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與自決 (一)

這幾天,不少人為台灣民主選舉所顯示出來的文明素質鼓掌,也為台灣人能夠自由運用手中的選票,台灣人能免於大陸當局的說三道四,而讚嘆不已。有作家便在報章專欄寫道︰「(中共)這種不發一言的做法,在香港社會留下很奇異的印記﹕香港這些年沒有一刻能夠享受類似的政治靜謐。惡形惡相和惡言惡語,以一國和兩制的主客互換進入我們的政治生活;那是聒噪的人生體驗,簡單而言是令人感到討厭。難得是台灣能令世界上最喜歡說話的政治組織閉嘴,太了不起。」

這篇名為︰「不要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的文章,把台灣的民主進程和香港的「沉淪」放在一起談,因為作者安裕認為香港社會對台灣選舉的關注和關切,是一種唇亡齒寒的入神凝視,「老實說,馬英九或蔡英文當選,對香港七百萬人的宏觀影響並不深邃,關心的是有沒有能力抵擋北京的各式介入或干擾」。

在中共暗地裡大打經濟牌,特別對台灣大資本家的籠絡,企圖影響台灣政局的前提下,作者仍對台灣人寄予厚望,認為台灣不會如香港般讓中共予取予携︰「不容北京承認還是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國際人格;台灣有極其光輝的爭取民主傳統,從兩蔣黑暗時代的殷海光到小蔣時代的黃信介,還有數之不盡的施明德康寧祥李敖許信良等等等等。那是無分統獨的年代,卻是押到警備總司令部把你一口牙齒拔光用刑的日子。那是把你兩條肩膀扭得脫臼讓你像狗那樣趴在地上拷問的日子。那是李敖的書在印刷廠印製時警總派人去搶的日子。台灣民主不是靠吹出來的,鋼鐵是這樣煉成的。」

台灣人為了爭取民主,付出過血的代價,亦孕育出台灣人自決的台獨意識,中共原來用以吸引台灣接受「統一」的「一國兩制」自治構思,到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笑柄,一個讓香港人沮喪的笑柄。不少人都揶揄香港,這個買辦城市,只為別人服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沒有主體性。話雖如此,香港百幾年來在英國人統治下,獨立於中國的政治紛爭之餘,亦成了不少致力改變中國的政治家及革命人士宣揚理念,以至避難之所。香港亦有不少人參與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香港人可以說從來跟中國沒有完全切斷關係,直至共產黨執政後的冷戰歲月。

諷刺的是,香港這個反共為主的社會,也曾出現過反殖運動。主流社會稱為「六七暴動」,傳統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對抗英國人事件,是香港本土針對殖民統治者的抗爭行動,當時港英的鎮壓亦是相當殘酷的。當然,那次抗爭是受大陸文革極左派的影響,領導鬥爭的是中共在港的地下黨,他們幻想香港的英國人跟澳門的葡國人一樣,缺乏統治意志,由當地左派團體主導下當看守政府。那句「不低頭便走頭」的口號,就是幻想港英政府認錯,否則中國便收回香港。

當然,香港左派的「反英抗暴」是跟隨大陸文革「反資反殖」的高調而生,甚至希望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地獄」早日回歸「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並非香港本土自治甚至自決的運動。結果由於中國沒有打算收回香港,英國人政治上亦比葡國人能幹得多,沒有低頭也沒有走頭。英國人的確精明,汲取左派暴動的教訓,採取懷柔政策,增加公共房屋及福利等,香港人逐漸感到「安居樂業」。

其實不只香港,台灣的一些有左翼傾向的年青人,亦曾把台灣蔣介石高壓時代的政治出路寄託於大陸的馬列主義。曾屬香港傳統左派陣營的政論家練乙錚,在其有關台灣大選後感的文章「示範單位悄悄搬家,兩個政府隨你認同」中也寫道︰「…這些人總會有一點政治感覺,當中尤其知識人,總會想到『哪裏才是我的精神家園』這個纏繞國人六十多年的大問題。回想七十年代初,海外華人包括一些台灣留學 生最先組團到大陸參觀,為的就是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當時找到的解答,就是『中國大陸』,以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救中國。幾年之後,這個認識破滅了。」

今天練先生「覺今是而昨非」,信奉自由主義,高度評價台灣模式,認為值得大陸借鏡︰「在民間『九二共識』之下,愈來愈多人會接受『台灣論述』為中國發展道路。這是很好的傾向,最能引導兩岸良性政治競爭,慢慢促進大陸當權左派最怕最恨的和平演變。」

練先生是否過於樂觀?台灣人是否認同大陸的民主改革是兩岸「長久和平」的「關鍵」?這是後話。練生所講的認識破滅,香港人所受的衝擊更大,先是「四人幫」倒台,令不少當時緊跟中共當權派的所謂「國粹派」,相信包括練生,理想幻滅。香港較有本土意識的「民主覺醒」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大批土生土長的香港第二代受教育成長,期望香港盡快民主化之餘,亦寄望大陸政治改革落實,走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事與願違,中共只願跟英國人談判,把香港廣大民眾的政治訴求壓抑,而英國人只把香港人作為談判的政治籌碼,並非真心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而「六四」血腥鎮壓大陸的民主運動,更讓香港人恐懼和憤怒。

