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反共，但不反中共

鐵血網有署名「雨夾雪」的文章「《建國大業》的政治立場」，大罵《建國大業》反共。《建國大業》當然反共，中國共產黨自七十年代末鄧小平掌權後，經濟上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要共產黨千秋萬代，三十年來越走越畸型。既然中共背棄了社會主義，背棄了人民(這在毛澤東時代早已發生了)，一齣為中共建政獻禮的電影，為何不能反共！

今時今日，暴力革命產生的共產政權，列寧式的專政手段，逐漸被大部分國家的人民唾棄，這是最頑固的共產主義信徒都不得不承認，也是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必須反思的現實。

說回電影，電影被指美化蔣氏父子和國民黨，只說對了一半，蔣介石極其量被描寫成梟雄，被美化的是蔣經國。但這些描述手法，除了因為樣板化的處理在今天已完全沒有市場外，中共要跟台灣執政國民黨搞好關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大體上國民黨主戰，腐敗等元素依然存在，並沒有美化國民黨統治。

把毛周等共產黨領袖人性化處理，被批評醜化共產黨人的確有點寃枉。老實說，毛澤東的霸道、流氓習氣、心狼手辣，連中共的同路人都深感不滿。電影把他描寫成不拘一格，慈祥的領袖，簡直就是要年青一輩再次投進毛爺爺、周爺爺的懷裡，何來醜化？要勉強批評，最多只能說太「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其實是人性化的代名詞)。但今天的中共，從高層至基層領導，有那個對子女、對親友，不是充滿「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只是這種「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並沒有惠及廣大民眾吧了。

有不少人認為《建國大業》有借古諷今之意，其中最主要是蔣氏父子悲嘆國民黨腐敗到骨髓。灰記認為，突出民主黨派人士及政治協商會議，也是有此效用。而《共同綱領》中的民主承諾，更是中共欠了全中國人民整整六十年的東西。不過，在「雨夾雪」眼中，民主黨派人士只是錦上添花，這也是中共領導核心的想法，即所謂暴力革命後的專政道路。

這也是今日最最頑固的共產主義者也要解答的核心問題，即所謂先鋒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亦即共產黨是否永遠正確，是否不能被取代的問題。歷史證明，共產黨不但不是永遠正確，而且很多時錯得離譜，對人民所造成的禍害有時不比反動派更輕。這裡先不去批判「雪夾雨」熱愛的毛主席，斯大林的暴政，全世界很多左翼以至共產黨人後來都作出嚴厲的批判。

也許「雨夾雪」講得對，中共當年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或願望。但執政後種種倒行逆施，卻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熱之中。這也是很多永遠正確的共產黨執政的宿命。

因此，《建國大業》強調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的作用其實不在於反對中共，而是委婉地重提中共也曾經大肆宣傳的民主意識。今日中國社會矛盾日深，無人不知是政治體制出現問題。死抱先鋒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亦即共產黨專政觀念，沒有出路。

香港足球絕望的啟示

香港的確很「國際化」，灰記指的是觀賞足球的心態，問十個球迷他所擁護的球隊，九個會告訴你一隊遠在西班牙、意大利或英格蘭球隊的名字。「全世界最高水準的球賽，當然要追捧。」灰記近年已少看這些世界頂級賽事，偶而觀看，總會被現場熱烈的氣氛所吸引。在那一刻，忽然感到身為歐洲人的幸福，大家有一種共同樂趣，也有身份的認同。

追捧英超、西甲等頂級賽事的現象，相信在鄰近地區也很普遍。不過，鄰近地區的球迷，如日、韓，以至東南亞，在擁護外國名牌球會之餘，總會對自己所屬地區的球會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說水平直迫歐洲南美的日、韓球會，東南亞的球會也有為數不少的忠實支持者。他們沒有忘記本土足球，當他們的國家隊比賽時，更會全力打氣。

這種訴諸球場或運動場(其他體育項目)的國族情緒，灰記以為比較正面，總比劍拔弩張好，一些非洲南美洲以至亞洲弱國，也可以值提升足球水平而揚名。特別在全球化主導下的足球，一些國際名牌球會橫掃全世界，賺取最多金錢，而地區小球會則掙扎求存，有的甚至被本土人唾棄的現實下，支持本土弱勢足球，是需要投入對這個地區真摯的感情。

好像前幾天政府大球場的紅海，就是一次過對香港本土感情的展現。三萬七千多球迷，再加上數以十萬計看電視或關注這場本地球隊對抗外隊的賽事，除了「六四」和「七一」外，再也想不起任何民間自發支持本土事物的場面，可以如此壯觀。一場亞協盃準決賽第二回合賽事，可以牽動萬千球迷，更引起早已放棄本地足球的傳媒大篇幅報道，不可說不是對本土感情的一次成功抒發。

一次性的渲洩總是短晢，總是換來失落。特別是主隊南華力戰而敗，敗給實力較強的科威特對手。香港人短視已成了不可藥救的通病，成年人講錢、講炒股炒樓，只爭朝夕，又迷信唯有讀書高，埋沒青少年的運動天份；香港政府更毫無遠見，不會為任何事情投以長期心血，特別足球是需要龐大投資(不過，也遠較迪士尼和高鐵這些大白象便宜)；搞體育的人，很多仍然抱著業餘玩票心態，沒有長遠打算。

體育特別是足球，十分容易凝聚身份認同，幾天前的那場亞協盃準決賽是鐵證，大家對主隊南華，以及香港這塊小地方的感情表露無遺。不過，在這種總體社會沒有長遠眼光的大勢下，這種歸屬感只能是短暫。

南華的足主羅傑承是商人，他以商業手法包裝南華相當成功，羅致本地最好的球員，以及國援外援，都是一些短期方法，為的是短期拿出成績。但足球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正如南華的南韓籍教練金判坤說，香港足球需要長遠投資，由青訓做起，道路仍然很長。他可能只是一廂情願，過一陣子假如羅傑承失卻搞足球的興趣(這是香港老細足球的普遍現象)，香港足球又會打回原形。

