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情意結

不知怎的，最近香港發生的一些事情，例如灰記客上次博文提及的應亮在香港被大陸公安威嚇；還有二月底，大陸離休幹部在香港出版的書受到阻撓；以至年前前八九學運分子周勇軍涉嫌利用假護照從外國入境，竟被特區政府送回內地。令灰記想起一套大陸主施律電影《建黨偉業》或是一些租界的故事。

這些租界固然是「喪權辱國」的例證。但這些租界有時也會扮演「正義」角色，例如保護「進步」人士不被清廷、軍閥或獨裁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迫害，保障出版「進步」刊物不被清廷、軍閥或獨裁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查封等。當然帝國主義力量也會應中國統治者的要求，在租界內清剿不受歡迎人物。例如在《建黨偉業》中，中共一大參與者，及「協助」建黨的第三國際人士，如何受特務跟蹤，受租界警察的追緝，最後轉到船上開會。當然，租界在二戰後已取消，偌大的中國只剩下一個「喪權辱國」的孤例，就是香港。

據說當時蔣介石政府是希望「光復香港」。因為根據一九四一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英國應該在戰後放棄殖民地。一九四三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宋子文說戰後將會把香港交還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道︰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英國首相邱吉爾不同意放棄殖民地。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邱吉爾鬧得很不愉快。英國要重佔亞洲殖民地，日本宣佈投降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隨即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也很自覺，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國軍沒有預計英國人如此做，也沒有搶先從廣東調派軍隊到香港，就失去收回香港的契機了。(參看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42至44頁)

最有趣是，當時中共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應是日方以外在香港一帶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但中國官方正統仍是國民黨政府。中共雖然名義上與國民黨合力抗日，理論上應是同心協力扺抗外侮。但實情是抗戰時，特別是勝利後，國共各懷鬼胎。因此中共並沒有因地利關係，本著「民族主義」精神，反對英國重佔香港。當時中共中央反而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參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第44至45頁)

灰記以為，中共之所以不反對英國重佔香港，是不想讓國民黨勢力擴大。而且，中共雖藉八年抗戰避免和國民黨正面交鋒，休養生息，軍力比「長征」時大增，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軍事力量，但中共仍沒有想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如此虛有其表，覺得需與國民黨長期較量。有一個較「中立」的殖民地/租界，方便他們的政治運作，對中共較為有利。換言之，在「革命實用主義」下，可以暫且放下「國恥」，與英國人「共舞」。

回望歷史，站在香港人立場，蔣介石不能收回香港，終止百年「國恥」；共產黨為了爭取在這個殖民地/租界的活動空間，沒有被民族主義沖昏頭腦，默認英國強佔中國領土，武裝撤出香港，都是香港之福。因為一來蔣介石的獨裁及腐敗統治不得民心，二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幾年下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敗走台灣，到時香港便順勢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手中，納入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香港的獨特歷史便告終結。

至於中共短短幾年打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收回香港，也是「革命實用主義」壓過「民族主義」的又一表現。《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46頁引述已故中共在港宣傳大員金堯如如何理解當時「中央精神」︰「……為甚麼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決定不收回香港？可見用『洗雪百年民族恥辱、「維護主權完整』並非至高無上的唯一神聖教條。……收不收回香港不決定於『洗雪國恥』和『維護主權』，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創建國家大業、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有利於分化美英反華聯盟、有利於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有利於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

中共的「長期打算，充份利用」，造就戰後香港一段獨特的歷史，中共固然可以在香港活動，國民黨也如是，還有就是不容於中共政權，逃避中共政權的各式各樣人士。一大批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以至第三代，免於蔣介石於台灣的鐵腕統治，也免於毛澤東於大陸的急風暴雨，令人民疲於奔命的「革命」統治。特別七十年代以後，英國人因應社會的轉變，進行一系列社會民生改革，自由、法治和廉潔逐漸成型，民主則成了不少人追求的理想。當然，香港絕對不是公平公義的社會，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等的問題極待解決，這也是香港民主進程要解決的問題。

是否俱往矣？因為九七前後，正當殖民統治/帝國主義要撤離香港，那種一雪百年國恥的聲音忽然響亮。香港由殖民地變成特區以後，香港的獨特性，原應受兩制中的這一制保護的所謂核心價值，越來越被大陸的統治者，向統治者投誠的人矮化，甚至香港本地人也覺得要「背靠祖國」，便要犧牲香港的獨特性。而捍衛這邊獨特性的動轍被打成「反中亂港」。但正如數碼電台主持人黎則奮所言，香港的獨特性，即這邊的一制，即殖民地的legacy才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如沒有利用價值，為何要搞兩制？香港人切勿妄自菲薄。

 說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人以及有識見的內地人都應該把這個中共政策普及化，平民化。於是灰記又要回到文首，由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的租界/殖民地，雖然不光采，對亦曾令中國百姓很痛苦。但在清廷、國民黨以至共產黨的皇權/專制統治下，這些處在沒落腐敗的清朝、紛亂腐敗的民國，以至極權腐敗的人民共和國下的租界/殖民地，也有進步的一面。這些租界/殖民地的進步性，最終由香港發揚光大。但今天這種進步性，正被只有「實用主義」，沒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共和國，那邊的一國一制所蠶蝕。

1908書社上載

即如灰記上一次博文所寫，在香港教學的內地電影人應亮，因為拍攝了有關楊佳母親的電影，引起上海警察不滿，他在上海的父母被警察滋擾，他在香港亦被上海警察約見，警告他回上海馬上被拘捕。又如早前二月底法新社報道，中共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的新書《回歸民主》，在香港出版。身在內地杜光被當局警告，不准出版此書。杜則說已交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他沒辦法改變，最多只能代轉達意見。中共當局再找身在香港的出版社負責人鮑樸施壓，鮑表示書已印好，必定要出版，但顧及杜光現在的處境，改在兩會後出版。

最不幸及令人震驚的是，零八年前北京學運領袖周勇軍被誘騙入陸，即使他是利用假護照來港，拘捕和審判他的應是香港執法人員和法庭，而不是送回中國內地。而據被拘押在四川的周勇軍代表律師莫少平透露，「當局說有人想見他，跟着就有人來香港把他接走，懷疑香港當局與深圳警方就事件有聯絡。同為學運領袖、現為美國執業律師的李進進說，周勇軍當時不知道那些人來找他幹甚麼，到了深圳才知道，所以根本沒機會提出見律師或拒絕見那些人。」

周勇軍被港府和內地政府合力誘騙回內地，違反這個前殖民地的法律，嚴重破壞這邊的一制。當中包括︰來港接周往深圳的車輛若屬內地公安，涉及內地公安越境執法；內地和香港之間尚未簽訂移交疑犯協議，香港當局將周勇軍移交內地是非法；周持美國綠卡，居於美國，由美國經澳門來港。入境處若以其護照有問題，應把他遣返美國或澳門。