只是恐懼蓋過憤怒,未能化悲憤為抗爭的力量。有能力的想著移民買保險,沒有形成更堅定的民主自治運動。有人歸咎於殖民地的非政治化教育成功,香港人深受買辦文化影響,被譏為經濟動物,識時務者,不敢硬碰強權,只能旁觀中英政治角力,還幻想英國人為自己爭取更好「自治條件」。然而,香港的經驗也是「獨一無二」,五十年代前是大陸人自由出入的地方,是外國人和中國人作貿易,中國人逃避大陸政治動盪的「避難」之所,但這些中國人會隨時回到大陸。五十年代以後西方的圍堵和中共的鎖國,才令大批政治和經濟難民「滯留」香港,不得不作長遠打算。而由於中共要長期利用香港這個窗口,西方亦要利用香港作為加工和貿易港口,才造就香港的經濟起飛。於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在八十年代才開始形成。

香港人主流的反共意識,加上中共統治大陸的失敗,民生凋蔽,令香港人逐漸發展出一種優越感,開始看不起大陸人,不過那時香港人比較自信,希望「教育」「落後」的大陸人。但隨著英國人把香港移交中國,隨著中國經濟起飛,香港人越來越感受來自大陸各方面的競爭和威脅。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中共的君臨姿態,令香港人更形壓抑。大家看著港式自治的不湯不水,又沒有勇氣起來要求當家作主,於是只能把怨氣發洩於更弱勢身上,中產嫌棄基層,基層嫌棄綜緩戶及新移民。當然也有仇富,但沒有發展成反對資本集團操控香港經濟,反對中共走上層路線,妄顧香港廣大基層利益,要求真正為廣大市民著想的自治。

香港人對高度自治充滿無力感,卻只能把不滿宣諸同屬被中共專制統治影響的大陸居民,把他們看成異類。政客們,特別親北京的建制派,都利用港人這種排大陸情緒撈取政治本錢。方法是不惜放棄自治,主動要求中共釋法,干預香港內政,只為了排拒在港出生的非港人子女擁有居留權,重現99年主流共識要求人大釋法,剝奪港人內地子女居留權一樣。香港人沒有汲取教訓,沒有魄力捍衛香港的法治,或其他文明價值,更沒有魄力把「壞事」變好事,即香港出生率低,藉內地以至其他外來人口補充,及早做好教育、房屋等配套,培育更多精壯的人口充實香港社會。

這一切需要有人民授權,有政治理念的執政者才可能經營。香港式非驢非馬,割裂的所謂自治。特首由一小撮人選出,他們絕大部分看中共及香港既得利益者的面色辦事,立法會只有一半議席直選產生,功能組別往往成為任何改革的重大障礙。這一切也已屬老生常談。最近更有評論指,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與自治息息相關的普選議題,將讓路給近日爭持激烈的香港人和大陸人的「族群」身份爭議,以往靠打普選牌的泛民主黨派,很容易被建制派煽動的「民粹主義」所擊倒,例子是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利用外傭居權案所引發的排外情緒,令公民黨招架乏力而慘敗(公民黨有成員替外傭打官司)。

今年立法會選舉結果是否如評論所言,拭目以待。果真如此,香港人將為排斥內地人(而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內地移民或其下一代),付出斷送自治的代價。因為建制派的得逞,會進一步迎合北京的意旨,進一步削弱香港原已脆弱法治和自由。

事物往往充滿「矛盾」,一方面有很多香港人「厭棄」大陸人,但同時每年「六四」,數以萬計香港人和越來越多內地人一起悼念為中國民主而犧牲的內地人,以至對內地維權活動的關注,在在都說明香港人跟內地人的命運息息相關。灰記反而在想,香港人不必過於自卑,此時此刻,堅決維護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並進一步爭取落實自治,敢於向中共說不,為的不是排拒大陸人,孤島偏安,而是跟內地人一起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

不論台灣人民,香港人民或是大陸人民,也許自治與自決問題的最大關鍵,不是「族群」矛盾,身份的「對立」,也許當家作主的最終目的,並非宣示自己的國民身份,而是建立真正為廣大人民,特別基層人民謀福祉,與廣大人民共同進退的政治社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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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自治與自決 (一)

  1. 我怎麼看都覺得,這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陰謀吧.
    他們故意讓下級的香港政府放縱大陸人進入地狹人稠的香港和本地人爭奪資源,因為香港在各方面都比中國先進,如不管制自然大量湧入
    市民感受到強烈的生存壓力,便會主動要求北京介入,北京提早"一國一制"的目的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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