理大教授何國良接受傳媒訪問說，這是香港足球的開始。灰記以為香港足球要開始，香港人真的要換換腦袋，習慣長遠投資也未必有回報的儍勁。至於如何改革本地足球，立法會都曾經討論過，可惜議員缺乏passion，為講而講，不曾討論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可見議員缺乏敏感，不為意足球的凝聚力。那個特區政府只顧金融炒賣，地產發財，又怎會留意香港人千方百計尋找途徑，投人對這地方的熱情。

舉一個例子，今屆本地甲組聯賽分散在各地區的球場上演，康文署所謂改善場地質素其說說而已，沙田運動場泥多草少，九龍灣公園球場狹窄而草地惡劣。連浸大理大城大聯校運動場以及香港大學運動場，校方都願意投資改善足球場的草質，改用百慕達草(一種密集又幼小的草)，讓師生可在優質的草地上玩樂，甲組球會晨曦便租用了聯校運動場練波，南華亦經常往港大運動場操練。

最要命是這些甲組比賽場地，市民也可以租用，草地在過度耗損下更差劣。在差劣的環境下又怎可踢出高水準的足球呢？政府無方向，無政策，不肯投入資源，又怎能讓香港足球重新開始。

幾天前的1021晚上，很熱烈，有點「淒美」，因為南華隊長李海強射入的一球被判越位作廢，但灰記是懷疑主義者，這個令人難忘的晚上，可能只是迴光反照。

和平笑話

如此題目，談的定然是奧巴馬和美國單邊主義。

奧巴馬外形和談吐自然比他的前任「牛仔」總統小布殊得體兼有魅力，但他的巧言並不代表真正的國策。事實上，軍事上的單邊主義依然是美國所宗，奧巴馬是小布殊的延續。稍為懂一點美國政治的人，都不會認為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外交和軍事上會南轅北轍。民主黨人克林頓當總統時，便於1998年對蘇丹進行狂轟濫炸，造成大量平民死傷，還阻止聯合國調查。當年派兵入侵越南的總統約翰遜，也是民主黨人。

「做出非比尋常的努力，強化國際外交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這是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對應屆得主奧巴馬的主要評價。是的，奧巴馬走訪各國，但大都是與美國的傳統盟友(其實說穿了就是美國的「靚」，或者要「俾面」美國的中小型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埃及，歐盟等。真的看不出奧巴馬有任何非比尋常的努力。如果說放寛美裔古巴人電匯祖國的限制，或派特使到北韓營救被囚美國記者都算是非凡外交努力，這個和平獎得獎人的能力實在非常有限，或為和平貢獻的作為實在少得可憐。

但作為當今全世界唯一超級軍事大國，今時今日依然在國外耀武揚威，操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縱容以色列繼續欺壓巴勒斯坦人。奧巴馬和美國又怎會沒能力呢？關鍵依然是美國窮兵黷武的單邊主義思維不變，看美國軍費支出等於是全球所有國家加起來的總和，美國在全球有數以百計的軍事基地，便可知一二。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委員就像一群天真的孩子，向惡霸頒獎，只要他少打被他欺凌的人一拳，於願以足。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當然不是天真的孩子，只是他們的思維跳不出歐美中心主義而已。

還是美國的異見人士最了解，也最願意揭穿美國的真面目。杭斯基教授(Noam Chomsky)一定會對和平獎委員會的決定失笑，或者失望︰「美國前任國務卿賴斯預言他(奧巴馬)會延續小布殊的政策，結果基本上是這樣。不同的是他的花言巧語讓世人受落。」Barack Obama and the ‘Unipolar Moment’.

這些是甚麼花言巧語呢？小布殊公然要全世界配合美國，即所有國家都是美國的「靚」，否則就是敵人，就是邪惡軸心。幾年前，小布殊派兵入侵伊拉克的態度就是如此傲慢，聯合國贊成顧然合心意，反對也不礙事，總之美國就是可以為所欲為。奧巴馬調整了在人們面前的態度，事事好像有商量，私下全世界依然是美國的附庸。

杭斯基舉北約為例，北約的成立本來是為了「對抗」蘇聯對歐洲的「威脅」。二十年前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北約的「歷史任務」照理應該完結，可以「功成身退」。怎知美國繼續支配這個軍事組織，而且不斷收「靚」，包括前蘇聯的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向東歐、中亞進行軍事干預，主要是爭奪能源。

幾個月前，奧巴馬訪問俄羅斯前，他的特別助理Michael McFaul公開談到北約，說不會因與俄羅斯談判而停止北約的擴展，以及導彈「防衛」。而大家都心知肚明，北約的擴展對俄羅斯構成威脅。

至於所謂導彈「防衛」，其實是首發攻擊用的導彈系統，為了攻擊伊朗而設的。這是美國為何瘋狂阻止伊朗製造核武的原因。因為只要伊朗有了核武威懾能力，以色列縱有核武亦不能隨便攻擊伊朗。

雖然聯合國剛通過核不擴散條約，但奧巴馬公然違反此協定，保證美國與印度核武協議不受此條約限制。而印度更宣稱擁有如其他主要核武國家的核武力量。而在美國和歐洲的反對下，國際原子能委員會要求以色列參與核不擴散條約，並公開其核設施讓委員會審查。以色列當然不答應。

諷刺的是，和平獎委員會贊揚奧巴馬在核不擴散議題上所作的努力！

至於美國在奧巴馬主政下，繼續偏坦以色列，完全漠視以色列繼續擴建殖民區，陷巴勒斯坦人於水深火熱於不顧。

如果說小布殊是表裏一致的戰犯和惡霸，那麼奧巴馬就是表裏不一的戰犯和惡霸。

杭斯基在結尾說到，軍事上美國依然世界第一，但經濟和政治已三分天下(美國、歐洲和東亞) ，這個格局有助於和平和進步，換言之，只要美國的獨大受制衡，世界才有希望。這也是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延續小布殊軍事單邊主義的奧巴馬說成和平促進者的當頭棒喝。

六十年前光影

戲院內小孩佔了不少，電影雖屬兒童不宜，看來卻只有兒童才可能受感染，如果他們不覺得故事沉悶難懂的話。

教書的好友，詢問學生會否看這套《建國大業》，學生異口同聲說「唔睇呀，明知假嘅。」導演說要利用明星效應，引起年青人對歷史的興趣，看來不很成功，起碼在香港不成功。因此，除了內地人(戲院內不時有普通話高談闊論)，那些家長陪同觀看的小孩子，便成了這套電影的主要傾訴對象了。

