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台的幽靈

釣魚台又有狀況,大陸漁船被日本強行拖往沖繩扣留。最新消息船長詹其雄被當地石垣簡易法庭判處拘留十天至九月十九日,不排除繼續拘押。「審判」是在中國外長 楊潔箎召見日本駐華大使,要求盡快釋放中國漁民和漁船之後作出。

雖然十天很快便過去,但絕對不能說盡快。況且日本法庭是以漁船擅闖日本水域,「不服停船檢查命令,並蓄意衝撞保安部的巡邏船,有妨礙公務之嫌。該船在日本領海內非法捕魚,也有違反《外國人漁業管制法》之嫌疑。」而被拘留。另外,日本海上保衛廳正向船上十四名船員作調查。

聲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中國,其政府除了口頭抗議,可曾設法保護中國漁民的「合法權益」?看中國政府多年來面對日本政府,多一事不如小一事的態度,灰記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即使沒有警告漁民不要接近釣魚台海域作業,也求神拜佛望漁民不要「誤闖」是非之海域!至於日本巡邏艇天天進出釣魚台海域,釣魚台豎立日本國旗及建有日本燈塔則眼不見為乾淨。

灰記並非中國民族主義者,不認為釣魚台必然「自古以來便是中國的領土」。但凡這些離岸無人煙的島嶼,很容易引起主權爭議,特別當發現可能有豐富天然資源的時候,例如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等。現代國際社會如能發展出一套爭議各方可以接受的互利機制,解決此類「領土」紛爭,對促進人類和平有積極意義。

因此,灰記反對日本一意孤行在有主權爭議的尖閣列嶼(即釣魚台)宣示主權,派出巡邏艇執行日本法律。據聞日本還打算在該一帶水域部署自衛隊,以抗衡中國的軍事「威脅」。灰記一介小市民,只能表表態,講兩句抗議的說話,中國政府要做的,不是灰記一樣「口水多過茶」(即使召見駐華大使也是「噴口水」)。沒有實際行動保護在該海域捕魚的中國漁民,對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抗衡作用。

灰記不知是因為中國經濟依然十分依賴日本,還是中共政權過於貪腐無能,或依然對日本心存感激(越來越多證據顯示,中共並沒有領導抗日,反而是日本侵華讓中共有喘息機會,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因面對日本侵略分身乏力,不能安內(剿共),令中共可在大後方大部分時間養精蓄銳),因而對日本政府的橫行霸道心存姑息?

最近陽光衛視播出40集的紀錄片《國殤》,電影版也將在香港戲院上映(當然大陸不會批准此片上映)。紀錄片由大陸和台灣的民間人士合力攝製,講的就是中共官方極力迴避的抗日「真相」,即抗日期間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所起的領導作用。不過,九月三日《人民日報》依然稱中共是抗日的核心力量,不願面對歷史(比幾年前胡錦濤說國共合力抗日還要倒退)。紀錄片的製作人之一,台灣老兵陳君天感嘆道︰「《人民日報》的言論很愚蠢,片子所講全是真的,我不否認共產黨打游擊戰牽制了一部分日軍兵力,但真正同日軍正面作戰的是國民黨,國軍有254名將軍陣亡。過去中共要打天下,但現在事過境遷,應該更成熟有氣度,不要再去捂這些事,應讓人民知道真相。」

借用劉曉波的說話,今時今日,這個「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去維持政權穩定的「寡頭利益集團」,防民更甚於防外侮,怎可能讓人民知道真相。灰記以為,「感激」日本是假的,害怕人民的反日情緒發展成對中共的不滿,甚至對抗日歷史的追尋才是真的。畢竟到了意識型態真空、政權合法性低,只能銷售廉價民族主義的今天,中共怎能承認自己當年是三分抗日、七分發展(實力),而不是抗日「核心力量」呢!

