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

客觀中立的意識型態

艾曉明老師的文章，獨立媒體的公開信，主流媒體基本上聽而不聞。個別記者可能有一番爭扎，但影響不了傳媒生態。

灰記最耿耿於懷，就是中立客觀的迷思，因為傳媒根本並非中立，而是有傾向性，不一定指「親中」還是「反中」，而是香港根深柢固的「自由市場」盲點。灰記親身經驗以及與同行交談，都有此深刻的感覺，「個人努力」、「家庭價值」、「政策公平」，這些觀念深植傳媒決策者腦海中。

因此，他們不喜歡講弱勢社群被欺凌及沒出路的故事，如果有個草根階層家庭有幸被正面報道，很可能因為爸爸媽媽每天工作十幾小時，賺幾千元也不願拿綜援；或者子女在極惡劣環境下讀書出頭。無他，「個人努力」思想作祟。曾經有編輯說，那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依然執紙皮「自力更生」，值得歌頌。我聽後跟稔熟的同事說，天啊，這個社會讓那麼多長者晚年依然要庸庸碌碌，這個社會很病，那個編輯說出這些話，更病。

有一個仁愛堂廣告，居然形容那些還有氣力執紙皮的長者「幸運」，真是人間何世。香港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怎能讓長者「臨老唔過得世」。連安老事務委員會都認為要認真研究推出全民退休保障，這個政府依然無動於衷。而傳媒高層亦絕少願意花篇幅探討這課題，因為他們基本上退休後生活沒有問題，那些晚境淒涼的只能怨自己讀書少，賺錢能力低，沒有好好培養子女「成材」……。在編輯們心目中，一切都是個人造化問題，不是社會制度問題。

因此，即使最近聯合國公布貧富差距最巨大城市，香港排名第一，除了報道一下，編輯們不會有興趣鼓勵記者製作特輯，探討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因為私營傳媒的老闆不是大財團，便是自由市場的信徒，不會探究香港這種政府主要為大財團服務的畸形社會，如何令普通市民生活越來越艱難。

故此反對領匯上市的盧少蘭被傳媒肆意醜化(傳媒連客觀中立的那套外衣也脫掉)。領匯上市後瘋狂加租，令小商戶更難生存，令基層市民的生活更艱難，但傳媒只會少罵大幫忙，讓罷市的商戶吐兩句苦水之餘，最終依然那句「領匯是私人公司，領匯要向股東負責」，而不會深究政府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即不停外判對基層市民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穩定的衝擊。

因此，聲稱為基層出力的社民連，他們稍為激烈行動，主流傳媒必定口誅筆伐，說他們行為過激，言論偏激。實情就是根本沒有客觀中立這回事。灰記相信，政府向大財團傾斜的政策，中產人士不會感受不到，只是因為保守心態而不願冒風險去改變現狀，特別那些仍有政策保障的專業人士，自然希望政府在服務大財團之餘，也要照顧一下他們的利益。

這兩種保守勢力合流是一座堡壘，套用過去的說法，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傳媒是服務於這種階級性的意識型態工具罷了。因此，有不少傳媒決策者會覺得現在的政府過分軟弱，「以前收地好有效率，政府絕唔會姑息，而家菜園村村民嘈兩句，又要提高賠償，冇哂原則。」

領匯好，菜園村與高鐵好，絕大部分傳媒不會深究政府政策的公平性，為甚麼外判上市必定對社會有利？基層的利益在那裡？為甚麼大花公帑、破壞環境建高鐡，炒作虛無的融合概念(現在不已融合了嗎？)，硬要犧牲村民和西九居民的利益，便是發展的硬道理？

這是那些還願意關注基層/弱勢社群，反對精英主義的主流記者的無奈，只能設法在夾縫中尋找可報道的空間。因此，灰記作為記者的困境是逐漸遠離群眾，逐漸變得無力，逐漸變得冷漠。不過，灰記仍有冀朌，日漸尖銳的社會矛盾需要制度性的解決方法，人民的呼聲始終會爆發，即使主流傳媒要封殺，它也不會消聲！

主流傳媒的沉默與香港記者的道德危機

艾曉明老師一篇充滿憤怒的文章，名為︰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主流媒體沒有興趣，卻令一些本地主流媒體的記者(包括灰記)反思記者與傳媒的角色。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屬境外記者，在採訪報道內地的敏感/負面新聞時，一般來說，都不會有內地記者被捕被判刑的風險。香港記者只要能夠成功完成到內地的採訪，基本上不需害怕新聞播出/刊出後，會有被內地當局秋後算帳的風險。即使在內地採訪被當局留難，頂多寫悔過書便放行，當然採訪任務也會泡湯，但不會如內地人一樣，有被當局懲治的風險。

最近本地記者在內地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違禁品/毒品，被覊留數小時；在鳥魯木齊採訪漢人抗議活時被公安毆打，是否代表香港記者的一國兩制保護傘消失？似乎未必，因為亦有外國記者報稱在內地採訪時被毆打，並由駐中國使領館提出抗議。這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受不了境外記者(包括香港記者)「揭瘡疤」行為，而所作的反應。

譚作人被拘捕檢控，罪名一大堆，艾老師從譚作人辯護律師處得知，訴訟過程中，譚的「罪名」涉及接受香港傳媒採訪，「詆毀」政府，所以希望記者接受她的採訪，澄清問題，或者對譚的案件有幫助。

港記被阻撓採訪，香港傳媒義憤填胸，傳媒機構及組織發表強烈聲明，當事記者接受採訪，詳談被阻經歷，有關傳媒甚至「邀請」自己記者在新聞節目中現身說法。而當艾老師發文指譚作人被檢控與接受香港傳媒採訪有關，到目前為止，灰記所知，沒有一家香港主流傳媒有興趣跟進採訪報道這則新聞。只有自由亞洲電台跟進事件，採訪了艾曉明和記協主席麥燕庭，然後作出了報道。