老實說，影片雖然拍得用心，但對歷史多少有點認識的人，看到影片一些人物的舉指，不是搖頭，就是失笑。只有如「白紙」般的小孩，才有可能受「感召」。而導演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花叢背著小孩，看來也是要給這些對歷史還屬無知的小孩，再次塑造「親爺爺」的形象。為甚麼說再次塑造呢？經過1949年以後，殘酷的土改、反右、人為饑荒、文革等無數政治運動及災難，毛澤東的「親爺爺」，以至「神聖」形象，在上一兩代人心中都破滅得七七八八了。「人民的總理」周恩來為求自保，在毛面前唯唯是諾，亦越來越被人看不起。

多讀一點歷史，也知道毛周自遵義會議後逐步形成的「主僕」關係，毛澤東的霸道也非「建國」以後才形成，中共的內鬥從二十年代暴力革命開始，已層出不窮，片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親如手足，毛澤東大度、寬容、有愛心、尊重不同意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導演說要引起年青人對歷史的與趣，是要他們對越來越多黨內外人士，透過越來越多的原始資料所寫的史實，還是官方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八股宣傳呢？

老實說，作為一套軟性宣傳片，導演可算是克盡己職，片名《建國大業》已注定導演要跟隨中共官方已有的立場講故事，即挑起內戰的是好戰的國民黨反動派(而非國共兩黨其實都想雄霸中國)，順應民意的共產黨終於可以奪取政權，還歡迎各民主黨派共同為「新中國」奮鬥。

唯一可以走位的地方是對某些人物描寫的分寸，例如大反派蔣介石可以多點人性化，他的兒子蔣經國更可以正面處理，以配合近期與台灣國民黨修好的政策。民主黨派可以佔多些戲份，如民盟的張瀾，民革的李濟深，以至共產黨同路人宋慶齡等。還可以多著墨那個中共「用完即棄」的政治協商會議，以顯示共產黨的寬宏大度。

還有一些小「驚喜」，如文革後期與毛澤東鬧翻，「逃往」蘇聯時墮機死亡後，一直被官方妖魔化的林彪，在片中出現了。林彪是中共軍事人才，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林彪居功不少。五五年「高饒反黨事件」的主角高崗亦在片中出現，大右派羅隆基也出現了。看來官方的意識形態有所鬆動。

不過，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大陸，要拍一套不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的歷史片始終不可能，更何況是六十年「國慶」獻禮電影。所以灰記不會怪責導演的官方視點，還要稱讚導演有意或無意的「曲筆」，例如在國民黨大陸政權逐步崩潰時，蔣介石對兒子蔣經國感嘆道︰「國民黨腐敗到了骨髓。」頗有借古諷今的意味。而其實今天的中共如果願意正視歷史，是有條件和空間，逐步實行當年承諾的民主憲政的。

想起看過龍應台寫的，被大陸禁制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想起這書，是因為歷史很多時只講台前人物，只講勝者觀點，官方觀點，只講大歷史。但受歷史影響的廣大小人物卻鮮有發言權。《大江大海》至少訪問了一些基層人物，在內戰、抗戰、太平洋戰事時的生活面貎。

完全同意龍應台希望胡錦濤在十月一日，以勝利者身份、為內戰無數的死者，無數顛沛流離的人，說聲對不起。也順帶為中共執政的嚴重失誤說聲對不起。當然，缺乏謙卑的中共和胡錦濤不會聽得進這些話。

「希望要由前人的悲慘歷史中深切認知戰爭的悲痛，這不是解放軍與國軍的勝敗，而是『國家的悲劇』」。灰記國家觀念不強，所以情願將「國家的悲劇」，改為「人民的悲劇」。

你們應當悔改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好像是基督徒必須認同的說話。灰記不是基督徒，所以這說話對在下沒有多少影響力。不過，宗教教人謙卑，倒時常能警醒灰記。當然是否經常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如果將「天國近了」改成「國慶近了」，將「你們應當悔改」改為「你們應當愛國」，對灰記這個中國香港人的影響又如何？灰記寫了那麼多反中共(其實只是反對他們與國民黨無異的黨國思維，以及專政觀念)，反愛國的文章，那麼目中無國族，是否最終要受到審判？是否真的要悔改？

宗教教人謙卑，灰記要反問自己是否過於自以為是，不懂百多年來的「國恥」，不懂中共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可貴，不懂欣賞「新中國」的成就。一篇又篇為中共，或曰新中國說話的「建國感想」，都異口同聲指中共即使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新中國依然是歷史之選擇，甚至是近千年來最好的時光，就算不喜歡中國共產黨，也要認同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獨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兩者又可以如何分開？)。

灰記再三思量，出生在香港一個大陸移民家庭並非自己選擇，父親反共也非自己的選擇，小小年紀已經領教「愛國洗禮」，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崇拜蔣總統，愛的是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香港人曾經可以自由公開搞不同的國慶活動的「美麗」，可參看安徒的《未完成的民族國家》)。直至到北美求學，開始懂得獨立思想，接觸左翼思想，中華民國成了反動國民黨，蔣總統成了大財閥、大獨裁者，取代的是為無產階級打拼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

不過，畢竟灰記的左翼洗禮並非來自事事緊跟中共的香港「愛國陣營」，而是來自北美，以至拉美、非洲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多了點國際主義，少了點民族激情。 多年以後，雖對中共早已沒有幻想，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依是灰記所嚮往，所以以色列軍方血洗加沙令灰記憤怒，令灰記走進香港僅有的抗議行列；美國小布殊單邊霸權主義，強侵伊拉克，灰記亦加入抗議行列。

對灰記而言，階級的壓迫不比異族壓迫更溫柔美麗，以「革命」之名，「愛國」之名，剝削勞動者，破壞自然生態，屢見不爽，中共執政前三十年就以奴役人民見稱，一個工農政權，竟然因為自己的專制領袖一言堂的空想主義，和盲動政策，冷血餓死幾千萬人；一個聲稱永遠正確的政權，為了消滅異己聲音，鬥臭、鬥倒、鬥死數以千萬計人。事過境遷，要公開評論，書寫這些慘痛歷史依然關卡重重。而那個比蔣介石更得心應手的獨裁者毛澤東，依然被中共膜拜，官方不曾為自己執政為人民帶來的災難，表示愧疚。

