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黑玫瑰

「雄仔叔叔」曾經在法國和其他流浪者分享免費麵包;「雄仔叔叔」曾聽人說,歐洲農民起義,遍地黑玫瑰。

人稱「雄仔叔叔」的阮志雄,是十分受小朋友歡迎的「講故佬」。最近他舉行三場獨腳故事劇場,名為《麵包與黑玫瑰—-世代接力的情詩》。觀眾以成年人為主。

雖曰情詩,講的不是男女之情,更多是「革命」同志之情,父子之情,與小朋友交往之情。徘徊於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始創者)與馬克思(共產主義始創者)之間,然而察覺得「革命」的不確定性,然後失落,然後受「八十後」抗爭的鼓舞,「雄仔叔叔」的「革命」與人生故事,也算是灰記那代人的一條軌跡。儘管無政府主義者,如同托洛茨基主義者一樣,在香港人數極少。然而,他們的獨立自主意識,及走在反資反殖的前端,對比事事聽命中共的香港傳統左派/ 國粹派,以及後來由自由主義者為主所組成的民主派,特別無政府主義者那種抛開國族主義思維,希望人類真正平等、自由地生活的「革命」理想,亦訴說了這個龍蛇混雜的殖民地,除了國粹與賣辦、親共和反共思想之外,還有更「另類」的選擇。

七十年代初,「雄仔叔叔」由辦學生報被反共的天主教學校老師斥為共產黨,以至被趕出校,參與了莫昭如、傅魯炳等無政府主義者主辦的《七零年代》雜誌。然後到工廠鼓動工人佔領工廠,鼓勵市民不交租、不交電費,以抗議政府帶頭加價,被警方拘捕。「雄仔叔叔」派傳單鼓勵工人佔領工廠時,遇到在工廠工作的爸爸,爸爸疑問自己每天工作十多小時,還要二十四小時佔領工廠嗎?但仍拿了一些傳單,對他說即管看其他工友是否有興趣佔領工廠。雄仔叔叔」從警署出來,爸爸輕撫他的背部,輕聲的說不要再搞了。「雄仔叔叔」卻聽出了鼓勵的說話。

那時興起「革命流浪」,「雄仔叔叔」出走歐美,先後在加拿大、法國等地求學及生活。那時候已離法國學生運動十年,但「雄仔叔叔」仍嚮往「革命」,嚮往自由,特別嚮往吉卜賽人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的流浪生活,鄙視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崇拜及自私自利,與不同國籍的人分享從巴黎大學領取的免費食品,到處流浪。八十年代初回到香港,正值經濟起飛,一般人生活有所改善,「革命」潮流退卻,但仍跟隨莫昭如搞民眾劇場,卻落不了社區,欣賞的沒有多少個民眾。

在劇場裏,「雄仔叔叔」訴說自己染上頑疾的故事,以為染上了頑疾,令他不能投入社會運動,卻原來是不能投入社會運動,令他生病。除了看中醫,「雄仔叔叔」沒有明言是否因為與幼童常在一起,令他的「病情」好轉。但幼童的創造力與直觀令他吸收了不少養份。

令「雄仔叔叔」重拾「革命」志趣的是反世貿、保衛天星皇后、喜帖街等運動的興起。儘管時代不同,今天的「八十後」影照當年的他們,今天的「八十後」亦有談反殖反資。不過,今天的「八十後」好像少了他們當年的「革命」術語,也好像不大講究馬克思與巴枯寧。然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橫衝直撞之時,這位回歸香港,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的中年人,與面對龐大國家機器,強調本土行動的年青人有了交匯點。

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脫離國族主義的羈絆,灰記也為之嚮往。至於是馬克思還是巴枯寧的「革命」,灰記與「雄仔叔叔」同樣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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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模式」與政治參與