灰記對香港主流傳媒的沉 默覺得十分困惑。如果此事發生在香港，某人接受採訪，被香港政府檢控，罪名是詆毀政府，相信這是一宗傳媒爭相跟進的新聞。當然，香港政府和官員一般都不會對「失實」報道和被訪者的「誹謗」而提出檢控。她會作出「澄清」，傳媒會就她的「澄清」再作跟進，絕不會保持沉默。而當事的傳媒機構負責人不是被追訪，就是為自己的採訪報道的「不偏不倚」作出辯護。

為甚麼過了深圳河便「闊佬懶理」？覺得艾曉明這位知名的內地社會活動家對記者和傳媒的「指摘」無稽？覺得譚作人被捕與採訪完全無關？覺得譚作人沒有詆毀內地政府？覺得艾曉明的文章香港觀眾/讀者與趣不大，沒有新聞價值？

曾經採訪譚作人的傳媒機構，負責人又怎樣想？因為艾曉明談的對象只是記者，所以事不關己？不過，麥燕庭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曾向被艾要求採訪的港台《鏗鏘集》的編導了解，該編導說自己是公務員，要向上級申請，但艾只來港兩天，時間來不及。此事證明港台有關監製，以至更高層的角色。他們大可找艾曉明以及譚作人辯護律師了解情況，如有需要就譚作人被控「詆毀」政府作證，灰記認為有關傳媒機構有責任挺身而出。

當然，很多人會說，內地的現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為甚麼要大聲疾呼，要求內地當局「公開、公正、公正」審訊程翔？因為程翔是香港記者而感到義憤，譚作人是內地被訪者而感到無奈？

主流傳媒沒跟進，本地行家終於作出了回應，十一月八日《明報》的副刊「星期日雜誌」，刊登了譚蕙芸的回應文章，題為︰原諒我們要站遠一些—香港記者對艾曉明教授的一些回應。這位行家竭力為不願接受艾教授訪問的記者辯護。

老實說，灰記初看艾老師的文章時，也有很大的疑問。為何要拍一套紀錄片採訪採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這樣一套紀錄片對譚作人案件有幫助嗎？灰記與同行傾談，疑問為何譚的辯護律師不找記者作證？如果要當證人，記者是否有道義責任？灰記認為即使有風險也有道義責任。至於如果灰記是當事記者，會否甘冒好像艾未未被毆打的風險而「慷慨就義」，人性總是軟弱，灰記也不敢直接了當說我願意！

不過，同行提醒灰記，現在內地一些公共知識份子會製作影片，會撰寫文章，會有網上討論平台，就社會事件表達意見。如果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可能會迫使政府改變一些作法。好像鄧玉嬌案，好像許志永案……熟悉內地情況的艾老師，是否希望藉製作紀錄片討論譚作人案而引起內地公眾關注？如果是，香港記者應否接受採訪？

譚蕙芸和她引述的那位採訪過譚作人的港台記者，以及採訪譚作人案被阻撓的記者都認為否，因為︰

1/記者知道，「一旦接受了艾曉明的採訪，不但未必可以救出譚作人，後果可能是，被中聯辦港澳辦等機關，理解為「反動」行為。內地政府可以利用這事，進一步限制香港記者在內地的採訪空間。記者接受維權人士訪問，可以被指是「逾越了採訪工作範圍」，變成入罪的「話柄」。從此記者要再進中國採訪，機會就更渺茫了。

亦即是說，香港記者不參與艾的報道，因為他們考慮得更遠。除了艾曉明譚作人，還有其他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等待發聲的機會。香港記者接受了艾曉明的邀請，是明顯地和她站在一起。以後，連內地其他的邊緣人士在香港出鏡的機會也會減少。

2/有記者擔心，若今次接受艾曉明訪問，公開同情譚作人，會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好像記者早已有判斷︰「下次我再報道譚作人案呢，觀眾便會想，你是站在譚作人的一方」，他相信，香港的觀眾，仍是希望記者可以比較客觀中立，留空間給觀眾作是非判斷。

灰記對這些道理有不同的想法。首先，主流傳媒客觀中立，獨立作者公信力受質疑，未必是金科玉律。香港的媒體有政治勢力以及財團的背景，觀眾未必不清楚，獨立作者必然偏頗，也是主流的偏見。所以灰記不同意記者接受艾曉明的採訪，便表示認同艾曉明的紀錄片，便表示在參與社運。正如某某接受某報章/電視台採訪，並不表示某某必然認同某報章/電視台的報道立場。況且艾老師文章只是要記者道出真相，不是要記者公開同情譚作人。

灰記更認為，即使沒有譚作人事件，主流傳媒負責人/記者就有新聞觀、就媒體生態，接受不同獨立媒體，如網上電視台/電台的採訪，促進了解，絕對不是甚麼有違客觀中立的事。

從事獨立媒體與主流傳媒的分別，於灰記而言，第一是前者多為無償行動，後者是一種生計，所以前者須找尋另外的生計才能支持繼續從事獨立媒體工作，必須有很大的信念和社會承擔才能「攞苦嚟辛」，因此往往未必能持久，也不如主流傳媒記者可專注採訪事務 。獨立媒體缺乏主流媒體的觀眾層面，不過，在網絡時代，亦不會沒有觀眾和讀者。