零五年大陸民間爆發抗議日本教科書篡改侵華歷史,當反日聲浪越來越大時,並出現對政府不滿聲音時,公安部即進行壓制,率先發起反日簽名的異見人士許萬平,後來更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2年。中共一方面乞靈於民族主義,一方面害怕民族主義演變成對其統治的不滿,其面對外侮的窘態真是無以名狀。

其實中共多麼想「拜託」日本「配合」「配合」,不要挑起事端,但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計算,今日中國「大國崛起」,鄰國民間主流有所顧慮,日本政府會在美國的撐腰下,不時利用民間這些對中國的顧慮、不信任情緒而大造文章,轉移其國內人民的視線,這便是中共對日的困境。

不知道這次釣魚台事件會如何演變,看來中共會一邊口頭強硬,甚至做一些小動作,例如已單方面中止同日本有關東海合採油田的談判(但幾年來談判沒甚進展,暫時中斷談判對日本影響不大),但一定會想方設計壓抑大陸民眾的反日情緒,因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在國內利用政治霸權巧取豪奪的中共,最不能信任的是同它有極大利益矛盾的普羅市民,而不是跟它有龐大生意來往的日本資產階級及其政權。

廣告

Why 威瑪文化?Why 納粹主義?

政改爭論本已告一段落。曾參與公投運動,對民主黨改良方案投反對票的公民黨,也「面對現實」,不排除兩年後參加新增的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好像最近的區議會薄扶林補選,公民黨派出司馬文參選,民主黨和社民連皆有派員助選,結果司馬文「半爆冷」,擊敗有葉劉及建制派撐腰的對手。

不過,陳健民教授卻又要再來一次為區議會改良方案辯護(見九月六日《明報論壇版︰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然而新的論據欠奉,只不厭其煩的指反對他們(陳健民是普選聯成員)這個「類普選」改良方案是昧著良心,可能指的是如灰記這類批評民主黨為一黨之私及門戶之見,反公投而求溝通,及「爭取」到這個最終只有利於大政黨及有錢人的「類普選」方案的中年人。

教授聊備一格的寫上一句「我想民主黨和普選聯的朋友要好好思考為何與今天的新社會運動脫了節?」實情並沒有打算去作反思。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和做法的人(特別是年青人),描述成燥動、不耐煩、非理性的「危險」一群,甚至不惜把他們跟德國納粹主義者相提並論。他借用一位美國學者所寫的《威瑪文化》以及和兩個反對民主黨/普選聯做法的年青人的談話,便得出了「問題是這種浮躁不安的民氣,可以成為改革的動力,亦可以成為反理性和摧毀民主的力量,關鍵是不要讓她走上民粹甚至基要主義的道路。」的結論。

灰記以為,不同年代均有不安與燥動,不滿現實及現存體制的年青人,以至中年人(不知道教授年青時有否燥動不安過,現在是否可以氣定神閒?)為甚麼不提六十年代的全球學生運動,以及隨之受影響的香港保釣及反殖社會運動?事實上,不少反高鐵、支持公投運動的青年人,願意追尋香港本土的抗爭歷史,願意與當中過來人對話分享。保衛皇后時便有過這樣的聚會。

這些青年人不少也曾參加幾年前香港的反世貿活動,跟韓農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經濟壟斷的人一起遊行集會。他們對全球化資本主義有一定的批判。而反全球化運動,多少跟六十年代的反帝反殖反資本主義的學生/左翼運動有一定的「傳承」關係。

這些年青人當中,有些更希望追尋更遠的抗爭歷史,例如五四運動。相信這些反權威、爭民主、反資產階級霸權的八、九十後,會情願陳教授稱他們為左翼激進青年,也不情願硬要跟那些上世紀上半頁,被非理性「擄劫」而變成納粹主義者的德國青年相類比。因為這樣類比,灰記相信對他們很是侮辱。即使陳教授要提威瑪德國,為何只提受海德格影響而擁護納粹希特拉的年青人,不提左翼青年、左翼人士。灰記相信當年德國的左翼青年/人士的情懷,可能更類近今日的八十後反特權青年/人士 。

