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講話》「罸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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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的,的確有人這樣做,而且不止一個人,而是一百人,當中包括一些香港人也熟悉的中國作家,如賈平凹、韓少功、劉心武、莫言、王蒙等。

原來此舉是為了「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由大陸作家出版社找來100位「資深」文藝工作者 ,每人付1000人民幣報酬,抄寫一段《講話》。灰記覺得如此「紀念活動」,實屬荒謬,只能戲謔為「罸抄」。被「罸抄」者顯然不是為區區一千大洋,蓋身為體制內的名家,賺錢的門路多著。看來,覺得要應酬這個「俾面」派對吧,「毛主席」和「黨」始終還是要「俾面」的。

灰記在互聯網看到這則消息,也別有感觸,無他,但凡左傾或左傾過的人,都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多少感好奇,多少有所涉獵。而那些左傾/曾經左傾的文藝愛好者,包括灰記,應該沒有不讀過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灰記年輕時於北美留學,短暫時間與當地的毛派組織過從甚密,自然也「拜讀」過《延安講話》,而且是由那些外國毛派分子推介,他們都看過英文版的Yan’an Talk,以及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寫延安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相信很多西方毛派分子,都受《西行漫記》的影響,把延安想像成革命聖地,把毛澤東想像成不拘一格,與革命群眾走在一起的革命英雄。灰記也承認當年讀了《西行漫記》,對中共和毛澤東多了不少好感。

這些西方毛派分子大部分都同灰記差不多,不是大學生,就是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出身工人階級的比較少,大家都帶著「小資」的罪咎感,希望改變自己的世界觀。既然聲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就是為工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顛覆資本主義制度。既然一切都要以服務工人/無產階級為目標,文宣方面也不能例外,正所謂文藝為政治服務。

《延安講話》表面上是針對中國抗戰時期,統一戰線下,進入了「解放區」的左傾/進步文藝工作者如何改造好自己,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所謂要深入群眾,了解群眾,成為群眾一分子,說群眾的話,而不是「高高在上」,講一些群眾不明白的說話,脫離群眾,諸如此類。

灰記年青時也著實思考過文藝應該為誰服務,為何而作。《講話》的要求,最終不能說服灰記這個「該死」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覺得沒有個性的文藝作品,令人難以忍受︰一個人怎也很難改造成只講集體、清教徒式的文藝步兵,這樣只會作出千篇一律的悶蛋東西。事實上,除了蘇聯建立初期,斯大林未完全建立獨裁體制之前,有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如愛森斯坦、維爾托夫的電影,視覺藝術的結構主義等,令人耳目一新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文藝,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下,都是歌頌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形式主義貨色。中國去到「文革」時期竟然只剩下八部樣板戲。

而最重要是多看了有關延安整風的書籍(其中包括近年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以及知道延安時期,一些有獨立思考的人的命運後,令灰記對《講話》更加有看法。

這篇講話是中共建立了延安根據地後,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共一元化統治逐漸形成過程的重要文獻,而且是毛澤東在劉少奇等支持下,開展打擊內部政敵,樹立絕對權威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產物。今天不少「醒覺」了的中共老黨員,都認為要重新審視延安整風的禍害,就是它被利用來建立共產黨,以至毛澤東的獨裁,以及對黨員以至非黨員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剝奪。

阮一峰的網絡日誌圖片

延安整風的一大主角及受害者是王實味。1942年初開始,毛澤東說要整頓黨員幹部作風,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實際上是要「整肅」王明和周恩來這些曾經反對過他的人,不單如此,還要搞消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整風運動 ,要求黨員幹部到中央黨校學習,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索性自任校長。由於起初黨員欠缺積極性,於是鼓勵那些由國統區來追隨革命的人,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批評意見。

在延安魯迅文藝學院負責翻譯馬列作品的王實味早對中共的特權思想不滿,他和一些人合著《野百合花》批評中共的特權觀念。他在文章寫道︰「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青年懷著抗日熱情來到延安,卻發現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進行,一派『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還說在路上聽到兩個女青年的講話︰