獨立媒體一般沒辦法如主流媒體一樣，可以專訪官員，建制內的有影響力人士，所以形式上會給人不夠「客觀中立」，因為有某些在主流傳媒經常出現的聲音不會在獨立媒體出現(但是否表示獨立傳媒作者必定偏頗，不能隨便下結論)。不過，其自由度亦是後者望塵莫及，好像最近深圳吉之島三名內地僱員來港絕食爭取勞工賠償，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有心，也未必能採訪報道，因為編輯覺得這不是新聞，但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即時拍攝短片上網，讓公眾了解絕食者的訴求和故事。換句話說，獨立媒體可以填補很多主流媒體的空白。並非一句獨立媒體記者也是運動參與者，因而缺乏公信力可以解釋掉。

至於接受艾曉明採訪會給當局藉口限制到內地採訪的空間，灰記存疑。最關鍵依然是傳媒負責人對採訪報道內地不公不義事件的態度，如果他們越來越不想觸碰大陸敏感題材，前線記者如何希望「爭取公義」，依然動彈不得。如果負責人開綠燈，總會找到採訪敏感人士、邊緣人士的途徑。

作為主流媒體一員，灰記承認艾老師的要求是「前所未有」之舉，對主流記者以及傳媒是一種衝擊。灰記絕對認同譚小姐文章的誠意，也理解譚小姐希望艾教授明白香港主流媒體運作的苦心。但即使「艾曉明，譚作人，香港的記者，不也是在爭取公義嗎？……香港記者相信，採訪譚作人和艾曉明，純粹採訪你，我已經作出了一個編採抉擇，就是讓你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可以傳開去。……」譚作人和艾曉明等內地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承蒙香港記者的垂青之餘，他們發聲要冒著比香港記者大百倍的風險，所需的勇氣和代價並非走大陸線的記者可比。譚作人是因為向香港傳媒發聲而身陷囹圄，至少官方的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

灰記認為，艾曉明的文章儘管對香港記者不客氣，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與內地受訪者以及任何發聲者，面對不成正比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平等/差異，香港記者和傳媒應如何面對？

有經常到內地採訪的同行對灰記說，每次採訪都小心奕奕，即使受訪者拍心口說談話內容可全部出街，也要小心選取。如果有人說坐牢也要發聲，則令他心理負擔更重。因為即使為了「公義」，被訪者一旦遭殃，良心絕不會好過。他亦認為艾老師提出的問題值得香港的記者和傳媒深思，期望兩地的有心人可以加強溝通和交流。

灰記以為，那種不平等/差異對香港記者的確造成道德危機困局，即使接受艾老師訪問不是最佳的面對方法，也不能置身事外，譚蕙芸的回應只是一個開始。

《建國大業》反共，但不反中共

鐵血網有署名「雨夾雪」的文章「《建國大業》的政治立場」，大罵《建國大業》反共。《建國大業》當然反共，中國共產黨自七十年代末鄧小平掌權後，經濟上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要共產黨千秋萬代，三十年來越走越畸型。既然中共背棄了社會主義，背棄了人民(這在毛澤東時代早已發生了)，一齣為中共建政獻禮的電影，為何不能反共！

今時今日，暴力革命產生的共產政權，列寧式的專政手段，逐漸被大部分國家的人民唾棄，這是最頑固的共產主義信徒都不得不承認，也是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必須反思的現實。

說回電影，電影被指美化蔣氏父子和國民黨，只說對了一半，蔣介石極其量被描寫成梟雄，被美化的是蔣經國。但這些描述手法，除了因為樣板化的處理在今天已完全沒有市場外，中共要跟台灣執政國民黨搞好關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大體上國民黨主戰，腐敗等元素依然存在，並沒有美化國民黨統治。

把毛周等共產黨領袖人性化處理，被批評醜化共產黨人的確有點寃枉。老實說，毛澤東的霸道、流氓習氣、心狼手辣，連中共的同路人都深感不滿。電影把他描寫成不拘一格，慈祥的領袖，簡直就是要年青一輩再次投進毛爺爺、周爺爺的懷裡，何來醜化？要勉強批評，最多只能說太「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其實是人性化的代名詞)。但今天的中共，從高層至基層領導，有那個對子女、對親友，不是充滿「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只是這種「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並沒有惠及廣大民眾吧了。

有不少人認為《建國大業》有借古諷今之意，其中最主要是蔣氏父子悲嘆國民黨腐敗到骨髓。灰記認為，突出民主黨派人士及政治協商會議，也是有此效用。而《共同綱領》中的民主承諾，更是中共欠了全中國人民整整六十年的東西。不過，在「雨夾雪」眼中，民主黨派人士只是錦上添花，這也是中共領導核心的想法，即所謂暴力革命後的專政道路。

這也是今日最最頑固的共產主義者也要解答的核心問題，即所謂先鋒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亦即共產黨是否永遠正確，是否不能被取代的問題。歷史證明，共產黨不但不是永遠正確，而且很多時錯得離譜，對人民所造成的禍害有時不比反動派更輕。這裡先不去批判「雪夾雨」熱愛的毛主席，斯大林的暴政，全世界很多左翼以至共產黨人後來都作出嚴厲的批判。

也許「雨夾雪」講得對，中共當年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或願望。但執政後種種倒行逆施，卻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熱之中。這也是很多永遠正確的共產黨執政的宿命。

因此，《建國大業》強調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的作用其實不在於反對中共，而是委婉地重提中共也曾經大肆宣傳的民主意識。今日中國社會矛盾日深，無人不知是政治體制出現問題。死抱先鋒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亦即共產黨專政觀念，沒有出路。