改革開放後，個人多了自由，但絕大部分基層並沒有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農民工可以訴說一個又一個被僱主榨乾血汗，拖欠薪金的故事。香港以至中國大陸，階級壓迫越來越嚴重，權貴結合的資本主義，完全缺乏制衡的國家資本主義，對基層普羅市民是另一個大災難，「愛國」口號改變不了事實，只能迷惑民眾。

今日，外國沒有人不相信中國政府已經強大，中共依然要展示最新型的武器，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這種舉措對現今反核反軍備競賽的全球公民社會來說，相當礙眼。而中共為了耀武揚威，不惜把住在北京城的平民百姓當成疑犯，限制出入，儼如戒嚴，遊客也不能自由遊玩，外國記者採訪巡遊綵排被粗暴阻撓，異見人士被捕或被牢牢監控，上訪人士嚴厲禁止上京。

不說其如何勞民傷財，這種以武力製造歌舞聲平，表面和諧的舉措，與歷代封建皇朝所作所為何其相似，以往一些「識做」的皇帝也會大赦一番，變相與人民「和解」。無神論的中共，從來缺乏謙卑，除了死不認錯，死要面子，死抓政權和利益不放之外，還剩下些甚麼？

那些現在北京成為「上賓」的觀禮團成員，大部分是大聲疾呼，小聲和應，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士，當中不少是愛國「有著數」人士，也有個別有機會被吸納的民主派成員，當他們看到如臨大敵(視人民如大敵)的慶祝場面，會否有所思考？還是甘於陶醉於表面歌舞聲平，以及「上賓」的高一人等的待遇？

灰記三思以後，即使「國慶」已到，也無從悔改。

景色

十月一日，菜園村舉行為《用溫柔支持抗爭去菜園村過中秋》的音樂會，當日，身在被喧鬧的歌功頌德國慶活動支配的香港的閣下，如果不欲高調參加支聯會「贈興」的黑色遊行，菜園村是一個「避世」的好去處。當然，兩個活動也不是相互排斥。

這個音樂會也許不能改變命運，不能改變充斥中港統治階層的長官意志和硬件思維。這可能是菜園村的最後一個中秋活動，這一帶的村落和自然景色將會有重大改變，超過半個世紀的田園村最終會成為歷史，如果將來還有人知道，還有人願意尋訪這段抗爭歷史的話。

說到這裡，灰記要介紹一本名為PALESTINIAN WALKS: NOTES ON A VANISHING LANDSCAPE的書，作者是一個在英國讀法律，然後回家從事法律及人權工作的巴勒斯坦人Raja Shehadeh。 這本書 講述Raja在不同時候，七次在自己的土地漫步的經歷。透過觀察景色的改變，了解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改變，作者要講一個被佔領的民族的日常遭遇。

在西岸拉姆安拉(Ramallah)長大的Raja，從祖父輩的回憶，自己的親身體會，訴說巴勒斯坦幾十年來被以色列殖民政策改變的景色，從這些改變中，體味家園逐步被蠶食的挫敗感。拉姆安拉四周的小山丘，是他叔公常去小住的地方，叔公用石頭築成郊野小室，有時會在那裡住上六個月，還離繁囂。

那時候英國佔領巴勒斯坦，但殖民者對遠離海岸大城市的偏遠地區沒興趣，Raja的叔公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一生也沒有碰見過英國人。葡萄樹和橄欖樹，還有一些農作物，伴隨叔公切割建築用石頭的歲月。

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佔西岸和加沙。猶太人跟英國人不同，猶太人視巴勒斯坦為「應許地」，是他們祖先發源的地方，這對世世代代住在那裡的巴勒斯坦人是大災難。所有舊約聖經記載過的地方，如 希伯倫(Hebron)，勒布盧斯(Hablus)，杰理科(Jerico)耶路撒冷(Jerusalem)，都成了那些猶太原教旨主義者、猶太復國義者誓要「奪回」的「應許地」，以色列政府亦於八十年代開始大量興建猶太殖民區。

Raja居住的拉姆安拉因為舊約聖經沒有提及，所以仍是巴人聚居地，後來還成了巴解政府的所在地。但二十年多來，拉姆安拉周邊建立了無數的猶太殖民區，專為貫通殖民區的公路鋪設了，為「保護」公路及殖民區而起鐵絲網和城牆，把西岸的自然景色徹底破壞。

佔領的早年，直至八十年代初，Raja還可以自由遠足，之後，他的行徑越來越受限制，一些以往可到達的地方被禁止前往；隨時被以色列士兵查問身分，阻止前進。有一次，他到杰理科渡假一天，回程時要苦苦哀求以色列士兵讓他回到突然宵禁的拉姆安拉。他想到生活的艱難，讓人沮喪的民族前途，無時無刻的屈辱和挫折，曾經想過到外國輕鬆地過生活。

「如果我和其他人離開，不再堅守對抗佔領，幾年之後我們會面對一個新的現實，就是腳下的土地被取走。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身處的困境對抗。」

Raja和其他律師，利用法律途徑，期望協助巴勒斯坦人保衛自己的家園。農夫Sabri Gharib二十多年來與以色列當局對抗，他是第一個敢於挺身作證，講出鄰近的猶太殖民騷擾的事實，包括被阻止到原來屬於自己的耕地耕作，自己和子女被開槍射擊，被恐嚇以及被以色列軍方無數次抓捕。

Sabri勇敢面對以色列人，在巨大壓力下保留自己的居所，但在以色列殖民的包圍下，他原來耕地被佔有。以色列與建的分隔牆將他與子女的住所分開，他的住所被劃進殖民區。作者探訪他時，他正狀告以色列的高等法院。

Sabri沒有多少巴勒斯坦民族意識，他為了自己相信的阿拉和自己的土地，與以色列侵略者糾纏二十多年。他未能阻止殖民區的擴張，但始終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不過，他的無數巴勒斯坦同胞，被以色列政府和猶太殖民者趕離家園。

