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穩的經濟與政治

有機會跟一些內地同行交流,不用提出問題,對方已滔滔不絕地訴說「盛世」背後的制度性荒旦。其中一個熱談的話題是為何越維穩越不穩。

內地同行舉一個例子,某地區一向較平靜,沒有發生甚麼大事,最多是某市民投訴住房環境差。突然上級要下撥維穩經費,誰不要經費,地區領導自然樂於接收。有了維穩經費便要派人工作,找維穩對象,於是便想到這位投訴住房環境差的市民,派員跟蹤、監聽等,不在話下。後來發覺他與三兩個人經常聯絡,坐在一起偶然會罵罵政府,於是把維穩網絡擴大,跟縱、監聽他們幾個人。如此這般,很多並非存心跟政府過不去的人,從此便成了監控對象。

不單人成為了監控對象,被監控的人常去的茶室、咖啡店、書店等也要被監控。可以想像,維穩經費就是如此這般的越搞越龐大。

有香港的行家問,大陸近年多了很多群眾性事件,其中會不會是地方政府故意挑起,以「爭取」更多維穩費。大陸行家說不排除這可能性,但中共官員也要講政績,如果群眾性事件鬧大,也會影響仕途。不過,他補充,現在連一些國有大企業也設立了維穩辦,反映「維穩」這個利益紐帶已從國保公安系統延伸至不同企業及部門。內地同行還說,一些企業老總半開玩笑的說,可以動員企業的職工搞工潮,拿取多些維穩經費,然後跟員工分掉那筆錢。

怪不得現在維穩費已超過軍費。除了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維穩一旦成為一種工業,便有其內在運作邏輯,那些從事或兼職任維穩工業的大小幹部,便有了誘因要把行業做大做強,自然覺得社會越亂越好,維穩對象越多越好。

中共捨難取易,以短視的維穩手段,替代法治及體制改革等艱難但長遠較能解決矛盾的方法。在人民利用合法途徑爭取應得權益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維穩工業的發達,只會把越來越多公訴政府人士、上訪人士變成監控對象,令他們走上維權和異議的不歸路。為了表示維穩的必要,監控並不足夠,一定的時間便要抓一批,判刑一批,以示這些維權和異議人士的確「威脅國家安和社會穩定」,然後理所當然的繼續維穩。

可以預期,人民不能利用合法途徑爭取得權益和公義,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得不到制度性的緩解,再加上這個只會把越來越多希望爭取合法權益和公義的人推向對立面的維檼操作,社會只會在維穩工業膨脹下變得越來越動盪,整個大陸變成警察國家,離和諧社會越來越遠。鄧小平那句「穩定壓倒一切」成了咒語。

不單內地遍佈維穩辦,聴聞香港的中資機構也有設立維穩辦。灰記在想,中聯辦一定有維穩辦,否則不會動輒把市民一些合法的抗議活動說成搞亂香港。連司法覆核,這個市民上訴公權力失當的合法行為,也動員「左派」及親建制報紙批評為成政治化、干預政府行政主導、別有用心等,如先前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以及最近外傭居留權司法覆核等。

香港社會矛盾日形尖銳是不爭事實,但香港多少有法治和表達自由作為活塞。但如果港府不認真去解決制度向財團富人傾斜的深層次矛盾,再不堅守一國兩制的防線,讓內地維穩工業輸入,甚至習染內地官場文化,香港的動盪可期,香港利益受剝奪的普羅民眾如大陸民眾般,一是委曲求存,一是走維權的艱險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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