在周勇軍的個案，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繼承租界/殖民地壞的傳統，與中國當局合謀迫害不受歡迎人士。預期這類中港官方合謀的事件會越來越猖獗。

至於應亮的電影和杜光的書，都和香港有扯上關係。應亮的電影有不少他在香港的學生參與拍攝，杜光的書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沒可能出版。這兩件事以及當事人的遭遇，是否令人想起當年租界的一些情景？例如一些國民黨特務走入租界，警告不受歡迎人物停止不受歡迎活動，否則離開租界必被捕，例如一些在國統區不能出版的書，可以在租界出版。

應亮在facebook，一方面對學生說，「作為一個香港人或其他民主體制裡的人，你們一定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假設我現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睡一個平安的覺，不可能自由的行走，無法安定地吃一頓飯，與朋友和家人聊一次天。」，一方面又說，來約談他的警察說，雖然你在香港，但畢竟是中國公民，就得由我們管；即便香港其實也由我們管的。從應亮個人的遭遇，可以看到今天這一邊的一制的獨特意義，同時其獨特意義正被磨蝕。

因此，從平民角度，應該把「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可圈可點的政策做大做強，既然中共官方也有求於香港，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民間則更應把香港的「優勢」，即內地人還未享有的自由、法治等發揚光大。這些「優勢」包括保護像應亮這些不受內地官方歡迎的人；出版更多如《回歸民主》等內地查禁的書籍和刊物；讓更多內地人來這裡做一些內地不容許的事，如參與「六四」紀念活動；揭露港府為了迎合內地官方而不惜違反香港法律，如周勇軍事件…..總之，繼續發揮前殖民地/租界進步的作用，直至沒有人能利用「雪國恥」、「國家安全」、「政權穩定」來威嚇人民為止。

 

辛亥「奇想」

十月九日出現了中共「騎劫」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江澤民「騎劫」中共的慶典騷。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的「正統」繼承者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舉行盛大慶祝儀式，即所謂「雙十國慶」。除了總統馬英九例行講話外，還有例行的閱兵儀式，包括展示最新式武器。不知怎的，看到台灣檢閱軍隊和武器，總令灰記想起台灣的軍購醜聞、演習失事/失誤，想起國民黨政府長期執政的不濟。相比大陸的「大閱兵」架勢，以及遠比台灣強大的武力，「雙十」閱兵簡直就是示弱，反而馬英九搬出孫中山的「民主、人權、均富」理想，是向中共示威更有力的武器。

灰記忽發「奇想」，台灣政府與其浪費大量公帑，要向美國乞求效力不大的防衛武器，要做美國的一粒棋子，即美國所謂永不沉沒的航母，不如宣布裁軍，甚至取消海、陸、空三軍，宣布台海為非軍事地區，然後要求中共善意回應，放棄武力統一中國。

這樣主動出擊，放棄武力，相信無論海外華人，還是大陸的華人均會另眼相看。如果中共以為可以乘虛而入，武力攻台，除了死硬黨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相信海內外的華人都不會同意。

可能有人認為政治「陰險」，灰記如此說是天真無知。但灰記以為，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看到軍備競賽、政權與政權之間的戰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的後果是生靈塗炭，平民百姓承受苦果。各國大幅度裁軍，消毀大殺傷力武器才是正道。

在此扯遠一點，灰記正在看一本有關辛亥革命之後，五四前後不同思潮的書，《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大陸學者王奇生著)。當中有提到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當時一些思想界活躍人士的衝擊，認為國家主義是禍害之源，認為人類應放眼於社會而非國家，才能消除軍國主義的黷武思維︰

「此次戰爭，既非聯合國戰勝德國，亦非如中央公園石牌坊上所刻公理戰勝強權，實乃社會的思想戰勝國家的思想。夫在此次大戰爭未勃發以前，高談軍國主義及國家主義者，豈只幾位之閑眼留學生？即自命為睜開眼洞達時務之人，孰不主張侵略政策？孰不願當資本主義的奴隸？今也何如？侵略政策即失敗矣，資本主義即陷於末運矣！蒸蒸之民，群知社會非為國家而生存者；國家的思想已為社會的思想戰勝；是國家經此次大戰爭之洗練，已經無形的改造一次……」(君左︰《社會改造與新思潮》，《改造》第三卷第一號，一九二0年三月。)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說得更為「極至」︰

「……有的人說︰國家是一個較統一較完備底社會，國家是一個防止弱肉強食、調劑利害感情衝突、保護生命財產底最高社會；這都是日本教習講義上底一片鬼話，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話，我們斷乎一不可聽這種惡魔底誘惑。全人類……本來都是一樣，沒有甚麼天然界限，就因為國家這個名兒，才把全人類互相親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溝，又石砌上一層障壁，叫大家無故地猜忌起來，……我看他的成績︰對內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強食，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總機關；對外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分機關。我們只看見他殺人流血，未曾看見他做過一件合乎公理正義底事。」(陳獨秀︰隨想錄七八︰學生界應該排斥底日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一九二0年一月。)

後來的北大、台大校長傅斯年也公開聲稱「我是絕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他的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人類生活的發揮，全以責任心為基石；所以五四運動自是今後偌大的一個平民運動的最先一步」。

這些都是被後來越演越烈的愛國主義所掩蓋的五四思潮。九十年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狂飆中，不同國家地域的人，特別是年青人都直接行動起來，反對以國家之名，為資本主義服務為實，剝奪普通人民的政治經濟制度。例如由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至歐洲反緊縮運動，至佔領美國運動，至全世界的「佔領運動」，包括佔領台北運動等。年青人訴諸年青時代傅斯年所提過的「直接行動」，以實踐平民「責任心」。他們越來越體驗到陳獨秀所講，國家乃「對內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強食，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總機關；對外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分機關。」

正如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人民起來抗爭，國家並不會保護他們，而是以軍隊和警察對付之。而全球的民間佔領運動，也必遭遇本國的警察，以至軍隊的鎮壓。因此，任何所謂國防開支，究竟有多少真的為了防衛別國「侵略」？現代軍備競賽所發展的大殺傷力武器，使用起來受傷害的大部分都是無辜的平民。如果用上核武，則更是人類一大災難。擁有最多大殺傷力武器的美國為自己辯解，說是要先發制人，防止恐怖主義及流氓國家的「反人類」行為。但事實證明，美國的pre-emptive war的「成就」，便是造成別國無數無故平民百姓傷亡，生計受損。