Raja在後記述及與一位到巴勒斯坦當志願人員的英國女人漫步的經驗，這次他們沒有碰到以色列士兵(因為是猶太假期)，卻遇到兩個巴勒斯坦少年，要查問他們的身分。少年更以懷疑的眼光望著這位年長的巴勒斯坦人，和不知來歷的女士，覺得他們要看美麗，或者以往曾經美麗的景色不可思議。

「美麗景色！每日有那麼多人死亡，你要我們關注這些景色？」「這依然重要。」Raja希望少年們可以欣賞自己家鄉剩餘的美景，但在這些少年心中，除了仇恨與殺戮，沒有甚麼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Raja在結語說，他要向美景說再見，會有一段長時間不會回來，起碼在與以色列的鬥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災難完結前，也不會再來，如果在有生之年可以看見真正和平的話。

如果說無知的巴勒斯坦少年心中只有仇恨，那些掌握實權的歷屆以色列領袖，最終要把巴勒斯坦吞併，思想更屬荒唐，不斷擴建猶太社區的耶路撒冷市長Barkat最近再次重申︰

「在歐洲的猶太人被消滅了。大屠殺不會再在以色列出現，所以我知道為何我們一定不能將我們的安全作任何妥協。」

以色列政府不斷利用歷史上的猶太人災難， 作為以色列霸權行為，欺侮巴勒斯坦人的藉口，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也步。但現實是，巴勒斯坦的政客無能腐敗，巴人暫時只能如Raja 和sabri一樣，死命留在家園，誓作以色列的「眼中釘」，不輕易被消亡的「眼中釘」。

拉姆安拉以至巴勒斯坦的景色，跟菜園村的景色相信很不相同；巴勒斯坦人的抗爭與菜園村村民的抗爭也不一樣。然而，Raja的叔公，農夫 Sabrir和高婆婆也許有很多共同話題，關於土地，關於自然環境，關於農作物，關於生存的奮鬥……。因此，菜園村景色的轉變，和拉姆安拉景色的轉變也許有相通之處，無論用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融合珠二角以全國也好，重回應許地也好，最終只不過是掠奪土地資源，為不同利益服務，犧牲的是與土地建立了不可言喻的感情的住民。

菜園村村民現在成了官僚系統的「眼中釘」，當權者要把他們拔除，時間越來越逼近。但願十月一日的溫柔抗爭，以及其他的活動，可引起更多人對景色的關注，對盲目破壞景色的憤怒！

菜園村村民的「最後」聲明

早前因為抗議鄭汝華講大話，被立法會保安無理拘捕的菜園村居民(不知背後是誰指使)，九月廿三日再到立法會，他們連同其他反對清拆菜園村的團體和個人，參加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表感言。

可能害怕村民即場再次揭穿她講大話，也可能根本從頭到尾都看不起這群弱勢村民，鄭汝華沒有到場，派出她的副手邱誠武應付。

那位年愈八十的高婆婆(黃金福)，只是訴說她如何在半世紀前，在菜園村從零開始，建立家園，把子女養育成人，如今希望於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園終老，將要落空。而另一位住在元朗的婆婆亦發言，敍述自己與高婆婆在菜市場的交往，以及高婆婆的子女如何在大風大雨中，顫抖著身體協助母親賣花。

這些感人的發言，這些庶民走過的甘苦日子，這些極其卑微的願景，在三分鐘發言的限制下被打斷。說感人，灰記大概是一廂情願，大部分港人，起碼大部分傳媒，情願給「無限」時間那些大富豪長者講如何投資股票，以及家庭瑣事，而且不怕重覆乏味。而這些大富豪長者早已忘記他們那一代建立家園的血肉故事，在他們心中只有數字，多一個億，少一個億的數字，再沒有田園，再沒有社區可以引起他們任何興趣。

當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邊飲泣邊發言，反駁政府及鄭汝華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他們，較低層次的官員「落區」如人肉錄音機，令村民徹底失望。而經他們查問，與政府的講法相反，沒有任何村民，包括租客、業主同意政府的賠償方案，願意搬遷。

不過，當她要講到第三點，即最後一點時，三分鐘限時已到，小組主席劉建儀硬要斬斷高的說話，有團體代表說讓出半分鐘給她，劉沒有理會。直至湯家驊，以至代表地產界的石禮謙都發言表示，應讓高春香講完村民的心聲時，劉健議才不再堅持。

高續發言說，如果政府繼續玩弄手段，沒有誠意談判的話，她便在這裡作最後一次重申，不遷不拆是他們的立場。

除了村民，個別人士及團體的發言都點出政府假諮詢，不聽民意，不理會獨立專業意見的所謂「行政主導」的謬誤。例如梁啟智利用港鐵的設計圖，轉一轉腦筋，便得出政府所謂唯一影響最少的方案其實是影響最大的方案，而村民提出的反建議可減少一半影響，而石崗軍營方案更可將影響減少四分三，由原來的六十戶減至十五戶。

有人提出其他地區高鐵大幅虧蝕(如台灣高鐵)，或需要政府繼續大量補貼(如京津高鐵)，美國經過反覆論證，最後取消興建東北走廊高鐵，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的分析很有說服力。有新建議將總站放在使用量嚴重不足的落馬州站(即變相不用與建香港段)，再作交通配套安排。保育人士馮炳德大罵政府的環評報告、社區影響評估遠離國際標準，馬虎了事，奇怪，這樣大型的工程，除了個別小型環保組織，所有環保團體都沒有關注，他們靜默得離奇。

個別說得精彩的發言人，獲得掌聲(因為參與這次會議的主要不是循規蹈矩的議員，而是民間人士)，起初主持會議的劉健儀反射式的要求馬上肅靜，當高春香可以「超時」發言之後，當發言越來越熱烈之後，劉健儀也不再喝止掌聲(其實她不干預，掌聲也只會維持十秒八秒，完全不會妨礙會議進行)，不管她是因為受某些發言所感動，還是明知這些會議不會阻礙「大局」(政府要做的事)，不再堅持無謂的會議規則也是一種進步。