「『(某領導)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甚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透過這些對話,反映了不少延安革命青年的不滿。他還批評「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等級制度,最高級領導吃的和穿的最好,一般革命群眾吃得很差,穿得也不好。老實講原則的王實味還把這些現象指向制度根源,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统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後,得到不少共嗚。有人陸續揭露「革命聖地」的陰暗面,對領導的長官意志表示不滿。女作家丁玲也寫了《三八節有感》,訴說在延安所感受到的性別不平及婦女壓迫。

本來,這些對革命理想有所追求,追隨共產黨搞革命的人,即使言論激烈了一些,如果是一個真正講求民主進步的政黨,應該虛心接受批評,如言論有不實之處,也應該擺事實來作出反駁,更何況是你共產黨叫人來幫助你整風。但事實上,中共雖然在國統區大談民主,批評國民黨獨裁,在自己地盤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王實味因為洞悉中共的獨裁與虛偽,並且宣諸於口,結果命運十分悲慘,毛澤東為了消減王實味的影響力,把他打成反黨分子、托匪及國民黨特務,並長期關押,直至1947年秘密處決。同時,又大肆批判那些宣洩不滿的人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於是一大部分人包括丁玲,被迫檢討及參與批鬥王實味。 後來更開展一連串政治運動,包括審幹運動、拯救運動,目的都是要把來延安參加革命的人,修理成聽話馴服的黨的工具。

延安整風的整個模式在往後的政治運動不斷被重複,包括五七年的「反右」,又是先鼓勵黨內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講明言之者無罪,但最終製造出「章羅反黨聯盟」及五十萬「右派」分子,無數人家破人亡。「文革」亦是先鼓動單位基層人員及青年學生,即所謂紅衛兵,批判領導/當權派,暢所欲言,後來更發動武鬥,無數人受害,包括之前種種先前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一旦成功打倒政敵,即被迫害至死的劉少奇,那些被利用完畢的青年很多被迫上山下鄉,命運悲慘。

而中共官員的特權思想、階級觀念,則越演越烈,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更由於缺乏黨內外民主,權力沒有制衡,成了貪得無厭,高高在上的利益集團。

因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無殺氣騰騰的語句,但結合由延安整風開始逐漸建立起來的中共毛澤東極權統治來看,如果真的要「紀念」的話,就是要深入探討《講話》與整風的關係,清算《講話》和延安整風的禍害,而不是把《講話》當「聖經」來抄寫。

幸而在中共還未能全面控制的網上世界,充滿對這100位名家收一千元「罸抄」《講話》批評之聲,證明時代畢竟進步,「普通人」往往比文藝「精英」更有識見。

「『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百姓說人話』這伙文人做不到,沒風骨」

「這事關一個作家的基本操守,不可隨意,亦不可大意。有這個《講話》在,說創作自由,就是一句空話。還有,不管打甚麼旗號,在中國文學藝術界,希望永遠終結人整人的歷史,如王實味那樣的悲劇不可重演!」

「好了傷疤忘了痛,這幫恬不知恥的東西」

「一群犬儒」

「《講話》為後來搞文化專制,迫害知識分子提供了理論基礎」

「中共發動的那一場『意在進一步整殺全中共國知識份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絕對思想统治』的政治運動,講清楚了。他指出,中共從此徹底地喪失了思想,中共國的知識界從此成了共產黨统治思想機器的一個部份,它的罪惡源遠流長,甚至直到今天還在控制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的靈魂,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思想统治下既自號『自由派』、又自稱是『精英』的知識份子。」 

「不知死於文革的趙樹理,老舍,田漢等文藝界人士在天之靈如何看。」

「這批無骨文人是靠不住的,儘管當中有些人過去吃過許多苦,但是他們為利益所惑,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來。中國文明進步要靠全民覺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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