香港足球絕望的啟示

香港的確很「國際化」，灰記指的是觀賞足球的心態，問十個球迷他所擁護的球隊，九個會告訴你一隊遠在西班牙、意大利或英格蘭球隊的名字。「全世界最高水準的球賽，當然要追捧。」灰記近年已少看這些世界頂級賽事，偶而觀看，總會被現場熱烈的氣氛所吸引。在那一刻，忽然感到身為歐洲人的幸福，大家有一種共同樂趣，也有身份的認同。

追捧英超、西甲等頂級賽事的現象，相信在鄰近地區也很普遍。不過，鄰近地區的球迷，如日、韓，以至東南亞，在擁護外國名牌球會之餘，總會對自己所屬地區的球會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說水平直迫歐洲南美的日、韓球會，東南亞的球會也有為數不少的忠實支持者。他們沒有忘記本土足球，當他們的國家隊比賽時，更會全力打氣。

這種訴諸球場或運動場(其他體育項目)的國族情緒，灰記以為比較正面，總比劍拔弩張好，一些非洲南美洲以至亞洲弱國，也可以值提升足球水平而揚名。特別在全球化主導下的足球，一些國際名牌球會橫掃全世界，賺取最多金錢，而地區小球會則掙扎求存，有的甚至被本土人士唾棄。冷酷的現實下，支持本土弱勢足球，更需要投入對這個地區真摯的感情。

好像前幾天政府大球場的紅海，就是一次過對香港本土感情的展現。三萬七千多球迷，再加上數以十萬計看電視或關注這場本地球隊對抗外隊的賽事，除了「六四」和「七一」外，再也想不起任何民間自發支持本土事物的場面，可以如此壯觀。一場亞協盃準決賽第二回合賽事，可以牽動萬千球迷，更引起早已放棄本地足球的傳媒大篇幅報道，不可說不是對本土感情的一次成功抒發。

一次性的渲洩總是短晢，總是換來失落。特別是主隊南華力戰而敗，敗給實力較強的科威特對手。香港人短視已成了不可藥救的通病，成年人講錢、講炒股炒樓，只爭朝夕，又迷信唯有讀書高，埋沒青少年的運動天份；香港政府更毫無遠見，不會為任何事情投以長期心血，特別足球是需要龐大投資(不過，也遠較迪士尼和高鐵這些大白象便宜)；搞體育的人，很多仍然抱著業餘玩票心態，缺乏大志。

體育特別是足球，十分容易凝聚身份認同，幾天前的那場亞協盃準決賽是鐵證，大家對主隊南華，以及香港這塊小地方的感情表露無遺。不過，在這種總體社會沒有長遠眼光的大勢下，這種歸屬感只能是短暫。

南華的足主羅傑承是商人，他以商業手法包裝南華相當成功，羅致本地最好的球員，以及國援外援，都是一些短期方法，為的是短期拿出成績。但足球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正如南華的南韓籍教練金判坤說，香港足球需要長遠投資，由青訓做起，道路仍然很長。他可能只是一廂情願，過一陣子假如羅傑承失卻搞足球的興趣(這是香港老細足球的普遍現象)，香港足球又會打回原形。

理大教授何國良接受傳媒訪問說，這是香港足球的開始。灰記以為香港足球要開始，香港人真的要換換腦袋，習慣長遠投資也未必有回報的儍勁。至於如何改革本地足球，立法會都曾經討論過，可惜議員缺乏passion，為講而講，不曾討論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可見議員缺乏敏感，不為意足球的凝聚力。那個特區政府只顧金融炒賣，地產發財，又怎會留意香港人千方百計尋找途徑，投入對這地方的熱情。

舉一個例子，今屆本地甲組聯賽分散在各地區的球場上演，康文署所謂改善場地質素其說說而已，沙田運動場泥多草少，九龍灣公園球場狹窄而草地惡劣。連浸大理大城大聯校運動場以及香港大學運動場，校方都願意投資改善足球場的草質，改用百慕達草(一種密集又幼小的草)，讓師生可在優質的草地上玩樂，甲組球會晨曦便租用了聯校運動場練波，南華亦經常往港大運動場操練。

最要命是這些甲組比賽場地，市民也可以租用，草地在過度耗損下更差劣。在差劣的環境下又怎可踢出高水準的足球呢？政府無方向，無政策，不肯投入資源，又怎能讓香港足球重新開始。

幾天前的1021晚上，很熱烈，有點「淒美」，因為南華隊長李海強射入的一球被判越位作廢，但灰記是懷疑主義者，這個令人難忘的晚上，可能只是迴光反照。

和平笑話

如此題目，談的定然是奧巴馬和美國單邊主義。

奧巴馬外形和談吐自然比他的前任「牛仔」總統小布殊得體兼有魅力，但他的巧言並不代表真正的國策。事實上，軍事上的單邊主義依然是美國所宗，奧巴馬是小布殊的延續。稍為懂一點美國政治的人，都不會認為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外交和軍事上會南轅北轍。民主黨人克林頓當總統時，便於1998年對蘇丹進行狂轟濫炸，造成大量平民死傷，還阻止聯合國調查。當年派兵入侵越南的總統約翰遜，也是民主黨人。

「做出非比尋常的努力，強化國際外交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這是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對應屆得主奧巴馬的主要評價。是的，奧巴馬走訪各國，但大都是與美國的傳統盟友(其實說穿了就是美國的「靚」，或者要「俾面」美國的中小型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埃及，歐盟等。真的看不出奧巴馬有任何非比尋常的努力。如果說放寛美裔古巴人電匯祖國的限制，或派特使到北韓營救被囚美國記者都算是非凡外交努力，這個和平獎得獎人的能力實在非常有限，或為和平貢獻的作為實在少得可憐。

