」的意義,現實的意義,希望在社會紛亂、對峙的時候,提醒大家尊重民主、包容異見、珍惜生命……等「普世價值」的難能可貴。但個別當年參與者並不欣賞此一結尾的篇章,覺最後約三十分鐘的自白特別冗長,有人甚至認為畫蛇添足。看來創作人要超越這些參與者的經驗,還需要更高技巧、更精鍊的舖排。

不過,無論有心的劇場人,還是關心香港政治的人,「一九六七」的深層意義的確必須發掘,畢竟傳統左派亦是香港的一部分,殖民統治不光采的一頁亦應讓更多人知悉。

對灰記這類受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老餅,把「六七暴動」/「反英抗暴」置於香港抗爭史來「審視」順理成章。

當年資本家剝削工人,殖民政府政策完全傾向資方,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完全欠奉,連執行鎮壓任務的林占士也承認,起初市民是同情罷工工人,同情工運,甚至一些基層警員亦覺爭取勞工權益,無可厚非,因為他們同屬受剝削的基層。

五月中旬,左派群眾一連幾日「佔領」港督府,「佔領」中環,最終以五二二暴力鎮壓收場。

五月中旬,左派群眾一連幾日「佔領」港督府,「佔領」中環,最終以五二二暴力鎮壓收場。

為何後來演變成警民尖銳對立,甚至出現你死我活的場面?殖民政府高壓統治是一個因,即透過警權暴力鎮壓罷工工人和聲援者,拘捕工會領袖,令事件惡化。但一場並非建基於本土,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鬥爭,可能就是整件事變得更「複雜曲折」的「關鍵」。從灰記所接觸的左派人士及《火樹飛花》內左派人士的自白,「愛國無罪」、「現在回歸祖國要平反當年事件」的聲音穿透其中。換言之,是杳港以外的一個「 美好家園想象」,而不是他們處身的香港,給予他們一切的動力。

為了如此單純的信念,他們的確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因為公安惡法,因為緊急條例,因為警察濫用私刑,被毒打,被判重刑。但左派人士至今(除了個別少數)依然只從「愛國無罪」去衡量一切事物,而沒有從公民與政府的關係,爭取在地的公民權利,反對一切不合理,壓迫人民的政策,甚至「當家作主」等的角度去看這場抗爭。而即使愛國,也應該以同一標準去審視共產黨統治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因此,左派緊跟中共政權所演譯下的「愛國無罪」的確非常problematic,在中國共產黨壟斷政權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磨人的政治運動以及經濟盤剝,導致中國大陸民不聊生,五十年代末更發生人為的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但在政治高壓下,敢於批評這一系列禍國殃民政策的人,不論官至國防部長的彭德懷,還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學生、教員,如《星火》的成員,都沒有好下場(這博客的上一篇的博文有較詳細著墨)。「大逃港」亦於一九六零年代初發生,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冒著被邊境軍隊射殺,被海水/河水淹沒的風險,用腳來表達對中共統治的不滿。

這些中共暴政的真相,左派報紙隻字不提,一遍「社會主義新中國形勢大好」。而中共高層鬥爭從沒停止,毛澤東為了除掉劉少奇這個威脅自己權力的政敵,一再令全國人民疲於奔命,以「文化大革命」之名,利用學生的「無知」,利用紅衛兵批鬥那些老幹部/ 官僚,又是層層揭發/批鬥的「紅色恐怖」。

對毛澤東的瘋狂崇拜,在每個左派機構都可見到。

對毛澤東的瘋狂崇拜,在每個左派機構都可見到。

但當時的左派報紙又是輿論一律,毛派說甚麼,他們就刊登甚麼,左派群眾就呼喊甚麼,連大陸那套「早請示,晚匯報」也傳來香港。(灰記因為工作需要,看了不少當時的左派和非左派報紙,稍為多少揭露「文革真相」的報道,都是來自非左派報紙)。已故的左派報人羅孚曾對記者說,他們辦報就是聽組織的話,替中共說謊,沒有獨立思想可言(這種辦報傳統,延續至今)。而只接受左派一套看法的群眾所培養出來的「愛國無罪」有多扭曲,不用多言。

而中共黨內的你死我活鬥爭,是極權體制帶來的通病(至今仍是中國高壓統治、貪污腐化的根源),這種毛病亦漫延香港。一個說法是,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最高領導梁威林、祈鋒(亦是中共香港地下黨港澳工委的領導),為擔心被調回大陸接受殘酷的批鬥,在香港採取「文革式」鬥爭,搞得香港愈亂愈好,搞得港英愈強力鎮壓愈好,並謊報「軍情」,令主理港澳事務的最高層周恩來處於被動,例如《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強硬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令左派群眾誤讀為北京有意「收回香港」。