即使假設真的有些美國心中的「狂人」國家，如伊朗，擁有核武器後攻擊美國，造成百萬人傷亡，難道美國政府的報復方式便是以核彈還擊，再殺害百萬計伊朗平民，再釀成生態大災難？這是把人類分化成敵對族群的仇恨邏輯，也是「反人類」的，只有瘋狂的民族主義者才會有此想法。因此，所謂國防建設，軍備競賽，其實是威脅人類和平的罪魁禍首。稍有理性的人都覺得要制止的。特別是軍事工業已成了很多國家，例如美國的傳統利益集團。

可能扯得太遠了。再回到台海非軍事區的遐想。很難期望缺乏魄力和遠見的馬英九總統有「創新」思維，訴諸族群情緒的民進黨蔡英文也好不了多少。不過，台灣民間也許越來越多人厭倦藍綠之爭，厭倦國共的恩恩怨怨，而更關注超越國族、族群的反全球化、反金融資本霸權運動。把台灣基層民眾的命運，與世界各地基層民眾連在一起，反對以國家之名、以統一之名壓制民眾的舉動。

面書上便有這樣的感言︰「台灣原住民在抗議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表達台灣原住民因為中華民國來，我們卻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一個人的想像共同體卻是另一個人的政治牢籠。你們和我們都一樣。」

然後佔領台北網頁有此說話︰「為甚麼政府無法改革為人們著想,上台的人因為換了位置便換了立場也換了腦袋,從人民變成當權者立場完全改變,從被管理者變管理者立場相對,政府是一個長久建立的集團系統, 不會因為換了少數人而徹底改觀,所以要讓人們醒過來影響廣大的群眾,影響整個大環境營造社會改革的氛圍,從下而上畢境政府也是群眾所組成,整個組成被影響改革才有機會成功, 所以運動會是長期的奮鬥。」

當然，國族主義依然是當今世界主流，亦是各大小不同政權藉以「蠱惑」人心的意識形武器。但當今的現實，也許會令越來越多人思考，軍警的作用主要在那裡，國家的功能主要在那裡，以至民主、人權的真正意義在那裡！

 

「僵屍」政治

電視畫面赫然出現早前盛傳病危的江澤民。江澤民病危以至死亡的傳聞，令主管亞視新聞的高級副總裁梁家榮，因為「阻止不了」江澤民病逝的新聞出街而引咎辭職。亞視由內地人入主的管理文化跟內地的政治文化互相輝映，讓「單純」的香港人嘆為觀止。

面書上便有人寫道︰「辛亥革命百年，人民大會堂成了僵屍翻生地，台上老胡講偉大復興，後面的老江就正在復甦。」

看江澤民在工作人員扶持著，步步吃力的坐到胡錦濤身邊，很有當年毛澤東在女保健看護著，在書房接見美國總統尼克遜的「架勢」。

不過，毛怎說也是當時中國最高領袖，說得難聽一點是中國的大獨裁者，為了中美關係解凍，以對抗蘇聯，病重也要見見這個著名反共總統。最終中美達成「結盟」協議，聯合鉗制蘇聯(中美的聯合亦令外國上不少崇拜這位「革命導師」的左翼青年摸不著頭腦)。今日江澤民以退休領導人的抱病之軀，堅決要在電視機前曝光，當然不是為了紀念跟共產黨政權關係牽強的辛亥革命(如果他們真心推崇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便不會至今仍拒絕與人民共和)。難道真的為了一口氣，要證明亞視的消息人士作假？當然也不是。看來這種「僵屍」政治，正反映中共政治缺乏透明，沒有「正常」機制所突顯的荒謬。

理論上，中國由「無法無天」毛澤東獨裁，「進化」到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退休第一代「革命家」聽政(只有鄧小平霸著軍委主席位置以便指揮軍隊)。自稱只有他一個「婆婆」的鄧小平及其老人同志，先在一個生活會大罵總書記胡耀邦搞自由主義，縱容學生搞學潮，非法把他趕下台，跟著「八九六四」又不按程序非法罷免黨總書記趙紫陽，血腥鎮壓民運，不知是「進化」還是「退化」？這個跟毛澤東一樣喜歡一言堂，但權威差很遠的獨裁者，接受由陳雲等推薦的江澤民接替趙紫陽，更欽點隔代接班人胡錦濤。由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政治究竟進步了多少？

好了，江澤民上台，已經垂垂老矣的鄧小平依然不肯放權，真正退休。他因為不滿江澤民自把自為，不聽他進一步走資的話，九二年南巡向全世界說，誰不改革誰下台。但所謂改革，只是國有企業被賤價賣走，進一步市場化，得益往往是下海的太子黨及高幹，以及接近權力的人。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只會讓不受制衡的權力進一步腐化中共，最終演變成今天的無官不貪，官商壟斷一切的權貴資本主義。

正所謂人亡政息，中國第一代的老人政治，隨著第一代「革命家」相繼死亡，已無從發揮影響力。江澤民不甘心就此言退，要繼續發揮影響力，所以在任時積極發展江系政治勢力，另一方面一些之前比江澤民資歷更老的人，不滿江澤民獨大，亦「誓死」擁護老鄧的遺言，保胡錦濤上台以制衡江勢力。但這些力保胡錦濤的老領導也相繼去世及年邁，胡錦濤雖不至如胡耀邦及趙紫陽只能當江澤民的左右手，但平庸的他也只能在江澤民安插的人馬虎視眈眈下，戰戰兢兢的當他的不能說了算的總書記，欲延續自己的影響力亦感吃力，必須要與江澤民討價還價，而且經常處於下風。

灰記所說的也是執人牙慧。但事實是，中國統治階層不改專權，只讓統治集團的不同利益閉門討價還價，爭奪和分享權力，老百姓無從介入，更談不上選擇執政者。普通人只能在領導人，以至退休領導人鏡頭前的蛛絲馬跡，估量中共權鬥的結果、政治的方向，但誰執政實際亦分別不大。譬如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當一把手較好，在黑箱政治中，老百姓只知一個是江澤民支持的太子黨，另一個是胡錦濤支持的團派，無從知道誰執會讓老百姓日子好過一點。

或許中共執政集團內雖然明爭暗鬥，但堅決不放權、「誓死」捍衛政權不倒則頗一致，誰當一把手也分別不大，(溫家寶不斷講政改可能只是少數的異數，老百姓亦無從介入實踐亦政改言論)。

因此，江澤民的亮相其實對老百姓來說毫無意義(老實說，共產黨紀念辛亥革命也是毫無意義，因為它本來就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現在只是為了統戰需要才大搞紀念活動，才把孫中山請出來，不會對孫中山搞的一套認真)，但對中共的權力平衡可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吧。因此，可能病重的江澤民趕不及「十一」中共大典時「暫時康復」，或曰「復活」，也要趕及辛亥革命這個跟共產黨不相干的慶典亮相，以顯示他的「餘暉」，以示其比鄧小平褪色的「太上皇」地位仍在。

