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底層社會的反抗

這是Co-China「我在中國」早兩天舉行的一個論壇的題目。很自然,兩位主講嘉賓均來自大陸的,一位是體制外的自由作家野夫,另一位是體制內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現場觀眾約六十人,絕大部分是操普通話的內地人。而網上直播的觀眾也多來自大陸。

Co-China的負責人杜婷向在場觀眾說,這樣題目的論壇根本不可能在大陸舉行。Co-China可以運作,也多虧有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香港很多人純從經濟角度大聲疾呼要盡快融入中國,否則便會被邊緣化,看不見言論自由的空間對香港人,對內地人同樣重要。而言論自由空間其實相當脆弱,不努力捍衛會隨時消失。對自由的捍衛便要抗拒目前大陸的管治文化,這是與大融合、大一統格格不入。但這種「拒絕融合」卻把中港關心社會政治的人連在一起。

說多了,回到論壇的題目。無論體制外,還是體制內的講者,都同樣指出中國當前矛盾日深,中國最大部分的人︰農民、民工、小職員、下崗工人、退伍軍人等,這一大群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最感受到社會不公。物價高漲,城市底層人士生活艱困,徵地不公,農民生計受損。

野夫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五百個村民因為收地賠償不公,聯名向某省法院起訴省政府,省法院竟然罕有的立案。省政府作為被告,如果開庭一定输,於是省政府要求縣委阻止起訴。他們先從家裡有人任公務員的農民入手,把說服家人退出訴訟作為任務來完成,再軟硬兼施,三四百人撤訴,但最後后仍有十幾個「死硬份子」,無論用怎樣的方法,給幾十萬,甚至百多萬都不肯撤訴。野夫說,這個事情到现在還是懸在這個省的一把劍,如果開庭會输,要巨大的賠償,而且造成先例,全省以至全國效法。不開庭,雖然有政法委的制約,但是法院也不願意承擔不開庭的責任。事情還在膠著。
 
野夫說這是合法抗爭,完全依照政府的遊戲規則。于建嶸認為中國民眾的意識不同於西方人,是講規則還不是講權利。即是要求政府跟規則政策辦事,而不是去質疑這些規則政策是否合理。但即使如此,政府不按規則政策辦事的情況嚴重,才引起民眾的不滿。

野夫也提到底層知識分子的反抗,這種反抗不算合法,但一點不激烈。一些知識份子在網上聯結,在餐廳飲茶、飯聚,討論社會政治事件,行為完全公開透明。這種行為公安、特務也沒有辦法,最多「請喝茶」盤問一番,不能控以任何罪名。年初中國茉莉花事件,他們當中的牽頭人吃了點苦頭,被拘留了十多天。

野夫說現在中國的矛盾已到了「臨界點」,任何一些事情都可以觸發變革/變故。兩位講者都堅持非暴力抗爭。于建嶸寄於法律厚望,認為只要更多人參與,特別律師參與司法維權,從法治入手可改革中國。

有內地人在網上即時提問,暴力抗爭或對政府所施暴力進行抗爭是否可能。野夫說人民當然要對暴力進行抗爭,但他和于建嶸都反對暴力革命。因為誰流血這問題需嚴肅對待,而暴力過後如何解除恐怖,建立民主法治也是一大難題。于建嶸樂觀地說,第一代殺過人的領導已死得八八九九,第二代也過去了,第三代沒有受過暴力革命的洗禮,有機會和解,應該可以利用非暴力的博奕迫使他們進行改革。

不過,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了一位現場觀眾,他說︰「他的意識我覺得有很大的問题,中國暴力革命這條路行不通,只能要求當政者來遵守規範,遵守規則。但我覺得這裡面牽扯到了一個很嚴重的邏輯上的問题,既然暴力革命行不通,當局也知道這一點,那麼為甚麼要和你坐下來談呢?你有什麼本錢來要求它和你用遊戲規則來玩呢?我覺得這是個他沒有回答清楚的問題,而且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本質的問題。」

暴力與非暴力抗爭/革命,的確是很大的一個問題。不過,灰記似始終覺得,中國人老百姓要求當局遵守遊戲規則已是很卑微的願望,果真弄至暴力四起,也是中共的改革不作為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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