在面書上看到一位在倫敦留學的「馬列主義」朋友,和中國新左派學者汪暉的閒談。「『您說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演變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綜合體,而新一代的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自己的階級組織和政治代表。這情況,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在這種條件下,您認為以《08憲章》一類的政治要求為基礎的運動,有可能促使中國發生蘇聯式的劇變嗎?』汪皺眉凝思了一陣子,然後肯定的回答我,說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在目前還是極小的。他以關於『重慶模式』的討論為例,說這些討論,已經遠遠超過了重慶當局舉措的範圍,在某程度上是對《08》提出的模式的一種回應。在中國基層社會還在熱烈討論這種話題的情況下,《08》類的東西,是暫時不會得勢的。」

「重慶模式」被內地新左派熱烈討論,香港《文匯報》大讚是解決當今中國種種矛盾的一個楷模,較突出是推出類似香港的公屋解決平民百姓的居住問題,官員到最貧困的農村體驗,真實了解貧困戶的實際困難等。灰記以為無論薄熙來如何勇猛,如何真心為民,沒有政治改革作配合,即人民有實際權力監督政府官員,「重慶模式」如何理想化,在今日「中國共產黨已經演變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綜合體」時,如何能「執政為民」呢?(不去談薄熙來「唱紅打黑」的無法無天)。

的確,蘇聯解體並沒有為蘇聯東歐人民帶來一個較公平、公義的制度。貧富懸殊、福利銳減、失業高企、生活無保障等新自由主義弊端湧現。然而,當年蘇聯、東歐的劇變不純然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人民對斯大林模式的專政體制的反感與反抗也是鐵一般的事實。中共要避免重蹈前蘇聯集團的覆轍,至少也應如溫家寶所說,切實進行政治改革。所謂政治改革,不外乎減輕中共壟斷權力的程度,即所謂放權,或增加人民監督執政黨的權力。

「馬列主義」朋友關注的中國工人階級組織和政治代表問題,應爭取開放黨禁,要求言論和結社自由等來解決,即要求政治改革。當中有和《08憲章》訴求重叠的地方,不能因為劉曉波是自由主義者,不能因為害怕中國重蹈蘇聯東歐集團的覆轍,而迴避政治改革的訴求,甚至要主動譴責中共政治寸步不讓的僵硬和專橫。

以人民政治參與作為政治改革的一步,《蘋果》的「蘋論」六月十日有一則頗有趣的評論兼報道。事緣江西退休女工劉萍五月宣布參選地區人大,原獲十七名選民推薦(最少需十名推薦人),當局為了阻撓這位「獨立候選人」參選,竟逐一約談推薦人,又拘押劉萍等人多日,最終宣布只有七名推薦人有效,劉不能成為候選人。

事件引起越來越多維權人士、律師、知識分子宣佈獨立參選,但官方則利用威嚇、阻撓手段對付。而官方的《環球時報》社評更批評獨立參選人一直在學習西方反對派,「試圖把中國求同存異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對抗性文化。」一些學者則聲援劉萍及其他獨立參選人。但人大法工委則「解釋」說︰「中國只有由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和選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經討論、協商或經預選確定的『正式代表候選人』,沒有所謂的『獨立候選人』」。

不知道四處宣揚政治改革的溫家寶看到這情況有何說法,是否獨立候選人不夠包容,是否參選就是對抗?中國憲法不是說人民有參選和被選權嗎?為甚麼人家要獨立參選呢?因為在四個堅持下,結社組黨是「大逆不道」之事,很多人企圖組黨被判刑。人家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結社權利,又被你判刑,行使憲法賦予的選舉權利,又說沒有所謂「獨立候選人」。你叫政治改革如何進行?你中共有龐大資源,人力物力,為何害怕區區「獨立候選人」?莫非對人民群眾沒信心?

「馬列主義」朋友、汪暉等批評西方民主沒有解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問題,這的確是資產階級民主的缺失。然而,當中共已蛻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的綜合體」時,要發展能與工、農走在一起的組織,要推行解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民主改革,也要從落實言論自由,開放參選權做起吧。否則一味批評西方民主的不足,一味憂慮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不敢觸及中國政治體制之病,跟中共的同路人有何分別?