不過，這個特別會議，這樣重要的議題，引不起傳媒注意。對傳媒來說，高鐵上馬已成定局，即使有新的反對觀點，新的反對理據，也不再引起他們的興趣。至於在場的立法會議員，特別泛民議員，會否受到感動和啟發，順應龐大的反對民意(至少一萬四千封反對信)，要求再重新討論興建高鐵的問題，包括停建的可能性，實在是一大嚴峻考驗。

菜園村，庶民自力更生的最後掙扎？對瘋狂發展主義的最後怒吼？

這群穿綠衣的菜園村村民，當中有不少是長者，他們可能甚少踏足市區，這一天，卻要踏進門高保安多的立法會議事大堂，聽聽房屋及運輸局如何將他們妖魔化。他們是興建高鐵香港段的犧牲者。

果然不出所料，局長鄭汝華如錄音機般，例行公事般重申政府已諮詢村民，沒有更好的方案，必須犧性這條小村落。憤怒的村民即時反駁鄭汝華從來沒有諮詢過他們，「鄭汝華講大話」這句抗議聲，換來主持會議的劉健儀下逐客令。

不但如此，被立法會保安驅趕的村民，包括一直投入關注的朱凱迪(被數名保安抬走，從電視直播畫面看，很難確定朱凱迪有高聲呼喊)，竟然被抓到差館問話數小時，保釋後還要定期到差館報到，未知會否被起訴。

現在正有網上簽名運動，抗議立法會保安無理拘捕菜園村村民。

原來有條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不容市民「阻礙」議員，而立法會人員竟然有警務人員的權力。

灰記質疑，作為監督政府施政，作為市民代表的立法會，竟然有此惡法對待不滿的市民，簡直荒天下之大謬。先不理那些菜園村村民家園被毀，生活方式被消滅(特別那群長者)應有的憤怒。即使是市民在會堂內喧嘩一下，你立法會主席們驅趕他們便算了，為何還要來一招「拉人封艇」，把他們送進差館，這不是赤裸的威嚇嗎？

為甚麼立法會要比課室還要安靜守秩序，還要嚴厲？為甚麼市民和議員叫喊兩聲就是不可接受的「破壞」行為？怪不得香港的立法會會議是如斯的沉悶，完全沒有半點辯論氣氛，完全不能反映社會尖銳的矛盾。

為甚麼？因為官員歪理不容即時被拆穿？因為議會的監督根本乏善可陳，外界越少人感興趣越好？還是香港人根深柢固的偽理性(其實是一種奴性)︰

明知立法會是由親建制者把持，所謂審議其實就是為政府的政策護航，小罵大幫忙(劉江華說，高鐵已經講了很多年，不要再爭論，要討論的是合理賠償問題，是典型的小罵大幫忙)，最終政府欲通過的法案，欲上馬的工程，都會成事，卻只顧空洞的程序、秩序，任何破壞這些空洞的程序、秩序的行為，亦即刺穿所謂監督政府的謊言的行為，如菜園村村民的怒吼，都要握殺。甚至默許立法會成為政府的幫凶，進行「白色恐怖」，把敢於抗議的市民送進國家機器修理。

菜園村的抗爭，意義重大，是關係香港主流的瘋狂發展主義，和多元生活方式的鬥爭，前者佔盡優勢，後者可能只是「垂死掙扎」。不過，天星、皇后抗爭所引發的民間反思，的確已播下種子，被官方以技術理由否決的一萬四千多份反對書，證明越來越多市民開始質疑盲目投入的基建項目。

這種高投入(興建高鐵可能要動用六百多億公帑)，效益低(絕大部分市民不會利用這條高鐵往深圳或廣州)的大白象工程，將會如迪士尼樂園般尾大不掉，益了在西九龍總站(高鐵在香港段的唯一一個站)蓋建屏風樓的大發展商，以鐡路站作招徠，天價售樓，袋袋平安，公共庫房繼續為高鐵的超低使用量埋單。亦有人認為收回菜園村的土地其實是為日後新界發展地皮舖路。更有人認為，政府不理效益，誓要高鐡上馬，是為了向中共效忠，因為廣深港高鐵是中央政府拍板的項目。

主流媒體一早已經歸隊，因為盲目發展的基建主義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只有個別報張，如南華早報質疑高鐵的效益。菜園村的抗爭自然被排拒於主流媒體之外，剩下獨立媒體不時呼籲市民關注。

菜園村村民被帶返警署當晚，有數十人往聲援，當中有當年敢於對抗政府和大財團，反對領匯上市而尋求司法覆核的盧少蘭婆婆。盧婆婆老遠從荃灣走到中環海傍警署聲援，是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庶民自力更生的生存/生活方式，不能再任由政府及財團合謀摧毀。

無論僅如的村落，如菜園村，僅有的舊區經濟活動，如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日漸式微的社區經濟，包括正在被領匯摧毀的公屋社區經濟，在在都提醒我們，自力更生的生活形態是存在的，可行的，而且讓我們的父母得以養活下一代。

一些被這種生活形態培養出來的下一代，成了政府高官、社會精英後，背叛了這種生活形態，不但背叛，還要親手握殺。這就是瘋狂短視的發展主義主導下的香港發展故事。

近年香港政府口頭說要環保，要可持續生活。菜園村的有機耕作不是環保的典範嗎？公屋及舊區街坊經濟活動不是可持續發展的典範嗎？但只要不符合政府及其所服務的大財團的利益需要，一律要謀殺。

灰記在這裡要表白，灰記也是貪方便的城市人，曾經十分鄙視城市舊區的雜亂，對田園鄉郊更是疏離，認為城市發展是理所當然。誰不想生活環境好一些，這是灰記和很多城市人的邏輯。

然而，當香港的城市發展越來越顯示單調一元的形態(「城堡」式的屏風樓，大型商場一個接一個，進駐的都是熟口熟臉的連銷店時)，灰記越來越領悟，所謂多元現代的口號的空洞︰如灰記這類中產城市人，每日趕著集體運輸系統上班下班，進出大型商場，大型超市，每日的生活經驗早已由大財團這些big brothers所支配，而那些所謂社會專業精英，只是為這些big brothers所壟斷，內容單一貧乏的生活形態包裝一下。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 新左的前輩馬庫沙(Herbert Marcuse)所講的「單面向」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中產階級中比比皆是。問題是我們這群打工奴隸的不自覺，繼續為這個單一制度奉獻畢生血汗，阻止任何其他可能性，就如主流港人盲從立法會如小學課堂般的議事規則一樣。