但作為當今全世界唯一超級軍事大國，今時今日依然在國外耀武揚威，操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佔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縱容以色列繼續欺壓巴勒斯坦人。奧巴馬和美國又怎會沒能力呢？關鍵依然是美國窮兵黷武的單邊主義思維不變，看美國軍費支出等於是全球所有國家加起來的總和，美國在全球有數以百計的軍事基地，便可知一二。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委員就像一群天真的孩子，向惡霸頒獎，只要他少打被他欺凌的人一拳，於願以足。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當然不是天真的孩子，只是他們的思維跳不出歐美中心主義而已。

還是美國的異見人士最了解，也最願意揭穿美國的真面目。杭斯基教授(Noam Chomsky)一定會對和平獎委員會的決定失笑，或者失望︰「美國前任國務卿賴斯預言他(奧巴馬)會延續小布殊的政策，結果基本上是這樣。不同的是他的花言巧語讓世人受落。」Barack Obama and the ‘Unipolar Moment’.

這些是甚麼花言巧語呢？小布殊公然要全世界配合美國，即所有國家都是美國的「靚」，否則就是敵人，就是邪惡軸心。幾年前，小布殊派兵入侵伊拉克的態度就是如此傲慢，聯合國贊成顧然合心意，反對也不礙事，總之美國就是可以為所欲為。奧巴馬調整了在人們面前的態度，事事好像有商量，私下全世界依然是美國的附庸。

杭斯基舉北約為例，北約的成立本來是為了「對抗」蘇聯對歐洲的「威脅」。二十年前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北約的「歷史任務」照理應該完結，可以「功成身退」。怎知美國繼續支配這個軍事組織，而且不斷收「靚」，包括前蘇聯的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向東歐、中亞進行軍事干預，主要是爭奪能源。

幾個月前，奧巴馬訪問俄羅斯前，他的特別助理Michael McFaul公開談到北約，說不會因與俄羅斯談判而停止北約的擴展，以及導彈「防衛」。而大家都心知肚明，北約的擴展對俄羅斯構成威脅。

至於所謂導彈「防衛」，其實是首發攻擊用的導彈系統，為了攻擊伊朗而設的。這是美國為何瘋狂阻止伊朗製造核武的原因。因為只要伊朗有了核武威懾能力，以色列縱有核武亦不能隨便攻擊伊朗。

雖然聯合國剛通過核不擴散條約，但奧巴馬公然違反此協定，保證美國與印度核武協議不受此條約限制。而印度更宣稱擁有如其他主要核武國家的核武力量。而在美國和歐洲的反對下，國際原子能委員會要求以色列參與核不擴散條約，並公開其核設施讓委員會審查。以色列當然不答應。

諷刺的是，和平獎委員會贊揚奧巴馬在核不擴散議題上所作的努力！

至於美國在奧巴馬主政下，繼續偏坦以色列，完全漠視以色列繼續擴建殖民區，陷巴勒斯坦人於水深火熱於不顧。

如果說小布殊是表裏一致的戰犯和惡霸，那麼奧巴馬就是表裏不一的戰犯和惡霸。

杭斯基在結尾說到，軍事上美國依然世界第一，但經濟和政治已三分天下(美國、歐洲和東亞) ，這個格局有助於和平和進步，換言之，只要美國的獨大受制衡，世界才有希望。這也是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延續小布殊軍事單邊主義的奧巴馬說成和平促進者的當頭棒喝。

六十年前光影

戲院內小孩佔了不少，電影雖屬兒童不宜，看來卻只有兒童才可能受感染，如果他們不覺得故事沉悶難懂的話。

教書的好友，詢問學生會否看這套《建國大業》，學生異口同聲說「唔睇呀，明知假嘅。」導演說要利用明星效應，引起年青人對歷史的興趣，看來不很成功，起碼在香港不成功。因此，除了內地人(戲院內不時有普通話高談闊論)，那些家長陪同觀看的小孩子，便成了這套電影的主要傾訴對象了。

老實說，影片雖然拍得用心，但對歷史多少有點認識的人，看到影片一些人物的舉指，不是搖頭，就是失笑。只有如「白紙」般的小孩，才有可能受「感召」。而導演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花叢背著小孩，看來也是要給這些對歷史還屬無知的小孩，再次塑造「親爺爺」的形象。為甚麼說再次塑造呢？經過1949年以後，殘酷的土改、反右、人為饑荒、文革等無數政治運動及災難，毛澤東的「親爺爺」，以至「神聖」形象，在上一兩代人心中都破滅得七七八八了。「人民的總理」周恩來為求自保，在毛面前唯唯是諾，亦越來越被人看不起。

多讀一點歷史，也知道毛周自遵義會議後逐步形成的「主僕」關係，毛澤東的霸道也非「建國」以後才形成，中共的內鬥從二十年代暴力革命開始，已層出不窮，片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親如手足，毛澤東大度、寬容、有愛心、尊重不同意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導演說要引起年青人對歷史的與趣，是要他們對越來越多黨內外人士，透過越來越多的原始資料所寫的史實，還是官方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八股宣傳呢？

老實說，作為一套軟性宣傳片，導演可算是克盡己職，片名《建國大業》已注定導演要跟隨中共官方已有的立場講故事，即挑起內戰的是好戰的國民黨反動派(而非國共兩黨其實都想雄霸中國)，順應民意的共產黨終於可以奪取政權，還歡迎各民主黨派共同為「新中國」奮鬥。

唯一可以走位的地方是對某些人物描寫的分寸，例如大反派蔣介石可以多點人性化，他的兒子蔣經國更可以正面處理，以配合近期與台灣國民黨修好的政策。民主黨派可以佔多些戲份，如民盟的張瀾，民革的李濟深，以至共產黨同路人宋慶齡等。還可以多著墨那個中共「用完即棄」的政治協商會議，以顯示共產黨的寬宏大度。