陳教授文中提及過一位參與公投的醫生(星屑醫生?)教授問他公投抗爭真的可以向中央爭取到民主嗎?(其實連民主黨最終也不得不承認公投運動對他們「談判路線」的「貢獻」,而全世界也知道,中共之所以願意跟民主黨/普選聯「溝通」,就是因為有公投運動出現,而進行的統戰策略)醫生回答說︰「最重要是把心裏面的感覺有力地表達出來。中國在崛起當中,香港在走下坡,bargaining power愈來愈少,要說真話就要趕快說,沒有什麼策略可言。」

教授引述醫生的話,當然是要帶出公投青年憑感覺,沒策略的「非理性」的論調,不過灰記倒想順水推舟,既然教授要把香港現在的境況跟威瑪德國相類比,灰記便暫時把醫生作為當年在德國願意說真話的人,當納粹主義及希特拉逐步奪取權力及實行專制統治時,願意說真話的人(當然是不符合官方胃口的真話)一就是被拘禁,一就是被迫自我放逐,威瑪之後的納粹德國,不少左翼人士不見容於祖國,走到美國避難。

灰記當然不想把中共與納粹德國相類比,但兩個不同年代的政權,對內卻有幾分相似,也是專制極權統治,中共對敢說真話的人的壓制難道教授會感到陌生嗎?在中國的盛世下,劉曉波、譚作人、胡佳、趙連海……還有更多更多被監禁,被監視的公民。灰記雖然不認同醫生的過份悲觀(他可能忽略了內地公民社會的艱苦奮鬥),但他的說話顯然有一定的邏輯。正如教授引述另一位女青年所說,也許我們需要流血,是否也隱含對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專制的痛恨?

「但歷史卻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觸動德國青年人的,始終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他們需要的是表現主義式的情感政治、希特勒的魅力領袖和對猶太人的痛恨來尋求民族的光榮感和「完整性」——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和獨立人格,是結合。」

灰記不知道有那個「民粹」魅力領袖可以誘導我們這群不信任組織,不信任政黨,強調自主自我的年青人跟她/他走。這群青年也多自命站在弱勢一邊,富國際主義精神,絕不會有種族主義傾向。灰記倒覺得建制派所宣揚的國族主義危險性更高一點。

「而激進派和今天的許多思想導師亦應提防將青年人帶進民粹主義的胡同,陶醉於叛逆的歡愉中,而漸漸迷失方向。」灰記不愛簡單的二分法,不愛「理性」跟「情感」的粗糙對立,但也想回應,過份沉醉於理性,過份沉醉建制內可自我完善,過早喪失對專制政權的批判能力,或曰服膺權力邏輯,也會漸漸迷失方向。

Have You Heard from Johannesburg

Have You Heard from Johannesburg 在藝術中心放映時,看的人不多。灰記常想,香港號稱國際都會,但其實對國際的關注可能只限於金融、時尚等,缺乏的是人文關懷。

南非種族隔離主義是歐洲殖民主義的「極致」。看到南非黑人上世紀所受的不公、勞役,以至苦難,同行的好友說香港人其實相當「幸運」,英國殖民統治者為了冷戰需要,中國共產黨為了改革開放需要,合力把香港塑造成「資本主義的明燈」,過程中不少港人白手興家,不少港人憑「知識」改變命運。逃避政治和經濟災難的大陸難民和移民,只求溫飽,對殖民地的不公自是較能「容忍」。不過,是好是壞,這一切已成過去。全球化資本主義盛行的今日,不單是基層,連中產的利益也受損害,香港「資本主義的明燈」的神話破滅。

說回南非,這齣共分三節,一共約九小時的電影,由三十年代講到九十年代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為止。對有興趣了解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歷史的人,看此片應有一定收獲。

對灰記來說,那些「只准白人/歐洲人進入」的告示牌,在不少紀錄片看過。就如以前中國的歐洲租界中的「華人與狗,不准內進」,以及香港殖民地早期華人不准住山頂一樣,白人種族優越主義伴隨殖民主義為全球不同民族帶來沉痛的歷史。南非之所以引起全球的關注是,在二戰後全球民族解放運動建立無數新興國家,白人優越主義備受抨擊,這個在上世紀初建立的「共和國」,卻「意無反顧」的奉行白人優越主義,把八成黑色和有色國民拒諸「共和國」的門外,剝奪他們的政治、經濟權利以至基本人權。