從老人政治到「僵屍」政治，由大獨裁者到大小強人的黑箱明爭暗鬥，中國政治究竟推進了多少，幾時人民才可影響/介入中共的人事佈局？

揮之不去的死亡記憶

這則「解密」消息又把灰記帶回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那晚灰記幾乎無眠，電視畫面傳出來的槍聲震懾著電視機面前的人。一位朋友深宵打電話訴說眼前所發生的一切讓她十萬個不明白，又說為何兩地的思維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當時的灰記也有點不解，即使在被稱為「法西斯專政」的「四人幫」時期，他們鎮壓四五天安門集會，也只動用了棍捧。當時有人被捕，有人被打死，但肯定殺傷力遠低於十多年後的槍火。 十多年後，電視及報紙傳出來的消息是，由木墀地進城的軍隊在長安街瘋狂開槍，很多在屋內的人也無辜被擊中。

而這則「維基解密」的消息，解說了為何當時軍人瘋狂開槍。這份由當時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建檔的電文表示，一名回浙江家鄉的領館職員，聽到同村一位母親轉述其當軍並參與當時鎮壓的兒子的親身經歷︰

「她的兒子是第38軍的士兵。1989年6月4日，其子與同袍原本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南隅朝空鳴槍示警，后來部隊中傳來口信說，他們有100人失蹤，據推測已遭學生們殺害。該部隊迅速清查人數，確認少了100多人。電文說，該士兵與同袍對此感到相當不悅，以致於接到上級的開槍命令時，他們啟動機關槍朝前方的人群掃射。當此一暴行結束時，有超過1,000人死在街頭，他們幾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們隨后以汽油焚燒屍體，后有直升機將屍塊運走。……

電文指出，儘管被威脅取消獎金，該士兵還是堅持回鄉探望母親，並於1989年9月被准假離營。他母親聽到他口述當天的屠殺事件后，強迫他連續20天到附近的教堂告解，請求赦罪。該士兵相當痛苦，他完全沒想到原來被告知已失蹤的100名同袍，后來全都出現了。他覺得被欺騙，進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這則電文、那個領館職員、母親以至士兵說的是否事實，當然在中共對這段歷史的禁忌下，很難驗證。但肯定的是，木墀地至長安街一帶曾被軍人瘋狂掃射，有大量「物件」被燒毀，也有住在那一帶的人被流彈殺害。二十二年來，「天安門母親」中的很多家長在中共打壓下堅持要公開紀悼念，堅持要官方作出解釋，為的也是想不通為何兒女被無辜殺害。

相信「大開殺戒」的真相還要等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大白，如果到時有關的證據還沒被消毀，以及當事人還在的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無辜的死者中，很多連名字也沒被記下。沒有人紀念他們，或是根本不敢紀念他們。不知道真相大白的一天，被遺忘的死者名字會否重新被記起，就像艾未未等所致力的汶川大地震死難者名單一樣。

也許，到了死難者必須有名有姓，必須被公開紀念的時候，這個國家才算開始學懂尊重生命，才有可能不再濫殺無辜，讓無數被種種人禍和災難所消滅的生命終得到安息。 

外國不應干預中國司法獨立，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要面對「獨特」的中國司法制度的當然不只一個艾末末，但他的案件的確引起了國際圍觀，不斷跟進報道。

艾未未的案件有新的發展。由艾的太太路青為法人代表的公司被稅局追討約一千二百萬元， 當中有約五百萬當局指為隱瞞不報的稅項，七百萬為處罸的金額。稅局的聽證會於七月十四日閉門舉行， 參與聽證會的只有路青、路青的代表律師夏霖及一名公司會計，取保候審的主角艾未未卻不用參加聽證會。

有線電視報道，北京地稅局門前佈滿便衣警察，行人不准停留。 而這類案件一般都會公開聽證。 路青的代表律師夏霖於聽證會後，向香港和境外記者(從電視看主要是香港記者，應該沒有大陸記者)說， 聽證會閉門進行毫無道理。對當局解釋說因為有涉及第三者公司的資料，屬商業秘密，所以需閉門， 夏霖說應該由第三者提出有此疑慮，而不是當局代第三者作出此決定。

夏霖還透露，三個月前被當局取走的文件及 帳目，當局沒有歸還，令他們無從按資料申辯。而法律規定，當局取走相關文件後，必須於三個月後歸還，當局沒有這樣做是不合法。記者問夏霖有否要求取回有關文件及帳目，他說對方回答說原件不在他們那裡。路青則說這對他們很不公平。

從以上的事實，幾乎可以得出「經濟犯罪」只是個晃子，所以必須閉門進行，否則容易露出馬腳。艾未未不用參加聽證會更使人莫名其妙，明明說他涉及逃稅等經濟犯罪， 為何有關逃稅的聽證會他不用出席？如果他的太太路青是當事人，為何先前沒有被拘留調查？這是甚麼樣的司法邏輯。 當局是否要先強行沒收艾未未他們一千多萬元以作「懲戒」，再看艾未未未來的行為表現，是否繼續獨立特行？除了涉嫌逃稅，艾未未 還涉及甚麼經濟犯罪？當局對外界好，對艾的家人也好，都欠了交待。而口口聲聲說別國干預中國司法獨立的中國政府，能起碼尊重他們自己的司法程序嗎？

灰記原來搞錯了，外國也干預錯了。中國原來是沒有司法獨立，這是中共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講的，被批評的正是當時的司法部。時為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要批判的是當時的司法部負責人董必武，只是沒有點名而已。當時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指司法部黨組「發生嚴重右傾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沾染了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具體批判內容如下︰

「……『既要堅持對敵專政，又要切實保護人民民主』是資產階級法律觀點，……會議強調人民法院要『為階級鬥爭，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實際上，會議批判的資產階級法律觀點，正是董必武提出的法律思想，特別董必武明確指出的『法院主要是搞好審判。公開審判是審判活動，是重心。』『法院的任務除了對反革命加以制裁，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外，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通過審判活動教育群眾守法。』

「……會議批判『獨立審判』的觀點，認為就是『反對黨的領導』，是『資產階級舊法觀點借屍還魂』……『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而且要緊決服從地方各級黨委的領導，成為黨的一個馴服工具。』

「……司法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群眾路線，批評發言『過多地強調了法律程序的作用，助長了審判工作脫離群眾……司法幹部『死摳法律條文』對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個『緊箍咒』、『把法神秘化、偶像化，成了束縛自己對敵鬥爭手腳的繩索，有時還要強加於人，束縛兄弟們的手腳』。