張家偉和余汝信(《香港,1967 文化大革命漩渦中的香港》)都有引述的六月三日《人民日報》以「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為題的社論,確有鼓勵向港英政府「宣戰」之勢︰

「英帝國主義是香港萬惡的殖民統治者,是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敵人,七億中國人民的敵人。一百多年來,這個腐朽、野蠻的帝國主義,對我港九同胞進行殘酷的壓迫。香港的軍警、特務、法庭、監獄等,都是壓迫我港九同胞的工具。……一百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幹盡了壞事,血債纍纍,罪惡滔天,必須清算。……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愛國同胞,取決於七億中國人民,而決不取決於腐敗衰朽的英帝國主義。」

而余書亦指,北京確曾考慮採取軍事行動。「1967年6月初,周恩來電告廣州軍區,關於收復香港的問題,要談一談。」(156頁)後來三個廣州軍區負責人,溫玉成(副司令員)、吳瑞林(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吳富善(副司令員兼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坐專機到北京,在機上還「興致勃勃地議論起一旦中央決定採取軍事行動的具體部署。吳瑞林說,收復香港,連南海艦隊也不必動用,四十二軍兩個團加一個邊防團就夠了。」(156頁)

但三人到京後,毛周的態度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周恩來向他們轉達了毛澤東的四點指示︰「一、弄不好,把第七艦隊弄來了(灰記按︰美國在亞洲太平洋艦隊);二、拿回香港,幾百萬人要吃飯,我們目前沒有這個力量和精力;三、國際口岸只剩一個,需要出口一些物資,進口一些物資。四、香港是國際情報城市,它搞我們,我們也搞它的。毛最後拍板︰『現在不打。』」(156頁)

雖然北京最高層有此決定,但無論北京以至香港左派報紙對港英的語氣和鬥爭的調子沒大改變,左派群眾的情緒不斷被鼓動。而中共在香港代理有意把事情鬧大,甚至希望如澳門123事件般,最終令港英政府向左派道歉、賠償,驅逐所有國民黨機構,令左派團體獨大,形成英方和左派機構「合作共治」的局面。(在「六七暴動」前,不少左派機構人士都曾赴澳門取經)

根據英方近年的解密資料,當年殖民政府因應過一但中方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收回香港,部署如何撤退。但絕不會如澳門的葡萄牙人政府般甘當看守政府。中共港澳工委低估了英國人的政治意志,即一日香港由他們統治,一日都要行他們的一套。於是,英方全面打擊左派機構絕不手軟,而左派亦下不了台,即所謂「以暴易暴」,鬥爭手段不斷升級,最終在七月發動放置真假土製炸彈的「城市游擊戰」,這亦造成了一般香港人對傳統左派陣營的反感/疏離,情願被動地「支持」港英的鎮壓及恢復社會秩序的行動。

舞台劇《1967》相當生動演譯當年的見習督察林占士如何「贏得市民的尊重」,由被一般市民討厭/害怕的「死差佬」(當年警隊貪污腐敗,臭名遠播),變成市民會對他說句唔該阿蛇(sir)的「除暴安良」警務人員。

當時他所駐守的北角經常因為有土製炸彈而封路,造成市民諸多不便,有些人甚至被延誤上班時間。當時全港軍警只有約十名受過正式訓練的拆彈專家,他們都未經訓練。面對炸彈,上頭的指示是observe and report(不斷觀察及報告)

「但嗰啲市民個個趕路趕返工,你observe and report即係企喺度唔做嘢,等拆彈專家嚟要等到晚黑十二點。咁點啫,做人都仲要講番少少尊嚴,你做得呢個位,點都要想啲辦法,做啲嘢……」(大意)。結果演林占士的演員用長竹桿把紙皮箱弄翻,沒有爆炸,抹一把汗,市民亦高興得一哄而散。

林占士亦曾表示,當年很多市民都是從中國大陸走難而來,逃避共產黨統治,當中不少受過共產黨專政的苦頭。前線警察也有不少這類「新移民」,聽到傳聞共產黨要收回香港,恐懼和仇恨便發洩在左派人士身上。林占士說,那時警察濫用暴力,其中部分原因是恐共的結果。

《1967》的一些台詞,高度概括了當年的左派的心態和社會氣氛,「當時身為左派,嚮往共產主義梗係覺得自己先進啲」(大意)、「當年香港人對英國人無乜好感,覺得受歧視,但相比之下,佢地更唔喜歡共產黨。」(大意)

但灰記懷疑,當年香港左派人士所接觸的「共產主義」書籍,大都是中共篩選過的「正統」刊物,如聯共黨史(為斯大林獨裁度身訂造的蘇共黨史),如毛澤東選集。一位當年的中學生曾說過,每天必看《文匯》、《大公》,毛主席的著作全部看過。而已故的羅孚乾脆承認當年跟隨共產黨,完全因為「救亡中國」的一顆愛國心,對馬克思主義完全外行。