都是曹仁超講得最赤祼，他是「單一面向」社會的「站著茅廁不拉屎」的「小頭目」，意即早出道，早炒股炒樓「成功」，騎著一大堆人「上位」，這些人早已不思考，也不容許別人思考其他可能性。當然這些人可以作威作福，壟斷上層，壟斷話語權，我們這群害怕轉變的中產「單面向」人，亦負有積極追捧，或被動默許的責任。

領匯上市的教訓，舊區重建的教訓，以至今次高鐵撞毀菜園村的教訓，會否令更多人覺醒，加入反對官商壟斷的瘋狂發展主義行列，灰記不敢盲目樂觀。不過，灰記敢斷言，繼續由這群「站著茅廁不拉屎」的社會精英，在金融、地產大財團的利益主導下，繼續瞎指揮，再多興建幾條高速鐵路、公路，再多摧毀幾個村落公路，再多「重建」幾個舊區，只會令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缺乏人性，越來越令人疏離，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One Dimensional City。

要歸順的循序漸進，還是要揭示專制本質的原地踏步？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十分不利。」

中共地下黨的其中一位元老吳康民又發炮了，以上的一段話出自刊於九月十四日《明報》論壇版，題為「吳康民﹕『泛民』對政改是促進還是促退？」的文章，抨擊泛民總辭爭普選的做法。這段話可能道出了中共以及它的追隨者的心聲，民主只能是走過場的形式，關鍵是被選的人，無論是特首還是議員，都是要信得過的人(特首必定是，議員起碼要過半數是，越多越好)。

中共建政前，一方面與國民黨打內戰，爭天下，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傳媒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中共席捲大陸前夕，與各民主黨派合力制訂《共同綱領》，此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最根本大法。大法第十二條對政權產生的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间，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机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這就是六十年前中共對全國人民的民主承諾。當然，歷史證明中共赤裸而粗暴地破壞自己的承諾。 越來越多歷史資料顯示，於一九三四年遵義會議後，逐步在中共黨內掌權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爭取民主是口號，打內戰奪政權才是核心。

 毛澤東的中共和他的繼承者，與獨裁蔣介石的國民黨都不相信民主，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是天大的謊言。所以每次中共說某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其實只是傷害中共的感情，同理，愛國就是要愛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這點再多說也嫌「長氣」。

 所謂「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說穿了就是要一個愛中共，起碼聽中共話的特首，和一個識時務的立法會。換句話說，有志角逐特首、立法會議員的人，都要想清想楚，我是否「阿爺」接受的人，怎樣才令阿爺接受。至於那些選民，在投要時也要想清楚這個特首候選人是否中央接受(對不起，相信中共不接受的人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如果有普選形式的話)，想清楚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否識時務者，不「忤逆」「阿爺」(不過，現在長毛、毓民等逆反份子都選了入立法會，增加直選比例並非形式，而是有中共不能控制的後果，所以立法會普選是更遙遠的事)。

要大陸民主黨派及人民歸順，中共很在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把黨外批評聲音消滅，把民主黨派完全壓服，收編在中共的體制下當花瓶。但在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人權、民主、自由的今天，在一國兩制，中共暫時只能間接操控的香港下， 要民主黨派和香港人乖乖歸順，對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來說，畢竟是新生事物。

二零零三年，中共希望藉廿三條立法，在法律上規限港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心目中的逆反組織活動空間，從令歸順的過程快一點。但出乎意料之外，港人作出強烈反彈，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遭遇一次滑鐵盧。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直選議席已循序漸進地增加至一半，再循序漸進地增加直選議席，中共恐怕不能間接操控立法會，因此當機立斷，不惜踐踏自己一手制訂的《基本法》，火速叫停立法會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違反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如同違反自己在《共同綱領》作出承諾，拖延真正意義的普選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原因是香港人「養唔熟」。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中共與其在港代理人經常一廂情願，要民主派「識做」，「聽聽話話」，「好好睇睇」。老實說，很多民主派亦天真地表現克制，即使不是「聽聽話話」，也盡量做到「好好睇睇」，政府拿來的法案，民主派的主流基本上都捧特區政府場，絕大部分都贊成通過。

吳老說公眾對立法會運作失望，恐怕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立法會根本廢了大半武功，對政府監察只淪為口水戰，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這是中共一廂情願，企圖將他們在大陸「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即黨和政府主導一切的那一套，拿來香港，但畢竟土壤不同，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把這一切都算到民主派頭上，顯然不符合事實。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沒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

這幾段是全文的玄機，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心中，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天荒地老的進程，零五年比雞肋還乏味的政改方案，在吳老心中原來已是大進一步！其實零五年的方案，是計算建制派可以獲取更多議席而設計出來的方案(功能組別由區議會互相立法會議員，在現時委任議席及鄉事派的當然議席滲進下，建制派幾乎可以穩奪全數五個新增議席。)

灰記敢斷言，以後如有循序漸進的方案，也是以建制派，即是歸順的人獲得更多議席來作主要考量，如果泛民不願墮進䧟阱反對，便要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名，此乃吳老心中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的「陰毒」之處。不單如此，中共更可名正言順的繼續拖延普選，就如吳老上述的scenario。

當然，泛民總辭、變相公投的搞作，最終可能得個桔。但對民主還有多少祈盼的人，參與其事最重是要表達一種憤怒，至少要讓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知道，不要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在香港還有自由的空間，表達對高度自治堅持是應有之義，而這種高度自治只能在真正普選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

而內地開始有人提出回到《共同綱領》，要求中共兌現早已封塵的承諾，他們不想做順民，但他們這樣做，隨時會招致牢獄之災。

在香港，不願做順民的人依然有免於牢獄風險的表達機會，輕易放棄的話，對自己，對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是一種「背叛」。

 

 

民主派為何害怕普選公投？又為何要從政？

社民連早前提出五區總辭，在補選以「2012雙普選」作單一政綱，利用變相公投作一次政治動員，即俗語所謂「曬冷」。然後迫令特區政府及中共對政改作回應。

這個建議出來以後，泛民以不同理由，包括技術理由，質疑社民連的建議。不過，原抱反對意見的公民黨，忽然提出先談判，後五區補選，當局再無回應便廿三人總辭的建議，比社民連的建議更進一步。