還有一些小「驚喜」，如文革後期與毛澤東鬧翻，「逃往」蘇聯時墮機死亡後，一直被官方妖魔化的林彪，在片中出現了。林彪是中共軍事人才，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林彪居功不少。五五年「高饒反黨事件」的主角高崗亦在片中出現，大右派羅隆基也出現了。看來官方的意識形態有所鬆動。

不過，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大陸，要拍一套不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的歷史片始終不可能，更何況是六十年「國慶」獻禮電影。所以灰記不會怪責導演的官方視點，還要稱讚導演有意或無意的「曲筆」，例如在國民黨大陸政權逐步崩潰時，蔣介石對兒子蔣經國感嘆道︰「國民黨腐敗到了骨髓。」頗有借古諷今的意味。而其實今天的中共如果願意正視歷史，是有條件和空間，逐步實行當年承諾的民主憲政的。

想起看過龍應台寫的，被大陸禁制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想起這書，是因為歷史很多時只講台前人物，只講勝者觀點，官方觀點，只講大歷史。但受歷史影響的廣大小人物卻鮮有發言權。《大江大海》至少訪問了一些基層人物，在內戰、抗戰、太平洋戰事時的生活面貎。

完全同意龍應台希望胡錦濤在十月一日，以勝利者身份、為內戰無數的死者，無數顛沛流離的人，說聲對不起。也順帶為中共執政的嚴重失誤說聲對不起。當然，缺乏謙卑的中共和胡錦濤不會聽得進這些話。

「希望要由前人的悲慘歷史中深切認知戰爭的悲痛，這不是解放軍與國軍的勝敗，而是『國家的悲劇』」。灰記國家觀念不強，所以情願將「國家的悲劇」，改為「人民的悲劇」。

你們應當悔改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好像是基督徒必須認同的說話。灰記不是基督徒，所以這說話對在下沒有多少影響力。不過，宗教教人謙卑，倒時常能警醒灰記。當然是否經常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如果將「天國近了」改成「國慶近了」，將「你們應當悔改」改為「你們應當愛國」，對灰記這個中國香港人的影響又如何？灰記寫了那麼多反中共(其實只是反對他們與國民黨無異的黨國思維，以及專政觀念)，反愛國的文章，那麼目中無國族，是否最終要受到審判？是否真的要悔改？

宗教教人謙卑，灰記要反問自己是否過於自以為是，不懂百多年來的「國恥」，不懂中共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可貴，不懂欣賞「新中國」的成就。一篇又篇為中共，或曰新中國說話的「建國感想」，都異口同聲指中共即使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新中國依然是歷史之選擇，甚至是近千年來最好的時光，就算不喜歡中國共產黨，也要認同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獨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兩者又可以如何分開？)。

灰記再三思量，出生在香港一個大陸移民家庭並非自己選擇，父親反共也非自己的選擇，小小年紀已經領教「愛國洗禮」，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崇拜蔣總統，愛的是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香港人曾經可以自由公開搞不同的國慶活動的「美麗」，可參看安徒的《未完成的民族國家》)。直至到北美求學，開始懂得獨立思想，接觸左翼思想，中華民國成了反動國民黨，蔣總統成了大財閥、大獨裁者，取代的是為無產階級打拼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

不過，畢竟灰記的左翼洗禮並非來自事事緊跟中共的香港「愛國陣營」，而是來自北美，以至拉美、非洲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多了點國際主義，少了點民族激情。 多年以後，雖對中共早已沒有幻想，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依是灰記所嚮往，所以以色列軍方血洗加沙令灰記憤怒，令灰記走進香港僅有的抗議行列；美國小布殊單邊霸權主義，強侵伊拉克，灰記亦加入抗議行列。

對灰記而言，階級的壓迫不比異族壓迫更溫柔美麗，以「革命」之名，「愛國」之名，剝削勞動者，破壞自然生態，屢見不爽，中共執政前三十年就以奴役人民見稱，一個工農政權，竟然因為自己的專制領袖一言堂的空想主義，和盲動政策，冷血餓死幾千萬人；一個聲稱永遠正確的政權，為了消滅異己聲音，鬥臭、鬥倒、鬥死數以千萬計人。事過境遷，要公開評論，書寫這些慘痛歷史依然關卡重重。而那個比蔣介石更得心應手的獨裁者毛澤東，依然被中共膜拜，官方不曾為自己執政為人民帶來的災難，表示愧疚。

改革開放後，個人多了自由，但絕大部分基層並沒有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農民工可以訴說一個又一個被僱主榨乾血汗，拖欠薪金的故事。香港以至中國大陸，階級壓迫越來越嚴重，權貴結合的資本主義，完全缺乏制衡的國家資本主義，對基層普羅市民是另一個大災難，「愛國」口號改變不了事實，只能迷惑民眾。

今日，外國沒有人不相信中國政府已經強大，中共依然要展示最新型的武器，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這種舉措對現今反核反軍備競賽的全球公民社會來說，相當礙眼。而中共為了耀武揚威，不惜把住在北京城的平民百姓當成疑犯，限制出入，儼如戒嚴，遊客也不能自由遊玩，外國記者採訪巡遊綵排被粗暴阻撓，異見人士被捕或被牢牢監控，上訪人士嚴厲禁止上京。

不說其如何勞民傷財，這種以武力製造歌舞聲平，表面和諧的舉措，與歷代封建皇朝所作所為何其相似，以往一些「識做」的皇帝也會大赦一番，變相與人民「和解」。無神論的中共，從來缺乏謙卑，除了死不認錯，死要面子，死抓政權和利益不放之外，還剩下些甚麼？