於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全人類的解放」的國際主義、「國家政權是壓迫工具,最終要消亡」等,這些傳統左派應聽不入耳,聽入耳的是當毛主席的好學生,「熱愛祖國」。至於「真正」共產主義者/左派一樣講求的民主權利、反對獨裁、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中共取得政權前不斷批評國民黨政權獨裁和壓制人權),這些左派人士至少持有雙重標準︰嚴港英、寬中共。

當香港左派「領略」殖民主義專權者對言論集會自由的打壓,「領略」香港人沒有半點民主權利,令各種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時,為何對中國毛澤東個人崇拜去到極點一點沒覺不妥?對中國輿論一律,報喜不報憂,對香港人要千方百計接濟「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親人……沒有半點疑問?

而早在「六七暴動」之前,一些比較有正義感人士所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馬文輝、葉錫恩所組成聯合國香港協會,曾到英國遊說,要求英國政府成立調查委員,督促殖民地政府改革,包括普選立法局,改革福利及勞工條例,消滅赤貧,打擊貪污及財團壟斷等(這些訴求至今只是部分實現)。英國個別工黨議員亦仗義為香港人說話,要求英國政府回應。

馬文輝等更「激進」地要求英國解殖,讓香港獨立,並提出一套本土民主自治的綱領。英國人當然沒有理會馬文輝等的訴求,即使有此想法,在中國抗議下,相信英國人不敢讓香港獨立。而當年社會普遍政治冷感,較有政治意識不是親中共的左派人士就是親國民黨人士,港獨這大膽選項應該不會廣受歡迎。

然而,香港必須改革的呼聲則早已響起,「六七暴動」可能只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正如林占士所言,當年民不聊生,社會不滿積累至爆炸邊緣,任何社會事件都會觸發抗議浪潮,要求改革的聲音。此後港英政府的一連串改革,令香港在經濟起飛之餘,各方面都有較長足的進步,實在是遲早要來的改革。

而香港本土改革推動者主要並非傳統左派。七十年代冒起的「社會派」學運/社運分子,部分雖對「社會主義祖國」不大反感,甚至有正面印象,但與「國粹派」不同,他們不會盲目迷信中共當權派的一套,更重要的是植根本土,為推動社會改革而行事,與「國粹派」探貧問苦是為了突出「社會主義祖國的美好」,突出「毛主席的偉大」(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語)。

後來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中國政治在垂死老人毛澤東把持下,陷於死局。七六年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等受壓的官僚起來反撲,以宮庭政變形式剷除毛的嫡系「四人幫」。那些緊跟中共的左派/國粹派思想一時大受衝擊,但沒有離開左派陣營的,還是緊跟黨的「愛國者」 。

而當中共由鄧小平掌權,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香港的本土改革,民主進程都在中英角力,香港人靠邊站的情況下緩步前行。而傳統左派到現在都沒有改變作風,緊跟中共當權派,而中共通常扮演拖香港改革後腿的角色,本地左派通常都擔任為拖後腿吶喊的角色。

灰記還記得當年彭定康推出類似「全民退休保障」諮詢,亦希望較大幅度增加福利開支,以追上時代需要(香港作為「先進」城市,社會福利,勞工保障到現在都是遠遠落後其他先進城市),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大發雷霆,一句「車毀人亡」,批評港府大灑金錢。當時灰記就覺得這些墮落了的「共產」官僚,心中只有資本財團的利益,不把基層工人的福祉放在眼內。至今,「全民退保」亦是很多香港貧窮長者的「夢想」。

而中共希望保留殖民政府「行政主導」威權政治,行政首長必須是他們「認可」信得過的人,與愈來愈多土生土長香港人希望有自由選舉行政首長和立法會,希望政府向市民問責的意願相違。

這種予盾累積了三十年,到了今天到了要「爆發」的地步?

若說真正立足本土的聲音,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如馬文輝、葉錫恩(葉後來成了親中保守派是後話)等的舊一代本土派,七十年代以後的由「社會派」等衍生的民主派,以至零七年天星、皇后「保育」事件所催生的新生代本土派,有沒有港獨與本土稱號,訴求都是「大同小異」,希望一個立足本土的民主自治。如何達至民主自治,民主派與新生代本土派有很不同意見,面對「強大」的一黨「宗主國」對真正自治的敵視,「激進」旳風險難估,繼續忍讓分分鐘斷送自治的機會,如何整合「抗爭 」力量,的確是一大難題。此外,面對看似牢不可破的黨國力量,一則容易令人訴諸良好意願–盡量唔好激怒「阿爺」,唔好迫「阿爺」埋牆,而忽略自己才是被迫理牆角,二則容易讓人喪失意志,隨波逐流,反而對那些好像一事無成的抗爭者/改革者感到不耐煩,改革前景的確不容樂觀。