高官的「原罪」

香港公務員有「原罪」,指的是九七前進入港英政府的公務員,越早進入港府,可能「原罪」感越強。說有「原罪」,當然是指那些手中有權力的高官,而不是那些為了安穩生活而加入港府的中、下層公務員。

中國人所謂「改朝換代」,前朝舊臣要獲得新主子的歡心,或至少希望留効,多少也要表現忠誠,多少要打倒昨日之我。以往歷代的皇朝如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也不能免俗,都是要求絕對忠誠。中共甚至比歷代皇朝更講究改造人的心靈。

香港的高官們,年紀一般都不小,多少對當代中國有點認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執政之初,民主黨派人士以至一些投誠的國民黨官員被納入中共建制,當其有名無實的官員。他們都有不夠進步,或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原罪」,都要戰戰兢兢做官做人,因為政治生命,以至生計都操控在中共官員手中。那時「社會主義」或「新民主主義」是新生事物,所謂以工農為基礎的政權,理論上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的政權,一些非共官員也真心相信實行這些主義可以為人民謀幸福。

沒有人否認中共建國頭幾年氣象一新,在連年戰爭以及國民黨腐敗統治下走過來的中國人民,特別窮人生活的確有所改善。但隨著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越來越好大喜功,急於求成,不講自然規律,不理人民的承受能力,災難一個接一個。而那些苦無實權的非共官員,亦感受到中共專權,缺乏制衡之害。

但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對共產黨獨攬大權,所謂黨天下的批評觸怒毛澤東及中共高層,以「反右」還以顏色。「反右」的結果是讓民主黨派及前朝官員更貼貼服服,不敢亂說亂動。當中一些「積極份子」為了表示絕對跟黨走,還會主動「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以求獲得共產黨的信任。

今天的中國民主黨派進一步沉淪,成了中共養著的政治花瓶,在政協為中共搖旗吶喊。今天中共蛻變成權錢利益集團,不講工農幸福,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愛國主義。今天的香港高官是否可跟當年的民主黨派/投誠官員作比較?在一國兩制下,理論上這群港府高官仍然主管香港內部事務,但在中共權錢利益集團越來越強硬,越來越講「維穩」的現實下,要「上位」、要保官位的港府高官只能看中共官僚的面色做官做人,要顯示跟大陸的官僚接軌,要打倒昨日的我。幸而暴富起來的中共已跟香港資本家有很多共同語言,甚至共同利益,這群港英時期已習慣照顧資本家、大財團的高官們要適應的只是由講英語,轉為講普通話,不用高喊革命口號。

然而,港英高官也罷,轉投中共懷抱的前朝建制精英也罷,中共走資是一回事,曾為港英殖民政府賣命又是另一回事。為了洗刷「原罪」,對新主子仍要表現得無比忠誠。在今天只講「愛國」的中共眼皮下,便只能表現「愛國」的「赤誠」。所以未來特首黑馬范太要閉門教訓學生不可以批判「祖國」,所以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說「六四」只是歷史長河的沙沙石石,學生要向前看(她在福建中學聯校畢業禮演講大談國民教育不是洗腦)。

謝太還舉了探訪美國一個家庭為例,說有一對老夫婦兒子在越戰中死亡,老夫婦對當年的徵兵制度很不滿,亦痛恨政府的做法,但不影響他們愛美國的情懷,家中掛有美國國旗。灰記對美帝侵略他國一向反感,當年美國反越戰及各種進步的社會運動,如黑人民權運動、婦解運動、以至左翼政治運動,都是衝著美國的政府及社會政治制度而來,亦促進美國的人權和自由。為何謝太不叫學生學習當年美國年青人的反叛及批判精神,而單單講愛國呢?

謝太又以誰沒有犯錯及做了後悔的事為中共開脫。問題是中共至今仍然不肯認錯,甚至六四死難者家屬不能自由公開地拜祭逝去的摯親,日常行動受監控,中共如此倒行逆施也不能批評嗎?為甚麼一個理論上要向人民問責的政權不能被批評,這不是愚忠式、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嗎?