(摘自《新史記》第二期「被批判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作者姚監復)

而董必武則強調法制不完備是嚴重問題，還說「革命的群眾運動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這可能帶來了一種副產物。助長人們輕視一切法制心理……」，認為加強民主與法制的建設可以使黨和政府的活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當然，在被毛澤東不點名批判後，董必武只有噤聲。而在「和尚打傘」的毛澤東「不斷革命」下，司法蕩然無存。

今天中共有更多的法律條文及司法機關，也不再搞「革命群眾運動」、「階級鬥爭」、「打擊反革命」，但天安門仍懸掛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圖騰，胡錦濤和太子黨仍搞崇毛玩意，司法自然改革不了，不但沒有如董必武所說，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只繼續淪為中共鎮壓人民的工具，而且連董必武當年所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做不到。

所以外國的確不應干預中國的司法獨立，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司徒華的「秘密」

即將出版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回憶錄《大江東去》，再次成為熱點。

幾天前灰記在《蘋果日報》看到一則新聞，支聯會現任主席李卓人等一班聲稱司徒華戰友的人，包括一些民主黨黨員，質疑司徒華這本回憶錄早在1995年已開始錄音是否屬實，希望主理這本書的司徒華家人出來澄清。李卓人等說從來沒有聽說過司徒華說有錄音這回事。

灰記看到這則新聞時，直覺李卓人等有些無聊及缺乏政治智慧。這群人自以為跟司徒華是政治上的盟友，是他老人家可以交心的人。所以當聽到「華叔」十六年前已經開始為自己的回憶錄錄音，覺得很詫異。私下覺得詫異不打緊，為何大張旗鼓的說出來，是不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因為支聯會及民主黨沒份參司徒華的回憶錄，要藉此打擊這本回憶的權威性？

可能當中有人害怕司徒華在對他們有負面的描寫。但這是自由社會，出來參與政治運動或從政，總不能避免被人指指點點，包括被灰記這類人「品評」，為何那麼著緊「華叔」的片言隻字？灰記想來想去，只能想到這群人有意無意把「華叔」塑造成香港民主的一面旗幟，要繼承的他的遺願，大有「接班人」的味道。假若司徒華對他們有甚麼批評，會影響他們的「正統」地位。

如果他們是抱著這種心態，灰記只能用「沒出色」來形容。香港可貴之處，就是多少擺脫中國固有的論資排輩及人治色彩，也不必寄望領袖的神勇，而是群策群力的多元民間社會。現在的支聯會以至民主黨諸君，是否真的對自己，對市民那麼沒信心，仍然脫離不了中國傳統那種要建立「道統」的舊思維，把《大江東去》看成無比重要的政治遺言，而不是一家之言。

七月十一日，《蘋果》又再以「《大江東去》自爆︰苦等17年盼入中共  支聯會震驚  促公開華叔錄音」為題作報道。為甚麼又再感到震驚呢？原來有報紙及電子傳媒率先披露了回憶錄的一些內容。「華叔」在40人年代求學時，接觸了左派人士，秘密加入了新民主主義小組(共青團的前身)，並被中共指示成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以「滲透」當時的英文書院。後來司徒華轉為幕後，以教導有潛質學生左派愛國思想。然後「華叔」在左派圈子的鬥爭中，被排擠出學友社。

六六年司徒華年屆三十五歲，當共青團團員已超齡，但當時組織的領導說「政策有變」，不讓司徒華入黨。時移勢易，到八十年代許家屯主理港共，邀司徒華入黨，被其拒絕。不過，司徒華八五年參加立法局，也有和新華社商討。

其實「華叔」八九六四前與中共關係較好是人盡皆知，稱他為「國粹派」的也不少，好奇他跟中共親密程度的人也有。灰記多年前曾隨一位資深記者朋友跟司徒華到外地，進行詳細採訪。朋友自然觸及他與中共的關係。記憶所及，他好像只提到年輕時認同中共抗日救國，也反對國民黨腐敗。但印象中他並沒有說過跟中共有任何關係。有的都是當基本法草委時與內地官員接觸，或參與民促會時跟許家屯接觸過之類的話。後來，灰記聽到電台主持訪問他，問到他有否想過加入中共，他好像說沒有。還說以他的性格，不會見容於中共。

有趣的是，「華叔」生前卻樂意揭露一些香港地下黨員的身份，譬如他說曾聽專門負責統戰香港傳媒的金堯如(六四後脫離中共)說，特首熱門之一梁振英是千真萬確的中共地下黨員。結果惹來梁振英連番否認。

老實說，灰記一直懷疑司徒華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於此，現在回憶錄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只是灰記疑惑看透中共本質的「華叔」為何不及早把這段歷史公諸於世，而且三番四次被人問到也說得十分含糊。既然「六四」之後司徒先生跟中共已決裂，他何不把這段歷史公開，讓更多人更早地了解中共在香港的運作與歷史？

《蘋果》引述泛民中人的話，說擔心這段歷史會被人利用攻擊司徒華本人及泛民。灰記覺得有點杞人憂天，而且完全從當今「反共」角度去看，而不是從司徒華這代香港人的心路歷程去看。諷刺的是，喜歡翻舊帳的正正是中共，稍為有涉獵一下中共的歷史，便知道他們如何喜歡「揭露」別人甚至黨內異己的過去，攻擊別人是「歷史反革命」(即從開始已經思想「不純」，參加中共也改造不過來)。但灰記看不到現今的中共會利用這段歷史攻擊司徒華。

至於說對司徒華曾盼望入黨感到震驚。面書上便有人寫道︰「驚奇的不在於司徒華的確親共，而是他的戰友說對此聞所未​聞！」雖說震驚有嫌誇張，但如果支聯會及民主黨人確曾未聽說過司徒華與中共的瓜葛，公道地說，「華叔」生前的確有欠對政治上的同路人一個交待。

而對這群「晴天霹靂」的支聯會及民主黨人，面書又有如下分析︰

「入團入黨這些事當然是不知情者不得而知，但學友社不是秘​密組織，學友社的性質亦不是今天才暴露，而是街知巷聞.​…一班雖說比司徒華年紀小的今日泛民，也非政治白痴​，而是自己也成長在學友社等高調活動的年代。能接受司徒​華每次只是片言隻語交代那 “學友社” 的歲月而不深究？能接受他解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而 “已經很久沒有來往”？….這裡涉及的就不只是政治​水平的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遺忘機制，把一切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徹底遺忘….這班以嬰兒潮為主幹的泛民一直​都在有意無意的維護這歷史的遺忘…..(這種遺忘也​是對自己講大話)」

「這裡涉及的就不只是政治水平的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遺忘機制，把一切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徹底遺忘….]​ true
六、七十年代，如果你有社會理想，反資反殖，好自然你會​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党。係意識形態主導社會運動嘅年​代，你冇嘜選擇。」