那些現在北京成為「上賓」的觀禮團成員，大部分是大聲疾呼，小聲和應，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士，當中不少是愛國「有著數」人士，也有個別有機會被吸納的民主派成員，當他們看到如臨大敵(視人民如大敵)的慶祝場面，會否有所思考？還是甘於陶醉於表面歌舞聲平，以及「上賓」的高一人等的待遇？

灰記三思以後，即使「國慶」已到，也無從悔改。

景色

十月一日，菜園村舉行為《用溫柔支持抗爭去菜園村過中秋》的音樂會，當日，身在被喧鬧的歌功頌德國慶活動支配的香港的閣下，如果不欲高調參加支聯會「贈興」的黑色遊行，菜園村是一個「避世」的好去處。當然，兩個活動也不是相互排斥。

這個音樂會也許不能改變命運，不能改變充斥中港統治階層的長官意志和硬件思維。這可能是菜園村的最後一個中秋活動，這一帶的村落和自然景色將會有重大改變，超過半個世紀的田園村最終會成為歷史，如果將來還有人知道，還有人願意尋訪這段抗爭歷史的話。

說到這裡，灰記要介紹一本名為PALESTINIAN WALKS: NOTES ON A VANISHING LANDSCAPE的書，作者是一個在英國讀法律，然後回家從事法律及人權工作的巴勒斯坦人Raja Shehadeh。 這本書 講述Raja在不同時候，七次在自己的土地漫步的經歷。透過觀察景色的改變，了解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改變，作者要講一個被佔領的民族的日常遭遇。

在西岸拉姆安拉(Ramallah)長大的Raja，從祖父輩的回憶，自己的親身體會，訴說巴勒斯坦幾十年來被以色列殖民政策改變的景色，從這些改變中，體味家園逐步被蠶食的挫敗感。拉姆安拉四周的小山丘，是他叔公常去小住的地方，叔公用石頭築成郊野小室，有時會在那裡住上六個月，還離繁囂。

那時候英國佔領巴勒斯坦，但殖民者對遠離海岸大城市的偏遠地區沒興趣，Raja的叔公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一生也沒有碰見過英國人。葡萄樹和橄欖樹，還有一些農作物，伴隨叔公切割建築用石頭的歲月。

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佔西岸和加沙。猶太人跟英國人不同，猶太人視巴勒斯坦為「應許地」，是他們祖先發源的地方，這對世世代代住在那裡的巴勒斯坦人是大災難。所有舊約聖經記載過的地方，如 希伯倫(Hebron)，勒布盧斯(Hablus)，杰理科(Jerico)耶路撒冷(Jerusalem)，都成了那些猶太原教旨主義者、猶太復國義者誓要「奪回」的「應許地」，以色列政府亦於八十年代開始大量興建猶太殖民區。

Raja居住的拉姆安拉因為舊約聖經沒有提及，所以仍是巴人聚居地，後來還成了巴解政府的所在地。但二十年多來，拉姆安拉周邊建立了無數的猶太殖民區，專為貫通殖民區的公路鋪設了，為「保護」公路及殖民區而起鐵絲網和城牆，把西岸的自然景色徹底破壞。

佔領的早年，直至八十年代初，Raja還可以自由遠足，之後，他的行徑越來越受限制，一些以往可到達的地方被禁止前往；隨時被以色列士兵查問身分，阻止前進。有一次，他到杰理科渡假一天，回程時要苦苦哀求以色列士兵讓他回到突然宵禁的拉姆安拉。他想到生活的艱難，讓人沮喪的民族前途，無時無刻的屈辱和挫折，曾經想過到外國輕鬆地過生活。

「如果我和其他人離開，不再堅守對抗佔領，幾年之後我們會面對一個新的現實，就是腳下的土地被取走。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身處的困境對抗。」

Raja和其他律師，利用法律途徑，期望協助巴勒斯坦人保衛自己的家園。農夫Sabri Gharib二十多年來與以色列當局對抗，他是第一個敢於挺身作證，講出鄰近的猶太殖民騷擾的事實，包括被阻止到原來屬於自己的耕地耕作，自己和子女被開槍射擊，被恐嚇以及被以色列軍方無數次抓捕。

Sabri勇敢面對以色列人，在巨大壓力下保留自己的居所，但在以色列殖民的包圍下，他原來耕地被佔有。以色列與建的分隔牆將他與子女的住所分開，他的住所被劃進殖民區。作者探訪他時，他正狀告以色列的高等法院。

Sabri沒有多少巴勒斯坦民族意識，他為了自己相信的阿拉和自己的土地，與以色列侵略者糾纏二十多年。他未能阻止殖民區的擴張，但始終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不過，他的無數巴勒斯坦同胞，被以色列政府和猶太殖民者趕離家園。

Raja在後記述及與一位到巴勒斯坦當志願人員的英國女人漫步的經驗，這次他們沒有碰到以色列士兵(因為是猶太假期)，卻遇到兩個巴勒斯坦少年，要查問他們的身分。少年更以懷疑的眼光望著這位年長的巴勒斯坦人，和不知來歷的女士，覺得他們要看美麗，或者以往曾經美麗的景色不可思議。

「美麗景色！每日有那麼多人死亡，你要我們關注這些景色？」「這依然重要。」Raja希望少年們可以欣賞自己家鄉剩餘的美景，但在這些少年心中，除了仇恨與殺戮，沒有甚麼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Raja在結語說，他要向美景說再見，會有一段長時間不會回來，起碼在與以色列的鬥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災難完結前，也不會再來，如果在有生之年可以看見真正和平的話。