灰記以為謝太這類帶著「原罪」的前港英高官,從來心中沒有向人民問責的思維,只求向主子負責。以前是港英,今日是中共。所以今天自我吹催眠/洗腦也好,投其所好也好,宣揚中共式「愛國主義」以表絕對忠誠最自然不過。

神秘的「國情教育」

德育及國民教育諮詢惹起爭議,但能否扭轉硬銷「愛國主義」的「大趨勢」,只能繼續關注。眼見香港人心不「歸順」,廿三條立法以限制表達、資訊自由,國民教育以訓練國家至上的「愚忠」思維,中共及香港統治階層要「製造」一群「新人類」企圖再明顯不過。

至於這些大動作能否得逞,關鍵還是大家據理力爭及抵制。這些「巨大」工程並非「只爭朝夕」,十年、二十年,香港的光景會是怎樣,香港的未來一代會是怎樣,取決於大家不願做順民的決心有多大。

與採訪過傳統「愛國」學校的同行談起,這類學校的校長和老師的一些看法很值得玩味。例如當很多同行以及不少社運人士指,香港傳媒越來越自我審查,不敢過多批評中共政權,很多內地的維權、群眾性事件都沒有報道。「愛國」學校校長及老師均異口同聲說香港傳媒傾向負面報道中國,所以國民教育引導學生正面看中國是一種平衡。

老實說,香港除了小部分傳媒還敢較大膽批評中共之外,大部分傳媒均十分「識做」,中國的盛事必然大張旗鼓報道。但中國大陸的畸型發展的確有很大問題,負面新聞不斷發生,香港傳媒除了黨報以外,很難視若無睹,完全不予報道。但在「愛國」校長及老師眼中,這依然是不可接受的「負面」消息「氾濫」。因此他有「必要」唱好中國,向學生灌輸今天中國的成就得來不易。

在這樣的灌輸下,學生會怎樣看「爭議性」事件呢?舉劉曉波為例,「愛國」學生會說劉曉波明知鼓吹改變現行政治體制,會觸犯「煽動顛覆政權罪」,是知法犯法;又舉「六四」為例,他們會說軍人用槍炮對付人民,因為有人民打傷了軍人,或者索性質疑血腥鎮壓的恐怖畫面是否真實。灰記以為,就是這種強調體諒國家,以大局為重,強調服從的教育,令學生喪失了人道關懷。

但這種「國情教育」只會越來越盛行。由香港友好協進會主辦的人代、政協到學校介紹國情,不歡迎傳媒採訪,即使學校不表示反對也要閉門進行。為甚麼?看看《蘋果》六月五日的報道︰「一名中學生昨在支聯會論壇上,踢爆范太前日到訪其學校時,一味唱好內地經濟發展,又教訓學生︰『如果真係愛中國,就唔應該直接當面鬧中國』,否則是『落中國面』。」范太又說民主、人權、普世價值這些東西,只是經濟上的一種工具。又說廿三條立法無損言論自由等。

觀乎范太「忠於國家忠於黨」的表現,閉門說這些話毫不出奇,而且就是要向學生灌輪「愛國」思想才要閉門,才要神神秘秘,才不被只會「負面」報道的傳媒「干擾」。

要來的終會來,無論特首以至特區官員,要當官的便只能越來越聽命於中共。關鍵是學生也好,家長也好,老師也好,校長也好,市民也好,如何堅持人道價值,抵抗洶湧而持久的「國民改造」工程!