而若把「六七暴動」也作為改革/抗爭運動來看,傳統左派群眾只能算是"accidental hero"。就是他們缺乏反思的「愛國觀」,緊跟政權的「愛國觀」,令他們不能成為可靠的改革/進步力量。當中共「治港政策」偏重商家財團及其附庸等的既得利益,包括拒絕開放選舉的既得利益(這亦合乎中共要掌控行政長官人選,立法會要保證過半數是聽話的人的「普選觀」),與改革聲音相沖時,傳統左派亦成了反改革者。

於是昔日的「反建制」,「反壓迫」的「勇士」,今日聯同所有親權力新貴,包括「勇士」們當年所唾罵的資本財團,前殖民地官僚,全力為這個民主不彰、政商勾結、敵視基層……的政權護航。這個政權至今仍未落實五、六十年代的本土民主改革呼聲,卻沾染「美麗社會主義祖國」神話破滅後,中共權力缺乏制衡的「惡霸」/「流氓」作風,威脅著香港人並不穩固的基本權利,卻受著當年「愛國無罪」者及當今「愛國有著數」者的前後簇擁 。只因為換了一面「中國特區」旗幟,一切當權者的腐敗與「倒行逆施」以及親權力者的制度同流,「愛國至上」者都可以視若無睹,他們只著力狙擊一些「改革」者的涉嫌行為不儉(例如個別泛民議員涉嫌沒有申報個人接受捐款),以及樂此不疲的跟隨中共無限誇大「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

而那些當年被殖民政府苛待,被中共「提早收回香港」嚇怕,已經不用擔當鎮壓機器的前線退休警員,今天看到中共已不避忌「君臨香港」,看到大批「愛國」者「與你同行」,慫恿警隊仇視「改革」、「抗爭」者時,會有甚麼感想,又有甚麼話要對你們的晚輩說?

One response to “看《1967》,講愛國vs自治

  1. 為何中國不提早收回香港?- 1969年英國外交部絕密報告的評估 輔仁網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6/15/75350

    //一份編號為FCO 40/160,題目為Hong Kon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Office)最高機密(Top Secret)檔案。該檔案中,有一份長達數十頁的報告,題為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是由英國外交部於1969年寫好,內容已得到各相關部門同意,並準備交給英國內閣屬下專責香港事務的部長委員會(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Hong Kong, Cabinet)討論的。1967年的左派暴動(土共稱為「反英抗暴」),令英國人非常憂慮中國會在短期內,不經談判就收回香港,這種想法,促使英國政府研究香港的前途,然後寫成報告。

    中國如何得益於英屬香港?
    主要是經濟利益,但亦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報告指出當時中國在香港的經濟得益如下:
    (1) 最重要的外匯收益來源。1966年,中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外匯收入,是透過香港賺取的,當中包括出口貨品到香港(當中約一半為食物)的收益、經香港寄往中國的海外華人匯款,以及在香港的金融及商業投資。這些在香港的收入,通常會兌換為英鎊,用來購買西歐工業國家的產品,以及加拿大和澳洲的穀物。

    (2) 透過香港出口貨品至世界各地。當時中國輸往香港的貨品總值中,約有五分之一是經香港轉口至外國的。因為香港的公司,比中國的外貿機關,更擅於處理各式各樣的海外小額訂單,而香港的各種商貿及銀行服務,亦便利了中國的對外貿易。

    (3) 當時很多國家未與北京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與這些國家貿易,通常在香港商談及成交簽約。

    或許不少讀者認為,上述的經濟利益,實屬老生常談,筆者首次閱讀這份報告時,亦有同感,可是下列的非經濟利益,有些係筆者未有認真想過:

    (1) 香港既是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亦是中國對外「政治顛覆宣傳」的基地。

    (2) 中國可利用香港作「人質」,迫使英國以至其他國家對中國讓步。

    (3) 香港是一度安全活門,用以舒緩華南地區人民的不滿情緒。若然當地人民連逃往香港的希望也沒有,其不滿情緒可能會失控。而對中國政府來說,華南地區往往是最棘手的地區。

    報告亦認為,若中國政府提早收回香港,不但在經濟上受損,更會令北京面對以下問題:

    (1) 中國收回香港後,將面對種種管治困難。大部份香港居民會因北京管治而很沮喪,再者,香港是一個複雜的經濟體系,北京並無能力維持其運作,這可能使北京要將大量香港居民,遷徙到中國內地。

    (2) 中國會面對難以預計的國際反彈,尤其是美國的反應。

    同時,報告亦提到對於北京來說,香港只是遠方蠻夷地帶一角的小問題,北京可隨時施壓來解決之;據報周恩來總理最近就說:「這個問題不應由總理親自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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