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落戶,由內地人主理的《陽光時務週刊》頗有「黨外」雜誌的氣勢。一些同行談起這份新雜誌,都給予於正面評價。灰記發覺,可能由於自由行的關係,香港近年出現很多有關大陸社會,批判中共政權的政論雜誌,在報攤和便利店出售的同類刊物,不下十本。然而,大都給人道聽途說,小道消息為主的感覺,沒有多少「權威性」。加上不講求版面設計,不十分吸引。而這份由內地媒體人主理的刊物,無論版面設計以及探討問題的多元角度,都讓人耳目一新。最重要這份刊物對中國執政共產黨持批判態度之餘,不走小道消息路線,希望除了採訪式報道外,以觀點和分析爭取讀者。
如果說這是一本異議雜誌,它的存在也多得歷史賦予香港的特殊角色,由英國殖民地到一國兩制的特區,它都能容納異議聲音,一定程度可以說出「叛逆」的說話。只是現在中共一些權貴及其奉承者不斷抹黑香港的獨特性,把這些獨特性誣為港獨特徵,企圖拖香港之後腿,收窄香港人所享有,非常重要的言論空間,把香港變成對大陸,對內地人完全沒有作用的「中國城市」,實在可惡之極。
說回《陽光時務》,中共十八大舉行在即,週刊趁此「盛會」,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作封面,透過介紹這位一生都反對建制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執政共產黨人普遍缺乏的民主和異議精神,試圖點出中國走不出「政改」死胡同的「要害」 。
《陽光時務》網站如此介紹這期陳獨秀的專輯︰
「1938 年,被污為『漢奸』的陳獨秀與中共決裂後,在顛沛流離中,走向了民主主義思想的頂峰。而與他親如師生的毛澤東開闢了通向權力頂峰的道路,為今日中共的「小集體獨裁制」拉開大幕。 從 1921 年『一大』,到 2012 年的『十八大』;從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到候任總書記習近平,中共內部的路線鬥爭一直沒有停過。各方勢力的角逐改變了中共,更左右了中國。 作為中共首任總書記的陳獨秀,如何與毛澤東產生分歧?又如何在政治鬥爭中失勢、進而被罷免?被邊緣化的他如何又從一個「托派」走向了民主主義?鬥爭中的勝者毛澤東又如何重塑了早期中共的气?進而重新改變了整個中國?」
有興趣了解陳獨秀如何由一個晚清秀才,逐步走向反清。清朝滅亡後,如何由一個大學教授,走向反國民黨,走向共產主義,建立中共,又如何與被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所主導的中共決裂,轉而認同蘇共反對派托洛茨基的主張,最終成為國共,以至一些中國托派都不接受的人物,坐過國民黨的牢,晚年貧病交煎,孤獨終老,可參看這期的《陽光時務週刊》,甚或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
對於灰記這類「香港仔」,認識陳獨秀這個名字是在中學時代,那時學校中文教科書有講及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兩位倡導者是胡適和陳獨秀。當然,在殖民地香港,教師多只會介紹倡議自由主義的胡適,對陳獨秀這位近代中國異議者的先驅,則很少提及。灰記要到近年才對陳獨秀多了些認識,主要是多了介紹中國托派的書籍。無論在香港還是中國大陸,托派由「禁忌」,變成可談論(在大陸依然有眾多禁區)的人與事,證明時代畢竟在進步。
《陽光時務》主要借助唐寶林的研究,認為陳獨秀晚年「大徹大悟」,揚棄共產主義,擁抱自由主義。例如引《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段,陳對民主的「最後」看法︰
「『德謨克拉西(民主一詞音譯),是各階級求得多少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如果說無級(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級(資產階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現稱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facebook有香港托派朋友認為《陽光時務》和唐寶林是一廂情願地把陳獨秀「自由化」︰
「唐寶林:「他(陳獨秀)少年研習舊學,中過秀才,後成為『康黨』反對舊制;留學日本後轉向民主革命,反對康梁的改良主張;五四後服膺馬列,反對國民黨政府;大革命後又轉向托洛斯基主義,成為了黨內反對派。抗日戰爭爆發,又與堅持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托派決裂。」十分遺憾,唐寶林仍然沒有弄清楚抗戰後出獄的陳獨秀是跟當時彭述之領導的托派組織決裂,而不是跟托洛茨基主義決裂。陳獨秀1938年從四川寫信給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仍然彼此以同志的身份交流,可見他沒有放棄托派的思想信仰。」
不管陳獨秀是否堅持托派理論,他對民主的堅持及獨裁的鞭策仍然十分有現實意義。今時今日的馬克思主義信徒,無論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主義者,也要回答如何避免「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產黨獨裁,以及這種統治所衍生的種種反人類的災難性後果。而很多馬列主義者仍相信暴力革命之不可避免,但在全球生態危機越趨嚴重的今天,解決資本主義危機是否仍繫於傳統的「階級仇恨」?所謂社會主義建築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之上,是否就是世界大戰,很可能是核戰後的廢墟?正如毛澤東說過類似的話,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剩下一半人口,卻迎來社會主義,這種想像是浪漫還是冷酷?