廿二年前,支聯會的二三事

Ryanne Lai 拍攝

廿二年來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合法、公開紀念當年爭取民主,最終被中共軍隊血腥鎮壓的大陸學生和人民的集會。集會參加人數有起跌,但規模相當龐大,這三年參加人數都十多二十萬,今年支聯會說有十五萬人。灰記以為,廿年後如此多人紀念「六四」,跟年輕一代更重視自由民主,港人眼見中共越趨強硬有關。以主流「泛民」為核心的支聯會常委們要緊記人民的意願,政改一役願意跟中共妥協,是否「出賣港人利益」,由歷史驗證,但未來的廿三條立法及接踵而對港人權利的打壓和限制,主流「泛民」是否有足夠意志堅拒,對願意公民抗命的市民作出實質支援,甚至站在同一陣線,而非抱事不關己的態度,實在是一大考驗。

支聯會這面旗幟自有其重大意義,每年更多人內地人來港了解「六四」也好,過來人重拾當年理想也好,香港人被喚起的民主自由意識不死也好,都是香港「獨特」歷史的標記。不過,對灰記而言,所謂繼承華叔民主理想,不必特別強調了。民主是大眾之事,支聯會或其他社會政治事件是大眾之事,不是一兩位「領導」的英明,香港人應該更加進化。

至於說到華叔「反倒退」的策略成功,很多人未必認同。不少香港人不希望中港兩地的政治社會倒退,越來越多人且希望打開抗爭缺口,例如近年「八十後」的反高鐵、反地產霸權、反官商勾結,撐基層,以至關注聲援內地維權、反收地,反血汗工廠等行動,已經超越主流「泛民」關注的議題。他們不認為港人應該偏安一隅,被動式地回應政治社會事件,而是主動令市民衝破傳統「大市場、小政府」、大商家主導經濟的思維,思考香港未來的生活方式,如何重建基層的自主生活和社區經濟,以對抗全球化資本的肆虐。這其實是中港兩地人民的共同課題。

這些思維和行動尚需深化,目前難言成效,但絕對超越「反倒退」思維。尤記得房署賤賣公屋商場,培植領匯這個隻大怪獸,「泛民」主流如民主黨(好像公民黨也是),與建制派一樣全力支持政府。「泛民」政治社會觸覺不及一位盧婆婆(反對領匯上市)。如今公屋居民的社區經濟進一步凋謝,基層市民飽受貴價物品之苦,主流「泛民」難辭其咎。

因此,《明周》的特刊希望疏理傳統「英明領導」論述之外,普通人以及集體智慧的角色。平民百姓往往是推動歷史進程的中流砥柱,「英明領導」當然有其歷史使命,但很多時都是因緣際會,並非一向英明。

例如黎則奮所回憶八九年四、五月香港的氣氛。胡耀邦逝世,最早響應北京學生行動的就是普通市民及並非當時民主派主流的小組織。最早關注和聲援八九學運的是「四五行動」,這個組織有信奉解放神學的宗教人士,有托派,前學運社會派人士。另外還有學聯,他們在遮打花園舉行的五四集會,灰記也在場。當時民主派主流「民促會」,即後來分別組成民主黨、民協等政治組織的團體遲遲未表態。張文光回憶道,是杜學魁(葉鍚恩的丈夫,已故)眼見「民促會」的不作為,「中國發生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民促會』仍然在問香港民主派應否介入,我覺得不恰當,我會退出『民促會』。」這番話才令民促會決定支持中國學運。

另一位退出政界多年的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前主席黃偉雄憶述,「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黃偉雄的憶述是否正確,因為已找不到當時的會議記錄,很難定斷。不過,李永達憶述,當時民主派有人在基本法草委會和諮詢委會(如司徒華、李柱銘是草委,李永達是諮委),考慮到與中方的關係,「……一旦和共產黨衝突,我們就成了反動勢力了,要不要讓自己墮入這個軌迹呢?」政治老練的司徒華絕對有可能在思考這些問題。

從各人的回憶,似乎最早看到國內學運的重大政治契機,最早提出要成立一個聯合陣線,支援內地學運的人是已故的托派前領袖吳仲賢。不過,當支聯會成立以後,無論他如何忍讓,始終因為以「民促會」及屬下區議員辦事處等地方組織佔主導,因為華叔對托派固有的成見而做不了常委。

