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激進」的疑惑

 

「…….因为小农经济或称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因此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而加强投入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新崛起的中资阶级要求精英民主,和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利于小资产阶级矛盾内部化处理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对立。如何调和?这种政治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依据激进思想家对西方民主的想象来调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国还不具有照搬过来的客观条件。」(摘自溫鐡軍教授的「改出百年激進︰近期中國發生的歷史階段變化」)

被一些本地社運人士譽為「神級」的農村經濟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溫鐵軍教授最近訪港,並在理工大學演講,座無虛席。灰記對溫教授所知不多,聽畢其演講及看過他的一些論文,心中有揮之不去的疑惑。不是因為其演講及文章沒有觸動灰記之處,他對西方資本義制度的高成本及向外轉嫁性質的描述,讓灰記想起三十多年前大學時代基進化的那段日子。那時灰記也有上政治課,其中一科是探討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課程好像叫Third World Politics。其時仍時興世界三分,即美蘇兩超級大國爭霸的第一世界;歐洲、日本、加拿大、澳紐等依然不同程度上,利用政治經濟影響力支配阿非拉國家,但國力不如美蘇,所以屬第二世界;阿非拉等為數眾多,大多為前殖民地的國家屬第三世界,中國亦屬第三世界陣營。

這個課程主要探討第三世界發展之道。其時灰記受毛派意識型態影響,雖然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建立和鞏固」,但對中國決心不依賴蘇聯和西方,走獨立自主道路甚為欣賞。蓋因較早時已接觸一些西方學院的左派/自由派學者寫的Dependency Theory (依賴理論),甚受其影響,思想逐漸左傾。

依賴理論簡單說是指「落後」/「發展中」國家大多為前殖民地及獨裁、半獨裁國家,在殖民主義時期被前宗主國剥奪資源、人力等的同時,並沒有打下「健康」的基礎,獨立後國家的資源由統治階層及少數權貴壟斷,他們要參與現代化經濟遊戲,向發達國家借貸、引進外資等,最終的得益者只是外資及佔極少數的統治/權貴階層,主要因為他們所發展的工業農業只為出口服務,而發達國家的跨國財團,為了消售商品所宣傳的一套西方生活模式,當地佔絕大部分人口的農民/工人根本消費不起,也跟他們原有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充滿矛盾。越依賴外來投資及借貸的第三世國家,經濟越不能自主,經濟的成果越由跨國企業、當地權貴所蠶食,人民的生活比不發展更差。

灰記依然記得,在一本研究拉丁美洲國家貧窮原因的書上,看到一個令人十分辛酸的情景,一個失去了耕地,三餐不繼的農民,每天千方百計要弄點錢,不是為了吃飽肚子,而是買一瓶可口可樂享受短暫的一刻。當其時中國還未正式改革開放,大舉向外國借貸及引進外資,很多西方的左派人士都對中國用自己的方法及資源搞農工業的自主經濟,雖然清貧,但有尊嚴。這也是當其時灰記的看法。

今日溫教授亦強調,中國經濟較少波動及折騰的時期,正正是跟外界,主要是西方不聯繫(delinking)而不是(linking)。不過,這個對外的自主尊嚴,是否必定要付出「反右」、「大躍進」以至「文革」令無數人民失去尊嚴,甚至生命的代價?這是灰記告別毛派後經常提的問題。

灰記沒有想到當場追問溫教授,但聽溫教授説經過幾十年的資本累積,如今內地金融及商業資本過剩,金融資本不願投資不能獲利的實物,必定轉移與地產結合,搞可以投機的房地產,形成泡沫,是當前中國最危險的經濟形勢。不過,溫教授同時指中國政府亦明白穩定農村農民的重要性,過去幾年開始大舉投資農村建設,每年投下一萬個億。雖然有三分二可能中間蒸發掉,但有投入比沒投入好。農村農民消費得起,才可以支撐外銷轉內銷的經濟活動。

溫教授更提到希望建設另類的農村經濟,由下而上,發展以環保、社區農業及產業為主導的農村經濟。他更提醒香港應重新發展農業。今日全球化金融資本所造成的破壞與動盪,相信不少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已領教不少。大財團大企業壟斷經濟,小市民自主謀生的道路越來越狹窄,重塑社區經濟,包括農業,重奪生活的主導權,應是抗爭的一條道路。

然而,今天的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下的中國和香港,官商權貴合流鞏固其政治經濟利益日益明顯。這些官商權貴合流是「激進」還是「溫和」?小市民的維權及抗爭又是否「激進」?回到文首的引文,溫教授指中國的小農經濟註定需要一個集中的權力代表(意味中央集權適合中國國情),任何人反對中國政府投入農村新建設都是「激進」,都會打破中國社會的穩定。溫教授在理大演講時有提到圈地運動,算是觸及了大陸官商合謀圈地對農民的剝奪,希望他所指的「反對投入農村新建設」是這些官商操作,因為目前官商壟斷政治經濟的局面,「投入農村新建設」也可以是圈地搞房地產的一個藉口。

溫教授的另一個觀點更讓灰記感到困惑,甚麼是新崛起中資階級的精英民主,跟利於小資產階級內部化處理的大眾民主之間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對立?那些維權律師、維權人士是否就是追尋精英民主的新崛起中資階級?他們不少關懷基層弱勢。當他們為城市以至農村受不公平對待的人於法律框架下維權時,是否就是追求精英民主?當他們希望追究四川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等,是否也是追求精英民主?而已經運作了半世紀的大眾民主,如何處理好越來多的不公不義,越來越多的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作所產生的官民矛盾?

大眾民主究竟又是甚麼?是八億小農依然把一切交托共產黨,因為他們太弱小需要擁護一個集中的政權代表?這種大眾民主何以導致「大躍進」以至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禍?

「這種政治矛盾決定了我們不能依據激進思想家對西方民主的想像來調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國還不具有照搬過來的客觀條件。」中國主要是三億城市中資階級(絕大部分是工薪階層)與八億農民的矛盾,還是官商階級層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希望在中共的法律框架下維權,希望中國不再以言入罪,是否就是照搬西方的高成本政治?每年數千億的維穩費,以及被貪腐集體蒸發掉的千億計金錢,是否低成本?

灰記真的不希望這是經學術包裝為中共政權政治改革不作為的辯護。溫教授不會不知道,他所憧憬的由下而上的另類農村經濟,也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

附錄溫教授的《告別百年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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