雖然公民黨口口聲聲說五區補選不是五區總辭，但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講法，不總辭又何來補選呢？所以社民連高興也來不及，馬上回應歡迎公民黨的建議。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泛民最激的政黨社民連，與最溫和的公民黨，在普選公投立場上開始融合，反而夾在中間的民主黨依然抗拒，依然以技術理由作擋戰牌。噢！忘記了一些泛民「一人黨」，馮檢基和梁耀忠便開腔指罵公民黨以大黨壓小黨，迫人表態。梁耀忠對傳媒說，現在應合力集中討論政改方案。

天呀！身為泛民的梁耀忠，究竟知不知自己「所屬」的陣營最大的「賣點」是甚麼？不外就是爭取盡快落實雙普選這個民主的最起碼要求！由人大蓄意破壞基本法的承諾，叫停零八年立法會理應增加的直選比例，強行把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定為各佔一半，連循程漸進也不跟你玩，以及曾蔭權零五年抛出的那個比雞肋還乏味的所謂政改方案，到今日曾蔭權又違背自己「玩舖大」的選舉承諾，龜縮至只處理2012年的選舉安排。梁耀忠還不清楚中共和特區政府要幹甚麼嗎？難道這種盡法拖慢普選步伐，「拖得幾耐得幾耐」的把戲不是路人皆見的嗎？

如果泛民不爭取主動，繼續玩政府的政改遊戲，與其他親建制黨派以及那些不是真正獨立的獨立議員，究竟有甚麼分別？

馮檢基與梁耀忠的反應是本沒倒置，先不說社民連和公民黨提出建議時是否要諮詢他們兩位，就算兩黨沒有打招呼有欠「程序公義」，在泛民已無退路，必須主動出擊的政治現實下，馮、梁兩位批評之餘，實應積極思考回應，否則不如乾脆退出泛民陣營，一了百了。到時兩位的「政治前途」可能更為平坦也不定。

灰記不是不知道，在舊殖民主義思維加中共專制主義干預下，民主人士參政路途限制多多，馮檢基與梁耀忠，以至民主黨，在香港政壇付出過不少心力，每一個地區辦事處，每一個議席得來不易。每一個議席均有易手的危機。問題是，作為民主派，當初為何參政？不就是為了建設民主的香港嗎(有些可能還有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如蝸牛散步，越走越慢，越走越沒有方向，作為資深的民主派人士，難道還要「胡混」下去？難道真的要向大陸的民主黨派看齊，甘願做其名副其實的政治花瓶？

不要再說那些為市民服務的冠冕說話了，這不是你們與民建聯、工聯會……的區別所在。所以民主黨的反應是不長進的，而李華明指梁家傑總辭後出選九龍東必敗的論調，更突顯民主黨對議席的斤斤計較及小器，以及心底裡對市民的民主意識的嚴重不信任。

至於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謂總辭可能失去關鍵少數派的否決權，這個論調其實相當阿Q，政改鬧劇來到這個地步，民主黨自己都表示對政改方案沒期望，而中共和特區政府就是要拋出一個雞肋方案，讓民主派贊成也不是，反對也不是，就好像零五年一樣。所以在原地踏步與雞肋方案之間，那個關鍵少數意義又在那裡呢？

至於說會有人乘機通過廿三條惡法，對不起，當年叫停廿三條的是五十萬人上街的民心，而不是民主派的否決權，如果要計數，當年數字上仍然有機會強行通過這條法例，只是中共不想冒這個險而已。至於說，廿三名泛民議員總辭，會變成當年的臨立會，可以通過很多「反人民」議案，這是有意誤導。回歸前的立法局，由於彭定康的政改，令民主派在立法局屬多數派。回歸後，沒有「直通車」，民主派即使有較多選民支持，在分區直選議席最多去到一半的情況下，民主派變成了少數派。不論是否分組點票，民主派議員根本無可能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所以，在現有政制下，泛民的少數派議席其實並不關鍵，關鍵是民心取向。

還是要借用毫不激進的呂大樂教授的說話作結，他九月八日刊登於《信報》名為「古怪的政改賭局」的文章，指民主派以往一直靠特區政府和中共犯錯而得分，不需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這次「玩大咗」︰

「更有趣的是，就算泛民手上沒有好牌，卻往往會因為莊家犯錯（例如打壓人民或表現出一些不民主、不尊重自由、高壓的手段），而令它們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過去的運氣令泛民長期以來毋須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只要莊家自己「爆煲」，那又可以繼續混下去，就算是「二仔底」，也照樣「死跟」。泛民從來沒有需要檢討實力，看看底牌，考慮一下自己的底線或談判的策略。正因為這樣，泛民中的「策略派」難成氣候，只要莊家有可能「爆煲」，全體必定歸隊，繼續以運動形式進行鬥爭，沒有議價、妥協的空間。

「問題是：今回政改也是同一性質的賭局嗎？泛民真的可以在不作策略調整的情況下進行鬥爭嗎？有一點是泛民必須清楚瞭解的，這就是今天恐怕真的要將底牌翻開了。本來五區辭職是一招虛招，「曬冷」靠嚇。現在莊家沒有即時反應，令泛民大有可能被逼上馬，要想想如何主動施壓。這次弄假成真不可能隨便一招半式搞個「民間公投」便瞞天過海，或組織一次集會便以為可以草草收場。今次泛民要開牌了。」

灰記認為社民連早已深知調整策略的必要，五區總辭也不一定是虛招，公民黨亦認識到這點。泛民的確是到了開牌時間，開牌無非是重拾當年的理想。如果好像呂教授所言，泛民的底牌原來是「二仔底」，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套用老毛的話，大不了重返井崗山—重投街頭政治，重頭再來，如果泛民真的有堅實的政治信念的話。

當然，對那些混了多年的政客來說，議席是生活/生存之道，不容半點風險，那灰記就勸她/他不要再掛著這個名不副實的民主派招牌。其實，政治這行飯，有沒有變相公投，風險指數一樣很高，特別在如此局限的政治制度下。所以，自稱泛民的從政者，是時候思索為何要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