無論如何,支聯會這個「群眾組織」並非由華叔創立,華叔亦其並非率先響應內地學運的先行者。當然,沒有人要抹殺華叔的貢獻,但灰記反對「造神」,也反對違反民主作風的行為。正如黎則奮所言︰「……革命的意思就是這樣,群眾是自發的。不要忘記,那時未有『支聯會』,但隨便一個裝修佬、的士佬,都可以召集幾千人。如果後來組成的『支聯會』能以個人做會員,隨時有幾十萬群眾,要求直選都得,但它組成時卻以團體為會員,層層控制,像共產黨。」

熟悉「Q仔」黎則奮的人都會笑他是「革命樂觀主義」/「革命浪漫主義」。不過,灰記認同黎則奮對主流「泛民」這些傳統政治人的觀察。他們當然需要「群眾」,否則民主派的名義也打不響。但他們也不信任「群眾」,很怕「亂」,很怕「群眾」「失控」。「群眾」最好是鍾無艷。這種心態其實與政府及建制派並沒有兩樣。

「……嚴格來說,『支聯會』沒有領導過運動。從歷史角度,這些都是泡沫,不重要。『支聯會』不重要,群眾運動才重要。全社會都自動波,司徒華只貢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傳媒描述到六四是『支聯會』做出來,不過是一個方便的說法,隨便將光環放在司徒華頭上而已。沒有『支聯會』都有群眾運動。」

Q仔是否對「群眾運動」過於樂觀?但如果相信歷史是人民創造,便要相信人民,相信自己。

轉貼︰聲援六四晚被無理拘捕人士聲明

KITTY TO 拍攝

香港的警察真的越來越像大陸的公安。他們不敢跟大陸的同行一樣肆無忌憚,是因為當年香港人「反貪污、捉葛栢」運動,促使港英政府正視殖民地的貪污腐敗問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加上年輕一代受進步思想影響,令港英不得不回應港人的關注民生及民主自由法治訴求,在不影響其殖民管治下,作出改良。香港今日的法治和「民主」自由並非自然而來,是經港人爭取逐步形成,而且是極不完整的。例如沒有觸及建立對基層市民、工人有利的政經制度等問題。

英國佬走了,在中共政權越來越倒退及明目張膽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下,由港殖民地到中共政權下的中國領土,這批原來沒有政治理想,只懂服侍老闆的殖民地精英政務官,其掌握的管治機器越趨「大陸化」最自然不過。關鍵仍是港人是否堅持進步,當年反對港英殖民政府的倒行逆施,今日反對特府的親財團權貴思維管治,以政治檢控阻嚇示威人士。

昨晚一群早前反財政預算案遊行後被警方拘捕,被要求不斷繼續擔保的示威人士,於「六四」晚會後遊行往北角警署宣布不再續保,一是警方正式落案起訴,一是正式結案。但警方卻「玩嘢」,製造混亂。這個聲明就是反駁主流傳媒,遊行人士阻塞交通警方清場的例牌報導(另外社運人士陳景輝亦在網誌上寫了《「阻塞」還是「被阻塞」?六四晚北角遊行記》)

「聲援六四晚被無理拘捕人士聲明」(原載於《獨立媒體》)

抗議政治拘捕
堅守人民尊嚴
聲援2011年6月4日晚於英皇道被捕之示威人士
聲明:

廿二年前,一群學生、市民於北京為了民主和反貪腐,勇敢反抗、壯烈犧牲。
廿二年後,一群香港市民,因為反對不公義的財政預算案、不公義的資源分配制度、導致貧富懸殊的制度,走上街頭,卻被二次無理拘捕。

我們十分憤怒!

