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1)

一月九日,官台《城市論壇》以「司徒華情繫公民社會 公義夢前景細算思量」為討論題目 ,「總結」一星期的司徒華悼念活動。不過,還有跟著來一月底的追思儀式,以及下月維園的悼念集會,而相信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司徒華依然會被提起,跟「六四」死難者一起被哀悼。

灰記雖反對英雄、領袖崇拜,但也明白香港人作為主體,很多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標誌性事件和人物。司徒華在近幾十年來香港的歷史進程,發揮過他的作用。他臨終前大半年,重病纏身,仍堅持在「六四」燭光晚會的台前,以支聯會主席身份,在眾人簇擁下,完成那個一年一度「祭英魂」的儀式。體諒老人家的同行說,「六四」和支聯會是老人家的心結,是支持他生命最後時刻與頑疾拼鬥的動力。

灰記當時沒有同這位同行說出心裡話,亦是多年參與「六四」晚會的感受,就是覺得這些儀式充滿「封建中國特色」,台上的發言也多乏善足陳。倒是晚會播出那些身在大陸高壓環境下的異見人士的錄音講話,更讓人有所思考。灰記當然明白,香港人需要這種「集體治療」,特別在中共越來越高壓的氣氛下,這種「集體治療」對不少人是重要的。灰記亦了解,主客觀原因下,支聯會與司徒華先生掛了鉤,大家認定/接受那個祭祠儀式,「捨他其誰」。

這種「集體治療」儀式當然會繼續。然而,老人家已離去,也不再是那麼回事。所謂「將軍一去,大樹漂零」,中國人總寄望站在「領袖」的後面搖旗吶喊,沒有了一個終身「領袖」,支聯會何去何從?副主席李卓人在《城市論壇》再次提出,要繼承華叔的遺願。但爭取民主自由是千百萬人的公眾事務,並非幾個民主代表的「終身榮譽事業」。何況在民主道路上,司徒華「路線」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灰記以為,支聯會從來就應該是一個全民組織,屬於每個關注民主自由的人,為的是支援內地的民運,為中國實現民主盡一分力。而香港的民主進步,亦是實現中國民主的一部分。不過,司徒華生前說過,狗尾(香港)動不了狗頭(中國)。說出這樣話,當然是基於他多年與中共以至殖民前後的港府的交手經驗,認識到香港彈丸之地的局限。然而這種認識,加上務實/實用的處事哲學所形成的保守主義,對比今天年輕人所講雞蛋碰撞高牆的理想主義,中間又有多少調和的空間?

記得當年,支聯會成立前,關注內地學運民運的人都曾利用各自己的方式表達。最早出來表態支持學運的是「四五行動」,當年「五四」,港人罕有自發在遮打花園舉行晚會,表達對內地民主事業的關注。這均是以司徒華為首的香港民主派未表態前的民間聲音。這足以證明不需要民主派代表,民間也有很多人會自發行動,無所謂誰繼承誰,亦無所謂誰領導誰。

支聯會成立過程的爭論,將來歷史會有公論。但有人希望壟斷這個組織,排斥政見不同人士則是鐵一般的事實。已故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仲賢,前公務員工會的主席黃偉雄,當年便曾被排斥。總之,容納異見、平等討論、尊重公平開放規則的民主作風,在香港的民間組織和政黨,並不見普遍。這是參與社運及從政者仍需努力之處。

李卓人在《城市論壇》說要繼承學習司徒華,同場的陳景輝補充說,要繼承學習他的優點,也要警愓他的缺點。灰記補充,司徒華的缺點也是中國傳統的通病,「鞠躬盡瘁,死而後矣」,就是不放權,不放心,幕前幕後也要發揮「餘暉」,往往造成「人亡政息」的「危機」。

李卓人這位中年人則指,現在的年輕人快閃、即興,沒有決心、耐力,對組織事務這些細水長流的活兒不感興趣,應該向「華叔」多多學習。灰記作為跟李卓人同代的中年人,對他的說法同意也不同意。即興、快閃,其實並非只是年輕人的通病,而是電子資訊時代的標誌。由中年人掌控的傳媒不知多麼貪新棄舊、即興快閃。而由中年人掌控的政黨組織不也在迎合這種貪新棄舊、即興快閃的傳媒生態嗎?不知多少政客議員,只著眼於傳媒鏡頭/錄音筆記下的極速時間。反而不少80後並不著意討好主流傳媒。

另外,資源也是是否能「艱苦卓絕」的一個主因,特別年輕人缺乏資源,一是加入傳統的民間組織/政黨當跑腿,要另起爐灶並不容易。

當然沒有人會否定在七十年代港英仍高壓的時候搞抗爭,需要高度組織能力、策略和勇氣,一旦有組織有資源,便可賴以長期抗爭。但正如陳景輝說,上一、兩代的運動者,以司徒華的「狗頭狗尾」論為代表,可能因為有鑒於今天對手,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的強大,只覺希望守成。就如司徒華生前經常說的,只能期望香港民主自由不會倒退,而忽略了時代的轉變,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反思和回應。

以「反高鐡」為例,看出年輕一輩的創意新思維及動員力,反而傳統民間組織及政黨陷於被動,那些泛民議員是在「反高鐵」的青年「鞭策」下才有所表現。只是,這場運動不能促使泛民組織、政黨及新一代的對話合作,把香港公共議題深化,逐步改變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市場」價值觀,認清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矛盾,以及任何危機最終只會轉嫁於普羅市民、工人身上的現實。

這個不奇怪,司徒華有份創立的民主黨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走的是中產路線。政府賤售公屋資產給領匯,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下,政權及資產階級勾結,以私有化形式,奪取市民的公共資產。民主黨所代表的中產「自由主義」者,迷信私有化,迷信在市場競爭中「自力更生」,因此跟建制派一樣,支持公屋資產私有化。今天大家均看清楚,公屋小市民和小商戶的利益被犧牲掉。民主黨以往亦不贊成訂立最低工資,也是因為盲信自由市場經濟。

同樣地,年輕一代反權威當然應該支持,怎可以一邊反對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權威,一邊在運動上要「尊師重道」。當然,反權威到了一個極端,可能變成不信任任何組織架構。面對強大的政權力量,沒有組織分工,很難作「持久戰」。

問題是新時代的組織形態如何能落實民主參與的原則?這是很多左翼人士至今還是爭論不休的課題。司徒華所處的年代,是國共在港鬥爭的年代,而國共兩黨均受列寧式政黨組織的影響,先鋒黨領導「群眾」,「民主集中制」,一句話,依然覺得「群眾」落後,需要黨領導一切,黨內需要領袖或領導層統領。這種政黨組織形式的禍害,不用灰記再覆述。

灰記以為,既然城市論壇題目點出了公民社會四個字,新時代亦應以「告別領袖,公民平等參與」作為抗爭的新標誌。

 

 

 

 

Advertisements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