「共產主義」在現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壞榜樣影響下,不少人視之為洪水猛獸。歐美國家在二戰後冷戰時期,亦以對抗「共產主義」為藉口,縱容南非白人政府。而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南非人,可以打破種族壁壘,建立共產黨,與爭取全民平等權利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保持合作關係(當然醒悟的白人只佔少數)。他們在四、五十年代曾經希望透過非暴力手段結束種族隔離政策,但南非政府強硬手段回應,大舉拘捕及囚禁共產黨和非國會的頭面人物,1960年更發生Sharpeville大屠殺。此後,南非反種族隔離主義者便轉向武裝鬥爭,以及爭取國際社會支持。

影片揭示歐美政府和商界,主要是美國、英國和荷蘭(南非白人主要來自荷蘭),對南非白人政府撐腰,大大延長南非白人獨裁政權的壽命。其實邏輯十分簡單,歐洲殖民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分不開(美國的黑人爭取了多年,到了理想主義澎湃的六十年代才結束對黑人的隔離和歧視,而隱性的種族主義仍然存在到今天)。殖民主義結合資本主義,美英政府以至商界均以白人為主,在南非有大量投資,自然扺制聯合國的經濟制裁。

說到這裡,灰記想起一段往事。七十年代中後期,大學時代的灰記身在加拿大,暑期不願跟一些香港留學生過著天天打麻將的無聊生活,走到當地的樂施會當義工。有一次獲「委派」到加拿大各大銀行擺放如提款單大小的傳單,呼籲銀行客戶取消戶口,因為這些銀行均有借錢給南非白人政府。在灰記的記憶中,這是其中一次重要的政治啟蒙。此後灰記樂意結交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的人士,樂意聆聽他們國內種種情況,這是後話。

影片提到的索韋托(Soweto)大屠殺,灰記當年得知南非白人射殺手無寸鐵的少年,感到實在難以置信,南非白人優越主義者視黑人為「劣等」民族,甚至比家中的「寵物」還遠遠不如,真是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不過,要到八十年代末期,南非經濟瀕臨破產(影片沒有太詳細的分析,可能要負擔龐大的「維穩」費用,加上在國際民間越來越強大壓力下,絕大部分英美資金抽走),南非白人商界領袖比政府走快一步,率先到鄰國跟被視為恐怖組織的非國會領袖,包括在國外艱苦卓絕地為解放南非而奔波一生的Oliver Tembo。

影片曾有一檔案訪問片段,當年有記者問Tembo,非國會是否蘇聯的第五縱隊?為何非國會接受蘇聯的武器和援助?Tembo回答說,他們曾向歐美國家求助,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提供援助,只有蘇聯願意,也沒有附帶條件。在美蘇爭霸的時期,蘇聯畢竟比美國更願意站在第三世界受壓迫人民的那一邊。中共鄧小平上台後的親西方路線,其實多少有礙第三世界的進步事業。

八九年東歐變天,到九零年代初蘇聯解體,歐美國家再沒有藉口以冷戰需要撐南非白人政府,情勢急轉直下,南非由德克勒克代替博塔做總統後,面對現實,短短數年由釋放曼德拉,至九四年曼德拉當選總統,殖民主義最醜惡的一頁,種族隔離主義成為歷史。

回到八十年代末,南非白人商人領袖率先與流亡黑人領袖會面,預視商人的「務實」主義的厲害,南非結束了白人統治,卻沒有結束白人支配的資本主義制度。今日南非經濟、社會問題嚴重,絕大部分南非人,即黑人,仍然生活在貧窮之中,只有少數黑人「貴族」憑政治勢力成為資產階級新貴。

曼得拉九四年被選為總統,應該是眾望所歸。不過,亦有左翼觀點認為,他還跟德克勒克一同獲得諾貝爾獎,被西方世界追捧。皆因他對西方資本義,對南非白人資產階級讓步過多。當年南非共產黨跟非洲人國民大會結合的理想,最多只能說落實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