「司徒華青年時期的40,50年代，沒有其他選擇，雖不完​全準確，但大致合理。但60,70年代，選擇是有的：吳​仲賢等的托派是一個選擇。但對於一個已經把三四十年青春​投資在中共身上的司徒華，容許選擇就是否定他自己，否定​他自己的過去，所以他的歷史就是把這些選擇邊緣化、排斥​掉，或遺忘掉。直到他自己也站出來否定中共的時候，也沒​有把自己身上，這種過去半生的情感與政治投資徹底否定掉​，甚至臨終選擇了回歸這個自我。這種悲劇性的人格迴路，​在當代中國其實比比皆是。」

對灰記來說，能夠坦蕩面對自己的過去及歷史是值得肯定的，司徒華過世後才讓自己跟中共的親密關係曝光，遲是遲了一點，但我們應該歡迎才是。支聯會及泛民的反應，確實讓人驚奇！

今天吃飽了，要記憶饑餓；記憶是思想的基礎

港大荷蘭籍漢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年初出版的《毛製造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獲得英國Samuel Johnson Prize。此書是馮客和他的助手訪問了中國二十多個檔案館和「大躍進」時代許多受害者， 歷時四年完成有關中國大饑荒的專著。馮客的結論是毛澤東及中共製造的大饑荒，死亡者達四千五百萬。

對於中共所說「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憶，在內地便有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所寫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估計死者三千六一百萬。相信除了死硬擁毛者，如「鳥有之鄉」等，中國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發生大饑荒是不爭的事實，關鍵是自然還是人為災害。而即使是自然災害，政府是否有盡力救災，也要追究。正所謂人命關天。

不過，在中國，特別那個時代，不僅不是人命關天，而是人命如草芥。內地一些「新左」學者就重大的人命代價為官方解釋，說在一窮二白下，要作原始資本累積，打下經濟基礎，只能以道德感召—社會主義建設，調動工農的積極性，廣大人民，特別農民要為經濟建設犧牲，在所難免。還說，沒有毛澤東當年打下的基礎，便沒有今天的經濟躍進。西方資本主義的原始累積，殘酷情況不亞於中國等。這就是中國一些「新左」對五、六十年代生靈塗碳的「大辯解」。

灰記不會不承認一窮二白的客觀現實，也明白重建經濟的難度。但中共好歹是聲稱為工、農打天下，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即使為了對抗帝國主義的圍堵，要全國人民犧性個人利益建設經濟，起碼要人民有三餐溫飽，而不是白白餓死吧！但中共至今都不肯認真地總結五、六十年代「大躍進」、「三面紅旗」政策的缺失。究竟千萬計因饑餓而死的亡魂，是中國太窮，糧食不足，如果是，為何不向外求援？是為了「社會主義」這個面子嗎？還是中共必須要以糧食換取軍事及工業發展？但在聲稱工農政府執政下，千萬農民白白餓死，怎也說不過去吧！

要知道，中共高層是知道大規模的饑荒的，要不然五九年廬山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不會寫信向毛澤東「進諫」，結果被毛打成反黨集團；要不然六二年，國家主席劉少奇不會對黨主席毛澤東說︰「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結果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中，毛澤東在壓力下被迫「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和鄧少平主持經濟調整，給農民一條生路。

問題是從廬山會議到六二年，四年過去，當中有多少人被活活餓死？如果不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劉少奇等人為了自保而不敢說真話，把原來「反冒進」(即反對盲目追求經濟指標)的會議變成「反右傾」的會議，仍然堅持不切實際的目標，有多少農民可以倖免於難呢？

舉一個例子便可說明，毛澤東要號召「大煉鋼」、「超英趕美」，下面的官僚幹部為了討好毛，除了虛報糧產有多高，還搞出土法練鋼的瞎折騰，農民家家戶戶把家裡的鐵鑊等拿去燒，結果煉出來的「鋼」質量極低，只能報銷。而當大家瘋狂走去「煉鋼」，長熟了的莊稼沒有人收割，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不是毛澤東及中共如此不尊重科學，如此妙想天開，起碼很多人會倖免於難。

對中共的苛政/暴政，不是沒有人反抗，首先反抗的是那些活在最底層的農民。現在亦有資料披露，不少饑餓的農民曾起來反抗，甚至把幹部殺掉。但這些農民當然最終以「反革命」罪名被殺掉。這些反抗歷史也是值得記載的。

為甚麼中共如此胡作妄為，卻沒有任何經濟學者、科學家敢出來喝止。因為五七年「反右」已經把那些「不聽黨的話」的「資產階級」專家學者修理得貼貼服服，誰又會敢再說真話，表露半點自己的思想痕跡，而不跟大隊去做黨的馴服工具？在那個想時候，思想是包袱，要拋棄。一個沒有思想，或只有一個思想的國度，可想而知！

因此，五、六十年的大饑荒以至思想的空白，中共絕對難辭其咎。但到現在中共官方都不敢面對這段歷史，更談不上向人民道歉謝罪。

談到饑餓，又要回到廬山會議，話說彭德懷要為饑餓的農民請命，卻得罪了要「永遠正確」的毛澤東，成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既是集團，必須要有人「陪葬」，其中一個是現仍健在，寫《廬山會議實錄》的李銳。當時他和周小舟都是毛澤東的秘書，但因為同情彭德懷而被牽連，下放北大荒。他在接受裴毅然教授訪問時(刊於《開放》雜誌)說︰「我有種感覺，人最難受的是什麼？是挨餓，我在北大荒挨餓，幾乎餓死！」這些仍敢為廣大人民說真話的共產黨人，代價幾乎和那些被活活饑死的農民一樣。

九十三歲的李銳說，「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完全錯了」，自命左派的灰記對這話仍然存疑。但灰記認同李老的人本精神。他說︰「至於我自己這一生，做人與當共產黨員發生矛盾時，我不惜犧牲一切堅持了前者，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歷史。」

無論馬列主義者也好，共產黨也好，必須回到人的價值和尊嚴，回到記憶，即使記憶是多麼的痛苦和難堪，因為記憶是思想的基礎。

洗腦與填鴨

在中共壓力下特區政府要大搞德育及國民教育，有人稱之為洗腦。老實說，在港英殖民地時期接受教育的灰記，經過十多年的體驗，只能用差勁兩個字來形容。死記、考試佔據整個中、小學生涯。所謂填鴨式教育跟洗腦有多大分別？反正就是創意及好奇心，以至批判思維的扼殺就是了。唯一的分別，可能那時候父母輩為生計奔波，也沒有甚麼補習學校、精英班、興趣小組等，還可以到山邊野孩子一番，或看一些自己有興趣的讀物。總之， 課餘自由度相對比現在的孩子們稍高吧。這個自由度相信對灰記及那時代的青、少年彌足珍貴。