五十多名市民決定集體往警署棄保
2011年6月4日,於本年3月反財政預算案遊行中被拘捕的113人當中,有五十多名市民決定往北角警署表示取消保釋,以示拒絕政府以不斷要求被捕人士續保來達到白色恐怖的自由(一直續保的朋友參加遊行示威的風險會大增)。這五十多名市民不惜以在警署被拘留兩天,以示維護人民的自主──這既是他們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是維護社會上不同人的相同權利。

警方出爾反爾 違反君子協定
該五十多名市民,連同其他市民一行約二百人,在維園的六四紀念晚會之後,一起遊行去北角警署。本來,在開步之前,已與警方協議,遊行隊伍會沿英皇道到健康東街轉彎,但,仍未到達健康東街,警方忽然在電廠街截路,企圖迫遊行人士走到行人道上。

警方製造交通擠塞
最荒謬的是,遊行隊伍一直和平地慢慢向前走,到了離北角警署只有十分鐘路程的地方(仍未到警方自己同遊行人士協議的地點),就開始攔截示威者,令到本來無問題的交通開始堵塞。在約一小時後,警方實行大包圍大拘捕,將數十名在馬路上的示威者抬上警車。其實,事實上,今晚見到英皇道的車輛其實很少,本來東西行的巴士都在遊行隊伍旁邊經過,交通十分暢順,直至警察不讓遊行人士前進,交通才擠塞起來。這次事件,很明顯是警方故意製造交通擠塞,希望公眾對遊行人士存負面印象。

竟逮捕行人路上的聲援人士
然後,連在行人路上聲援、圍觀的市民也遭逮捕。

我們十分憤怒:警方截路時不是要求遊行人士上行人路嗎?到頭來,卻拘捕在行人路上的人,而且拘捕時,遊行人士、圍觀、聲援的市民,都不加以分辨地拘捕!
這會令到日後人們見到遊行都要走開,這令到遊行人士的訊息無法傳達,實為打壓言論自由。

浪費警方人力  浪費市民公帑
整個棄保行動,若按原定計劃進行,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但現時因為警方打壓而用了一個通宵。我們對這種浪費公帑的行徑,予以讉責!


堅持原則 更遭打壓
我們認為,警方這樣做,很明顯是因為五十多名市民不惜以被拘留兩天來彰顯港府政治拘捕之荒謬,挑戰了港府和警方的權威,才會遭受如此苛刻的對待。這次政治拘捕,揭穿了港府逐步打壓言論的計劃,也更突顯了港府對無所畏懼、堅守原則的市民的恐懼!結果,雖然警方激烈打壓拘捕大量示威者,但,無阻今晚末被拘捕的人士,按原定目標陸續進入北角警署進行棄保行動。

作為一個人,面對如此嚴酷的社會環境,我們必定要更努力地維持自己的尊嚴、自己的權利!

因此,

我們在此,強烈抗議:
抗議香港政府白色恐怖

抗議警方濫權 
抗議無理拘捕

並且,我們強烈呼籲香港市民:
反思今次棄保行動對抗白色恐怖的意義,

看清楚港府的真面目;
認清香港社會一直之不公義,包括貧富懸殊、地產霸權;
反對政治拘捕;
維護每個人表達意見的空間; 
維護公共空間作為一個人民自由表達的空間;
留意各民間獨立媒體的報導。

北角警署外的聲援人士及當晚的行動者
2011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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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聲明乃北角警署外六、七十名市民經來回反覆討論後共識而成。

人民幣的道德缺失與天安門母親的堅毅

這裡要講的當然不是人民幣應否升值的問題,而是人民幣被用作解決政治缺失的問題。「多少錢可以解決?」這是北京某公安分局領導今年向某「六四」死難者家屬說的話。這個「開價」被該「六四」難屬斷然拒絕。死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有三大訴求︰「真相、賠償、問責」。除了錢,那位公安分局領導都說不好辦。攫取人民公有資產,以金錢及武力維繫政權的中共,企圖以錢擊破「天安門母親」的團結及相互扶持,註定不奏效。因為她/他們一起同行,不是為了被錢收買,而是為了中共最欠缺的公義和問責。

對於官方非正式私下個別約談難屬,「天安門母親」回以名為「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的公開信

