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的命運

薛健婉(互聯網照片)

這一陣子,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成了世界的焦點。灰記在北美洲的報紙國際版,亦看到大篇幅報道村民反抗收地護村行動的新聞。本地報章以頭條報道村民的抗爭亦屬正常。

面書上有人取笑《蘋果日報》的頭版報道比《明報》慢了一天。可能為了彌補自己的慢動作,《蘋果》標題寫上「民主起義」四字,不知對村民是好事還是壞事。

烏坎村村民能同心合力,堅持竟月,甚至當村黨委和村政府撤走後,自發選出不同宗姓的人當村代表,實行真正自治,是相當了不起的事情。基層民主,中共由八十年代談到現在,雖然有實行村代表的普選,但農村政權仍然要牢牢掌握於中共村黨委,即中共幹部的手中。當然,中共最希望幹部受到村民愛戴,在村代表選舉得到支持,便名正言順成為人民的幹部。但村民往往選上願意為村民也為自己爭取權益的人,這些人大多不是由鄉鎮一級官員委派的村幹部,而是願意挺身而出「對抗」村幹部濫權的村民。

至於幹部為何濫權,為何與村民離心離德,為何村民反對強迫收地的事件此起彼落?大陸很多學者,包括體制內的學者已說了很多。自由派的學者認為政治改革跟不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公權得不到適當制衡而肆意侵犯民權,而大陸新左比較關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是否已深入各領域,好像三農專家溫鐵軍所言,資本尋租最快捷方便是徵地圖利(烏坎事件據悉與地方官員私自變賣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跟發展商碧桂園合作發展房地產有關)。當然,新左的論述往往留有餘地,譬如他們例必指中央早已洞悉問題,利用政策糾正,例如近年對農村的基建投資,對農民減免稅項,打擊非法徵地等。

不過,正如在網絡上非常活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于建嶸,早前在香港的「我在中國」論壇所言,即使中央如何表態支持農民權益,並層壓式要基層幹部執行,但實際上並沒有相應的資源配合,據稱地方財政赤字高達十萬億,政府歸還農民權益的承諾根本沒法實現,再加上體制性的腐敗、貪瀆,地方矛盾衝突便只能在中共中央「關懷」農民下此起彼落。烏坎抗爭只是其中一例,但亦引起于建嶸的關注,《蘋果》報道,他於十二月十八日專程到烏坎,但到東海鎮村口有重警把守,無法進入。他指烏坎事件與官員處置失當有關。

互聯網照片

微博上,有人廣傳薛健婉流淚頭像,她是早幾天懷疑被村幹部打死的臨時村代表薛錦波的女兒,她父親為了替村民討公道而賠上性命(還有幾個村民被官方拘留),父親死後,薛與男友均稱會繼承薛錦波遺志,抗爭下去。于建嶸對照片回應道︰「身為父母,我能無視孩子這悲哀的眼淚?」,然後在深圳網民聲援烏坎的照片上簽名以示支持,其他的簽署人包括大陸法律學者賀衛方、法律學者何兵、律師子李志勇等。

于建嶸在「我在中國」論壇上再三希望基層人民,包括農民,要以法律方式,以非暴大方式抗爭。當時有人問道,如果政府以暴力方式對待民眾,民眾是否有權以暴力抵抗,于建嶸與同場另一講者,獨立作家野夫異口同聲說,民眾當然有權作出抵抗。但他們再三強調非暴力抗爭至關重要,因為他深信一旦發生暴力,受害的仍是基層人民。

官方一方面雙規涉嫌違規徵地賣地的黨員幹部,但另一方面並沒有答應村民派村代表對話解決問題的要求,甚至圍封烏坎,斷水斷糧,又在附近地區調派大批武警在村落外圍把守。據前往當地採訪的記者形容,氣氛肅殺。現在大家關心,官方是否會武力鎮壓,釀成慘案?

無論烏坎村民的命運如何,此事一再反映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已主宰中國大陸,徵地令大批農民失去賴以生活的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的後備軍。在資本主義運作得比較成熟的香港,徵地問題同樣嚴重,新界大批農地被大地產商屯積,隨時等待政府開綠燈大建豪宅;市區舊樓收購強拍,驅趕負擔不起重建後樓價和租金的業主和住客。仍聲稱土地公有的中國大陸,村民上訪仍然有一定理據,所謂依法維權(維權結果則是另一回事),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特區,平民被剝奪基本居權利,卻是在法律的名義下進行。

無論烏坎村民的命運如何,他們團結在理直氣壯的「捍衛公有土地」、「捍衛家園」的旗幟下,得到內地、香港以至國際的關注和支持。但回想香港的「捍衛家園」運動,包括灣仔利東街,包括菜園村,包括深水埗……結果都是家園被毀,抗爭者往往受主流媒體抹黑,甚至被告上法庭。

近兩年,樓價高企的問題越趨嚴重,帶動租金物價飆升,小市民生活大受打擊,大家開始喊出「地產霸權」口號。問題是反地產霸權不能訴諸法律,只能訴諸政治,因為做著與烏坎村幹部及同謀者類似「勾當」的香港發展商,均是在香港法律護航下,在香港最大土地擁有者香港政府合謀下,「理直氣壯」地進行。香港人只能透過政治,迫令政府改變政策,例如修改法例,減少偏坦財團,例如加建公屋,例如引入租金管制等。這些都是涉及不同階級群體的利益,只能透過相互的政治博奕解決。

如果說烏坎事件反映官員有法不依、違法違規等濫權現象,是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公權力沒有適當制衡所造成,那麼香港的「地產霸權」等深層次矛盾卻是法律的不公義問題,如何制衡公權力,也不能制衡金融地產財團的強大胃口。問題還是回到政治,回到為普羅市民利益著想的政治改革。所以說到底,烏坎村民與普羅香港市民實有共同的命運,就是抵抗不同形式的官商資本運作。

附錄︰《傳統復興,對鳥坎村事件的一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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