如果說無知的巴勒斯坦少年心中只有仇恨，那些掌握實權的歷屆以色列領袖，最終要把巴勒斯坦吞併，思想更屬荒唐，不斷擴建猶太社區的耶路撒冷市長Barkat最近再次重申︰

「在歐洲的猶太人被消滅了。大屠殺不會再在以色列出現，所以我知道為何我們一定不能將我們的安全作任何妥協。」

以色列政府不斷利用歷史上的猶太人災難， 作為以色列霸權行為，欺侮巴勒斯坦人的藉口，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也步。但現實是，巴勒斯坦的政客無能腐敗，巴人暫時只能如Raja 和sabri一樣，死命留在家園，誓作以色列的「眼中釘」，不輕易被消亡的「眼中釘」。

拉姆安拉以至巴勒斯坦的景色，跟菜園村的景色相信很不相同；巴勒斯坦人的抗爭與菜園村村民的抗爭也不一樣。然而，Raja的叔公，農夫 Sabrir和高婆婆也許有很多共同話題，關於土地，關於自然環境，關於農作物，關於生存的奮鬥……。因此，菜園村景色的轉變，和拉姆安拉景色的轉變也許有相通之處，無論用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融合珠二角以全國也好，重回應許地也好，最終只不過是掠奪土地資源，為不同利益服務，犧牲的是與土地建立了不可言喻的感情的住民。

菜園村村民現在成了官僚系統的「眼中釘」，當權者要把他們拔除，時間越來越逼近。但願十月一日的溫柔抗爭，以及其他的活動，可引起更多人對景色的關注，對盲目破壞景色的憤怒！

菜園村村民的「最後」聲明

早前因為抗議鄭汝華講大話，被立法會保安無理拘捕的菜園村居民(不知背後是誰指使)，九月廿三日再到立法會，他們連同其他反對清拆菜園村的團體和個人，參加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表感言。

可能害怕村民即場再次揭穿她講大話，也可能根本從頭到尾都看不起這群弱勢村民，鄭汝華沒有到場，派出她的副手邱誠武應付。

那位年愈八十的高婆婆(黃金福)，只是訴說她如何在半世紀前，在菜園村從零開始，建立家園，把子女養育成人，如今希望於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園終老，將要落空。而另一位住在元朗的婆婆亦發言，敍述自己與高婆婆在菜市場的交往，以及高婆婆的子女如何在大風大雨中，顫抖著身體協助母親賣花。

這些感人的發言，這些庶民走過的甘苦日子，這些極其卑微的願景，在三分鐘發言的限制下被打斷。說感人，灰記大概是一廂情願，大部分港人，起碼大部分傳媒，情願給「無限」時間那些大富豪長者講如何投資股票，以及家庭瑣事，而且不怕重覆乏味。而這些大富豪長者早已忘記他們那一代建立家園的血肉故事，在他們心中只有數字，多一個億，少一個億的數字，再沒有田園，再沒有社區可以引起他們任何興趣。

當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邊飲泣邊發言，反駁政府及鄭汝華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他們，較低層次的官員「落區」如人肉錄音機，令村民徹底失望。而經他們查問，與政府的講法相反，沒有任何村民，包括租客、業主同意政府的賠償方案，願意搬遷。

不過，當她要講到第三點，即最後一點時，三分鐘限時已到，小組主席劉建儀硬要斬斷高的說話，有團體代表說讓出半分鐘給她，劉沒有理會。直至湯家驊，以至代表地產界的石禮謙都發言表示，應讓高春香講完村民的心聲時，劉健議才不再堅持。

高續發言說，如果政府繼續玩弄手段，沒有誠意談判的話，她便在這裡作最後一次重申，不遷不拆是他們的立場。

除了村民，個別人士及團體的發言都點出政府假諮詢，不聽民意，不理會獨立專業意見的所謂「行政主導」的謬誤。例如梁啟智利用港鐵的設計圖，轉一轉腦筋，便得出政府所謂唯一影響最少的方案其實是影響最大的方案，而村民提出的反建議可減少一半影響，而石崗軍營方案更可將影響減少四分三，由原來的六十戶減至十五戶。

有人提出其他地區高鐵大幅虧蝕(如台灣高鐵)，或需要政府繼續大量補貼(如京津高鐵)，美國經過反覆論證，最後取消興建東北走廊高鐵，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的分析很有說服力。有新建議將總站放在使用量嚴重不足的落馬州站(即變相不用與建香港段)，再作交通配套安排。保育人士馮炳德大罵政府的環評報告、社區影響評估遠離國際標準，馬虎了事，奇怪，這樣大型的工程，除了個別小型環保組織，所有環保團體都沒有關注，他們靜默得離奇。

個別說得精彩的發言人，獲得掌聲(因為參與這次會議的主要不是循規蹈矩的議員，而是民間人士)，起初主持會議的劉健儀反射式的要求馬上肅靜，當高春香可以「超時」發言之後，當發言越來越熱烈之後，劉健儀也不再喝止掌聲(其實她不干預，掌聲也只會維持十秒八秒，完全不會妨礙會議進行)，不管她是因為受某些發言所感動，還是明知這些會議不會阻礙「大局」(政府要做的事)，不再堅持無謂的會議規則也是一種進步。

不過，這個特別會議，這樣重要的議題，引不起傳媒注意。對傳媒來說，高鐵上馬已成定局，即使有新的反對觀點，新的反對理據，也不再引起他們的興趣。至於在場的立法會議員，特別泛民議員，會否受到感動和啟發，順應龐大的反對民意(至少一萬四千封反對信)，要求再重新討論興建高鐵的問題，包括停建的可能性，實在是一大嚴峻考驗。