「在我們已知的203位死難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議軍隊實施暴行時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搶救傷員和搬運死者屍體時被擊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區的胡同或街巷裏被戒嚴部隊追殺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樓的家中被戒嚴部隊的亂槍殺死的;有一些是在現場拍攝照片時被射殺的……。經我們反覆查證、核實,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難者之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運動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二十多年來,我們為了死者受損害的名譽,為了安撫他們至今未能安息的靈魂,進行了堅持不懈的艱難抗爭。在以往的歲月裏,我們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死者在「六四」事件中被無辜殺害做出認真負責的交代。我們還特促請人大常委會改變漠視民意、對難屬們的呼聲置若罔聞的態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難者的問題同受難親屬進行直接的、有誠意的對話。但是,我們的要求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我們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撤銷對『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監控和人身限制;允許死難親屬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政府有關部門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實施純粹人道性質的救助……等等六個問題。這個補充決議不是沒有原則底線的。其底線就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今天我們在這裏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這兩條沒商量。

「我們要求與政府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凡事總是開頭難。為體現政府方面的誠意,它應該派出或委託負責任的相關部門來談,而不是指派平日裏監控、跟蹤我們的公安、國保來談,這樣做『名不正、言不順』,徒費心力。為體現對話的廣泛性,我們希望不是個別交談,而是政府多找一些難屬來談,不是一個,不是二個,而是三個、四個甚至與難屬組成的對話團來談。我們希望不是私下溝通,而是公開對話,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談,有什麼問題都放在桌面上,不掩蓋事實,不掩飾分歧,力求對死者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們並不幻想『六四』問題的解決一步到位,要談,就踏踏實實地談,談一項,落實一項,最終達成一個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結論。

「今年年初以來,中東、北非很多國家爆發了爭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抗議,中國政府把這些風起雲湧的抗議活動統統說成是『動亂』,絕口不提要求『自由』、『民主』。為什麼?這是出於恐懼。他們懼怕中東、北非的事態蔓延到中國大陸,擔心在國內勾起類似『六四』這樣的事件。由此,他們收緊了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鎮壓,以致中國的人權狀況嚴重倒退;尤其是今年2月以來,更倒退到『六四』以來最糟糕的狀態。中國出現了『六四』以來最強硬的時期,全國上下變得鴉雀無聲。正是在這種嚴峻的背景下,偏偏出現了公安部門與個別『六四』難屬的私下溝通、對話,這豈不是一樁咄咄怪事!」

在強權高壓下,「天安門母親」的堅毅與沉著,以及她/他們二十二年來所承受的苦楚,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今天,在政治嚴重缺失、道德淪亡的內地,有她/他們的默默堅持,以及其他維權人士的據理力爭,對不願馴服於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有著重要的激勵作用。正所謂唇齒相依,莫過於此。因此港人對「天安門母親」及維權人士的支援亦義不容辭。

從《蘋果》得悉有香港義工探望了一些難屬,帶去港人對公開紀念「六四」的堅持,帶來難屬感言。在風雨互相支持。八十四歲,患重病的李雪文終於放下心理包袱,把兒子的袁力的遺照放在廳中憑弔而不致情緒失控。義工拿出白紙,請她寫點東西給香港的年青人,她和九十二歲的丈夫認真地商量了二十分鐘,寫上︰「心中有愛,相信人性光輝,有社會責任感,勇於擔當社會。」義工感動得哭了出來。但這幾句肺腑之言,那個強硬的政權,那些硬了心腸的「維穩」人員又聽得進嗎?

跟著李雪文看了義工帶去的去年報道維園燭光的報紙,轉告其他難屬,香港有這麼多人舉起燭光,說這是很大很大的鼓勵。

另一位難屬徐珏在白紙上寫道︰「我不但希望國家在經濟上要興發達,更希望在政治上向世界自由民主的先進潮流勇往直前!我們渴望像小鳥一樣自由翱翔。」

天安門母親的留言不需要甚麼大道理,已充滿力量。她們和她們的子女的踐行及犧牲,是大家每年燃點燭光的理由,是大家前進的動力,不管維園的場面如何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