回到教育，無論殖民地教育，或一國兩制下的教育，本質沒有重大分別。在美麗的辭藻粉飾下的教育「改革」，恐怕又是「內容」更「豐富」，即更加要死記的填鴨餐吧！學生的書包越來越沉重，學生越來越早被灌輸自私自利的競爭意識，學生越來越不快樂，在在都說明特區教育的可悲和可怖。否則那些高官和有錢人不會千方百計及早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國際學校、直資學校，然後最遲於高中時把子女送往外國留學。

在沒有國民教育下，大多數必須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已經被有意製造成一大群聽話、有一點工作技能、被生活壓力磨滅一切理想、追尋的上班族。再加上國民教育，中港統治階層的如意算盤是，有必要時利用「愛國意識」、「民族認同」轉化內在階級矛盾，在「偉大祖國」的迷思下，令廣大人民看不見壓迫的來源。

說著說著，灰記又想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年青人以至知識界對建制不同部門的反叛。例如美國學生的反越戰運動、法國學生的反戴高樂主義運動、甚至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反對蘇共的「社會帝國主義」強加於捷克的斯大林體制……。那個時候，西方左翼理論影響不少如灰記這類的青年。那時在外國一些「新左」人士頗流行的一個說法，就是馬克思加佛洛依德，由國家體制、經濟體制以至教育及家庭體制等，對個人造成的桎梏進行大批判。灰記還記得，除了馬克思及列寧一些批判國家體制的小書，還看過一些批判家庭的小書，如R.D. Laing的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家庭的政治)、David Cooper 的The Death of the family(家庭的死亡)，批判家庭作為禁制女性、桎梏年青人的資產階級男權體制。那時候灰記逃離港式填鴨教育，在這些反思體制壓抑人性的思潮刺激下，在海外變得「海闊天空」。

不過，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思潮並沒有深入民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軍警及政策「改良」，「理順」了年青人的反抗。之後更有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資產階級大反撲，新保守、自由主義向福利主義進攻。私有化浪潮一個接一個，加上網上虛擬經濟的大行其道，有錢人利用網上虛擬經濟大賺特賺，胡亂投資虧損又有資產階級政府包底，即使企業倒閉，那些企業主及高層的身家沒有損失。而一般民眾便要承受這種虛擬經濟所造成的惡果，弄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經濟周期密及波幅大。資本主義的危機不言而喻。

在這樣的前提下，反全球化，捍衛本土/社區經濟才有意義。而這種本土運動必須與捍衛政權分開，因為無論特區政府也好，中共政府也好，聯同他們服務的階級，都參與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掠奪遊戲，掠奪不了別國人民的利益，也掠奪本地人民的利益。因此，本土運動必然去殖民、反體制、反霸權，也必然反官方意識型態。

中共「回歸」國族/家庭價值，甚至傳統儒家的君臣思想，大搞封建式愛國教育，也要香港特區政府緊隨其後，真有點像當年的列根、戴卓爾夫人右翼回潮。當年講求保守的宗教及家庭價值，打壓工人及各式反抗運動。對灰記而言，無論港英時期的填鴨教育，還是當今的填鴨加洗腦教育，都是對年青人「毒害」。作為反抗者，重溫當年的左翼理論，或發掘新的左翼理論，都有其現實意義。

在「行政霸道」中看「湖南道縣大屠殺」

不少社運及政黨中人，對香港特府的政治檢控、政治恫嚇形容為「白色恐怖」。如果說「白色恐怖」未能製造恐怖效果，只能「歸功」一國兩制未完全喪失，法治制度和公民社會仍未崩潰。

不過，特首曾蔭權和建制派，特別中共在港核心組織之一民建聯(如劉江華)，以及「親中」人士(如劉夢熊、劉迺強)及歸邊傳媒，近日肆無忌憚地詆譭香港的司法制度，說有政黨為一己之私，在背後指使東涌婆婆就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提出司法覆核，濫用司法程序，置政黨利益於全港市民利益之上。他們的大合唱，完全視法庭如無物，目的就是以純講經濟的「大眾利益」作藉口，以輿論壓力阻嚇市民行使應有的法律權利，甚至公然侮辱法庭。所謂濫用司法程序，即暗指法庭把關不力，判婆婆勝訴更是不可饒恕的過失，即所謂要「司法克制」。好像特區政府基建之上，讓馬虎的環評過關就沒有半點問題，好像法庭審批司法覆核申請如政府審批環評報告那樣兒戲！

政府、建制及親權力者的抹黑操作，絕不能掉以輕心。這意味香港特府及統治階層正向中共的辦事作風看齊，所謂「行政霸道」跟專制其實是同一回事。重慶市在薄熙來希望「有所作為」下，搞「唱紅打黑」，「打黑」就是打擊黑社會，本來是大快人心的事，但著力推動大陸法律改革的法學教授賀衛方卻認為，重慶市當局不能為了政績而妄顧法律程序，寫了「致重慶法律界同仁的公開信」，質疑行政干預司法等問題，惹來不少批評，說他別有用心。

老實說，大陸政府不尊重法律不是甚麼秘密，對維權/異見人士的濫捕、濫判，沒有一樣是按其所製訂的法律程序辦事。扣留了艾未未四十多天，沒有正式通知其家人，這是全世界任何文明國家都不會發生的事(英、美國藉「反恐」濫權可能是例外)。近幾天又透過官方傳媒說艾未未涉大額逃稅，要進行監視居住(因為扣留37日的限期早過，只能想出一個理由作出監視居住，因為期限可以很長)，但家人依然沒有接到通知，艾未未尋求法律意見的權利更被剝奪。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大陸當局行政干預司法(這已是很溫和的說法)根本就是常態，因為司法獨立意味行政機關不能為所欲為，所以西方的三權分立不符合國情，即不符合中共專權者的胃口。

維權律師希望從法律途徑爭取公義；賀衛方這類法律改革倡議者希望懂法律的人抵制非法濫權，令權力不能為所欲為；一些內地媒體如南方都市報等，讚揚香港司法覆核制度，認為婆婆就港珠澳大橋環評提出司法覆核勝訴，是法治糾正行政失誤的傑作。內地不管體制內外都有人嚮往法治，了解法治對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不可或缺，偏是香港當權者及其統治聯盟嫌司法部門「阻頭阻勢」，要法庭「少做少錯」，利用「民粹主義」壓司法部門，實在諷刺之極。