當然,可能對「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灰記的「反戰」/「反暴力」只是替資產階級繼續「騎刧」無產階級/廣大民眾,繼續利用產權攫取暴利,剝削工人,拒絕改革「背書」。灰記也不會不知道歷史屢試不爽的「官迫民反」,只是如果大家真的相信社會進步,相信群眾智慧,當大家了解生態災難的迫在眉睫,陷滅性戰爭的可怖,堅持非暴力抗爭,堅持反核反戰,會否避免「玉石俱焚」,避免資本主義「滅亡」於人類的廢墟之上?這當然沒有確實答案。 也許說到底,只是灰記這類貪生怕死的小資,沒有勇氣面對地球只剩下一半人口的「社會主義春天」吧了。
扯遠了,回到香港的現實,由於中國托派以至任何異議聲音都被壓制,剩下香港的托派有活動空間。而談起托派異議者,不得不談兩位人物。第一位是連任兩屆立法會議員的「長毛」梁國雄,他就是三十多年前托派組織革馬盟的成員。這個小組織人數很少,高舉反資反殖旗幟,但被傳統左派排斥,亦不受支持「回歸」的民主派歡迎。無他,中共一直抹黑托派,而無論傳統左派和民主派主流骨子裏都是民族主義者,自然對托派反感。不過,昔日在街頭派發傳單,經常被「孤立」的「雄仔」,今日可以在議事大罵權貴,被不少年青人視為「偶像」,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第二位就是已故的革馬盟領袖吳仲賢。提起吳仲賢,不少活躍於七十年代的社運份子,仍津津樂道其「領袖魅力」。那些年,非傳統左派的活躍份子,不少都集結在70年代雙周刊,這份理想主義刊物的周圍。有社運老兵說,當時刊物的反殖反資理論,主要靠幾名由外國留學歸來的大學畢業生推介,不過,吳仲賢雖沒有放洋,卻也雄辯滔滔,而很有點子。當年的保釣運動,就是由老吳最早提出,目的還是借「保衛國土」之名,反對殖民統治及荒謬的公安法。
不過,這位當年社運活躍份子及香港托派領袖,有過一段「不光采」的歷史,就是在八零年代初到大陸串連民運人士,中伏被中共拘捕,最後假意應承回香港當中共線人,及披露已公開及無關重要的民運份子材料而被放行。但他堅決否認「出賣同志」︰
「…但關於『革馬盟』成員的個人資料、名字,以及內部的情況,我編了很多假話,而且我相信他們一時不可能查出其中虛實。至於聲明『過去自己錯誤,而今接受黨領導』之類,在那時當然就一定要寫了。由於我始終不透露香港活動分子跟『民運』聯絡的情況,所以反過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份『黑名單』,包括幾十位跟『民運』頗有交往的積極分子的名字。其中有些學生,有些已畢業,有些是『革馬盟』成員。至此,我才證實原來中共一直對『民運』嚴密監視,遠非我們所想像那麼簡單。至於其中『革馬盟』成員身分,當然我也絕對不透露半句口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912頁)
但他的「同志」始終覺得他不夠「革命氣慨」,向中共低頭,他回港之後被一些革馬盟成員批判,最終被開除出組織。不過,老吳始終關心香港和中國前途,八九民運,他在香港積極參與支援,不過因為自己的托派背景,被排拒於支聯會外。翌年,他舉家移民澳洲,九二年再回港,九四年因癌症逝世。灰記還記得,他臨終前仍然記掛香港的前途,寫了一篇文章登《明報》,內容已不記得。當時中英爭拗,香港人沒有自主權,他大概是就香港人的困境說話吧。
能言善辯,親和力強的吳仲賢早逝,是否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損失?灰記在想,如果老吳仍在,香港的民主運動會否更團結?如果老吳仍在,會否涉足政壇,成為「民主派」的一大員。無論如何,吳仲賢和梁國雄等托派人士,與其他政治信仰者一樣,關注香港以至中國的政治社會,身體力行投身民主運動,成為反對/異見人士。
反對聲音/異議文化,在香港這個仍容得下多元聲音的社會,依然有生命力。而反對聲音/異議文化在大陸高壓下,並沒有消聲匿跡,在互聯網科技術的突破下,網上異議活動活躍,現實的維權活動亦無日無之。不過,內地異議者仍要面對當年陳獨秀面對的牢獄之災。無數異議者都曾被收監,出獄後成監控對象。雖然命運類同,很多異議、維權的民眾未必知道陳獨秀,但如果說歷史傳承的話,如果傳承不應局限於「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今日中港的異議、維權文化,也許「繼承」自當年那位,以至繼後無數「失敗者」的堅持獨立,堅持有權說不的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