大陸體制內外有反省中共專權的人，希望人民遭殃的歷史不會不斷重覆。最近在香港出版的，由內地人譚合成寫的《血的神話  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引用很多八十年代官方調查的資料，親身採訪親歷其境的人，深入揭示造成九千多人被當權者任意下令屠殺的慘劇。而最重要是，道縣大屠殺並非孤例，而是那個革命口號叫得最響，最無法無天的年代有代表性產物。正如作者在後記所言︰

「切勿以為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只是一個遙遠的血的神話；切勿以為大屠殺的陰影已經離我們遠去不會再回來；……

「……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三十年前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這篇歷史紀實中記錄的殺人理由講給他們聽，甚至可能被斥為「造謠』，筆者就親身碰到過這種事情。須知憑這些理由在當年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經綽綽有餘了。……

「在這場打著西方馬列主義旗號，行東方專制之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貧下中農』(還有『工人階級』)這個字眼就像上帝一樣神聖，作為一個階級被抽像化和神聖化，賦予了『領導一切』的權力，實際上，每個具體的貧下中農的實質性的權利和利益又在哪裏呢？他們與那些『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一樣，除了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之外，一無所有。……一位道縣被害者遺屬說得好︰『可憐啊，他們(灰記按︰貧下中農)就是一些只有一條褲子穿的奴隸，管著我們(灰記按︰地、富、反、壞等四類分子)這些連一條褲子都沒有得穿的奴隸。』而這一切之所以能夠行得通，則是建立在國民的奴性人格之上。……

「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和註腳。……

看譚合成的書及其感言令灰記想起近日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諮詢」，課程指引一味要老師引導學生正面認同國家成就，培養家國情懷，任何爭議性的歷史事件也沒有放在教案，連《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田漢是在「文革」被迫害致死也不敢寫出來，那種希望培養學生毫不批判的國民身份認同之心昭然若揭，若說是奴化教育或洗腦教育也不為過。但曾蔭權政府為了要表示對中共的效忠，不惜硬銷國民教育，鼓吹愛國即是愛黨，他這一任不成，還有梁振英、范徐麗泰等繼承，(唐英年太庸碌無能，不勝任)。這種與大陸趨同的「愛國教育」，沒有了馬列毛術語，但目的仍然一樣，為的就是要製造不懂歷史，只懂服從權威，認同中共政權的學生。

中港聯合，強權操作全方位進行。在「白色恐怖」下，內地仍有人敢於抗爭，在香港的「行政霸道」下，香港人還能置身度外？

十二年，也不止十二年

二零一一年一月廿九日傍晚，中環遮打花園聚集了近一百位人士，紀念十二年前香港終審法院的勇敢與正義。

十二年來，每年這一天，遮打花園都會有這樣的聚會。年復一年，聚會由媒體事件，逐漸變成只有居權家長/子女，以及少數支援團體及個人所在意的事。

不過，今年的聚會再次吸引個別傳媒的目光，因為十二年後，特區政府終於讓這群由孩童期等候到成年，甚至中年的港人子女，可以輪候來港。個別在主流傳媒工作的記者，依然沒有忘記當年居權家長/子女由希望至失落的起跌，沒有忘記主流社會的自私短視，沒有忘記特區政府的罪行，他們希望製作專題故事。但又有多少空間讓居權人士訴說這十二年的傷痛與苦澀？其實傷痛與苦澀又何止十二年，九七前他們已在內地等待，等待跟父母一起生活。記者又有多少空間揭示特區政府的無恥？

灰記依然記得，零二年港府要遣返那些被剝奪了居留權的港人子女，個別的電視專題敢於逆主流，作出較同情居權子女的報道，他們包括港台《鏗鏘集》、無線《檔案》以及有線《時事寬頻》。那年臨近遣返，居權家長及子女在遮打花園露宿抗爭，但換來的是市民的歧視、辱罵，主流傳媒的抹黑。總之「一句講哂」︰「佢地點解賴死唔走」？那幾位原本相互認識的專題記者有時在場相遇，大家像有責任要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的默契，而這種責任感卻不容易在主流傳媒發揮。有時大家相視無奈，為甚麼同是移民/難民之後，大部分港人會變得如此冷酷自私？

灰記最印象深刻是在街上看到居權青年宣講他們的困境—權利被剝奪，在大陸一直都沒有任何途徑可輪候來港時，一名與他們年紀相若，西裝畢挺的男士，憤怒的指罵他們，說甚麼這裡不屬於他們，人大釋法清楚表明他們沒有任何權利，不要「賴死」。此君完全不去反省為何大家的父母同是香港人，面前的居權青年偏不屬於這裡。看著西裝青年理所當然的態度，灰記知道特區政府和主流傳媒的洗腦是如何的成功。

當年那幾位記者都不相信一百六十七萬的謊話，甚至認為要迎接一百六十七萬港人內地子女，也是政府應有之義。今年一月廿九日晚，兩位當年在場的專題記者重遇，話題依然離不開那天馬行空的一百六十七萬，不約而同直指當年的董建華及眾高官，包括已忽然民主的陳方安生，均欠下居權人士一筆債。

在居權家長/子女不屈不撓，年復一年的爭取，這筆債現在有了償還的曙光。港府早前宣布單程證餘額可供「超齡」子女在內地申請單程證來港，還要規定第一批申請人，其父或母於七九年之前領得香港身份證時，必須未滿十四歲，如果父母過世，便沒得申請。要還債還要諸多限制，特區政府真是「惡債仔」！要知道，這原是他們應有的權利，不是施捨，特區官員不要搞錯！

「等了十二年的家庭團聚，夠未？」一直協助居權人士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令瑜，寫了一篇文章指出這個「惡債仔」的「補償」嚴重不足與不公。一月廿九日晚上，孔令瑜亦如常在聚會上號召居權家長/子女繼續堅持，直至所有港人子女的權利得到確認為止。一直以絕食、靜坐方式支持居權人士的甘浩望神父，今年不再絕食，令關心他健康的人放下心頭大石，他以歌聲慶祝遲來的「補償」，但不會忘記還有20%左右不受惠「新政策」的人，會繼續跟他們一起爭取。當晚來參與集會的還有宋啟文神父、陳日君樞機、陸漢思牧師、張超雄、何秀蘭議員、梁國雄議員、街工、基層勞工、居留權大學、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居權家長/子女未完的路程不至完全寂寞。

早前保安局局長說，「新政策」會令萬計人士(即不足十萬)可申請來港，再加上「不合資格」的20%，頂多十二萬人。任何有魄力，願意以民為本的政府，都應該會很快處理好。當然香港政府會把責任推及大陸政府，說單程證是由內地政府審批，但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心態，與當年極不負責任地尋求人大釋法，斷送香港的高度自治的心態如出一轍。歸根究底，這政府就是欠缺承擔精神，特別是對那些被他們認為是貧窮弱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